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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民族话语体系及其发展

2018年12月07日 02:52:47 来源: 民族研究

通过对《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有关民族话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导向,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包括了道路、目标、内容、主体、规则等几个方面。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民族话语体系体现为渐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在这一进程中,民族话语的改革色彩、观念内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复兴”的话语内涵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正在迎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毋庸置疑,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话语体系,在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并深入到广大群众当中,打造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改革开放话语体系。在这一宏大的话语体系当中,民族话语子体系具有重要的构成性作用。本文运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的方法,着眼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及其变迁,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认识。

一、研究设计

民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出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一直延伸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理论与实践结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话语互为表里: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了后者的基本语词和叙事语法;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形成的,因此,笔者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本文选取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

《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三套文选见证了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更是代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内涵,是我们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族话语体系及其变迁的最佳样本。四位领导人的文集、系列重要讲话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从时间点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编选内容的时间段是1938年到1965年,与改革开放在时间上相去较远,因此,我们在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将其排除在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起始收录时间为1975年,也与1978年有一定出入,但考虑到思想发展的延续性,研究时将这部分内容纳入分析范围,以上为数据伊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习近平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有着丰富的内涵。习近平这些讲话代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新的思想成果,将其编入数据库进行检索,能够全面地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变迁的趋势,故以其为截至。

为了更好地分析三套文选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体现出来的民族话语面貌,我们以“民族”为参考点,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1进行了基本的参考点和覆盖率分析,其参考点和覆盖率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从参考点和覆盖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位领导人提及“民族”的次数是不一样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很少提及民族,而《江泽民文选》(第一、二、三卷)和《胡锦涛文选》(第一、二、三卷)提及民族的次数则增加到《邓小平文选》的十倍,覆盖率也大多保持在2%-3%。为了更好地研究三套文选体现出来的民族话语,我们将三套文选当中有民族的段落(前后25字符为界)整理出来,做成一个民族话语语料库。对文本数据进行必要清理后,我们得到一个122,502字的民族话语语料库;同时,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内容进行了同样的整理,得到一个51,456字的民族话语语料库。这构成了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基础文本。

本研究采取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混合研究策略。话语体系的分析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关联性强的词语常常会共同出现,我们称之为话语体系的“共现假设”,这是话语体系分析的基本假设。如果我们能分析出一个话语体系当中紧密地、经常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些紧密、直接、经常地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我们称之为话语体系的词群,这可以运用文献计量学、内容分析等方法,依靠计算机辅助的方式进行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能仅仅依据词语的“共现”来判断话语体系,还需要将话语体系的分析与专业知识和专家判断结合起来,这又表现为质性研究方法。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话语分析不仅关注某些集中讲述的章节,还能够全方位地关注那些散落于各个部分的相关话语,在主题、风格等方面全面进行研究。以往的研究常常更多关注领导人讲话当中涉及民族理论的篇目。但是,领导人的讲话当中,可能会从不同角度提及民族,既有集中讲述,也有从不同角度提及的内容。在本研究制作的语料库当中,包括几位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的最重要论述和经典篇目;同时,也包括领导人其他主题讲话当中涉及民族的内容。这样就能做到点面结合,既有全面的概貌,也有重点的阐释。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

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我们分别把《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体现出来的民族话语视为独立的话语体系,对其中带有“民族”的段落分别进行了词频统计,并在计数、加权百分比之外加上了排名比较。这四组话语中进入总话语体系词频排名前20的共享词如表3所示。

由这一共享词表,我们可以来分析那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共享词,并判断其结构要素。核心词出现频率高,与话语中其他关键词联系紧密,有利于我们更方便地认识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排序在前10的实体词主要有:中国、中华民族、发展、人民、国家、伟大、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党等。结合表3以及四组话语的基本状况,我们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进行分析。

(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道路要素

社会主义道路是各民族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各民族“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这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产生的基础,而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当中,“社会主义”一词的总词频达到649次,总排名第7位。就其内容来看,这里提到的社会主义主要指社会主义道路,民族道路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工作是社会主义工作的组成部分;民族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民族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民族认同当中,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与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是,民族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当中,“党”的排名列总排名的第10位。在《邓小平文选》排第13位,在《江泽民文选》排第8位,在《胡锦涛文选》排第12位,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排第17位。尽管在一般意义上,“党”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但是,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否则在四位领导人的语境当中,党都是特指中国共产党。另外,“共产党”也有166次的共现词频,排名第72位,如果做归并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的共现词频会更高。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明确指出:“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实际上厘清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这也构成了民族事务的底线,即“不得以任何借口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得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民族话语逻辑,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以中华民族为总体指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民族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目标要素

