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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社会融合与西部居民幸福感——基于多民族的视角

2018年12月07日 02:32:59 来源: 民族研究

基于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本文从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两个维度探讨了西部各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各民族居民幸福感总体良好,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普遍高于经常感到不幸福的比例,回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比例最高。微观的家庭收入和宏观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能显著影响各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同时,情感融合、信任融合与交往融合作为体现社会认同与社会接纳的重要变量,都会对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此,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各民族居民来说,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仍是当前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手段,而促进民族交往、加强社会融合也是有效改善幸福感的积极途径。

作者:杨建科,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琦,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西部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民族聚居区,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西部地区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如何?各民族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经济与文化变量对不同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相同?伊斯特林(R.Easterlin)的“幸福—收入悖论”在西部民族地区是否也同样成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西部地区的民族发展与社会和谐。为此,本文聚焦西部地区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并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因素对各民族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影响,从而为提升民族幸福体验、推动民族发展和促进民族团结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从民族角度研究幸福感具有一定意义,因为社群、个人幸福感的提升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内容。尽管主体的个性心理能直观解释幸福感程度之间的差异,但人们的生活状况如何影响幸福感的产生和变化?不同的民族文化又如何造就不同的幸福体验?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不同民族幸福感的比较研究。在民族幸福感的研究议题中,关于“主要民族比少数民族更幸福”的论断广受热议。国外有研究发现,族群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相关,黑人在家庭生活与职业工作方面幸福感的得分明显低于白人。相较于身体层面的病痛,种族因素能更有效地解释人们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对英裔加拿大人和华裔加拿大人的幸福感水平考察,也同样证明了种族差异会显著影响人们的生活标准与发展成就。国内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总体上具有中等偏上的主观幸福感,但其负性情感得分却明显高于汉族大学生。从普遍意义而言,人们倾向于认为:主要民族(一般指一个国家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民族,或国家法律、行政,以及社会、公共生活以该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形式为主要载体)占据社会的优势地位,拥有着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的诸多资源,而少数民族通常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少数民族中的个体逐渐倾向于负面、消极的自我评价,因而经常感到幸福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然而,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显示,汉族并不都比少数民族更幸福,有些少数民族的幸福感低于汉族,而另一些民族,例如维吾尔族与回族,其自感幸福的比例要远超过汉族。一项对新疆教师的调查发现,无论是在情感指数维度还是在总体主观幸福感程度上,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教师的幸福感水平都显著高于汉族教师。

二是对民族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索性研究。有学者认为,不同民族间幸福感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所造成的。来自南非的研究发现,不同族群的居民对幸福感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方式,族群文化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息息相关。有学者发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民族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赵长林对云南省 17个民族地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会提高,但总体而言,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先增后减的,这与居民增加收入的能力和期望值的高低有关。而杨超杰等对兰州市的调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民族幸福感并无显著性影响,民族地区独特的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满足,从而削弱了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渴望,使得收入的高低并不能显著影响民族幸福感的水平。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条件的充实,会转而追求社会认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上的需要。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变量之外其他因素对民族幸福感的影响。有研究指出,与汉族大学生相比较,少数民族大学生只有中等程度的主观幸福感。由于降分录取、文化差异等因素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故而社会支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见周末、毛荆利等:《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4期。

但这一结果针对的是大学生,少数民族整体是否也如此还尚待考察。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对民族幸福感的诸多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但是现有研究仍存有不足:一是目前民族幸福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现象层面的表述上,对因果机制的理论分析不充分;二是囿于调查数据的限制,很多研究只是针对单一民族或特定区域,很难把握民族幸福感的整体状况,也难以系统阐明各民族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理论逻辑;三是没有通过各民族间的比较分析,厘清不同民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共性与差异。因此,本文以西部地区的民族幸福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西部12省、市、自治区大样本数据分析,着重探讨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因素与民族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揭示西部民族幸福感的整体状况与结构特征。

二、西部地区民族幸福感的现状与民族差异

(一)本文数据来源

本文对西部各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分析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其他多院校共同组织的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变迁调查”(China Survey of Social Change)项目。该项目是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而进行的一项大型入户问卷调查,覆盖了西部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本文的最终有效样本数为10,098个,总体样本中有近30%是少数民族样本,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更是占到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近80%,这也为民族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二)民族的分类与测量

