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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民族文化保护的前瞻性思考

2018年12月07日 02:39:12 来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提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在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于遗址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网络数据平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国家均有一系列作为。尽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力,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及规划方面,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整体性的、长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支撑。故学界应从全球化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思考“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将会遇到的问题,提出既不违背文化多样性发展,又能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倡议之民族文化国际化进程的理论构架,使中国的“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带一路”外向型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近现代中国有过四次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其大部分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重合。另外,中国四次国家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都与相应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线平行并相互呼应,“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也应该积极发掘“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建立起一条国际化的,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国际化发展线相呼应的文化发展线。

作者简介:吴秋林,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文化危机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话题,全球化给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危机感具有普遍性,因为它改变了绝大多数的传统生计方式,使得依存于旧有生计方式的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其在地缘政治、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巨大。学界于此已展开了学术回应,在地缘政治、经济贸易研究中似乎一时间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但在这样的话语情景中,关于文化的话语极为薄弱,其中关于民族文化保护的话语犹甚。现代化国家力量的扩散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但这是外因,其内因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在于以和谐、双赢为基本姿态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外向型发展倡议的文化精神,后者可能最为重要,而这一切均与民族和传统文化关联,故文化危机的前瞻性思考非常必要。

一、“一带一路”中文化强国与文化发展的构想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时,提出了中国全球性发展构想之一——“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形成了中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性文件。学术界由此也引发了“一带一路”的系列研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初期主要有刘卫东的《“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1];杜德斌、马亚华的《“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2];李晓、李俊久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3]等数十篇理论文章。

刘卫东认为:“(这)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1]文章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解读了关于“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而且强调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总体上,“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简单地用“一个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来表达……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1]

杜德斌、马亚华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内涵,预测“‘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四大战略风险,提出‘一带一路’的五大地理支点,勾勒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总体轮廓。”[2]李晓、李俊久从“为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角度,分析“中国需遵循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重构逻辑:一是界定新时期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二是识别威胁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关键要素,三是决定如何恰当地运用国家的综合实力去维护其核心利益。”[3]

上述观点是不同学科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是学界对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初期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多是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与政治、经济角度不同的是对“一带一路”文化的研究。

陈平的《“一带一路”文化走出去的途径探究》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并且探索了文化走出去的种种路径。[4]李希光认为:中国要建成“一带一路”经济带,需要建成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圈、文明圈的“文化强国”。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中国价值和中国梦。[5]郑士鹏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是古丝绸之路文化价值的当代显现,是当前中华文明播撒四方、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6]。范周认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价值是难以衡量的,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发起国,应当深挖“一带一路”的文化富矿。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横跨欧亚的一条遗产大道,文化遗产决定了“一带一路”文化发展的厚重底蕴与发展潜力。”[7]李华成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选择建构中应积极推动更多“一带一路”文化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要积极引导沿线国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充分发挥区域性保护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8]王心源指出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状况的4个问题,提出了5条对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要文化先行,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增强吸引力,形成一个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面向全球化战略架构的命运共同体,促进沿线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合作共赢及可持续发展。[9]

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实践中,国家先后作出了重要的工作部署。2016年12月29日,文化部发布《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动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等,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组织和重点国家逐步建立城际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优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文化中心建设;逐步建立“丝绸之路”文化数据库,打造公共数字文化支撑平台等。其在物质文化保护方面已经呈现了一系列的作为。

在目前的研究中,关于民族文化保护的文章近几年来有百余篇,但明确从“一带一路”与民族文化保护角度提出整体性、长期性理论架构的文章并不多见。

民族文化保护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于民族文化保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二是关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应用性研究。在第一个部分的研究中,涉及基础理论的主要有霍志钊的《民族文化保护与文化自觉:兼论文化人类学者在民族文化变迁中的责任》[10]、杨福泉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新论》[11]等。这些研究是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基础性研究,它要解决的是民族文化保护的理论认知问题,有多个关注角度。涉及个案研究的主要有陈蜀玉、王建民的《民族文化保护:经济发展的资源》[12]、尹绍亭的《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保护探析——以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为例》[13]等。这些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实践过程,力求解决区域和民族中民族文化保护的理论问题。第二个部分的研究主要有马晓京的《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14]、刘晖的《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保护与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15]、杨振之、李玉琴的《西部大开发中藏区旅游城镇规划、建设与民族文化保护——以四川、云南藏区为例》[16]、杨振之的《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17]等。这些应用性的研究涉及到了民族村寨旅游、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保护途径,以及开发与保护互动对策等领域。

