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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文化之经济价值及其实现方式

2018年11月08日 10:25:16 来源: 民族研究

民族文化与一个民族的经济活动及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如何体现和实现?民族文化经济价值实现的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研究和回答。本文基于文化-人-经济(要素)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将文化置于人与经济之间的核心位置,提出了“三元互动模型”和“气球效应”,据此得到了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弹力效应、回缩效应和酵池效应,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同时,结合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如何创造性实现民族文化经济价值有效转换的策略与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一论述为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文化是由我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讲中华文化发展这一重大论题时,一定包含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本文的表述中,民族文化特指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弘扬和利用优秀民族文化为各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及中国经济的再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如何体现,又如何转换?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判断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信仰、建筑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奠定了基础。很多民族地区拥有充裕的民族文化资源,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率的开发和利用,甚至陷入“资源诅咒”陷阱。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让民族文化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实现其经济价值,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选择。因而,以区域经济及大众文化需求为目标的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成为当前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

关于文化的概念及其理解在学术界存在差异,学术著述更是汗牛充栋。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是第一位对文化概念进行人类学定义的学者。他认为,文化或者文明是一个复杂整体,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社会成员所能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他对文化的这一定义普遍为学者所接受。祖父江孝男认为,文化包涵宗教行为、价值观这些“由后天造成的,成为群体成员之间共同具有且被保留下来的行为方式(也可以叫作模式)”。陈庆德和马翀祎对国内外文化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后认为,文化是“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总和”,在思想观念这个层面上“文化来源于特定群体有创造性的观念或符号的生产能力”,在行为这个层面上“文化特质被铭刻在了人们衣食住行的任何一种行为方式及其所用的任何一种物质对象上”。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认为,文化是与“生活”和“适应”相对立的,文化是强加于生活的秩序,以约束生活的无秩序和混乱。斯库平(R.Scupin)认为,文化是“一个特定社会中代代相传的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技术、价值观念、信仰以及规范”。笔者对文化这一概念的解读为:特定人类群体在历史的传承与演变中存留在物质层面或非物质层面的一切存在,囊括了人类的信仰、建筑、禁忌、秩序、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等可见或不可见的存在。

关于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研究也有不少著述,大多是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关于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理论思考,二是基于现实案例探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价值和实现的具体途径。有的学者从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经济价值出发,指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旅游是将这种文化传承并传播下去的有效价值转换机制。有的学者从文化产业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指出:大力培育民族文化产业市场、实施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人才工程、促进民族文化产业交流。有的学者从科技进步的视角探讨了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一些学者认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是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开发式扶贫战略的重要途径。然而,因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过度商业化、伪民俗化、庸俗化等不良现象时有出现,引起部分学者对当前发展文化产业的质疑。

从文献的疏理可以发现,文化对经济发展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文化在影响经济的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文化的经济价值如何得以体现、文化经济价值实现的机制和路径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是空白。本文的研究期望对上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回应。

二、 民族文化的形成、演进与创新

在探讨民族文化经济价值时,我们有必要对民族文化的形成、演进与创新发展有清晰的认识,进而把握民族文化的本质,弄清民族文化对人(人群)-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和本质属性,这可以理解为是本文议题探讨的逻辑起点。

(一)关于民族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常认为,在人群—族群的地域空间内,构成复杂的人与人、人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而族群的增多,必然会产生领地、利益等方面的争夺,导致族群之间的冲突增加。为了维持内部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增强群体的实力,在其内部就会形成一系列的规制来约束和强化成员的行为,由此形成制度文化。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内,人们从事生产生活,形成一系列组织、运行、激励、约束的特定内容,人们在这个组织框架内活动,既为群体创造价值,更能得到群体的庇护,由此形成该群体的风俗习惯。由于是大多数人认同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则具有固化、延续的特征。

现在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文化最初产生的土壤是什么?是生产的?还是生活的?抑或是精神的?

按既有的理解,物质决定意识,由此理解,文化产生的初始土壤一定在生产活动中,包括物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馈赠。在这个链条上形成物质文化。但笔者认为,在文化形成的初期,人们对世界、事物的认知是浅层次的,是感性的,没有那么复杂。而恰恰是,在物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馈赠的过程中,利益的争夺是人的本性(至少要有吃的),也是最直接的,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在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很难形成有约束力的规范,也就很难形成以利益为基础的文化。

在初民社会,更容易控制群体行为的恰恰是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在宗教的旗帜下,形成一套活动程序、仪式,把全体成员控制在神秘的宗教之内,把现实世界的生活和未来的想象用因果关系加以串联,使人们即使现在痛苦也不愿放弃美好的未来,行为规范得以生成。此后,在一系列的文化因素作用下,形成人们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这又与其他族群产生明显的区别,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文化。

