关键词：新疆农民画；身份转变；文化认同；时代价值

   世界各国的民间艺术形式均承载着各自文化传统的独特印记，它们以深厚的民间信仰和民俗生活为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展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多样的生活习俗与地理环境，为绘画艺术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疆农民画。新疆农民画作为新疆农民感知记录乡村变化，寄托情感的一种新艺术形态，其生成与演进体现了中国农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进一步追求，反映了农民群体及地方社会的多元诉求。在响应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的号召下，新疆农民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不仅在创作主体层面体现了深厚的文化认同，更在创作内容上紧跟时代步伐，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和时代精神，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新的时代价值。

在早期阶段，中国农民画研究主要依托于美术学科，从审美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地区的农民画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部分地方农民画创作者进行推介。进入21世纪，农民画开始迈向产业化。新疆农民画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兴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进，全国各地农民画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中，西安鄂邑、上海金山、河北辛集等传统画乡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广泛声誉，部分创作者甚至以农民画创作为主要生计来源，个别艺术家更是通过农民画的创作、复制与市场推广实现了经济上的显著增长，使农民画成为当地的新兴产业。然而，产业化进程亦暴露诸多问题，市场竞争机制不规范导致盗版泛滥与低水平复制，工业化生产引发过量供给，且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创作的庸俗化趋势。针对上述困境，学界开始反思农民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2007年“中国农民画高峰论坛”及2010年“全国农民绘画展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均围绕传统艺术如何平衡现代性与本土性展开探讨。民俗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趋势。201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画考察报告》系统地梳理了农民画的五十年发展历程，强调农民画与民俗文化的共生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艺术设计也逐渐成为农民画研究的重要领域，农民画开始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当前，农民画研究呈现出两种趋势：其一为路径研究，研究农民画的传承与发展；其二为内容研究，侧重农民画内涵与价值挖掘。2023年在上海金山区举办的“中国农民画邀请展暨理论发展艺术研讨会”进一步聚焦创新、商业化、社会化及农业题材的叙事表达，标志着研究进入深化阶段。

在此背景下，新疆农民画作为中国农民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遵循全国农民画的共性规律，又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其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以纪实叙事为主要功能。20世纪60至70年代，受陕西户县（西安鄂邑区）等地农民画影响，新疆农民开始以本地自然与人文元素为载体，创作反映农村生活、传承乡土文化的作品。喀什麦盖提县作为刀郎文化发源地，因绿洲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完整保留了传统习俗与艺术思维，孕育出风格鲜明的“刀郎农民画”。其以沙漠环绕的绿洲景观、刀郎民俗为创作主题，技法融合写实与象征，与内地农民画形成显著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刀郎农民画注入了新的创作活力。创作者们将现代元素与传统技法相融合，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05年麦盖提县被命名为“中国刀郎农民画之乡”以来，当地农民画创作群体不断壮大。截至2019年，已形成涵盖107家“刀郎农民画之家”和300余名创作骨干的规模化队伍。

然而，新疆农民画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方面，过度聚焦艺术风格与保护实践，忽视对农民创作主体的身份转变及其文化认同的探讨；另一方面，对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社会功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价值挖掘尚显薄弱。当前，如何在商业化进程中平衡艺术本真性与创新需求，如何通过农民画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拟以新疆农民画为个案，结合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揭示其在新时代的文化再生产逻辑，探讨创作者身份转型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互动关系，并反思商业化浪潮下艺术本真性守护的实践路径。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农民画的创作背景和基础经历了逐步的演变，其创作主体的身份、表现形式、叙事手法和文化内涵亦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新疆农民身份的演变对农民画的发展和文化认同产生了持续显著的影响。