另外,也有一些将文化与旅游结合,将民族文化保护与现代的网络传播结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世界文化格局结合进行的研究。如:民族文化旅游是“软性”的文化影响外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过程,对于民族文化的外力就是物质性的。对于这样“议题”的研究也不少,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有李艳萍的《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18]、马伟华的《韩国民族文化保护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启示》[19]等。又如:现代化语境也是民族文化保护的一个外力情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文化。这样的语境首先涉及的“议题”就是网络,其次是数字化、图像等,比如《因特网对我国民族文化保护的挑战及对策》[20]。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举措是21世纪对民族文化发生深刻影响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国,它的出现影响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人们在研究中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二、国家层面上的民族文化保护历史和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国家外向发展进路是在近几年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文化部虽然于此有《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注重远远多过于对民族文化保护的关注。“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地缘存在是建立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和存在之上,其历史文化的厚重,民族文化存在的悠久和多样,都是一般的地缘关系中难以比拟的。

在近现代的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地域中的民族文化保护由来已久。1927年,中国的学者与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人在中国西部展开了一次历时很长的科学考察,主要涉及地质、地理、气象、考古、矿产、民族、文化等方面,其中一些事件就开始涉及丝绸之路文化带的民族文化保护议题。比如其间对于罗布文化的考察,对于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化的考察,并且除了文字性成果之外,还有图片和影视成果,可以视为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肇始。

后来,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在许多方面陆续展开,其中最具有历史影响力的是四次全国性的民族调查和研究。

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东北、东南、西南一带开展文化调查,文化调查的成员以人类学家为主,该调查留下来的资料,成为珍贵的民族文化保护遗产。“中国学者正规的民族学调查,应始于蔡元培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21]1929年,师从于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凌纯声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学组主任。在凌纯声的带领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这样的调查有:1929年4月至8月,在松花江下游地带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调查,成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22]。1933年5月至8月,在常德、桃源、沅陵、泸溪、古丈、永绥(今花垣)、乾城(今吉首)、凤凰、麻阳、芷江、黔阳、洪江、武冈等地的调查,成果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3]。1934年5月,在浙江丽水、景宁、云和、遂昌、松阳、龙泉、宣平(今属武义县)等地对畲族的调查,成果有《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24](P.1-45)。1934年10月至1936年6月主要在云南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区的调查。后来还进行了中缅边境地区的佤族调查。[21]

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新中国进行的全国性的民族调查。这次调查有明确的国家政治治理目的。这次民族调查范围广泛,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民族调查,涉及了绝大多数地区的民族,其余绪一直到70年代才结束。此次调查为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留下了一大批完整的民族文化资料(有关于民族选题的五种丛书、15个民族志影片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民族文化保护政策的形成。“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民族工作者曾开展过三项规模空前的大调查——少数民族识别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一部分调查工作持续到了‘文革’后期)。先后曾参与此调查的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些资料为后来‘五丛’的编写出版提供了历史基础和原始参照。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大调查’不仅有助于党和国家把握多民族国情实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多民族政策;也促进了我国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壮大了我国的民族研究队伍,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场调查对于中国民族学界具有‘成丁礼’的意义。”[25]