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的最初形态是圈形的,即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不同人群形成的文化单元,而这个圈形之所以得以建立和持续,原始的宗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控制了人们的意识,才有可能控制其行为。因此,文化产生之根源是由原始宗教为基础的世界观、价值观所引领和凝聚的群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全体成员在生产、生活活动中形成一系列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经长期的历史演进形成较稳定的文化。

(二)关于民族文化的演进

文化的演进,包括变迁、改变等,是文化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期间虽有变异与扬弃,但核心的内容没有变化。这种变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与全体成员的生产、生活渐行渐远,人们没有动机去维持这种文化事项,久而久之便消逝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二是在某个时间点,受到某种外力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内部结构发生了改变,在没有摧毁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吸收、合并了某些外来的文化元素,通过传统的文化活动方式得以沿袭,成为人们接受的文化。

约翰·贝利(John W.Berry)归纳出了四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分离表现为个体重视自己的文化,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边缘化则既不能保持自己的传统,又不能被其他群体承认。在这里,文化的走向有两个路径:整合与同化。整合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也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内核与他族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对比、甄别、筛选、改造、融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分子式,既被成员认同,又有自认为先进的文化因子。这种文化的演进,说明了其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每一次文化的整合都让已有的文化有了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注入了传承的能量。即使是一个小的圈层文化,在经过若干次文化整合后,不仅自身更有活力,还可能成为影响他族的一种文化状态,成为他族主动吸收、靠拢的强势文化。汉文化最典型,即使当时有诸多的文化存在,甚至是外族文化群体成为政治主导者,汉文化不仅没有灭失,反而被他族所接受。而这也说明,强权政治和强权文化不是一回事,强权政治未必能建立起强权文化,而恰恰是,强权文化可以稳定强权政治。

当然,还有一个走向就是同化。正如马克思所言:“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将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此处的“文学”与“文化”同义——引者注)。”同化至少分为主动同化和被动同化。主动同化是成员的集体放弃,那至少表明,原有文化已严重脱离成员生产、生活,文化对群体及个体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和约束力,至少是对每个人而言,该文化不能带来更多的利益。若是被动同化,因为成员没有选择的权利,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强势文化替代传统文化,经几代人之后,原有的文化可能消失了,事实上该族群已被新文化彻底改造。

笔者认为,文化能保其活力,其结构就应是开放的,富有弹性的,既可以吸收他族先进的文化因子,又不颠覆自己的内在结构,从而成为与时代、与主流社会同步的文化。

(三)关于民族文化创新

文化是为人服务的,不管什么时代,文化发生作用的前提都必须是得到人的认同,并在生产生活中得到使用和强化。费孝通先生说过:“这个文化论中所谓的‘文化’,就是‘人为、为人’,四个字,指文化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而这里的人特别指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在文化前行的过程中,因世界格局、地缘格局、族际交往的改变,文化无时无刻不面对侵袭、碰撞、变异,其结果如前所述可能有多种走向,但保持其文化而不被时代潮流淘汰仍是大多的选择。主动适应也好,被动接受也罢,都必须在创新上努力。

文化创新是复杂的。这里涉及改革,即文化改良。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文化改良是局部的,甚至是短期的应对,是一种仓促的适应,因为在本质上没有改变。改良的文化,在遇到新的条件时,其局限性又暴露出来了,有可能要进行再次的改良,由此形成一种循环模式。在这个改良的过程中,成员的迷惘、痛苦是难免的,若改良不能较好地适应新条件,人们便会舍弃。

创新则不同,文化创新应是一种结构上的改造,是一种文化机制的再造,文化创新不一定完全丢弃传统,若那样会失去生成的条件,但也不会是如“贴膏药”般地改良,而是以传统文化的内核为基础,形成多向、开放、包容的文化结构,成为文化“海绵体”,既能吸收,也能溢出,同时具有抗压性。每一次吸收,都是一次能量的补充,也能释放更多的能量。

现在谈文化创新,大多还是侧重于表象,如形式的创新,内容的创新,方法的创新,这些创新尽管有用,但不能改变其文化结构。所以,从结构改变入手的创新才是根本,结构变化、文化的张力变化、外在的变与不变,都不能改变其结构的弹性。如此,文化才能主动寻求自变的能量。

三、民族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解析

一个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必然对其经济生活产生多维和复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动态和持续的,加之一些“隐性”或“弱隐性”文化的影响过程难以观察,更不易在重复试验中加以确认,因此,对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解析成为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抽象的结论尽管“看似正确”,但由于缺少微观层面的刻画,没有形成清晰的解析框架和路径,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尤为必要。