1.历时性重构：从传统依附到文化创造主体的觉醒

此处所指“传统”，特指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形成的以土地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农民身份定位。在封建社会，农民长期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其生存境遇受制于封建土地制度和赋税体系，不得不放弃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唐宋诗词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等现实主义描写，实则折射出封建制度下农民的生存困境。这种历史性的身份定位在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异化为文化认知层面的刻板印象，致使农民群体常被简单等同于“愚昧”“落后”“贫穷”等符号化标签，其形象亦频繁以“苦难”的形式出现在各类文艺创作之中。但不可否认，他们通过岁时节庆、民间工艺、口传文学等形式，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创造力。例如，年画、剪纸、社火等民间艺术均源自农民群体的智慧结晶，彰显了乡土社会的文化活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农民群体的身份开始转变，他们被有效地组织与动员，逐渐成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一些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乡村社会，深入中国农村，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田野调查，深入地反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最具代表性。“农民”群体开始被重新审视，他们的文化身份逐渐从被忽视和贬低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得到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知。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被挖掘，他们的生活和故事被更多的人知晓。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地肯定，但尚未有文化身份上的转变。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民应国家需要，开始创作农民画。1958年兴起的“农村壁画运动”，虽由政府主导，却为农民提供了表达集体理想的艺术平台。这一时期的农民画以明快色彩和饱满构图，生动展现了农民对新时代的憧憬，其创作虽带有鲜明的政治动员色彩，但也反映出农民群体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的身份转型。但在这一历史时期，农民画创作群体的自我意识与文化自觉还尚未实现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塑农民主体地位，乡镇企业兴起培育出新型农民群体，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强化。随着经济水平提升与教育普及，农民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生产者角色，而是逐步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者。农民画、农民诗、农民音乐等艺术形式不断涌现，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农村的文化魅力。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更使农民突破地域限制，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渠道分享个人生活、经验与感悟，展示乡村生活图景，重构了外界对农民形象的认知。在此过程中，新疆农民画家以画笔记录乡土变迁，将传统民俗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既延续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中的装饰美学，又融入了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时代主题的思考。这种文化自觉表明，农民已从历史中的“沉默多数”转变为具有话语权的文化创造者。这一过程不仅消解了传统身份偏见，更彰显了农民群体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能动性。

农民文化身份的历时性重塑，既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缩影，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延续性的体现。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去传统化”，而是通过扬弃与创新，使农民在现代化浪潮中实现了文化主体性的回归与升华。

2.身份的双重转向：从乡土劳动者到复合型文化生产者

在新疆农民画发展初期，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画则作为一项辅助性活动存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疆麦盖提的农民画得到自治区文化部门的重视和扶持，在全区多地成立农民画基地，地方文化机构亦纷纷伸出援手，促进了该艺术形式的持续繁荣与扩展。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画的创作主体也逐步完成了双重转型：其一是生产主体从传统农人向复合型文化创作者的蜕变，其二则是文化身份由被动消费者向主动生产者的历史性跨越。

在主体性重构层面，农民画家群体突破了传统农业劳动者的单一身份定位。他们通过艺术实践将农耕经验转化为文化资本，在保持原生态审美特质的同时，实现了创作理念的现代性转化。他们突破了身份的限制，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风格的艺术作品，使其具有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作品题材从单纯农事记录转向社会全景式表达，更表现为创作动机由自娱自乐向文化自觉的演进。特别是，其经济行为模式的转型——从畜牧养殖到艺术商品经营，不仅是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升级，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当农民将画笔与锄头并置为生产工具时，既延续了“艺耕并作”的传统智慧，又重构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生产者的身份内涵。

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身份也发生了转变。历史上，该群体仅限于作为文化产品的接受者，且其文化消费层次较低，处于文化市场的边缘地位。随着农民画创作体系的成熟，使他们完成了从文化消费者到文化生产者的角色转换。自媒体的兴起，更是让人人都可以参与文化创作，成为文化产品的供给者，文化市场不再被公司把控，一些个体的融入使文化市场更加多元。这一转变使他们收入增加的同时，又提升了他们在文化供需层面的地位。经济地位的提升反向强化了其文化话语权，形成了文化生产与身份认同的良性互动。