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系列收集整理运动。从1979年开始,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集成》十大文艺集成的工作。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台湾省)各一卷,共310卷,每卷约100万字,共约450册,于2003年全部出齐。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还出版了独立的省卷。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中艺术文化的部分。这些“集成”主要收集整理的地区,多数就在今天我们划定的“一带一路”的地域内,故这几百卷的各类集成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最为真实的写照。“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不仅是艺术的、情感的、鉴赏和审美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和传统的,研究作家文学的方法、视角、观点及理论等均可纳入文艺学学科,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则是民间文艺学难以单独胜任的。尽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属于纯文学的范畴,但其毕竟来源于民间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特质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26]这种对于民间文学集成的评价,也可以用在其他艺术集成之上。

第四次就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次国家层面的文化保护有几个特点:一是这是中国与国际的文化保护理念完全接轨的国家性质的文化保护行动,也可以说是国际的文化保护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这样的文化保护是国家体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国家管理层面建立了永久性的机构,从国家制度上来保障管理和促进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进行。三是实现了国家性质的对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全面梳理,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其保护范围几乎覆盖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部领域。在这里,民族民间文化被分列成为十类: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实际上最初的分类中为16类,第一类就是语言,但后来的发展中第一类语言搁置,其他15类合并为十类。[27](P.6-20)第四次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行为,也多是在“一带一路”的地域内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主体。

从历史脉络看来,1927年的中外联合考察是现今“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的开端。1930年代,由凌纯声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类学家组织领导的田野调查,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次重要的国家民族文化保护行为。1950年代至1960年代进行的民族调查是新中国重要的、全国性的第一次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行为,为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1980年代到2000年前后20多年间发生的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集成收集整理运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历时最长、成果最多、文化保护效果最好、资料最为丰富的一次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行为。它与中国的新时期经济发展几乎平行而进,其聚集的文化能量还不是今天可以完全评估的。21世纪初叶开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方位地建立了中国的国家文化保护机制和制度,为传统文化的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5月到2014年11月,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约千余项。这些名录成为一个时代我们理解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存在的基本标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国家体系,以及相应的国家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和策略,为中国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提供了国家体制性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中,地域上涉及了中国的许多省区。从地域范围与历史文化渊源来说,“一带一路”包含了“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三个部分,但这一划分在学界仍有许多争论,尤其是在边缘地带争论最多,学者们仍在就某地区是否属于“一带一路”的范畴而发表不同的见解。根据国家划定的“西部12省区”的范畴,并且在实际应用中有所增列,本人认为可以把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7个省区中全部或者大部分地区视为“北方丝绸之路”文化带范畴,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4个省视为“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带范畴,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四省视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带范畴。②(见表1)

在这里,15个省区的10个门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计有602项,包括扩展项目接近700项。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在制度上实行的是三级名录保护制度,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故15个省区的省级和市县级名录数千有余。

除了国家的“三级名录制度”之外,还有“传承人保护”“资料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举措。

从大视野中看,在“一带一路”中,文化保护形态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国家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二是国家性质的文物保护;三是各种性质的博物馆保护;四是各类的所谓开发式的保护;五是强调文化自觉的意识性的自我保护。国家性质的文物保护也是三级制度性保护,分国家、省、市(县),主要保护对象为物质文化遗存。博物馆保护也多为物质文化遗存保护,但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文化标志,并且连接古代和现代。开发式的保护是对于文化遗产的利用性质的保护,使旧时代的文化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一种要素,并且在利用的过程中使文化得以存续。文化意识的保护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发掘,以获得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基本理解和尊重,理论上普遍认为此有利于文化保护的展开。

在这几种保护形态中,文物的、博物馆的、开发式样的保护、意识性保护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关联。现今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

三、机遇、文化危机和多样性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大手笔,它的出现必然会对世界的发展格局产生影响,但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对于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影响如何?“一带一路”出现前,以非遗为名目的民族文化保护主要就在西北、西南和中南一带,“一带一路”的出现对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保护当然有影响,虽然“一带一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理解为一个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概念,它的主要要素是资源、市场,以及资源的配置关系,民族民间文化与其关联不大,但是,现代技术分离主义会影响一系列的物质存在,进而对文化和精神观念发生根本的影响。