(一)民族文化与经济增长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文化是如何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效果应该如何评价?这些问题人们已提出来,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学界公认的研究结论。就目前的研究看,一些学者还是给出了一些定性的结论,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认为,“某些信念、态度、价值观确实有助于经济繁荣和发展”;“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享迁顿(Samuel P.Huntington)在研究韩国和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现巨大差距的原因时也说:“发展快慢如此显著,能作何解释呢?在我看来,文化是一种重要原因。”李永刚认为,文化精神通过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对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运行会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在探讨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也曾写道:“对民族相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在联系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如我国少数民族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淡薄,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只有结合这些文化因素,才能解释一定经济状况的历史成因,也只有结合这些文化因素,才能找到民族经济发展的契机。”

经济发展是各种要素创新组合的结果。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Y=f(K,L,R,T)(K为资本,L为劳动力,R为土地等自然资源,T代表科技进步)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均不包含文化。究其原因,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和方式是极其复杂的,也是难以计量的,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成为“不太可能”的事情。因此,在现代经济学中,即使经济学家们了解文化的重要性,但无法将文化纳入其分析框架,即便有所尝试,也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定性地、逻辑地、多维地去分析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方式、机理和路径才有可能回答在经济增长中文化不可分离且极具重要性这一命题。为此,笔者设计了以文化为核心的“三元互动模型”,探讨在经济增长各要素相互组合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文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此,必须说明一点,强调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并非说文化的作用是绝对的和唯一的,只能是隐含在经济增长中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

1.文化系统是价值转换的核心。人类在对身外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双重改造过程中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技术方式、社会方式和价值取向。民族文化资源除了具有科研价值、历史价值、传承价值外,更具有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的功能,从而催生了文化的经济价值。然而,因开发主体认知限制、利益驱使,文化资源要么被粗浅开发,甚至被忽视,要么其经济价值被低估。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既是其自身价值的实现,亦有助于实现关联产业的经济效益,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过程是系统而复杂的,包含于文化系统整体中的物质文化系统、精神文化系统、制度文化系统三个层面相互作用,主动对经济活动发展趋势予以适应调适,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合力,最终导向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实现。

第一,物质文化系统奠定了文化系统整体经济价值实现的基础。特色建筑、服饰、宗祠遗址、生产生活遗迹等物质文化层面的一切存在是探索文化产业化等价值转换形式的基础和核心。脱离物质文化系统谈经济价值的实现是“无米之炊”之举。

第二,精神文化系统是推进物质文化价值转换的动力。人在改造物质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思想、观念等精神层面的集合构成了精神文化系统,二者互为对方的表达形式。精神文化系统对于物质文化的基本功能体现在继承和创新上。精神文化系统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程度,否则会阻滞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思维观念决定人的经济活动,先进的、同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才能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落后的文化则会阻滞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又如雷锋的奉献精神、焦裕禄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是顺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精神文化要素,对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佑林、陈朝霞指出,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创新精神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具有内在渊源关系,亦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吴越文化为底蕴的“崇文好学、诚信合作、贵和谦让、精进务实、开放灵活”等江南精神文化对打造长三角地区人才高地,塑造经济伦理、加快一体化进程和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极其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制度文化系统是连接物质文化系统与精神解释系统的桥梁。其规范和矫正文化经济价值实现的方式和方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协调人的行为动机;二是规范人的行为方式;三是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在三个层次的文化互动中,制度文化既是物质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制度化。一方面,它把人们相互之间及其与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物质关系,升华为一种权力意志的精神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把精神解释的某些意识观念具体化为社会行为和组织框架的实践。这样,制度文化系统搭建起物质文化系统与精神解释系统之间的桥梁,成为二者互动关系的传承场。

2.要素系统是文化系统整体经济价值转换的手段。我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许多建筑独特、民俗浓厚的特色村寨群。特色村寨群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各民族生存智慧、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村寨集聚是人的社会属性及群居性使然;其次,生产生活资源的匮乏促使村民选择群居,以分享公共产品带来的便利及节约生产生活成本;再次,崇尚宗法文化的氏族对生存空间的竞争催生了血缘家族与地理空间的重叠,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村民聚居,村寨集聚。