“中华民族”一词使用时间并不算长,但就这一概念取得的共识很高。一般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名词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的著作中提出并为人们所使用。到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从汉族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但很快,人们就用中华民族来指中国境内各民族。后来杨度的“文化族名”说、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都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民族话语。但总的来讲,用中华民族指称中国境内各民族基本达成共识,被固定下来。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话语体系当中,作为各民族总称的中华民族得到确认,其地位不断提高。“中华民族”概念得到广泛使用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义勇军进行曲》中即以“中华民族”指称国内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改革开放后,于1982年正式确定为国歌,“中华民族”的总称被正式确定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再一次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用法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四组话语共有1250次提到“中华民族”,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361次,有近三分之一强的内容都在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当中,“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概念互相呼应,从总体上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共产党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当中,有1250次提到“中华民族”,在总排名当中名列第2位,仅次于“中国”这样的高频核心共享词。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的民族话语当中,“中华民族”出现频次分别排名第4、5、2、2位。相比来看,“少数民族”的词频则明显少很多,总计出现了286次,在总排名当中列27位。中华民族成为对内对外意义的总称:在对外意义上,它在民族意义上总称中国,带有“国家—民族”含义;在对内意义上,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带有“民族共同体”含义。这一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这实际上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观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我们通过检索党的十二大以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制作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词频变化趋势图”。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出现了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当中,没有出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概念,此后的历届大会虽然稍有起伏,但基本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这一趋势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18次增加到43次,增加了一倍还多;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则由原来的7次增加到27次,增加了3倍还多。

综合“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包括我们党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上的理论创新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越来越成为我们党民族理论创新的关键词。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法律化、制度化,一方面更加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会更充分地发挥这一理论创新的重大实践意义。

以中华民族总称各民族,将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有着重大意义。中华民族的总称不仅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预设,同时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基础。将这一概念写入宪法,不仅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将在实践中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产生重要影响。在理论上,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写进宪法,有利于巩固我们党在民族理论上的创新成果,并在这一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体系。在实践中,中华民族的总称得到了来自国内各民族、海内外的高度认同,对于两岸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将这一概念在国际事务当中加以运用,更是会对海外的华人华侨形成较好的感召力,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形象和影响。

(三)以经济为基础、文化为导向的复合的民族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内容要素

如何理解民族现象是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重要出发点。民族现象到底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同时也与政策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民族研究的历史上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民族概念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也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民族理解,这一话语体系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导向,形成了对民族的综合理解,其中包括了区域的、政治的、社会的等诸多内容。

从区域角度理解民族,这既符合中国民族聚居的现实状况,同时也有着重要的经济内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区域角度理解民族的产物。民族概念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区域”,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中表现为“地区”,在总话语体系中排名第16位,是一个核心共享词。在中国,民族常常和地区联系在一起,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同时,为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中共中央更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国家战略,这本身就有兼顾民族与区域共同发展的内涵在里面。江泽民指出,切实帮助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对于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对于保持国家长治久安,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经济角度理解民族,是四位领导人理解民族问题的基础,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中心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来看,“经济”内涵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以332次的总词频在总排名中站到了第17位,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文选或系列讲话中分别占据第14、22、22、59位的位置。如果考虑到“发展”所指内容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话,经济要素在民族话语中的地位就会更高。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看,经济生活在民族内涵的理解当中居于更为基础性的地位,这最终表现为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这里面的逻辑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稳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发展的内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仍然重要,全面建设、科学发展的内容逐渐得到强调。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发展”的词频仍然居于重要地位,同时“全面”的词频为68次,更突出了科学发展、全面发展。

四位领导人对民族的理解是全方位的,但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民族可能具有导向性。尽管“文化”一词在邓小平民族话语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但是,该词还是以564的共现频次在总话语体系中排名第9,这主要是因为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民族话语当中,该词作为高频词排在了第9的位置,在习近平民族话语当中,文化也排在第10位的位置。同时,文化认同也成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等四大认同的重要内容,凸显了文化在民族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精神”(词频446次,总体系排名第15位)“宗教”(词频261,总体系排名29)这些具有文化内涵的词,我们会发现,文化的重要地位会更加明显。胡锦涛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被提炼出来,在《胡锦涛文选》二、三卷当中分别出现9次,构成了对民族精神的理解,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我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开拓进取提供强大精神支柱”。实际上,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与民族共现的词汇当中,文化、精神分别以123次词频和119次词频列总排名的第10和第11位,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中的文化和精神内涵的理解。