归纳目前的学术研究,对于“一带一路”关联的15个省区,一般意义上会认为出现以下几种影响:一是对于沿线的民族文化保护而言存在着危机,因为现代化的过程会加剧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可能会直接影响现存的民族文化保护;二是对民族文化保护是一种促进,因为贸易和流动会带来一系列文化交流的机会,使文化在交流的基础上得到保存和发展;三是与民族文化保护关联不大,是一种中性的存在。

“一带一路”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地缘政治的工作重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国家既定文化政策,未来的发展会沿着何种方向推进?在这样的语境下,讨论以上三种观点具有前瞻性意义。

第一种观点思考的维度是基于工业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冲突。工业化是全球化的基本动力,它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资本、二是市场、三是可复制性。资本运行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市场的本性是商品,可复制性就是技术标准的话语权,以及其他诸如管理的标准化。即利用资本的投入产出按照一定标准制造出来的商品,出售后获得大大超出投入时的资金,并且是投入产出比越大效益就越好……这三者可以形成一个很简单的标准,从而复制到世界任何可以到达的角落。而民族文化的存在意义完全与此相反,每一种文化的存在意义就是与众不同,是文化的多样性。

人类要实现自身的强大,工业化是必由之路,但它的可复制性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之间若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冲突与矛盾。就“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身处其中的民族文化而言,它们的关系可从两个方向上来理解:一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实施,必然会加快该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迅速地改变当地人的生计方式,使其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失去原来的基本生计方式的支撑,从而发生变化,甚至于消失。二是工业化的复制本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文化的个性发生冲突,直接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存。另外,工业化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后,民族文化的某些部分就会成为旅游资本掠夺的对象,出现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民族文化会被分解为一种发展要素,进入资本的发展体系。剖开经济繁荣的另一面,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本质特点,它是否存在被同质化的危险?在关于民族文化保护的论述中,我们不能忽略文化的主体性。“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与地区的落地实践,必将是一场全球化的运动,作者也认为有必要从学理上前瞻性地思考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危机,即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冲击与影响,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战略制定。

对于第二种观点,即“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也会给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带来机遇。这种观点的立足点在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人才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这些东西的出现,必然会带来该地区文化发展的机遇。认为这样的发展不会与民族文化保护发生直接的冲突和关联,对于该地区的民族文化没有直接性质的破坏,反而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给予该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带来许多资金上的保障。在这样的观点中,原来的农业传统文化还可以在其中得到改造和提升,其中的民族文化还可以作为当地的发展资本要素,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完成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发展进步。即强调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发展好处,以及从民族文化资本化中得到的利益,把这样的利益作为一种文化进步的结果,作为传统民族文化适应性的结果。

最后一种观点是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一带一路”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进程关联不大。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是自身文化的一种表现,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表现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工业化的物质性并不能在根本上影响或者摧毁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性也不可能全部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比如文化类型、幸福感、文化认同、族群关系、区域与社会等,大可不必把“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主要是西部、西南部、中南部,以及一切处于“一带一路”地缘关系中的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二者各有自己的路径。

这三种观点是“一带一路”中民族文化保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实际上它是在民族文化保护主题与世界性的发展主题基础上的讨论,民族文化保护是一个传统性主题,而“一带一路”是一个发展性主题,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相交的地方确实不多,所以在国内讨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现代语境的时候,涉及民族文化保护的很少。归纳而言,工业化发展的本质对于传统性质文化改变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它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计方式,故其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故“一带一路”中的民族文化保护依然,因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的外向型工业化发展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第三种观点,否认“一带一路”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联性也是不现实的。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比较符合实际,“一带一路”的出现,完全可以像以上四个不同时期国家性质的文化保护行动那样,使“一带一路”中的民族文化保护,成为一条与“一带一路”的外向型国家经济政治发展平行的文化发展线,齐步推进,共同促进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