文化经济价值转化效果的关键在于村寨中的各种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的配置方式是否得当,村寨资源的选择、组合需要要素系统的干预,各个独立运作的资源主体在要素系统的干预下完美组合,并形成新的有机整体,资源功能得以扩大倍增。要素系统主要包括经济基础、资本、技术、人力资源、信息、政策等元素,如人力资源(规划者、开发者、工匠)运用对政策的理解能力,结合当前市场供需信息,利用现有的资本、技术对文化系统及自然系统的组合方式加以判断和选择,实现各种资源的配置最优。最终产生两个完全相反的结果:一是资源配置合理——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阻碍经济增长。

3.自然系统是文化系统整体经济价值转换的支撑。自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明确并厘清自然系统与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对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集约型经济逐步代替粗放的资源型经济并非否定自然系统中各要素存在的必要性,而是要提高自然系统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率和质量,走出“资源诅咒”陷阱。宋瑛等指出,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这里自然系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然系统要素的稀缺阻滞了经济的长期发展;二是自然系统与文化系统及要素系统的组合方式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如宗教信仰、人文景观、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政策干预等中介变量的合理参与可以将自然系统的抑制化为解放,将削弱变为增强。

(二)民族文化促进民族的创新活动

民族的发展是在创新中不断前行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而创新又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在一个民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创新过程中,根本的因素是人的能力的全方位提升,而文化是影响一个人全面发展的核心因素,由此形成文化-人(创新)-经济增长(发展)的演进路径。

1.优秀民族文化有利于民族创造力的发挥。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不是天生的,需要一个好的文化氛围,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才能激发人们无限的创造力。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中,开朗、热情、宽容、勤奋、善思是其基本的底蕴,这也正是激发创造力必须具备的文化、心理素质。因此,在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时刻体现出创新进取的精神。

2.优秀民族文化有利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我国各民族都十分重视教育的育人作用,在许多传说、故事中都可以看到勤奋读书取得成就的描写,甚至将汉族的“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全盘吸收。不管怎么说,重视教育和人才的思想还是难能可贵的。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进步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从科学技术进步的源动力考察,发展教育是最最根本的,离开教育无从谈起。所以说,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对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视和希冀。

3.优秀民族文化有利于形成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包容力。表现为两个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和对创造过程中失败的宽容。以土家族这例,其文化开放度很高,善于吸收他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成果,无论是纺织技术还是牛耕技术,无论是铁制农具还是机器生产,土家民族都能以积极的姿态加以吸收和改进。同时,对自己在创造活动中的失败能够宽容对待,不打击,不嘲笑,不气馁,而是再接再厉,直至成功。

(三)民族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尽管各国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分类不一样,但基本上主要指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领域中具有商品属性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开发和利用,在市场机制下进行生产、经营、销售、消费的过程。民族文化产业主要指非主体民族将本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市场手段转化为经济资源,并将文化资源“嵌合”于社会结构之中,形成本民族社会、生态、资源环境与人类间高度互动和融合的经济行为。民族文化产业概念决定了民族文化产业属性,陈庆德等认为精神性是文化产品存在的本质属性。张强等指出,民族文化产业跟其他产业一样具有“盈利性”、“增长性”、“竞争性”等基本产业属性。

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产业属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凝固的文化;二、精神的文化;三、行为的文化。

凝固的文化指非主体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凝结着本民族智慧、习俗、秩序等因素的有形物质,如藏族唐卡、广西龙脊地区壮族瑶族梯田。唐卡是用彩绸装裱后悬挂供奉的藏族宗教卷轴画,是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绘画形式,唐卡鲜明的藏族特色、浓郁的藏传佛教色彩及独特的手工艺术风格,凝结着藏族人民的信仰、智慧、文明、历史和生活,反映藏族同胞对佛祖的虔诚和寄予雪域家园美好生活的热爱。近年来,西藏地区政府通过在拉萨举办唐卡艺术博览会大力发展唐卡文化产业。梯田本是龙脊地区壮族瑶族先民为谋生而开凿出的劳动场所,由于龙脊梯田是当地壮族瑶族在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的顺应大自然、开发利用大自然、适度向大自然索取、顽强生存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相融合的产物,在游客的带动下,发展成为梯田文化旅游景观。

精神的文化指非主体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信仰、禁忌、情感、观念等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事项。如以“崇尚自然、践行自由、恪守信义”为核心的草原文化,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产生出的活性精神。充分挖掘这种活性精神的经济价值,使经济与民族文化联姻是草原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繁荣和发展草原文化的重要课题。

行为的文化指非主体民族发展文化产业的经济运作模式,即在市场机制下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模式。《印象·刘三姐》是民族文化产业化在市场机制下成功运作的典范。在借鉴国外山水实景表演的经验下,借助刘三姐民族文化品牌,通过现代高科技舞台声光效果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艺术形式来淋漓尽致地表现壮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这一模式在民族地区先后被借鉴,制作了《印象·丽江》、《印象·海南》等作品。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过举办“女儿会”,并将其作为城市名片,通过招商引资建设“恩施·中国女儿城”项目,打造一座民族风情生态旅游园林城。