新群体的加入促进了新疆农民画的发展和内涵的延伸。由于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纯农民身份的作者比例急剧下降，许多新的乡村阶层如乡村美术教师、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以新“农民”画家的身份加入，为农民画带来新改变。传统的农民画创作群体虽文化程度低，但对乡村生活的感悟深刻，其作品呈现出原生性的审美张力。例如，麦盖提“刀郎农民画”以浓烈色彩、抽象构图再现绿洲农耕场景，其艺术语言与维吾尔族民间文化形成深层互文，具有鲜明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新一代创作者将学院派的技艺与跨文化的视角融入创作之中。然而，他们在民间艺术的修养以及农村生活经验方面显得相对不足。尽管这些作品在造型技巧上展现出一定的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地域特色弱化”的问题。对此，新疆农民画通过“双向融合”实现创新。一方面，传统农民画家积极参加专业培训和交流活动，学习新的绘画技巧和表现手法，例如，有些农民在创作中借鉴了版画技法；另一方面，新兴群体则深入田野挖掘巴扎集市、民族服饰等乡土符号，最终形成“本土经验+现代审美”的独特风格。农民画创作者的身份嬗变，既反映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文化向度，也彰显了民族文化自信建设的基层实践。

《丰收颂》   于嘉璐

《艾德莱斯》   吐尔荪·图合尼亚孜

3.国家叙事与民间表达的互构：新疆农民画的政治传播功能 

新疆农民画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成为展示新疆多元文化的窗口，同时亦是国家政治立场的传播媒介。在创作过程中，农民画创作者注重将国家叙事与民间表达相结合，以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为基础，将国家政策、社会变迁等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使观众能够在欣赏画作的同时，感受到国家与个人的紧密联系。正如华夏先生所言，“他们（农民画）先天就有政治这个‘灵魂’”。[1]

“文化润疆”作为新时代新疆工作的核心政策之一，强调以文化浸润促进社会和谐与价值认同。在此框架下，新疆农民画成为政策传播的载体，农民画创作者是政策的传播者和艺术化的解读者，在艺术实践中实现了国家叙事与民间表达的双向互构。例如，麦盖提县用农民画装饰法治文化墙、法治文化主题公园和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巴州、博州等地建立的农民画创作基地，通过组织画家深入乡村采风，将“文化润疆”中等抽象政策语言，转化为牧民放牧、科技下乡、边境巡逻、丰收庆典等具象场景，使农民画成为连接国家政策与民众情感的桥梁。这一过程既是国家意志的“下沉”，也展现了民间艺术对政策内涵的“再诠释”，形成政策与艺术的共生关系。同样，这种艺术实践不仅完成了政策符号的在地化转译，更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使国家意识形态内化为民间自觉，形成“政策引导创作—创作反哺认同”的闭环。

特别是在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斗争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农民画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使命。据《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2]2014年是新疆暴力恐怖案（事）件频发的一年，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新疆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活动。2014年11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举办的“去极端化”农民画创作大赛，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工程。此次大赛吸引了新疆各地州市，特别是拥有农民画基地的15个县的各族农民画家积极参与。他们创作了一万多幅以“去极端化”“民族团结”“现代文化引领”“幸福生活”为主题的画作。在入选作品中，以“去极端化”为主题的画作超过740幅，占据了半数以上的比例。这些画作通过艺术化表达，揭露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弘扬法治精神与现代文明生活。例如，疏勒县玉麦尔艾力·吾拉英创作的《极端势力下地狱》，麦盖提县艾尼完·尼亚孜创作的《反对分裂》，阿克苏市茹仙古丽·艾孜孜创作的《团结之歌》，库尔勒市农民吾斯曼·克日木创作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和静县夏成慧创作的《营造和谐家园》，马燕创作的《美丽与丑恶》，欧阳红霞创作的《觉醒》以及唐双兰创作的《自掘坟墓》等作品都有效地对冲宗教极端思想，为新疆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出180幅农民画编印了2.3万套“去极端化”农民画宣传挂图，2.5万册“去极端化”农民画手册和1.2万张光盘，发往全疆基层文化大院学习，通过农民画家的积极宣传，有效地重塑了公民意识。可见，农民画的政治传播功能并非单向输出，而是通过艺术与生活的互动实现价值内化。

