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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境少数民族跨境流动的理性分析

2018年11月08日 02:23:17 来源: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摘要】少数民族跨境流动一直是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以中缅跨境少数民族为对象,可以较为清晰地将该区域的族群跨境流动分为规模性的外流和内迁两个不同阶段,分别呈现为生计选择理性和结构选择理性两类不同的群体流动趋向。两种流动趋向的具体案例还表明,不同理性的实现源于不同程度的认同形成,认同意识的变迁成为把握边境族群具体行为过程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主线。对这一规律与特征的阐释,有效呈现了新时代跨境族群流动中群内互动的发展。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构成了中缅边境上的多民族地区(图片源自网络)

一、研究缘起

边域地区的跨境人口流动问题,近来备受学界关注。以跨境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为主要对象,学者们对滇越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西南边疆人口发展方面的研究,以及西南边境地区的跨界人口流动等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阐释。但相关“跨境流动”“跨境人口流动”“跨境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与“跨境族群”这一主题较为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秦红增等人对广西越南籍散工的讨论,杨雪等人对吉林省边境人口跨境流动的实证,梅新育对跨境人口流动风险的探索,王晓峰、杜星梅等对沿边朝鲜族和中越边境苗族人口流动的研究,阳茂庆对西南边境地区人口空间格局的研究等。

专门聚焦到本研究的地域对象层面,作为中国最具边域跨境聚合地带的中缅边境地区,不仅其多元性的族群课题历来受到各界的积极关注,而且作为跨境聚合视野下的跨境族群流动问题也时常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视点。再则,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实施与推进,更使得作为该区域主要互动链条之一的跨境民族流动趋向问题成为各界关注边域人群生存理性选择的经典案例样本区之一。但反馈到研究成果方面,虽然相关研究文献,如专著、研究报告和会议论文均有所提及,但真正聚焦关注的文献成果则显得较为薄弱,通过相关搜索,较为相关的研究条目少于10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高志英、王悦、尤伟琼等学者对具体族群流动的实证研究。

同样,作为驱动跨境人口流动的重要考察因素——“理性选择”,其不仅是一个哲学范畴,还被引申到各类哲学社会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如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分析和考察相关特殊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重要分析方法和视角。因之,当前国内外对于“理性选择”探讨的成果亦不胜枚举。其中,仅以中国知网搜索引擎条目为例,通过输入“理性选择”这一主题词,与之相关的各领域研究条目不低于上千条,熊洁、詹姆斯·马洪尼、邢瑞磊、钟秉林、孙从嘉等学者分别从理论、实证以及方法论等多种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的诠释。其中,聚焦到相关性较高的民族学研究层面,理性选择多以“生存理性”的成果方式展示给读者,而成果较为有限,仅有张萍和郑宇等人的研究成果关注了该方面的内容。

就上述当前的总体研究情况而言,即使相关研究成果已经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了有关跨境流动人口的课题,甚或聚焦到中缅边境层面,亦有成果展示,但专门考察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族群流动趋向,或者说专门以理性选择或者生存理性的视角去分析中缅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的跨境族群流动问题之研究成果,则相对有限。因此,本研究无论从“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关怀视角审思,还是基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意义考虑,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最后,就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源情况,有必要作简要的说明。本研究中所使用相关数据,除了特别标明之外,大多来源于笔者的实地调研统计数据,其中绝大多数来源于田野调研点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

二、中缅边境民族跨境流动选择

中国中缅边境地区民族的跨境流动过程,主要呈现为对两个不同时段的差异性特点研究: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族群外流。这一时期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政策的部分举措与边境少数民族观念认识有所不同,使得西南沿边区域部分比邻而居的跨境民族,尤其跨国双边为同源的少数民族群体选择离境外流。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民族回流。在此时期,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本外流的民族陆续回流境内,甚至在回流过程中带动了一部分原居住于境外的同源民族随之进入中国。如今,这种流入与流出的规模与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随着不同时段具体政策调控有所不同,且基于国家“一带一路”的不断延展,中缅边境民族跨境流动无论从流动规模还是互动领域层面,都已然成为当代边疆地区未来发展中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经济现象。