以上三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产业属性,其核心是民族文化具有自身产业化或通过不同的载体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内在属性。需要注意的是,民族文化不能为产业化而产业化,更不能为产业化而使其失去生存的根基,改变或断裂其自身运行的轨迹。在民族文化产业化过程中,要坚持把民族文化既置于经济系统内,又保证其独立存在,并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向前演进。费孝通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就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必须强调关于发挥这个民族本身在体质上和文化上特具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发展其经济,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扬自身的精神文化,在一个地区的发展中,贡献其应有的力量。”

民族文化产业作为一种通过市场化运作的经济资源,必然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即促进作用、中性作用和制约作用:

1.民族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一,民族文化产业颠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即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第二,通过吸纳就业、增加资本积累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变;第三,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内部的文化资源存量、类型存在差异,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既是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的手段,也是文化重构的过程,从而实现差异化发展,培育可获得性禀赋。例如,贵州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在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时,充分挖掘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资源,积极整合外部要素,合理对接市场需求,旅游产业年年跨上新台阶,给当地百姓提供了就业,增加了收入,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效果显著。

2.民族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中性作用。所谓中性,也就是民族文化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效果不明显。原因有三:一是民族文化产业低端化,其产品和服务得不到市场的认同,没有产生应有的经济价值。二是民族文化产业趋同发展,形成同质性竞争局面,使得文化价值发生扭曲,统一市场被割裂,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如各地一哄而上的民族文化旅游,没有突出差异化、个性化,千业一面,在面对相对稳定的消费者时,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三是民族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对地方经济增长带动力不强。同样以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为例,有的地方低端上马,简单模仿,生搬硬套,没有真正体现民族文化的特质,游客的满意度不高,一阵热闹之后便偃旗息鼓,巨量的投入没有带来应有的收益,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度不高,作用微乎其微。这种现象在部分地方还较为明显,应予以高度关注和引导。

3.民族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一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资金配置、使用失当,庸俗化、表浅化开发等问题,损害了文化保护传承的惯性,破坏了民族文化实现经济价值的根本。二是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心理、信仰、习俗,间接地影响文化产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引发“发展性破坏”危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开发各类项目时,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打着民族文化的旗号随意开发、变异使用,使文化丧失其本真性,得不到当地群众和游客的认同。同时,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过程中,漠视文化产权主体的利益,导致开发者和当地群众的利益冲突,有的地方还演变成群体事件,这样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不仅未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反而给未来的发展增加了障碍和阻力,起到了制约作用。

四、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表现形式及实现机制

民族文化对民族经济生活、经济增长与发展影响的多维性决定了其影响过程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其影响的深度、宽度和高度。我们在挖掘、利用民族文化经济价值时,要与时代发展、社会环境、物质条件、技术进步等密切结合,让文化的“活性”与要素的“刚性”恰当对接,形成互融共促、活力持久的动力系统,进而让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一)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表现形式

1.文化+物质资本。文化+物质资本可以构成静态文化和活态文化事项。静态文化成为历史的记忆,供人们参观、欣赏,当然也可能有创造性的借鉴,从中也是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的。活态文化,如演艺、过程展示、场景展示等,既有历史的内容,也有现实需求的成分,既可以作景,亦可以提供相应的文化产品,这也可以带来经济收益。

2.文化+金融资本。这种形式本质上就是开发,如果开发得当,保护与传承并行不悖;如果只满足金融资本追逐利润的单一目的,那么,开发就是对原有文化的变异、毁灭。在一定的时间,金融资本可以获得很高的回报率,但这也是对文化的加速折旧,是不顾文化自身演进逻辑的破坏之举,对文化本身而言是灾难。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文化受到抑制和扭曲,其不可能成为活跃的因子,也就无法实现向文化资本的转变。所以,文化资本和金融资本虽不是天生对立,但结合点不易把握,文化成为资本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放弃金融资本的回报,变成公益性收入,整固文化变迁的边界,给文化演进培土施肥,二者的结合倒是有可能的。在公益性文化资本培育完成后,再与其他要素结合,使之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能,同样也可以实现其经济目的。

