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旭送 买合木提江·卡地尔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6期
根据我国的传世文献，突厥、回鹘碑铭，以及域外相关文献记载，今天的维吾尔族与历史上的突厥人不存在血缘关系，也不存在对突厥及其文化的认同。“泛突厥主义”混淆突厥语族和突厥部族概念，将维吾尔族与历史上的突厥强行联系，毫无历史依据。
语族与民族不可混淆
历史上的突厥部族与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历史学或民族学范畴，后者属于语言学范畴，二者不存在必然联系。突厥部族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而“突厥语族”则是由近代欧洲语言学家建构的语言学概念。
维吾尔族的先民并非突厥人
突厥是南北朝至唐代活动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部族，6世纪中叶兴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以南。552年，突厥首领土门推翻柔然统治，建立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汗国。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630年，唐朝平定东突厥，漠北各部族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657年，唐朝在回纥等部的协助下平定西突厥，完全统一西域。682年，被唐朝安置的部分东突厥部众反叛，一度建立后突厥政权。744年，回纥在唐朝帮助下灭后突厥政权，建立回纥汗国。随后，突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回纥在汉文史料中有“回纥”、“袁纥”、“韦纥”、“乌护”等称谓，均是其本族自称在不同时期的汉语音译。突厥汗国时期，漠北诸部族为反抗突厥统治结成“九姓铁勒”部落联盟，回纥人隶属于“九姓铁勒”。788年，经唐德宗敕准，“回鹘”成为回纥正式的部族名称，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可见，作为维吾尔族先民主体的回纥与突厥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回纥与突厥的族群认同并不相同。虽然回纥与突厥地域相邻，相互间也存在着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但是回纥有自己清晰的族群认同，将突厥看作是有别于自身的另一人群。同时，突厥也没有把回纥等被统治部族看作是自己的族类。回纥对其族群和政治体的自称是“on uyγur”，意为“十姓回纥”，其最早出现于漠北回纥时期的碑铭《希乃乌苏碑》。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至13世纪，“十姓回鹘”仍然是回鹘人对其族群、政治体的自称。9世纪以后的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也没有将回纥与突厥混同，在指称漠北回纥汗国及其后继的西州回鹘时，多称其为“托古兹古思”。突厥也有自己的族群认同，在他们眼中，包括回纥在内的其他部族并不属于其族类。《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阙利啜碑》《翁金碑》等碑铭当中多次出现“türk bodun”（突厥人）一词，专指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族群，并不包括回纥人。
根据后突厥汗国时期的《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等突厥文碑铭记载，突厥将包括回纥在内的铁勒诸族视为敌人，多次镇压。如《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2行提到，“九姓乌古斯是敌人”；第23行提到，“为了养育人民，我率领大军出征了十二次，北面反对乌古斯人民”；第32行提到，“我出征乌古斯”，“乌古斯……敌人……由于上天的帮助，我们在那里（把他们）击溃了”；第33—34行提到，“由于乌古斯人民不派（贡使？），我出征他们。我破其汗庭，乌古斯人民同九姓鞑靼联合攻来。在Aghu我打了两次大仗。我破其军，并在那里获取其国家”。《阙特勤碑》东面第14行明确提到，“在左边（北方）巴兹（baz）可汗及九姓乌古斯是敌人”。
维吾尔族由民族融合而来
今天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古称“西域”，地处中国西北，境内有阿尔泰、天山、昆仑三大山脉和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三大山脉孕育的数百条河流，滋润着盆地周围的绿洲。历史上不同民族穿越天山南北迁徙融合，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今天的维吾尔族，是历史上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结果。
辽宋金时期，一些新的人群迁入西域。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部众西迁，先后合并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等地方政权和部族，建立西辽王朝，完成地区统一。西辽建立后，大批契丹人、汉人进入西域，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生活、比邻杂居，逐渐融入其中。蒙元时期是新的人群迁入新疆的又一个重要时期。伴随着蒙古统治者统一西域，大量的蒙古人、汉人、女真人、契丹人、西夏人等进入西域。这些人大部分融入畏兀儿（这一时期维吾尔族先民在汉文文献中的称谓）人中，为维吾尔族的形成提供了新鲜血液。察合台汗国时期，其境内天山以南地区的蒙古人已基本与畏兀儿人融为一体。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暨突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