为研究的简洁和集中,本文对调查随机抽中的28个民族进行了分类,以少数民族间相接近为原则进行聚类和组团分析,参照语言、区域等因素,将调查样本中的28个少数民族归为四类:满族、蒙古族、土族和达斡尔族语言接近,均属于阿尔泰语系,因此统一聚类并简称为满蒙等民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东乡族地处西北地区,按居住地接近聚类简称为回维等民族;藏族、彝族、土家族、羌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和纳西族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因此按语言接近聚类简称为藏彝等民族;壮族、侗族、布依族、傣族、水族、黎族、仡佬族、仫佬族、苗族、瑶族和京族大部分居住于西南地区,基本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或苗瑶语族,为此按居住和语言接近聚类简称为壮侗/苗瑶等民族。此外,加上汉族,共组团聚类为五组。这种分类方式在边燕杰关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一文中也有相似的运用。西部各少数民族具体分类情况见表1:

为印证上述分类,本文还将这五大民族组与其宗教信仰状况进行相关性分析,作为分类的辅助依据。统计的结果也发现,这五大民族的分类方法与民族的信仰状况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具体结果见表2:

从结果可见,满蒙等民族主要信仰佛教(37.20%)或不信教(58.94%),回维等民族高度集中地信仰伊斯兰教(93.84%),藏彝等民族也主要信仰佛教(72.73%)或不信教(24.96%),壮侗/苗瑶等民族主要是不信教(80.04%),汉族基本也是不信教(85.10%)。可见,宗教信仰与民族之间有一定的同构性。

(三)西部地区各民族幸福感的现状与差异

本文依据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变迁调查”(CSSC)的数据,将“经常和有时感到幸福”的数据合并后编码为“幸福”,将“很少和没有感到幸福”的数据合并编码为“不幸福”,然后,依据民族变量对数据进行重新整理,按照幸福人群与不幸福人群所占百分比制成图1。由图1所示,西部各民族总体幸福感状况较好,居民感到幸福的比例要远远超过不幸福的比例;感到幸福的比例均在75%以上,与同期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全国数据(汉族居民感到幸福的比例为72.41%,少数民族感到幸福的比例为73.75%)接近;总体幸福感状况良好,较为均衡。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西部民族幸福感强弱的具体表现,本文将各民族经常感到幸福和经常感到不幸福的比例制成折线图2。由图2可知,西部各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也普遍高于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但同时,几个民族组之间幸福感程度的差异也相当明显。回维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最高,其次分别是汉族、满蒙等民族,而壮侗/苗瑶等民族与藏彝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相对较低。总体上,回维等民族与藏彝等民族执两端,汉族处中间。

基于图1和图2的比较,可以直观地发现,西部地区各民族幸福感之间存在差异,五大民族组的幸福感由高到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依次为回维等民族、汉族和满蒙等民族、藏彝和壮侗/苗瑶等民族。图2还表明最前者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比最后者高出近16%,同时最后者经常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也高出最前者2%左右。然而,这个民族间幸福感的差异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民族自身独特的文化结构,还是外在的经济社会环境的作用,需进一步分析。

三 、理论假设与相关分析

(一)经济发展假设

学界以往幸福感的研究大量关注收入增长、经济发展对幸福感效应的争论。幸福感研究中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就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幸福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主观幸福可能会停滞甚至下降。这个结论在跨国研究中也多被证实。埃德·迪那(E.Diener)认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提升是短期效应,长期看则不明显。国内学者邢占军通过研究居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同时,地区富裕程度也会对二者关系产生影响。刘军强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10年追踪数据的分析也发现,经济增长、个人收入依然是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幸福感的大数据调查也有了新的发现。CCTV2最新发布的2016年大数据调查结果显示:“钱不是万能的,30万的家庭收入成为拐点,再多未必就幸福。同时发现,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低于8-12万的家庭。”“伊斯特林悖论”的两面在中国都被证明。那么,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都有特殊性的西部民族地区,“伊斯特林悖论”如何表现?与中东部地区比较,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因素应该是影响西部地区民族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为此,本文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提出影响西部民族幸福感的经济发展假设,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居民家庭收入越高,则各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二)社会融合假设