(四)“国家—民族”“人民—民族”的复合民族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主体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从总体上是一种“国家—民族”二元复合概念。在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当中,“国家”这一概念的总词频为779次,排名第5位。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的词频分别达到了19、311、256、193次,排名分别为第7、4、8、7位,其中的国家元素是非常明显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总词频为1417次,排名第1位,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的词频分别达到了41、357、403、616次,排名分别为第1、2、3、1位,也为民族理解打上了深刻的国家烙印。事实上,如果将“我国”(总频次320次,总排名第19位)“祖国”(总频次301次,总排名第23位)这样的高频词归并入国家概念组,我们就更加能看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高词频、高排名的情况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也得到了体现。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习近平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当中,“国家”这一概念的总词频为193次,排名第7,其中的国家元素是非常明显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总词频为616次,排名第1,也显示了在理解民族内涵时深刻的国家印记。突出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话语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中的民族概念是一种“人民—民族”二元复合概念。在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当中,“人民”这一概念的出现频率极为引人注目,达到1178次,仅次于“发展”“中国”“中华民族”,总排名第4位。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民族话语当中的词频分别达到了20、328、403、427次,排名分别为第5、3、4、3位,表明了民族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中华民族这一总称来看,其对内主要指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总体。在四位领导人的话语当中,“民族”与“人民”两个词多数时候都是并列使用,相互之间的内涵虽然并不相同,但却有很好的呼应。有一些搭配,比如“各族人民”,已经成为固定搭配。将“人民”与“民族”搭配起来使用,在实践当中与西方的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内涵的重要特点。

(五)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原则要素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三大基本原则。在这三项基本原则当中,“团结”以481次的频次处于第12位,相对来讲,“平等”的排名并不靠前。“民族团结”也成为一个固定的表达。相比来看,“繁荣”的排名也不高,总排名在85。但这一概念与“发展”是可以归并的,而“发展”却在总排名中位列第3,处于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有着显著的中国特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发展为目标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的目标在中国改革开放话语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靠发展”。在对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进行词频分析时,我们发现,“发展”一词以1225次的总词频在总排名当中位列第3位。如此之高的词频把“发展”和“民族”联系在一起,透露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发展导向。如果考虑到词归并的话,“建设”一词也是可以归并到发展当中去的,而这一词在总话语体系当中排名第13位。

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主要指的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体系当中,发展也并不仅是经济发展,同时也包括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江泽民曾经明确地指出,“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也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提出“发展问题是现阶段处理我国民族关系的首要问题”这一命题,认为“只有发展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和谐”。

在习近平的民族话语中,他很早就关注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支持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后又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更是突出了民族发展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全面发展。

在对排名前500位的共享词进行归并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在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当中排名都进入前20位的核心共享词。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民族话语体系包含的核心共享词,即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国家、中国、人民、社会、文化、发展、建设、团结、精神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我们考察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民族话语的基本组成。我们发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民族话语与前三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呈现出非常好的主题继承性。比如,中国、中华民族、人民、发展、国家、文化、精神、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词都进入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前20位,而这些概念在之前三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当中也都是在前20位。

在理清这些关键概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华民族为指称,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导向,以各民族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尽管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不同时期,针对中国不同的民族发展状况形成的,但是,这些基本的概念及其形成的体系基本上没有变化,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性要素,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常”,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在变迁过程中良好的继承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历史变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迁的数据分析与研究

话语体系的基础是特定的理论体系。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他们的民族话语背后蕴含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体系,因此,这四组民族话语之间具有紧密的一致性,形成了良好的继承性,表现出严谨的逻辑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话语背后的民族理论,尤其是民族政策也会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使话语发生变化。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话语体系,我们还需要去研究话语体系的发展与趋势。从这一点出发,分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的不同之处,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的变迁,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对话语变迁的分析,实际上是分析不同话语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量化的角度来看,就是要确定不同阶段领导人的话语构成之间有哪些共享词,有哪些独立词。共享词指的是在不同的话语当中都出现的,并且位置比较接近的关键词。独立词则更多是指在某个领导人话语当中出现得较多,在其他领导人话语当中则出现得很少,位置相差较大、差异性也较大的词语。一般认为,共享词较多的话语之间联系就会比较紧,而独立词较多的话语之间,区别就大。《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四组民族话语,邓小平的民族话语、江泽民的民族话语、胡锦涛的民族话语和习近平的民族话语,然后去印证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就是分析他们的共享词和独立词。前文重点分析的是不同领导人话语之间的共享词,在这一部分,将重点分析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中相对其他领导人话语的独立词或差异词。