四、历史实践与“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国际化发展线的思考

纵观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历史进程,民族文化保护如前所述,共有四次:中国的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时期。

这四次国家层面上的民族文化保护行为,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历史背景,即社会在向不同程度的工业化型态发生转变。

在193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民族文化保护行动虽然涉及的面不是很广,但此时以民族工业为主体的初期工业化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故此次的调查既是中国初期工业化背景下发生的事物,也是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与此平行而进的一条发展线,是工业化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相互适应和发展的结果。但这条民族文化保护的发展线,在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历史中非常模糊,其实际的影响力也不大。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出现的民族问题大调查,才是中国真正的全国性的民族文化保护举动。这一次调查的背景也是在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经济恢复发展的时期,亦是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转化和发生的节点,这个时候的民族调查,在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方面配合了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两者的态势是基本吻合的,是互相促进的。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与基本的民族社会文化概况调查,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在国家工业化转型中,民族文化保护的行动会被各种社会力量触发,并且在中国成为一种国家共识。从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历史贡献度而言,这是中国最具基础意义的一次民族文化保护行动。从1904年日本人鸟居龙藏对中国西南的考察,再到1927年中国西北的联合考察等,都是国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一种“调查”,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政府的人类学调查也只是专业性的小范围的调查,而只有19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才真正启动了国家工业化转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机制,并且形成了新中国的国家文化机制和文化传统,才有后两次中国大型的民族文化保护作为。

从1980年开始,到21世纪初叶结束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集成的收集整理,仍然配合着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发展,它们是相互呼应、符合历史进程的两条平行线。新中国的第一次民族大调查最为系统密集的调查时间也就是几年,在国内的民族成分基本确立之后就告一段落,虽然余绪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但其进行的总体时间并不漫长,而在1980年代开始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集成的收集整理却延续20余年,并且基本没有中断过。19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最后的成果主要为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调查报告,每个省大致都有几十卷,但总体规模均无法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集成相比。民族调查每个调查报告有十几万字、二十几万字不等,但集成的任何一个卷本都是几百万字。另外,集成的调查视野与方向也与民族调查不相同,这在后续中我们还要论述。

21世纪初叶开始至今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国家永续的符合国际规范的制度性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它与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的大发展也是平行的,吻合的。这背后是国家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背景,即国家工业化的全面实现触动了国家民族文化保护的机制,开始了一个新的层面上的民族文化保护过程,目前此过程仍然在进行中。

纵观几次大的民族文化保护进程,似乎有一种规律,即文化的内生力量会在任何大的生计方式和文化转型中,去关注和保护传统的旧有的文化,保护文化长久延续的基因。第一次国民政府的行为是这样,新中国初始的行为也是这样,1980年代、21世纪初叶的行为同样是这样。但这四次的民族文化保护中的关注点却是不一样的。1930年代的调查主要是人类学的专业调查,主要内容是民族的精神和观念以及仪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等内容,基本没有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内容和要求。19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主要的关注点为社会组织形态以及经济社会等。而1980年代的集成调查主要涉及的是艺术文化,21世纪初叶涉及的主要内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次调查人员主要是国内的人类学家,第二次调查主要是民族学家和一些文化干部,第三次则是在国家文化部的领导下,动员全国的文化力量进行的调查,第四次也是在文化部的专门组织下,动员一系列专业人士进行的调查,并且形成了国家制度性的民族文化保护。

在这四个历史进程中,为什么这样的情形会反复出现?中国从1840年开始,一直在努力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在每一个工业化进程的转型阶段,都要出现民族文化保护的国家举动,它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关系。即国家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给予文化发展和保护带来动力,而不仅仅是带来保护资金那么单一。从这里,我们似乎也看到,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现代语境中建立世界发展新秩序的时候,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也应该制定符合中国国际化进程的民族文化保护战略,并且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适应。即在文化发展的战略上,要建立起一条与中国国际化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发展线,以支撑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国际化发展趋势。2016年,国家文化部发布的《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主题,但不能仅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还应该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部内容,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文化策略。

