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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为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建言

——“第九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综述
2018年10月22日 02:24:30 来源: 中国民族报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既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谋划、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是每一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10月13日至14日,以“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暨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五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各地31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张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庄孔韶,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徐杰舜,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和少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主编、编审武京闽,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张谋回顾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与改革开放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指出未来的人类学、民族学将是面向人民、面向时代和面向世界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宋健认为,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对推动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研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非常有意义。庄孔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动阐释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历程,并提出:人类学有着广泛的未开发领域,研究要以兴趣出发、关注细节。徐杰舜梳理了中国人类学40年的发展之路,并对中国人类学在未来的学科定位作了展望。

与会专家学者从理论或实践的维度,探讨了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的展望,并介绍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新议题、新领域及新成果。

关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

在主题演讲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回顾了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认为教育人类学研究在学科历史传统挖掘、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专业共同体和学术梯队培养、学术综合影响等方面的指标上都已取得了较大进步。他对近年来教育人类学的代表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并指出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未来应重点关注少数民族教育与公民教育、儿童与青少年的成长、主流社会的教育、全球视野内的跨文化比较等问题。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王柏中回顾了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40年来的成长历程,浙江大学教授阮云星回顾了新世纪以来浙江大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历程。

在分组讨论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巫达总结了当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周光大认为,民族学研究应当摆脱西方的中心理论,同时也要保持自身的发展,不应当使其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模糊化。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韦晓康以“中国体育人类学学科建设与未来发展”为题发言,就如何摆脱体育人类学学科所面临的学科建设困境提出了建议。黑龙江大学教授唐戈回顾了东北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并展望了未来东北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南开大学教授袁同凯以南开大学的人类学学科发展为例,提出了南开大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南京大学副教授杨德睿总结了目前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生专业课程的七项大体结构特征,并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生的教学提出了思考。山东大学副教授舒萍探讨了我国高等教育中人类学课程教学国际化的实践以及国际化中的本土化问题。吉林师范大学讲师王兰认为,在讲授民族学专业本科生课程时应该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读,进行比较式研究,引导学生真正理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含义。

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结合自身长期在珠三角地区做研究的经历,探讨了人类学如何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捕捉时代热点、形成学术灵魂,以及如何看待文化差异、如何看待不同的人群。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广东农村发展,展现了中国从地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赵旭东在以“转型与发展四十年——中国在文化、个人与社会上的巨变及其理解的维度”为题的发言中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它由此与更为广阔的中国历史以及更为悠久的人类历史都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从个人、社会、文化的核心维度,介绍了人们的精神和生活世界所发生的改变,并指出“上了锁的世界不是人类的未来”。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景军介绍了针对老龄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及其意义,并以寺院养老调查为例,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指出家庭养老以家庭关系作为支柱,是一种受到差序格局限定的养老方式。而寺院养老是超越差序格局之路,它使老年人超越家庭血缘走向佛缘家庭,并思考如何为全社会福祉和利益而服务。

复旦大学教授潘天舒在题为“民族志视角下的票证制度实践:基于上海的田野研究与反思”的主题演讲中,通过分析1997年至2001年间所获得的田野和档案材料,借鉴经济人类学的洞见,对改革开放前后上海及周边地区票证制度的日常实践进行审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反思计划经济时代票证和粮食交易活动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京城市学院讲师张文潇以“中国乡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视角的回顾与反思”为题发言,认为在文化转型的当今时代,乡村呈现出许多新的问题与发展,并指出应该借鉴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不走极端,实现乡村良性发展。

关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研究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教授何明在题为“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的主题演讲中,认为从学科认同和社会信任的角度来看,民族研究的危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不断蔓延。危机来自民族研究的学者内部和社会信任。关于如何破解民族研究的危机,他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是重构“民族”概念;其次是确立“求真务实”的学风, 探索与运用一切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有关民族的社会事实并作出有效解释的研究方法;再次,厘清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重建民族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最后,希望相关管理部门构建协同的体制机制。