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感的形成与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心理体验。除了经济因素外,社会层面的影响也同等重要。作为社会化生存的人,居民的社会融合状态对其心理情绪、社会认知和态度评价都有关键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zra Park)用“社会距离”来定位社会融合,认为社会距离是存在于群体和个体间关系的理解和亲近程度,社会距离大小表达了社会融合的深浅。后来博卡德斯(Bogardus)还为此专门设计了社会距离的测量表(Social Distance Scale),将社会融合研究推向了实证化。从层次上讲,社会融合有两种形式,即群体的宏观社会融合和个体的微观社会融合,无论哪种层次,认同和接纳都是社会融合内在的心理机制,认同解决定位的问题,接纳解决融入的问题。社会认同与同伴间的社会接纳对个体的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都非常重要,不仅可以共享价值观、体验情感,而且通过接纳能够更有效地以适合自身价值观和目标的方式去选择行动。基于此,建构和激发起来的才会是积极和幸福的内心体验。克雷(Carlo Klei)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状况的改善将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季永宝等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也指出,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会随着其社会融合程度的加深而提高,其中社会融合的作用比经济融合更重要。一方面,各少数民族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与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民族间在居住方式上是交叉聚居的结构(“大杂居小聚居”),这些都会影响民族居民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的交往、互动与社会融合。在西部多民族聚居、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与分化的现实条件下,各民族居民如果能有较好的社会融合,那么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就可以获得更为充足的情感慰藉,进一步扩展社会交往与支持网络,增强交往的信任感,从而实现认同与接纳。此外,认同与接纳还会化解居民的孤独与焦虑,强化其归属与安全感。社会融合将极大激发各民族居民的积极情绪,对消减社会距离与社会排斥,增强民族团结,提升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都具有积极作用。

婚姻是幸福感研究的重要变量,已婚居民比未婚居民感到幸福已是普遍共识。婚姻能为各民族居民提供家庭和情感慰藉,是个体生活压力的缓冲剂,也是个体归属感与支持感的重要来源。婚姻通过为个体提供情感、经济等全方位的支持,从而有效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社会信任程度体现了个体对他人的信心和对社会安全的感知,信任让居民的社会交往简单化,能有效降低交往成本,减少焦虑,是民族居民社会认同的重要体现。社交网络是居民扩展社会联系,获得社会支持的途径和通道,反映了居民所拥有和能动员的社会资本的状况,民族居民社交网络的规模及其他情况的差异,表明居民从中获得信息、寻求物质和情感支持的程度。

为此,本文从情感融合、信任融合和交往融合的维度来考察民族居民的社会融合,并据此提出幸福感的社会融合假设。即:民族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就越高。具体可以表述为:已婚的、社会信任度高和社交网络异质性程度越高的民族居民,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

(三)民族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以上从两个方面、五个维度对西部民族幸福感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能否成立,需要在实证上做出证明,在应用因果模型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1.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与民族幸福感。为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各民族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按照2010年各省区人均GDP水平,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划分为高水平与低水平两个层次。同时,为直观考察居民收入与民族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居民上一年的家庭总收入进一步划分为高收入与低收入两个等级,以反映居民家庭收入的差别。根据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与民族幸福感的列联分析,将结果以折线图的形式呈现如图3、图4。

数据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各民族幸福感存在明显相关。且与汉族相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满蒙等民族的影响更大。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满蒙等民族有51.49%的居民经常感到幸福,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只有20%的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相比较而言,回维等民族的幸福感状况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分布较为均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回维等民族有54.35%的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回维等民族有45.38%的居民经常感到幸福,而就经常感到不幸福的比例而言,二者的差距仅在1%左右,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

家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也是在满蒙等民族这一组表现显著。满蒙等民族处于高收入水平的居民,有57.6%经常感到幸福,而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居民,这一比例只有40.24%。汉、藏彝、壮侗/苗瑶等民族,这三组居民的家庭收入与幸福感都是一致的,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民族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上升,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下降。如汉族高收入水平的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为49.48%,经常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为5.08%;而在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中,汉族居民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9.88%和10.09%。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效应相似,家庭收入水平对回维等民族幸福感的影响也没有其他民族那么明显。

可见,一方面,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收入基础是民族幸福感的基本保障,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西部居民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对民族幸福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民族幸福感的差异相当大的部分与经济的差异有关,但经济变量对各民族幸福感的效应也存在差异。