分析共享词表,我们发现,四组民族话语中进入总排名前10位的词中有5个是共享的;进入排名前50位的词中有15个是共享的,呈现出较好的共享特征。这表明,《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表现出非常好的继承性。事实上,学术界的理论文章也有重要研究发现,在民族理论方面,四位领导人的民族理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有着非常明显的传承关系。就差异情况来看,《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的主题更接近,而这两组话语与《邓小平文选》体现出来的话语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相比来看,《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与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总体系更接近。总词频中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与《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基本上是重合的,只是在顺序上有较小的差别,《江泽民文选》与总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别更小一些。为了分别考察这三组话语与总话语共享词与独立词的情况,我们计算了这四组话语中能够进入总话语体系前10位的词汇数和前50位的词汇数,结果如表4所示。

为了更好地比较四组民族话语的共享词与独立词,我们以总民族话语体系为基准,计算这四组话语与总民族话语体系在排名上的差值,并将总话语体系中进入500位核心词的差值做均值分析,可以得到如表5的相关数据。

我们看到,在词频排名前500位的共现词中,《邓小平文选》中进入前500位的词汇只有251个,249个词都属于极值;《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则相对比较稳定,各有477、488、410个关键词进入前500位,极值数量大幅度下降。就正常值的分析来看,《邓小平文选》的标准差最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其次,标准差最小的是《胡锦涛文选》。《邓小平文选》正常值中的极大值和极小值达到1154以上的偏差;《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分别在900左右的样子,两极分化相对较小。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则刚好居中。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整体上看四组话语,邓小平民族话语在四组话语中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江泽民民族话语和胡锦涛民族话语之间则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

为了进一步发现四组话语中的特色词和淡色词,从而对四组话语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对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当中排名前200位的词汇中差值较大的条目进行摘录,将其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词整理出来,形成了四组话语差异词表,如表7所示。

这些独立词体现了四组话语之间的差异性。分析这一差异词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特色及其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特色词和淡色词的发现非常重要,如果能找到不同阶段领导人民族话语的特色词和淡色词,我们就能发现不同的阶段领导人民族话语之间在语词上的取舍,并进一步通过特色词和淡化词的变迁总结出这一变迁的基本特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发展规律

通过对量化结果进行质性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表现出以下的变迁规律。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渐进性的发展。在邓小平的民族话语当中,就比较强调“特色”。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民族话语当中,越来越强调了中国特色。“特色”一词以225次共现,在总话语体系的排名当中处于第38位的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固定表达而出现的次数非常可观,在江泽民、胡锦涛民族话语中分别为30次和77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另外,“全面”一词的词频变化也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变化的基本特点,即逐渐由强调经济为中心转向全面发展。“全面”一词在邓小平的民族话语当中没有进入前500位,但在江泽民的民族话语中则排名第59位,在胡锦涛的民族话语中则进一步提升到第35位,在习近平的民族话语中,其排名为第20位,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在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民族话语更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逐渐开始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的民族事务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相比来看,四组民族话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四组民族话语针对时代的变化,也形成了一些特色鲜明的主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突显,与现代化共同构成了民族话语体系的目标性要素。就词频分析的情况来看,“伟大”以总词频753位排在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的第6位,“复兴”则以484次的词频排名第11位,而这些词在邓小平的民族话语当中没有进入前500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胡锦涛文选》当中出现了127次,在《江泽民文选》当中出现了50次(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现17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现33次),但在《邓小平文选》当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没有出现过。这说明从江泽民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在习近平的民族话语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名词在5年内即出现273次,成为高频特色词,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越来越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

“现代化”概念在民族话语中的作用仍然存在,但词频略有下降。作为目标体系的“四个现代化”口号,最早是在1965年由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成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同时对民族话语体系形成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前期的民族话语强调了现代化目标。在《邓小平文选》和《江泽民文选》当中,“现代化”词频较高,分别列在第21位和第31位,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化目标逐渐完成。在胡锦涛的民族话语中“现代化”排在第71位,呈现出下降趋势。在习近平的民族话语中“现代化”也排在第71位。