3.文化+人力资本。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的记载,所以人与文化是天然的一体。但问题是,人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加之个体差异极大,在对文化的态度上也有许多的不同。如果文化附着在传承的正常个体身上,个体行为带有很强的文化特征,那么文化因子就能延续。加之,人是有创造性的,在人力资本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就能实现对文化的再创造,推动文化向高层次转化,使之更具活力。如一些民族创造文字,这既是一种文化工具的运用,也使得文化的传承有了可能,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从创造文字并被族群成员接受、使用这个角度讲,这本身就构成新的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基因。新文化基因的注入,能保证文化持续发展的功能,最终实现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总体目标。

(二)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机制

现在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不能完全揭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式和机制,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更是把文化排斥在外。但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是谁也没有否定的。那么,我们要深刻追问的是,文化究竟是如何作用于经济的?笔者将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的具体作用机制或方式总结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化通过影响人的思维、行为、选择方式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二是文化直接与经济活动发生反应。

1.人—文化—经济的互动。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消费者,由此构成人-文化-经济的三维关系(见图2)。人(人群)为了生存和不断发展必须在经济活动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但经济活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需要稳定和长期的积累,而这个稳定的基石便是文化,尤其是需要通过文化的作用来规范人的经济行为,进而达成在人的愿望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从而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和平衡增长。那么,文化在人的经济活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第一,文化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正如环境、气候、水土决定人的生理结构与民族性格一样,民族文化对于人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文化创新让人们从传统思维向现代意识转型.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文化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是有差别的。由于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不同,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带来行为方式的差异,结果也就大不相同。

第二,文化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文化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既有推进的作用,也有阻滞的作用,而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解决“文化阻滞”带来的影响,使外部力量的干预达到预期的效果。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全体成员的行为规则,是一种刚性的制度,在这种文化侵染下的人们,其行为方式必然打上很深的文化烙印。由此我们可以推理,一种文化对个体的行为是强干扰的,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既有推进的作用,也有阻碍的作用。要想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解决“文化阻滞”的问题,即使是外部力量的干预(如投资,如发展新型生产),这一问题也是要首先解决的。

第三,文化作用于人的选择方式。我们要利用文化的制度优势引导人们的行为选择,选择最优的发展路径,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只有实现了要素与人的完美结合,才有可能创造合意的经济价值,以经济增长促脱贫的努力才能达成。经济活动有多样化的选择,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要选择最优的方案,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但在某种文化的影响下,一种新的或最优的方案未必能得到响应,因为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遵循传统的路径依赖,事实上又构成了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愿打破既有的格局。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推广一些政策或先进的种植技术,往往遇到强大的阻力,如果利用其传统文化,如族中头人的引导,村规民约的约束则可以快速推进。此时,人们表面上是听头人的一句话,事实上是在认同一种文化,是在屈服一种文化。反之则困难重重。

2.民族文化对经济活动的“气球效应”。民族地区相对的滞后性,要求通过外部力量的干预来调整其经济运行的方向和质量,由此必然产生文化与外部因素发生关联。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对维持民族的稳定、发展、繁荣,乃至改变其未来发展方向起着内生性的作用,对外来因素进入有着天然的免疫力,由此形成一种“气球效应”。这种效应,一方面强化其内部经济运行方式、内部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使得既有的经济模式得以稳固,以保证其传统生活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对新的事物的阻抗,又将影响其与当代社会的同步,甚至有可能被新时代边缘化或抛弃,处于“游离”状态,若长期得不到改变,这或许就是一个民族走向衰亡的拐点。

文化影响外部要素的效力,笔者总结为碰撞―黏合―融入的“气球效应”,包括文化的弹力效应(凸性)、文化的回缩效应(凹性)和文化的酵池效应(黏性)。

第一,当外部因素与民族文化相互碰撞时,文化作为类似气球体的特性使其能量得到了多维的释放,产生“弹力效应”和“平滑效应”,无法作用于民族共同体(或经济共同体),外部因素发挥作用有限,我们称之为凸性。因此,我们在以外部力量发展经济时,要让气球运动与要素运动方向一致,也就是找到文化与外部因素对接的活跃分子,使其相互间快速、深度地融合,既不失外部因素的力度与活性,也保留传统文化的元素,使二者形成相得益彰的共生态,进而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外部各种要素的投入不仅绝对值在增加,而且每年均有递增。但有一点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以往存在条块分割,各种投入的要素呈现“碎片化”的特征,没有形成合力,在进入民族经济体时,由于文化自身的阻抗性,力量微弱的外部要素只是轻轻触碰了文化这只气球,相互作用的力被很快地弹了回去,所有力量被平滑掉了。这样的外部力量干预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经常困扰我们的问题长期存在而得不到解决。由此我们需要检讨和思考的是,如何让外部要素的投入从“分散”变为“集中”,由“粗放”变为“集约”,以此改变其弹力效应,让外部要素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当外部因素与民族文化对接时,由于外部因素具有一定的力度(但力度不大),使得气球回缩,也就是我们理解的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甚明显的凹性特征。联系现实,我们不难看到,外部各种要素的投入因力量分散、条块分割,不能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这些外部要素的投入,尽管在短期内能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很难持久,从长期看其作用极其有限。回缩效应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要对各种投入要素进行整合,投入时要靶向明确,如此才能获得倍增的投入效果。