较之与人口流动的相关基础理论,跨境民族的流动起因较之更为多元复杂,亲缘、地缘、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权重增加,对于族群流动理性层类特点的分析由此成为跨境民族流动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虽然学界目前对边境区域民族的跨境流动理性有多层面的阐释,且基本理论观点以经济学为尤,但在现实的调研和比较当中可以清晰发现,跨境族群由于分布于分属两国的相邻区域,且具有极强的同源性,语言、血缘、信仰等群内关系相通,相互之间的交往也较为频繁,因此,在该群体的流动行为当中,除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就显得尤为突出,上升到国家层面,邻国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等政策制度的不同,亦会使得跨境族群通过选择与自己生存发展理性相一致或相近的环境进行生活,这便是族群理性利益的最大化趋向。

(一)生计选择理性:中缅跨境民族之外流解读

中缅跨境少数民族这一阶段的流动,体现了群体流动的最初理性:经济性生计诉求动因。具体而言,生计理性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前提,将人们的生存、温饱以及安全等问题解决,作为群体或个体进行流动及其流向选择的主要动因,认为流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成本效益的合理化或利益最大化。据之观察中缅跨境族群流动,该阶段,边境跨境族群的人口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外流倾向,是以群体繁衍和生存资源获得为基本出发点的一种理性体现,也是其外流形成的主要原因。此阶段存在的生存压力,不仅包括资源环境的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压力,还包括社会制度结构性方面的压力。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包括人地关系紧张、生产资源不足、产品难以满足需求。在当时的生产经营条件和技术水平下,边境区域的生产资源难以维持族群的人口发展和生存,而且随着族群劳动力数量逐步增多、耕地面积产量偏低、族群劳动剩余人口日益增多,族群在现有资源条件下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加,为了谋求基本的生存及家庭发展,外流出境就业成为族群在跨境生存环境对比中不得不选择的一个首要因素,而生计选择也由此得到充分的体现。相应的数据研究也表明,在人际关系较为紧张且生存压力较大的区域,人口流动外出的动机会相对强烈,生计理性的选择会较为主动和具体。当然,相比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社会制度等结构性的压力具有更大的影响,由于自然环境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环境结构的因素相比,具有较为强烈的长期效应。因此,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群体在长期的生活发展中,会衍化出与环境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缓和资源环境缺乏的情况,使族群能够慢慢适应环境压力。而社会性制度结构制度压力却有所不同,这种压力是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的制定而形成的,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或解决一定的社会冲突。因此,社会制度的压力从其诞生起,就在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关注。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社会制度规范性的强制约束,人们会较为忍受制度压力,并使自己行为的规范性在一段时期里努力达到制度的要求。但这并不能说明制度的压力被人们所适应,与群体长期形成的文化惯习或结构惯习相比,如果制度所带来的新的结构惯习或压力影响到人们的生计效益,则这种压力会积聚,最终爆发,形成越轨规范的群体性行为选择。

通过生计行为选择反观目的理性,尽管生计理性行动是由行动者本身最直接的生计需求所引发的,但其实现至少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现有环境和资源的稀缺程度。从群体所面临的不同的区域和环境所具有的资源以及他们能够获取资源的既有途径来说,若能拥有较为丰富和多样性的资源途径,那么其群体生存状况良好,反之,则会逐渐被边缘化为生计脆弱群体。二是社会制度的结构。社会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提供了两种影响:正面规范,负面约束,以此来提倡社会主流价值规范,或削弱某种负向价值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群体的行动选择成为与内部或外界之间理性价值相互交换的一个系统。对于中缅边境跨境民族的流动选择来说,首先,其外迁流动的根本动因在于个体对自我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并不是单向度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源于个体对自身行为能力的综合考量,既是对目前既有资源和外部资源进行价值对比的选择,又是行动者本身能够获得某种资源的能力的衡量,例如,在相同或相似的时空条件当中,相邻区域获得资源的途径和程度的比较,推动了个体或群体向着资源获利较大的区域进行流动。其次,族群群体及其成员能够获得信息的数量与速度是生计流动理性的重要内容,当个体决定进行行动的时候,行动者会将自己所理解的政策、社会文化及经济信息进行对比,以此衡量机会成本的大小,从而判断是否采取某种外流行为。再次,生计理性具有极强的辐射性。族群中某些个体进行利益行为的尝试后,基于族群内部长期建立起来的亲缘网络,行动者的亲戚朋友、亲属后代等会根据直接的生计利益展现,持续采取同样的流动行为和流向,从而使得流动行为迅速扩及整个群体,进而成为整个群体的生计选择。因此,在此阶段中缅跨境族群的外迁流动中,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生计理性表达:第一个层次即基本的经济动因促使相应的行为选择;第二个层次即行为者生计理性选择的影响性,即对本族群或跨境族群进行区域不同的政策比较之后,认为哪一区域生计能够获得更大的升值空间,从而促使了后续的流动行为选择。第三个层次,在对不同区域和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政策进行比较的前提下,跨境少数民族是否进行跨境外流,还表现为生计利益权衡之上的风险比较量度。若其外流生计经济利益能够高于现有状况,就会表现出大规模群体的外流,而对外流过程当中风险的理性估计大于现有状况时,外流的规模就会有所减少。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跨境相邻的边境民族之间具有相同的族源和血缘联系,直接造成了跨境民族之间对于风险衡量的较少思考,他们基本不会将风险纳入考虑范围内,这在一定层面上更加突出了经济效益的生计理性价值的重要动因。