诚然，农民画作为民间艺术形式，其生命力正源于与时代命题的深度共振。它以视觉叙事消解极端思想的侵蚀，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各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新疆各地农民画创作热情再次高涨，乌鲁木齐、哈密、喀什、阿克苏、阿勒泰等地相继开展庆祝新疆成立70周年的农民画主题创作与巡展活动，推动这一艺术形式与时代精神更紧密融合。阿瓦提县于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丹青颂华诞’阿瓦提刀郎农民画”展览，展出了百余幅体现刀郎文化与现代生活相互交融的作品，生动地呈现了当地农民画家对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发展的深刻认知。

农民画的政治传播本质上就是一种二次创作，其核心在于对政治话语体系进行系统解构与符号转化。创作者通过解析政策文本的深层逻辑，将其凝练为具象化视觉符号，实现政策内涵的直观传达。这种转化过程既增强了政策要点的记忆留存度，又深化了传播效果。这种二次创作机制不仅体现了农民群体对政策文本的主体性认知，更通过在地化视觉叙事策略，构建起政策传播的双重路径——既包含群体内部的意义再生产，又实现跨群体的话语传播。同时，它也是农民群众表达诉求和愿望的重要渠道。农民画家们通过创作反映乡村生活、表达农民心声的作品，为国家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基层声音和参考依据。

4.乡土符号的现代性转化：新疆农民画的文化代言与乡村振兴实践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的乡土文化根植于地域差异性，而新疆农民画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鲜活载体。传统农民画以展现农耕生活为核心，如打猎、收麦、种棉、养蚕、转场等场景，通过朴拙的笔触与浓烈的色彩，凝结了新疆各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现代浪潮的冲击，农民画的主题与功能正经历深刻转化：一方面，作品开始融入科技兴农增收、抗震安居新房、定居兴牧新村、农村合作医疗、教育“两免一补”、文化站新舍、文化共享网络等现代文明符号，记录惠民政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另一方面，通过歌颂道德模范、民族团结等题材，农民画主动承担起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文化代言角色。这种从“田园牧歌”到“时代镜像”的转向，体现了乡土艺术对现代语境的创造性回应。

作为新疆农民画的代表，麦盖提“刀郎农民画”的演变轨迹尤为典型。早期作品以稚拙的线条与高饱和色调为特征，如《丰收舞》中人物肢体夸张变形，服饰纹样繁复堆叠，彰显出原始绿洲文化的生命力。与20世纪60、70年代的户县（西安鄂邑区）、金山农民画相比，麦盖提县农民画呈现出更为原始、自由和质朴的韵味，这种返璞归真的艺术特质与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3]近年来，《斗嬉闹春》《乌伦古湖》等新题材作品，在保留民族审美基因的基础上，大胆引入透视构图与写实技法，同时吸收内地农民画的勾描、涂染手法，实现了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生活图景的有机融合。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实践，既维系了乡土符号的识别度，又完成了艺术语言的时代性转化，为民间美术的存续提供了创新范式。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民画实现功能转型与价值拓展。在艺术生产维度，创作者突破纸本媒介限制，转向葫芦雕刻、桑皮纸绘画等多元载体，通过“非遗+产业”模式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以新疆阿瓦提县为例，当地农民画家开发葫芦雕刻产业，逐步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均增收超10万元。截至2025年10月，阿瓦提刀郎农民画年产值已达55万元以上。与此同时，农民画在数字化传播与文创方面也取得显著进展。2023年5月，陕西农民画艺术数字展馆正式上线，标志着农民画在数字化展示与推广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浙江余东村则于2021年实现农民画及其90余种文创衍生品产业产值3000万元，并于2022年推出农民画数字藏品，其中单幅作品售价高4.9万元，充分彰显出农民画所蕴含的市场潜力与文化消费活力。在文化传播层面，农民画成为文旅融合的核心介质。吐鲁番葡萄沟景区打造的沉浸式农民画长廊，游客扫码即可获取双语解说，在视觉体验中解码坎儿井文化；哈密市打造的阿勒屯古街非遗集市中的葫芦农民画研学馆，集展示、教学、制作、销售于一体，助推当地旅游发展。更具代表性的是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通过绘画培训、民俗体验与文创开发等举措，成功塑造“刀郎画乡”文化IP，累计带动就业3000余人，年旅游收入突破亿元。文创产品作为与旅游深度融合的载体，不仅延伸了游客体验链条，也实现了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有效转化。阿瓦提县依托农民画，开发出6大类10余种文创产品，葫芦、手鼓、酒包上皆可见农民画，并在刀郎部落景区设置石头画绘制体验项目，文创收入已占景区营收的40%。农民画的创新发展正不断激活乡土文化的内生动力，使其从静态展示走向动态参与，实现了从“乡土表达”到“文化资本”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重构了民间艺术价值链，更通过符号的创造性再生产，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力。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文化创造和实践的主体。”[4]新疆农民画的创作主体转型与功能拓展，是“文化润疆”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的生动实践。农民画家从历史的“沉默多数”蜕变为文化创造者，通过艺术实践构建身份认同、传播主流价值、促进多元融合。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也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范式。