以上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与民族文化保护的不同关系状态。具体从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而言,其保护的地域和视角,不能仅仅是边疆化、少数民族化的视野,而应该是国际化的,即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保护观应该是世界性的。在一个国家强盛的时候,其人类学家是配合国家利益的指向走向全世界的,历史上日本的鸟居龙藏来过中国,瑞典的斯文·赫定来过中国,德国的鲍克兰来过中国……现在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而中国的人类学家往哪儿走呢?因此,“一带一路”也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的最大机遇。“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线,它在经济、政治上表现为一条历史的宏大的国际性发展线,历史性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同时,也应该有一条与这条外向型的经济发展线对应的文化发展线。这条文化发展线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国际化;二是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和谐和包容发展理念,即在国际上建立中国式样的文化多样性表达;三是促进国内的民族文化保护向更高层面进步。但这一切还得回到“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文化的保护实践中,只有在具体可行的实践过程里,这样的“一带一路”中国民族文化保护国际化发展线才能够出现和发展。

五、“一带一路”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和保护策略

“一带一路”是国家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倡导思想,主要是国际化中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文化地缘”的概念。这样才能生发出与中国倡导的国际化发展有因果关系的民族文化保护进程,进而使得中国对世界文化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即:“一带一路”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一带一路”中的民族文化保护就应该具有相适应的文化保护策略。在这样的国际化视野中,我们还得回到“一带一路”中民族文化保护的内涵上来。

在“一带一路”中,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7个省区属于“北方丝绸之路”文化带范畴,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4个省属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带范畴,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四个省属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带范畴。尽管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主要是茶叶和马匹的流动,“海上丝绸之路”流动的也多是瓷器,但今天的“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国家希望在“一带一路”上流动的也不会只是丝绸了。在这15个省区中,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类的民族文化也不是平均分布的状态,见表2、表3、表4①。

(数据说明:“北方丝绸之路”文化带中,总共有247项国家级非遗名录,占总数602项的41%,其中有音乐、歌舞、传统技艺、民俗四项最为突出,音乐、歌舞各为40项,传统技艺为38项,民俗为40项。其中音乐、传统技艺、民俗内蒙、新疆贡献最大,音乐各有13项,传统技艺内蒙8项,新疆12项,民俗内蒙12项,新疆10项;舞蹈西藏贡献最大,有1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是新疆,有64项,最少的是宁夏,有6项。)

(数据说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带中,总共有214项国家级非遗名录,占总数602项的35.5%。其中也是音乐、歌舞、传统技艺、民俗四项最为突出,音乐、歌舞各为33项和42项,传统技艺为37项,民俗为33项。其中音乐各省均强,传统舞蹈四川、云南最为突出,各11项和23项;传统技艺四川、云南、贵州均强,各为13、11、11;民俗以四川和贵州最多,各为14项和12项。民间文学云南独居15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是云南,有81项,最少的是重庆,有20项。)

(数据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带中,总共有141项国家级非遗名录,占总数602项的23.4%。其中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民俗最强,有28、28、23项。传统戏剧和传统技艺福建、广东最多,传统戏剧福建14项,广东8项;传统技艺各10项;民俗广西最多,有1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的是福建,有57项,最少的是海南,有19项。)

在这15个省区中,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都有各自的特色表现,各方殊异,自有光彩,都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传统音乐和歌舞在具有游牧文化背景省区具有突出表现,内蒙、新疆、西藏、云南的国家非遗名录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牧文化的特质。民间文学在农耕区和游牧区都有自己的表现,以行文宏大的史诗最为著名。曲艺、民间美术有表现,但总体数量少,传统医药也少,但传统体育与竞技最少。福建、广东、陕西的传统戏剧的国家非遗名录最多,反映出稳定的农耕区域的文化特质,其艺术文化最具有综合性。