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看,我们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后,产生的效果有明显的改观,但最终的结果是,短期的积极效果难以保持,又回到低水平发展的状态。从我们历史上的扶贫可以看到,尽管各级政府的投入力度在加大,走了帮扶-定点-项目扶贫-产业扶贫-整村推进之路,但由于投入的靶向不明确,力量不集中,且没有与民族文化因素高度契合,扶贫缺少能力建设和精神脱贫,呈现出脱贫-返贫的循环。由此也给我们启示,我们在今后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时,一是要增强外部要素干预的强度,二是要与民族文化因素高度融合,产生稳定、持久的作用力,从而改变其经济运行轨迹朝我们所期望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因素的把握尤其重要,要通过外部因素的干预激活民族文化的潜在活力,使民族文化成为让外部要素进入并发挥作用的强劲推力,如此方能使其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文化在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既是一种稳定剂,也是一种黏合剂。当外来因素进入该文化体,文化的第一反应便是通过黏合降低其冲击力,形成一股缓冲力,待文化与外来因素的黏合达到力量均衡时,才能在内部发挥作用,此即我们理解的文化酵池效应所产生的黏性。所以,当外部因素进入时,如人员、资金、物资、政策等,并不能直接发挥作用,或者说产生我们可感知的“时滞性”,此时,也正是文化黏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外部干预要起作用,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强行冒进,要充分地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待二者有效黏合后,外部因素的作用方可显现。 在黏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可能带来的“损耗”:一是强力作用因素可能变为中性的;二是强力作用因素在文化的包裹下失去了活力,变成一种沉淀物。由此也就可以解释,我们的一些政策效力为什么发生了递减,我们的各类要素投入为什么效果不够明显?而这种现象也正是我们要思考的,内在的作用机制也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

这里又涉及一个问题,既然是黏合,如何改变其性质呢?或者说,降低其黏度,或改变其黏连方式。对文化而言,首要的还是从文化本身着手,在要素进入前,先行改造其文化,使文化变成“自适应”状态,二者的黏合产生我们期望的力度及预期的方向,结果必然会大不一样。

该效应也可以印证当前的一大困惑,即为什么国家有持续不断的投入,而民族地区却没有获得期望的改变?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若按照经济学的投入—产出理论,这么巨量的持续投入是一定会带来应有的产出的。而事实证明,对民族地区而言,若忽视了文化这个因素,经济学理论将失去解释力。

五、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方式和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中,还是在对外交往活动中,或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都强调借鉴、运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尤其强调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鼓励挖掘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互为依托、互相促进,民族文化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因子,反过来,经济发展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是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民族群体自身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提高人们的自由程度为旨归,以文化商品的形式投入到多民族文化经济广泛的交融中获得经济利益,即文化权利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本化行为,是民族文化持有者为应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努力实践。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在于对文化的创造性运用,寻找民族文化新的存在基础和市场需求。民族文化具有多元化价值,既有静态保留的现实意义,亦有动态开发的条件和需求。民族文化旅游正是精神消费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的表达。笔者认为,要区分经济的文化与非经济的文化,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民族文化除了满足自我识别、认同的需要外,还能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价值转换。当民族文化或主动疏离或被动剥离于现实生活时,民族文化的存续便成了问题。

文化是否转化为资本,至少应满足如下特征:第一可量化;第二可分解;第三可使用;第四能增值。亦即文化资本可以按比例融入其他资本之中,并且在使用后能获得文化资本的增值。把文化及其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使之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结合,成为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的内生变量,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底线”思维的基础上促进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

关于民族文化经济价值转化的具体路径,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培育发展“文化+产业”新业态