《我家的红枣、核桃去欧洲》   艾日肯百克热

1.强化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

“农民画”的命名兼具社会身份标识与主题内容概括的双重意义。它实质是农民作为主体对身边环境变迁以及自身生活状态的一种书写方式。农民画的创作群体通过这个方式建构了自己作为文化主体身份的历史，因而农民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获得了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本质身份。[5]

中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被压迫的主体，文化诉求一直未被重视和满足。新中国成立后，亿万农民翻身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在时代的变革发展中寻求表达自身情感的艺术形式。农民画应运而生。经由政治话语权的身份与思想规训，知识话语权的文化与经济规训，农民完成了身份认同与乡土想象，农民画实现了从“乡土叙事”到“国家话语”的构建。[6]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他们的文化需求进一步凸显。政府通过建设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文化广场等和推广数字技术，为农民提供了多元表达平台，他们开始参与到各种文化活动中，如书法、绘画、舞蹈、戏曲等，促使其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创作者，强化了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

2.推动农民自我价值实现

农民自我价值认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体现，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工作重心也不断调整，使他们的自我价值认同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一劳作模式，到如今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农民们开始探索更加广阔的价值实现空间。在新疆农民画的创作实践中，农民群体通过艺术表达突破传统职业身份的限制，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创造性转化。这种价值重构既体现在经济收益层面，更表现在精神文化维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农民画家依明·帕托创作的农民画《民间艺人》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活动展览会上荣获一等奖，并被法国文化部收藏。阿瓦提县的阿依加马丽·阿吾提画的《小鹿》以5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浙江客商。这种文化赋能不仅带来一定收入，更使其意识到个体的艺术创造力能够突破田间地头的物理边界，在更广阔的文化场域中实现价值共振。

在他们的画作中，也有一些地区民俗文化的呈现，如十二木卡姆、姑娘追、叼羊、达瓦孜、麦西来甫等，这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跨媒介转化的实践，使创作者成为文化记忆的当代书写者。这也表明，农民画创作者在“守护民族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种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是农民自我价值实现的核心表征。

3.在多维度互动中实现文化认同

在农民画运动作为社会改造运作机制中，关于国家、地方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关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且多层次的双向度互动关系。

从国家层面看，农民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国家政策推动和文化扶持的结果。国家通过政策制定、资金支持、组织引导等方式，为农民画运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强大的后盾。例如，设立专项创作基金、举办“中华民族大团结”主题画展、组织跨省区农民画交流活动等举措，将总书记“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这种政策扶持不仅提升了农民画的社会地位，也激发了农民们的创作热情，使得农民画成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同时，通过展览中维吾尔族刺绣纹样与江南水乡图景的并置、草原牧歌与黄土高原风情画的对话，构建起各民族共享的视觉符号体系，使得广大民众能够直观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易于记忆与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极为高效的宣传媒介。在此过程中，农民画作品通常承载着国家对于农村文化、农民生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表达，国家的意志和期望得以体现。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并未直接采取意识形态或重大理论的灌输与阐述，而是通过构建一个类似于竞技游戏的互动平台，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此平台以艺术为媒介，赋予所有参与者以主人的身份，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进行艺术创造，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社会政治动员。[7]