2.社会融合与民族幸福感。在分析社会融合与民族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上,本文从情感融合、信任融合和交往融合三个维度对民族居民的社会融合展开分析。在具体测量上,以婚姻状况评估情感融合,以信任状况表示信任融合,以拜年网中的亲属比例反映交往融合。拜年网中亲属比例越低,表明社会交往的异质性越高,交往融合状况越好;拜年网中亲属比例越高,社会交往的异质性越低,交往融合状况越差。根据情感融合、信任融合、交往融合与民族幸福感的列联分析,将结果以折线图的形式呈现如图5、图6和图7。

图5中婚姻状况与西部民族幸福感的列联分析表明,情感融合对满蒙、回维这两组民族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在满蒙等民族中,已婚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为54.65%,未婚居民仅为31.43%。在回维等民族中,已婚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为54.83%,比未婚居民高15%左右;已婚居民经常感到不幸福的比例只有未婚居民的一半。汉、藏彝和壮侗/苗瑶等民族的婚姻与幸福感也都存在相关性,但各民族之间的相关程度有所差别。

图6中信任融合与民族幸福感的折线图表明,社会信任对汉族居民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但差距并非悬殊。当社会信任水平较高时,汉族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为49.58%,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为6.20%;当社会信任水平较低时,汉族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为41.19%;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为8.26%。与汉族相比较,不信任对满蒙等民族负向情绪体验的影响更明显。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对回维等民族幸福感的影响变化不大。与此同时,满蒙、藏彝与壮侗/苗瑶等民族的幸福感状况与信任融合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总体上,信任融合对各民族幸福感的影响没有婚姻层面的情感融合那么显著。

以交往的异质性程度为基准的交往融合是检验社会融合程度的另一关键维度。图7中交往融合与民族幸福感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交往融合对满蒙等民族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当交往融合状况较好时,满蒙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高达58.82%,交往融合状况较差时,只有39.77%的居民经常感到幸福。除此之外,数据也表明,交往融合的变化与回维、藏彝这两组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不大,这意味着社会交往融合对不同民族幸福感有不同的效应。

可以说,三个维度的社会融合与民族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但与各个民族之间的相关性有强弱的区别。不同的民族文化带来不同的交往体验,对于一些有着独特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的民族来说,交往同质性高呈现的可能是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交往融合对民族幸福感的影响必须置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四、民族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西部居民整体幸福感状况良好,但在不同民族之间,居民的幸福感还是存在一定差异。作为本文核心的两类解释变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均会对西部民族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能否单独起作用,两类因素对不同民族的作用有何差异?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社会融合与西部民族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变量选择

结合理论分析,本文选择主观幸福感、民族、家庭收入、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作为主要研究变量。

1.因变量:主观幸福感。根据问卷中“上一个星期,你有没有感到幸福”这一问题来测量西部居民的幸福感程度,按照回答程度,分别赋值1-5。

2.自变量:第一,民族。在探讨民族幸福感的过程中,如果直接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幸福感进行整体化的比较,可能会忽视不同民族在民族文化、地区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性,存在内涵简单化与研究结果单一化的缺陷。本文应用前文中对民族的划分标准,将调查样本中的28个少数民族组团为四类:满蒙、回维、藏彝和壮侗/苗瑶等民族。

第二,经济发展。包括家庭收入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家庭收入是家庭经济水平最为直观的体现,本文以万元为单位,将家庭收入作为微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统计数据,计算2010年度西部各省人均GDP的数据,将其分成了高、中、低三等,来反映西部居民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社会融合。已有研究将社会融合从主客观两个维度加以衡量。个体的婚姻情感状况以及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表达了行动者的主观情感和认知,属于社会融合的主观维度;交往异质性有效呈现了个体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的具体状况,属于社会融合的客观维度。为此,本文选用情感融合、信任融合与交往融合这三个变量来测量西部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情感融合的测量是将已婚赋值为1,未婚与其他赋值为0。对于信任融合状况,将“完全信任”和“比较信任”赋值为1,表示信任程度较高;将“说不清”、“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赋值为0,表示信任程度较低。在交往融合方面,用拜年网中的亲属比例反映社会交往的异质性程度,即拜年网中亲属比例越高,社会交往的异质性越低。