(二)结构选择理性:中缅跨境族群之内迁趋向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边境地区扶贫政策的大力实施和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扶持,中国边境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与中缅边境毗邻区域形成巨大反差,中国外流边民不断回迁并进入中国境内定居。从缅甸回迁的跨境民族主要为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仅怒江州就有正式登记入籍约939户7137人,分布于怒江州泸水、福贡、贡山三县的17个乡镇。据调查,外流族群的回迁大多源于无缅甸户籍、向往国内惠民政策,以及获得更大安全保障等原因。

跨境族群这一阶段的流动仅仅基于经济效益的分析已经远远不够,因为这无法说明在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条件下,外流人口为何逐渐减少并且转化为内迁趋向。换句话来说,对中缅跨境族群流动后一阶段历程的梳理,显现出群体流动选择价值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不仅是对客观环境条件认知的有限,而且是对现有信息获取能力的有限,由于人们无法达到最优选择,因此所有的价值性选择或者目标预期都只是一个满意性选择。对应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缅跨境民族流动趋向明显的由外流转为内迁的现实,对这种情况的解释就不能再基于单纯的生计选择理性,可以将之界定为一种结构选择理性。结构选择理性意味着群体行为的价值基础更多受到客观社会结构的影响,加大了社会、经济、信息等多种影响因素系统的权重。族群流动的结构选择理性表现较复杂,除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外,社会人际交往等其他效益的合理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许多因素相互制约,而行为者在众多的因素权衡中,只能寻求一个结构满意的解决方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结构理性较之于经济人诉求的生计理性来说,体现出更为深层次的和复杂的价值导向,群体选择的满意性准则以及个体选择的合理化准则,便成为流动选择理性的价值基础。