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推广计划，将农民画运动与本地文化、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民画发展模式和品牌。新疆麦盖提县作为刀郎文化的发源地，孕育了刀郎麦西来甫和刀郎木卡姆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刀郎农民画也成为传播这一独特文化的重要载体。当地通过建立农民画合作社、开设非遗工坊、开发文创产品等方式，推动刀郎农民画走进校园、景区与电商平台。同时，依托“刀郎画乡”景区，打造“刀郎画乡·文旅小镇”项目，将农民画创作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形成集艺术体验、民俗展示、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产业链条。政府的积极引导，援疆资金的投入、央视媒体的宣传，激发了民间劳动者的积极情感，高涨的社会情绪进而转化为国家生产实践的动力，鼓舞斗志，振奋人心。

在个人层面，农民作为农民画的创作主体，付出极大地热情和创造力参与其中。他们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和审美趣味为基础，创作出众多生动、真实、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作品。通过参与展览、交流、学习等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和艺术修养，为农民画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他们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农民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为他者理解国家、地方和农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视角。这种双向度的互动关系不仅推动了农民画运动的持续发展，也促进了农村文化的繁荣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究其根本，农民能响应国家号召，除特定的历史背景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历史的积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首先，政治意志的传达并非简单地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各种文化运动和文化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理念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通过参与文化活动，不仅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也深化了对国家政治意志的理解。其次，农民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农民通过接触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抛弃了旧的、封建的、落后的思想观念，转而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理念。这种认同感的增强，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也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外，国家在政治意志的传达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通过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增强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政治意志，也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最后，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行动上。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农民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参与各种社会主义建设活动，为农村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这种行动上的支持，是农民对社会主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最好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出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8]在这一背景下，农民画创作者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再次增强，不仅局限于本土性文化表达，而是融入文化市场，因时而变，创作符合当下人民审美观念的作品，其作品、传承空间和创作形式都得到了外界的影响，国家给予“中国刀郎农民画之乡”的身份确认，使得农民画受众也不断扩大。农村的现代化使得农村与城市的边界逐渐消解。现代化的理念“倒灌”农村，使得农民画发展出新形态。

“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9]农民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内涵，承载着地域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民俗审美传统。其时代价值和艺术风格的演变均受时代变迁的显著影响。

1.创作从国家转向民间 

中国农民画，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艺术产物，是农民群体响应国家意识形态宣传需求而创作的一种美术作品。作品的个体意愿和真实生活图景往往与国家意志相吻合，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农民画中的个人意志可视作国家意志的延伸。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创作也非个体行为，而是被组织起来，代表着同一身份的社会成员，围绕着共同的目标和主题进行创作。[6]20世纪60、70年代的新疆农民画多聚焦《丰收时节学语录》《草原赤脚医生》等政治宣传主题，构图遵循“红光亮”模式，人物形象呈现程式化特征。而新时代的《丝路之歌》《盛大麦西来甫》《喀什巴扎》《文化大院》等作品，则将镜头对准市井烟火与民俗节庆，画面中馕坑升腾的热气与艾德莱丝绸的斑斓纹样交织，形成视觉化的地域文化叙事。这种转变背后是政策导向的深刻调整。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10]，为民间艺术自主发展释放政策红利。 

2020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将贯通领域扩大为包括工艺美术、文物博物、艺术等多个职称系列，支持包括农民画师在内的工艺美术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和职业资格考试，使农民画家获得制度性身份认定。这种政策转型催生了阿布力克木·麦麦提敏这样的典型个案——这位和田民间艺人从田间地头走到绘画工作室，创作了3000多幅作品。这种转变实质是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的范式革新，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将文化话语权部分让渡于民间。农民画成为国家、地方和个人在经济、文化与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关于文化表述时的话语途径。在这场话语的表述中，农民“不仅在画面中塑造了新的农民主体形象，它还通过对画面视觉方式的调配创造了一个在画面之外的观看主体，这个观看主体有力地衬托了作为历史创造主体而出现的新中国农民的主体形象。”[11]按照这个理路追寻，农民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创造者的主体身份便得到彰显，农民日渐从台下走到台上，从观众成为主角，许多自发的农民文化活动在新的时代条件赋能下更添活力与魅力。而这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农民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价值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2.重塑农民与乡村的关系