3.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自我评价与健康状态。

(二)变量描述统计

(三)数据结果与研究发现

从总体上看,西部居民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系数为负表明,男性居民主观幸福感比女性低;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加。同时,积极的自我评价,较好的健康状况,都能带来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这种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区分民族来看,幸福感在不同民族之间呈现出差异。回维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高于汉族,而藏彝和壮侗/苗瑶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低于汉族,满蒙等民族与汉族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检验经济因素对民族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与西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对于个人而言,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程度也持续提高。对地区而言,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高等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居民自感幸福的概率最高。与模型1相比,不同民族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发生了变化,藏彝民族、壮侗/苗瑶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幸福感的差异消失了,这说明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能有效弥合藏彝、壮侗/苗瑶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幸福感的差距,换言之,藏彝、壮侗/苗瑶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幸福感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经济变量的差异造成的。在模型2中,回维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依旧大于汉族居民,说明经济变量对两组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差异作用不大。而满蒙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幸福感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可见,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尤其是加强西南地区藏彝民族、壮侗/苗瑶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提升这些少数民族的幸福感,进而对加强民族团结与融合有直接和重要意义。杨荆楚的研究也认为,缩小东西发展差距,对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经济因素的作用显著表明,经济发展假设在西部大部分民族地区得到了部分验证。

模型3是检验社会融合对民族幸福感的影响。在模型2基础上,又加入了婚姻状况、社会信任与交往异质性这三个变量,分别评估情感融合、信任融合与交往融合对民族幸福感的具体影响。数据结果显示,社会融合三个变量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充分证明了社会融合能够有效改善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其中,以婚姻状况为测量标准的情感融合对幸福感的影响贯穿各个民族,已婚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普遍大于未婚居民。社会信任与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同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越高。在社会交往方面,随着居民社交网络中亲属比例的增加,主观幸福感却呈下降趋势。这表明,与那些只和自己家人和亲属交往的人相比,居民越和亲属以外的人交往,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也充分实证了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接纳与社会认同对各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幸福感的差异上,三个模型均显示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回维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大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且经济变量与社会融合变量的作用对回维等民族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还存在与民族自身相关的其他一些内生性变量影响着回维等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这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五、结论与启示

首先,西部地区各民族幸福感状况总体较好,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大幅超过了经常感到不幸福的比例。除了性别、教育、健康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外,西部地区的民族幸福感既受到家庭收入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婚姻状况、社会信任与交往异质性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影响结果存有差异。其中经济变量对其他几类民族的幸福感有影响显著,对回维等民族幸福感的影响不大。

其次,以往研究中常存在一种预设的倾向,即认为受制于地理环境、人口规模、文化影响等因素的作用,少数民族的幸福感普遍低于汉族。但从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这个预设不成立。数据证明,满蒙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回维等民族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比汉族更高,且这一差异在三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各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差距也并不大。为此,可以说汉族幸福感高于少数民族幸福感的论断不成立。

再次,“伊斯特林悖论”的效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证明。对藏彝和侗壮/苗瑶等民族而言,因其经济发展相对还属于欠发达甚至贫困地区,经济情况的改善对于满足居民的生活效用十分重要。遵循“伊斯特林悖论”的表述,对于贫困地区和国家居民而言,收入增加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那么,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对这些欠发达地区民族幸福感的提升应该是显著的,事实上,回归模型的数据结果也证明了藏彝和侗壮/苗瑶等民族居民的幸福感与“伊斯特林悖论”的逻辑是一致的。

最后,健康、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等控制变量对幸福感的效应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即身体越健康、受教育程度越高和年龄越大,西部地区各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民族幸福感表征着各民族居民对其生活的感受和评价,影响着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与民族团结。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改善和增进民族幸福感,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

第一,对欠发达的西部民族地区而言,经济因素仍然是全面提升民族幸福感的关键所在。同时,健康和教育也依旧是制约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教育、医疗资源配给不足等,都是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障碍。为此,加快西部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推动医疗和教育资源向西部地区的更多投入,尤其需要加大向藏彝、侗壮/苗瑶等经济落后、相对幸福感较低的民族倾斜,是整体提升民族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第二,社会融合为民族幸福感的提升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在强调国家层面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和历史传统,通过实现其文化归属来增强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同时,社会信任和对外交往与西部各民族的幸福感程度显著相关。基层政府可以发挥主体作用,倡导和举办多种形式的社会文化活动,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和交融,从而形成开放的民族交往意愿和行动。与此同时,弘扬“诚信有爱,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理念,通过营造平等融洽的人际环境,增强居民的社会信任和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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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建科 王琦 责编: 梁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