随着技术的革新进步,在人类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社会物质的供应越来越丰富和充足,但是人们的消费却逐渐呈现“脱物化”倾向,即当前人的生活消费不再是纯粹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多是的追求一种精神体验和满足,追索产品背后的文化底蕴。在同类产品竞争中,把握文化内核,赋予产品文化内涵的产品更容易进入市场,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正是这一交换的过程,文化自身的价值随产品的价值一起实现转化。如湖南张家界以土家族经典民俗文化为主体,结合地域内的苗、侗、白、瑶少数民族文化,利用现代科技,打造了一台大型经典民俗歌舞晚会——《印象张家界》,实现了文化与旅游业的完美结合,在满足游客精神需求的同时,获得了经济收益。又如贵州茅台镇将古盐文化、长征文化与忠孝节义的酒文化相结合,成就了“中国第一酒镇”的美名,也打造了享誉世界的国酒,实现了文化与制造业的结合。所以,应充分把握文化特有的属性,不断培育发展文化+农业、文化+互联网等文化产业新业态。

(二)多样化实现民族文化产业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及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文化产业化运作成为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方式之一,亦是提高民族地区,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更是促进我国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文化与经济逐渐一体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必然趋势。所谓民族文化产业化,即将抽象的民族文化具象化,或者说是实现文化符号的产业化,促使“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

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各异的现实背景下,在优化民族文化资源配置、突出主导文化产业、构建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的原则框架下,积极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文化产业化新路子。具体包括广泛开展文化演出,开发生产民族文化附属品(光盘、道具、乐器),鼓励技术创新及运用,着力打造“文化+民宿”等村寨休闲旅游新模式,基于传承人工作室的民族工艺品的产业化及专业化生产等。如关于民族手工艺品产业化,不是简单地让这些物品回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因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这些物品的使用价值几乎为零,人们不可能再去拾起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我们要做的是,传统手工艺品产业化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产品、一种文化符号的产品去产业化,使之变成一种工艺品、观赏品(过程欣赏与体验)或旅游纪念品,这样的产业化才有市场,才有利益,人们才愿意去做。

(三)全方位推动文化交流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愈加突出,文化力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文化势差的存在促进了文化在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交流传播。文化交流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民族地区的文化活力及对异文化的包容力,另外一方面文化交流在吸引资金、技术,借鉴管理经验,推动文化产品贸易等经济领域作用突出。如上海的茶文化节以茶会友、以茶促商,对于宣传上海改革开放的新形象,推动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2013年,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这一重大倡议在“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地区应紧抓“一带一路”实施机遇,转变思维、主动融入、积极创造,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学习其他国家先进文化理念并加以创造性运用,打造一批典型文化品牌,提高我国民族地区文化产品竞争力。

(四)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服务

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秩序的稳定,文化这一功能的发挥需要制度的规范和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关于文化经济价值的转化条件则更加严苛,一是有客观存在的文化资源,二是存在市场需求,三是具备科学的转换手段。文化价值的实现方式决定着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更关涉文化、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以政府部门为主的文化服务模式可以更加多元化和深化,助推民族文化经济价值之实现,应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第一,人才培训。针对地方文化发展需求及有关机构、公司的人才需求,开展对应的文化人才培训,使之成为一种经济活动或产业,同样可以带来经济收入。还可以提供包括文化技艺的学习,非遗文化的学习等。第二,组建服务实体。开发文化产品,提供文化创意支持。为不同的群体提供菜单式服务,既可以是固定场所和服务方式,也可以是流动的(如对单位的服务,文化下乡等)服务方式。

(五)建设以村寨为平台的文化产业园

产业园区建设能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但是以往人们忽视了以文化为内核的产业园区建设,而这恰恰是民族文化比较优势与经济要素、自然禀赋很好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其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将得以更好的发挥。例如,特色村寨民族文化产业园可建设包括生产型(文化产品的生产、创意)、消费型(演艺、传统工艺、饮食)和文博型文化产业园(家族、专业博物馆)。通过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加大村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村寨提供更多的生产性、服务性和功能性的产品,如村寨旅游、旅游产品生产贸易、村寨民宿、村寨养老、村寨会展、村寨科考、村寨技艺传习、村寨“企业总部聚落”等,实现要素聚集,业态拓展,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参与机会,增加脱贫渠道,加快贫困人口脱贫,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乡村振兴。

(六)建设区域(城市、乡村社区)文化主题公园

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城市或社区与一般的村寨在文化产业选择上必然存在差距,因此,建设城市(社区)文化主题公园是一项有益的探索:一是消费能力集中且庞大;二是对文化消费的意愿浓厚;三是低消费成本的吸引力;四是城市、社区具有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城市(社区)文化主题公园既可作为市民休闲场所,又是一个区域城市的文化名片,同时还是具有经济收益潜力的景观。在坚持体验内容多样性、民族文化原真性、体验过程安全性等原则的同时,应合理利用现代技术,将抽象的民族文化具象化,给予消费者更直观、真切的感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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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忠斌 责编: 梁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