引入结构选择理性描述,事实上源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种植过密化流动的解释,即在传统农业所形成的资源压力情况下,许多以种植为主要生计来源的群体流动并不遵循经济理性或利益最大化原则。以中国传统种植业史实为例,许多农民在生存或资源环境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即使遇到强烈的灾害,只要能够保证家人勉强生存,也不会选择外出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群体的理性选择倾向于并不愿意为风险投入更多的成本,由此,群体的内部依赖成为其生存的重要保证。对于农作种植过密化的理性分析,也为族群流动选择的理性分析开启了另一种视角,对应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缅边境的跨境族群逐渐开始的回流,单纯的从经济追求理性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何在人地资源环境相应宽松情况下仍有大规模外流,而在人地资源相对紧张而劳动力相对富余的情况下,却反而形成大规模的回流。对此,有的学者开始从具体的生存路径层面来进行阐述,认为在边境少数民族传统的生存结构和生存原则中,因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而开始形成了对不同谋生方式的一种比较和选择,当然,对于生存方式的价值追求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必须负载这种方式选择的载体来体现价值行为,因而,从经济上更容易观察到,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就使得跨境民族的流动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向更具发展潜力的空间进行流动。这从表面看来是对生计选择理性的另外一种阐释,但实质上,对于资源获得路径的权衡已经超越于生计而上升到了社会产业结构层面。当此情境,结构选择理性就成为跨境族群回流的特质界定:(1)结构选择理性蕴含对外部环境不确定的结构性风险考量。(2)结构选择理性还意涵对行动者资源获得路径不确定的结构性选择。事实上,回迁的族群虽然在国内的发展中不断面临人多地少、土地分配不均以及务农利益相对较小的困境,甚至于面对诸如婚姻、教育等“三非”人员的跨境流动的问题,但是仍持续具有极大的回流动力,显示出对其选择已经从生计理性转向对不同区域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结构比较上。从回流迁居区域观察,由于城市化发展能够提供大量的生存空间以及就业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提供了与其原本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形成为跨境族群回流的理性价值转变。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来看,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社会制度结构,也使得回流族群并不单纯是为了回到祖辈居住的区域进行务农或定居,发展诉求更多地集中于追求生计满足之外的社会生活方式选择需求。因此在这里结构性的理性选择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相对生计等经济利益诉求这种单一的标准而言,结构性理性为跨境族群的流动选择提供了更具体和多样化的观察视角,揭示当代族群的迁居流动趋向的核心动因并非全是经济利益最大的标准,而是引入了更多社会影响因素,甚至包括对于其生活工作方式相对满意和合理的选择要求。当然这种结构性的合理选择常常是不确定的,它与个人本身的技能、资源获取能力、对周围信息的掌控能力,以及对自身行为的预期和计划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可见,跨境族群的持续性回流已经远远不是最初所体现的生计理性,在获得了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之后,他们的回流选择理性,在更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生存压力的受度,而是在基本生计获得保障之上,对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环境的需求。以中缅跨境民族为例,其回流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文化归属感、现代城市发展的文明程度,以及不断现代化的生活环境提供等,相比既有的生存生活态势来说,显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简言之,回流的跨境族群通过选择国内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来满足自己对更高生活价值选择的希望,并由此补偿自己离开原居住地可能造成的部分经济利益损失,这种结构性因素的对比,形成为新的族群跨境流动趋向选择理性,其影响也逐渐超越了生计选择理性,并成为族群跨境回流的主导动因。

三、中缅跨境族群流动选择理性的核心:认同

在大量的人口流动研究中,边境跨境民族的流动自始至终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表现,虽然族群外流或是回迁的大规模发生有其地理历史的特殊因素影响,但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存生活的需求的影响。受到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长期以来人们将其总结为,对生存生计等发展的经济利益的计量和比较,产生了族群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生存空间的流动趋向,但相应的群体价值导向却难以挖掘,主要是因为学界普遍认为同一族群在其族群结构、社会结构、交往方式等文化层面上的同质性相对较高,因而很难具有可比性。但纵观中缅跨境族群的外流与回迁历程,该群体流动理性选择可划分为生计选择理性和结构选择理性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群体社会目标的变迁带动了其具体行为与选择的变迁,流动的价值目标凸显了族群流动的根本趋向,可以说,中缅边境族群的跨境流动从生计理性到结构理性的变迁,也是族群文化价值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过程。

其一,生计选择理性借由族群认同实现流动共识。遵循经济学基本理念,如果将族群所在区域的种种环境压力当作其流动行为选择的推力,那么,其他区域相对较好的制度或资源环境就成为一种拉力,两种力度的经济效益对比之下,就产生族群行动者的生计理性选择。然而,基于前文所论述的传统种植业所体现出的过密化理性,这一阶段的边境族群并未产生规模化流动。事实上,回顾中缅边境族群跨境流动过程,最初的生计流动意愿先发于群内个体,且个体的流动试探也来源于对同一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熟悉,以及对群内亲缘关系的信赖。之后,个体流动的生计效益实现,客观上影响到整个族群的外流行为选择,并使之形成为族群整体的价值认识,最终形成族群的大量外流。归根结底,除微观个体行动的影响外,最终发生效力的关键在于族群本身具有的族群认同。在借助了族群认同这个意识介质之上,个体的生计选择行为才能迅速扩散并得到认可,达成无形的群内共识,进而产生族群基于生计发展需求而进行的流动选择,此时的流动对于族群而言,有可能是真实的生计改善,也有可能是基于族群成员间的信任而形成的美好愿景,但无论如何,族群的认同意识潜在地把流动作为其获得更大生计空间的普遍选择。个体生计行为选择通过族群认同迅速形成为族群选择理性,较为直接地勾勒出跨境民族规模流动的动因,反过来,族群认同则通过族群生计选择理性的形成而获得不断增强,并形塑了群体的选择一致性。