3.越来越强的文化导向是理解民族观念的重要维度。在邓小平民族话语中,“文化”一词只出现过5次,排在第58位;但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民族话语里,文化的内涵明显增加。江泽民提到“民族”时有185次提到“文化”,排名第9;胡锦涛则251次提到文化,也排在第9位。习近平的民族话语当中,文化也是排名第9位。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的理解越来越重视从文化的维度。

从宗教、精神这些文化概念与民族的共现情况也可以看出从文化角度理解民族的趋势。邓小平民族话语中只有1次提到宗教,是一个边缘词。这种情况在江泽民话语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江泽民在提到民族同时提到宗教的次数达到150次,上升到了第17位,成为一个特色词。在胡锦涛话语中,提到民族同时提到宗教的次数有所下降,有91次,排名第41位。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到19次,排名降为122位。民族与宗教两个问题常常会联系在一起,但是,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另外,“精神”这一概念与民族的共现也值得关注。在邓小平时期,两者同时提到了的次数只有3次,在共现排名中处于136位,基本上是关联不强的概念。但是,这种情况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民族话语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江泽民的民族话语当中,精神共出现143次,排名第18位,胡锦涛的民族话语中,精神一词共出现达181次,排名第14位。在习近平的民族话语中,更是以119次的词频上升为到第11位。

4.民族话语的革命色彩逐渐淡化又略有回升,改革与和谐的色彩越来越突出。在话语体系当中,“革命”“建设”和“改革”成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三种形态,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个序列,表现为“革命”色彩的淡化和“改革”亮点的突出。最为明显的是“革命”一词。在邓小平民族话语当中排名第32位,到了胡锦涛时期,这一排名则降为92位,体现为不断下降的过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改革”词频的排名却得到提升,由邓小平的民族话语中的119位上升到江泽民的民族话语中的58位,在胡锦涛的民族话语中进一步上升到43位。这种情况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又有所不同,“革命”的词频有所上升,达到55次,排名也比总排名上升了30位,成为习近平民族话语中的特色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就是和谐。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当中,“和谐”一词都没有进入前500位;但在《胡锦涛文选》当中,这一词汇与民族词汇共现67次,排在第60位,成为一个特征词。这与当时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将“民族和谐”视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明确提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也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宝”。

在习近平民族话语当中,“和谐”这一概念出现22次,排名第97位。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和谐”一词加进宪法,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遵循,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多年理论创新成果被上升到宪法层次的一件大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江泽民、胡锦涛民族话语与总民族话语体系更为接近,而《邓小平文选》二、三卷的民族话语则与总民族话语体系表现出相对较强的差异性。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的话语的形成,将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总体来看,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变迁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渐进发展的轨迹。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突显,与现代化共同构成了民族话语体系的目标性要素。同时,民族话语的改革色彩、观念内涵越来越突出,更注重从文化、精神、宗教等方面来理解民族,提出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更为有意义的是,这一趋势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进一步突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奋斗目标,民族话语中文化和精神的成分、和谐的民族关系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四、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本文的结论。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得以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在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表现出良好的继承性,这就是民族话语体系的“常”,也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基本导向,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目标。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也表现出良好的创新性,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不断发展的轨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变”。在这一渐进变迁的进程中,民族话语的现代化目标逐渐转向复兴目标,同时,民族话语的文化内涵越来越突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话语体系的创新性不断增加,形成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

本文采用计算机辅助进行话语分析,混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长处。这种方法有着独到的优势,但问题也比较明显。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结合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种思路,需要综合运用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在这里,数据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提示性的,最终结论需要更为细致的质性研究和专家介入来进行。虽然我们尽量追求准确,但是,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使用的词频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其所得的数据并不具有最终的精确意义。比如,我们很难说,共现128次和127次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所差较小的数据,我们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精确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计算机辅助的文本分析无法代替人工分析。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还处于研究的早期,数据的使用,甚至是专用名词的使用还并不是非常规范,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当然,这一技术的不断深入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更为深入的语词情感分析、语词树结构分析、语词关系分析、语词网络分析、主题模型分析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能会使话语分析更科学、更规范,也更有启发性。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在民族理论方面发表了内容丰富的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等主题上,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见解,对于中国的民族政治走向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创新民族实践,发展民族理论,丰富民族话语,这将对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研究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变”与“常”,仍然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来完成:一是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总体认识,对其中达成的共识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构建更有特色的民族话语体系;二是把握民族话语变迁的规律,将创新性的改革成果推向深入,并在与民族理论的交融中达成新的共识,更新民族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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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佟德志 责编: 梁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