农民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逐步改变着人们对农村、农民的固有印象。在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中，乡村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田与村落，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核心便是农民与乡村之间关系的重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机遇，而乡村也在不断地吸纳新的元素，焕发新的生机。农民画的变革正是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前行，它赋予农民、农村新的生机，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力量。

一方面，农民身份发生转变。农民不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者，他们正在向多元化、职业化的方向转变。他们不仅是土地的守望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他们通过文化建设，重塑了自我价值体系，并探索出除农业生产外的另一种成就感来源。许多农民开始尝试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开办农家乐、民宿、手工艺品制作等方式，实现了收入的多元化。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的生活。另一方面，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其并非封闭封建的，它也在不断地吸纳新的技术和理念，推动自身的转型升级。农民画在新模式新理念的引领下，实现了集群化、产业化发展。通过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农民画走出新疆农村，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此外，乡村还开始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通过植树造林、治理污染等措施，打造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这些变化都通过农民画反映出来。

新疆农民画赋予农民新身份，赋予农村新发展方向。随着新疆农民画知名度的提升，一些乡村还开始尝试将农民画元素融入农产品包装、乡村旅游等产业中，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链。这不仅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也为乡村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手机成为新农具、流量成为新农资，一方面带动更多农民成为乡村文化的主动创作者、表达者与传播者，形成传播乡土文化、讲好振兴故事、建设数字乡村的热潮。农民们通过销售带有农民画元素的商品，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增强了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便利的媒介也构建了城乡文化互通渠道，增强城乡文化发展的联动共享，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协同。在新媒介的作用下，乡村迎来产业转型、人才流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机遇，汇聚乡村振兴的发展合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希望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参与，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12]这为新疆农民画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群体在文化创造与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3.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在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孕育农村社会好风尚”， [13]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9]农民画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文化价值。在农民画中，常常可以看到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象，这些元素都体现了农民对生态环境的敬畏与保护。农民画通过艺术的形式，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呼吁人们珍惜自然、维护和谐、促进发展，展现了新时代新疆农民画家的责任与担当。

在构图和题材上，农民画则展现城乡融合。从传统的农耕场景、节日庆典，到现代的科技生活、城市景观，农民画都进行了巧妙地融合与展现。新疆农民画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开始融入更多现代审美和创意元素。画家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构图和色彩搭配，而是大胆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如将抽象的几何图形与具象的自然景观相结合，使得作品既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又不失时代感。这种跨文化的融合，不仅丰富了农民画的内涵，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内容上，农民画将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新疆农民画也逐渐拓宽了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场景，而是开始关注社会热点、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更加广泛的主题。农民画的形式也丰富起来，葫芦画、烙铁画、壁纸画等创新形式层出不穷，进一步拓宽了农民画的创作领域。这些创新形式不仅丰富了农民画的表现手法，更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参与其中，激发了乡村文化的活力。

《雪都牧歌》   莎恩古丽·卡拉米亚

新疆农民画作为中国乡村文化演变的重要研究对象，为深入探究农民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追求与文化表达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新疆农民画的创作重心由国家层面转向民间，这一转变重塑了农民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化润疆”工程的创新实践载体，新疆农民画通过将中华文化符号与多民族艺术元素有机融合，构建起“多元一体”的视觉话语体系，在强化文化认同的同时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外，这一研究也丰富了艺术理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面向未来，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在数字化传播、文创衍生、文旅融合等维度实现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使农民画既保有乡土艺术的本真性，又能适应现代文化生态的发展需求，持续发挥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作用。

     注：原文刊载于《中国民族美术》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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