这是中国地缘文化在“一带一路”中的“家底”,也是我们提出在“一带一路”中注重地缘文化意义的基础。基于此,我们在思考“一带一路”中民族文化保护的策略,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第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战略不矛盾,也不会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而改变现行的行之有效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第二,掌握好“一带一路”与该区域民族文化保护关系的三个关联状态:一要具有国家现代语境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危机意识。即生计方式的急剧变化对于源于亚细亚生计方式的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要提前做好一个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文化危机管控。二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发展给予当地民族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注意把握民族文化的本质属性。有意识有限度地发展传统农业中的特种养殖业和特种种植业,以及观光农业,有限度地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以及民族村寨旅游观光业。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独特性原则的前提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三不要忽视“一带一路”对于各个地区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应有主动的适应与和谐共生规划。第三,在“一带一路”中我国的民族文化保护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在中国领土内的民族文化需要保护,而对与“一带一路”关联的境外地区也要有主动的保护该地区民族文化的意识和前瞻性思考,以配合“一带一路”在境外民族文化保护中方案的弹性制定。

对非遗名录范围内文化的保护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全国的民族文化保护也早已进入国家发展的一盘棋中,其他的民族文化保护方式和方法有,但影响小。国家非遗名录把民族文化分列为十个部分,但细观之其实只有三大部分:一是艺术文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舞蹈、曲艺、传统戏剧、民间美术都属于此类;二是传统知识和传统技艺的部分——体育竞技、传统技艺、医药知识就属于此类;三是民俗类,这个类别是一个有限制的名录,一般意义的民俗,比如节日民俗受到鼓励,而信仰民俗受到一定限制,因为一些民俗常常与迷信关联,这使得大家对于该类项目的筛选更为严格。

在中国,四次颁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千余,但近70%在“一带一路”地域中,而且其中的民族音乐歌舞又占大头,加上传统技艺和知识部分,它们完全可以在“一带一路”地域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直接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在这三类非遗名录中,艺术类非遗名录是民族文化最为外显的部分,是最容易进入现代审美娱乐的部分,也是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最容易进入交流和流动发展的部分,它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中最具有发展的可能性。比如“一带一路”地域中,许多民族都有许多独具魅力的歌舞,歌舞和音乐是文化中最能够实现快速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完全可以在“一带一路”的外向发展中,成为发展的先行。但发展如何处理好艺术文化的本真性与变化发展的关系,把仪式性质的展示和纯粹审美娱乐的展演严格区别开来,在既保持了文化多样性意义的同时,又为大众性审美艺术发展提供空间是一个关键问题。传统知识和传统技艺的部分也是较容易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部分,即传统的知识和技艺可以快速转换为现代商品的生产要素。利用好这个部分,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大有可为的。第三个部分的民族文化保护与精神、观念密切关联,同时也是最容易被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或侵蚀的部分。故而,我们在“一带一路”中探讨民族文化保护时,民族文化本身的特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肯定会给予沿线区域的中外民族文化及文化保护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我们在讨论“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区域民族文化发展的同时,要前瞻性地估量它对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影响,既要认识它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国倡导的国际化进程等方面的推动意义,也要寻求民族文化保护本身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以及民族文化本身的特殊规律,积极应对“一带一路”在各个领域带来的促进与影响。另外,“一带一路”具有的国际视野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也是一个难得的大好时机,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可以在其中获得自身的国际化过程,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实现中国民族文化保护的国际化和形成有效的国际话语方式,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进一步影响“一带一路”境外的民族文化保护,推进文化强国的实践。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11〕14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4〕59号》。参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5/5_1.html。

②此分列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此为个人观点,请学界多多批评。第二,“一带一路”文化带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仍在讨论,尚无定论。作者在阐释“一带一路”文化带时,将“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并列,这与国家“一带一路”经济带中明确涉及的省份、地区有所不同。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尽管在区域上“一带一路”文化带不完全与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地域重合,但文化带中很大一部分省份、地区与“一带一路”经济带地域关联,故作者认为这些地域“足以构成其民族文化的滋养主体”而对之进行了相应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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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秋林 责编: 梁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