其二,结构选择理性借由地域认同实现族群内部流动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普遍化,跨境族群的流动已不仅仅是基于解决温饱的基本诉求。20世纪90年代中缅边境外流族群的回迁历程表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使得生计理性的权重逐渐减少,结构理性的选择权重不断加强,在族群回流能够获得更好程度的生存条件下,还有着更复杂的社会目标诉求。这些复杂的社会目标实现,从行为上呈现为既定的社会结构或制度结构中,个体或群体为各类目的而不断进行制度试错探索,并通过试错结果选择和采取新行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中缅跨境民族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落实,到国家对农业的免税政策,再到国家对边境少数民族群体的税收、补贴、教育等各种制度政策结构变化下,中国边境一带本身已经形成边域地带对邻国的发展优势。相应的,随着生计的压力逐渐减缓,族群的跨境流动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增加,且频度不断加大,呈现出流动的结构理性,内迁人员不仅是原外出回流人员,而且还有部分原境外族群亲属;族群的跨境外流过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移居、经商或是流动劳务。在这个回流过程中,许多跨境流动的族群人员不再根据族群的认知,而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目标诉求而不断地调适自己的行为,依据区域发展导向改变群体内部原有的结构和惯习,依资源获取结构重塑多样的行为选择。由此,生活方式、文化精神诉求等结构性动因逐渐增加着影响力,且这种结构理性,随着经济信息的发展不断加深了群内个体的地方融入导向。

其三,多元的结构选择理性以族群的国家认同实现为最终目标。当我们把支持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各种制度结构看作是一种不断改进的资源的规范体系,那么作为这种体系中行动者个体的族群成员,在既有社会结构当中的行为是具有相当大的能动性的。换句话说,无论制度的理性指向于何种目标,个体的理性选择首先是以自身的生计理性为基础的,当满足于这个基本理性之后,生计理性就上升为结构理性,个体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进而进行不同因素的结构选择。因此,在解决生计之后,个体和群体的选择就具有极大和极其复杂的结构理性,这种结构理性基于许多因素和许多层次不断的影响叠合,并对个体或群体的行动过程不断产生影响,使之不停地反思和调整自身的行动目标。所以,结构性流动行为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估的。以中缅边境跨境民族的回流为例,族群回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单单是基于生计选择或是对更好经济生活条件的追求而采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此时期的回流行为与当初的外流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即每个人对自身生活状态的预期和愿望,成为这一时期结构性升级的主要核心力量。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由于对个人或者群体的影响因素开始变得复杂,以及个人对外界的诉求逐渐变得系统化,各种因素的诉求都叠加到个体和族群的行为选择理性当中。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结构理性选择使族群内部产生多元社会价值追求之后,就不再局限于前期的族群和地域认同,为了实现多元个体对于核心文化或文明的向往以及进入核心文明生活方式的愿景,全局性和秩序化的国家认同必然成为结构选择理性的发展目标,而合理的制度结构就成为这个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

总之,在本文的分析当中要阐明的一点是,通过中缅跨境民族的外流和回迁历程可以发现,经济理性或者说生存理性,只是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当中对族群行为选择影响的表现,从更长时段的发展来说,一旦生存理性有所满足,群体的生活尤其是现代化发展之下个体的行为选择理性,就会发生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渠道的不断扩展,个体或群体对现代化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权衡结果。从生计理性转为结构理性的过程中,不断地呈现出族群在决定行为的理性价值的导向下不断的变化,而这种价值导向的核心则主要集中于从族群认同到地域认同,再到国家认同之价值导向的逐步清晰主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结构选择理性的阐释,还较深入地勾勒出族群跨境流动具体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有效呈现了新时代跨境族群流动中群内互动的变迁与特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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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尤伟琼 责编: 梁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