吉首大学教授罗康隆结合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的田野调查实践,指出应以“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为获取资料基础的“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去理解和认识被研究者。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荣以“当好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促进者、守护者:中国民族工作的新趋势”为题,探讨了如何推进“中国智慧”国际化的转型和发展、构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科学理论与科学体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积家结合对侗、苗、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研究,指出民族心理研究应该发掘“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贾仲益总结了苗学研究30年来的主要经验和教训,认为推动苗学学者群和苗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可以使得苗学能够更好地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民族发展作贡献。内蒙古工业大学教授包九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西部人类学、民族学在创新方法、获取资料和界定研究对象等方面的独特表现。佳木斯大学副教授程丽云以“改革开放四十年赫哲族社会变迁的哲学思考”为题发言,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赫哲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诸多领域获得长足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环境问题,认为可从赫哲族传统自然观中汲取智慧,建立以主客统一自然观为基础的实践模式,实现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林越英从区域研究的视角,解读了我国藏族聚居区的旅游与发展。

关于跨文化、跨边界的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在题为“世界社会的兴起与中国人类学的转向”的主题演讲中,认为世界社会的兴起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重新界定调查研究对象的挑战和机会。作为一种回应,海外民族志在过去十多年已经达到近 70 项的规模,形成了世界性的布点。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的路径获得整合提升,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以区域国别研究全面介入世界社会的学术活动的前期据点。他强调,虽然中国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界定上正在发生世界转向,但是在学术理念上却应该保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我们”认同,在世界人类学中促成“他者”人类学向“我们”人类学的转向,从而为世界社会的社会科学的“中国方案”提供一种理论支撑。

兰州大学教授徐黎丽以“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为什么关注边疆研究”为题作了主题演讲,认为人类学、民族学关注边疆是因为边疆边界对国人生产生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传统国家的边疆是不同生态文化区域对接的区域,因而以自然山水为界的传统国家边疆是相邻区域不同文化碰撞、交流、相互借鉴的地方,故能吸引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与此同时,国家边疆也是因主客观原因从国家中心迁徙的各类“草根”的聚居地,而“草根”则是人类学、民族学传统的研究对象;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边界冲突中最深刻的跨国文化冲突及消解,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学者长期研究并作出贡献的领域。在以国家边疆为通道而快速流动的今天,观念、思想的沟通与行动上的合作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不得不研究的时代难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夏蓓在题为“海外研究的价值与价值教育研究的启示——以美国哈佛大学的价值教育研究为例”的主题演讲中,指出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研究范式和领域,研究触角也正在伸向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领域。对于各国教育的关注也成为了海外研究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学校民族志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价值教育的关注由于意识形态等敏感原因,尚属空白。她将仪式、实践、组织活动等均视为大学价值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分别从历时与共识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哈佛大学价值教育的载体、途径、内容、特点及其历史变迁。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龚浩群以“当代中国的跨国性与海外民族志研究”为题发言,认为在关于中国的跨国主义的研究当中, 需要正视普通人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迈出国界的勇气,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实现自我价值。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林丹以“在华非洲商人的未来及其对在华国际移民研究的启示”为题发言,指出要关注来华的国际移民、他们到中国后的生活及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并讨论了人类学在移民研究中应作的贡献和可能面临的挑战。

关于分支研究及研究的新方向

在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的分支研究的讨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莉以“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建构与展望”为题发言。她认为,30余年来,艺术人类学已经积累了许多田野考察资料,对于与艺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大量的记录和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与观点,并指出中国艺术人类学应关注后非遗保护时代文化价值观的重构、本土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重建等问题。湖南工业大学讲师张猷猷以“情感与算法——未来人类学研究的人工智能方向”为题发言,呼吁当下人类学家以新的理念与方法应对未来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赵巧艳以“乡愁视角下的新乡土建筑人类学发展”为题发言,认为构建乡愁视角下的新乡土建筑人类学,重点在于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家利益、顺应人民需要的系统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刘谦以“技术渗透下的实践类型划分”为题发言,中国农业大学讲师刘超群以“人类学方法与建筑规划实践”为题发言。

在以“展望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中,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表述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魅力,认为人类学、民族学是生命力非常强的学科,其外延非常广阔。随着研究主题的拓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前景光明。庄孔韶呼吁展开跨文化、跨学科、跨学校的研究,他认为由于人类社会的进程具有复杂性,所有新的研究领域都是有价值的。张积家、方李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进玉结合自己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经历,指出人类学能提供一个好视角、好方法,跨学科研究可以互补并且容易取得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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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育珍 林丹 责编: 梁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