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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及实现路径

——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2018年10月22日 02:23:19 来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提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基于民族交往心理,民族成员采取一定的文化适应策略所进行的群际接触和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成员的民族认知、民族情感和民族行为会发生积极变化。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机制加以分析,认为社会互动过程、民族交往心理结构、文化适应策略和群际接触理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基础。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基于民族交往的社会心理机制,加强民汉双语教育,搭建有效沟通桥梁,促进人际吸引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加强民族交往认知,强化情感联结纽带,促进民族交往意向向民族交往行为的转化;加强民族文化适应策略引导,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多元一体格局构建;加强民族接触与互动,增进民族理解和消除民族偏见,促进民族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良好发展关系着社会稳定与共同进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是近年提出的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命题,为新时期民族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2010年,胡锦涛同志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命题,而这一命题已经成为促进民族关系积极发展的指导性原则[1]。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新载体和方式,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2]。”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要“深化民族团结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述,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促进新型民族关系发展的着力点,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概念的三个关键词层层递进,也准确地诠释了民族关系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并且为民族团结与和谐发展构筑了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本研究拟通过社会心理学视角,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及实现路径加以探索,以期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推进做一些努力。

一、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对近10年发表在期刊上的民族交往问题相关论文进行检索(起止时间2007年1月至2017年10月),共检索到880篇,其中发表在CSSCI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335篇。从趋势分析来看,近10年民族交往相关研究总体呈现逐年缓慢上升趋势,并且主要存在两个显著的研究上升期:一是2010年胡锦涛同志在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命题后有一个快速上升期;二是在2014年习近平同志强调民族关系发展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民族交往的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倡议后有一个快速上升期。对文献作者及机构的分析发现,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民族学学科,如兰州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李静、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研究中心高永久、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万明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马戎等人,近年发表了多篇以民族交往为主题的论文。分析还发现,民族交往相关论文主要刊登在民族类刊物上,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黑龙江民族丛刊》、《贵州民族研究》等期刊。由分析可见,一方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是我国新时期国家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相关研究与国家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两个学科,这两个学科大体来说更侧重对民族交往问题的宏观理论研究,而缺乏对民族交往问题的微观具体探讨。

民族交往的宏观研究从社会学和民族学视角,揭示了民族交往的形成过程、历史变迁、理论发展和实现路径,对实现和促进新时期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微观视角下还应是各民族成员间民族交往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三个层次的递进过程,归根到底是如何使各民族成员在心理上产生对其他民族成员的积极认知、积极情感和积极行为的过程,而各民族成员间在心理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涉及到交往需求与动机、交往认知、交往情感、交往意向和交往行为。那么,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能够突破民族学和社会学相对宏观的研究框架,从更加微观的视角揭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机制,依托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提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现路径,进一步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现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说,从社会心理学独特的微观视角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研究,既是新时期社会心理学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机制

(一)社会互动过程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是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可以是个体层面的民族成员互动,也可以是群体层面的民族群体互动,这种互动的主体是具有不同民族身份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个体。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这种社会互动包括沟通、人际吸引与人际关系三个成分,这三个成分又以递进式的关系诠释了社会互动过程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首先,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最主要途径,人们通过有效沟通可以进行信息交换并建立和维持相互联系[4](P.212-281)。有效沟通则必须建立在双方拥有共同的语言符号基础之上,并且双方能够理解对方所表达的文化符号代表的现实意义。因此,不同民族成员间的有效沟通,同样应建立在共同语言符号基础之上,即语言是文化沟通的桥梁。除此之外,在不同文化社会交往中的行为习惯、饮食习惯、风俗习惯、思维习惯等差异,也都会对民族成员间有效沟通带来影响。那么,建立在有效沟通基础上的积极民族交往,应在充分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前提下,积极构建语言共通的民族交往,尤其注重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促进参与语言学习的汉族少数民族化和少数民族的汉族化,这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人际吸引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纳和喜欢。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交往主体都希望与他人沟通交流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都希望通过社会互动体现自我价值,这种自我价值寻求的需要是社会化过程中个体的本能性映射反应[4]。在这种以自我价值寻求为目的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更希望通过他人映射出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提供给他人帮助以体现自我价值,在这两种社会动机的驱使下,人们会采取一定的人际交往策略去影响他人以便产生人际吸引,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来实现自我价值。那么,熟悉效应与邻近效应则在人际吸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不同群体或成员彼此熟悉或彼此居住在邻近环境中时,他们会更易产生人际吸引,也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也意味着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彼此对对方民族文化熟悉、居住环境邻近,更有利于在不同民族成员间建立起良好沟通,并实现双方的人际吸引,这也是新时期民族政策中倡导构建互嵌式民族社区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再次,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起来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是交往所产生的情感积淀,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情感纽带。社会心理学发现,人际交往主体之间随着情感联系的增多会依次经历七种人际交往状态,即零接触、单向接触、双向接触、表层接触、轻度卷入、中度卷入和深度卷入,随着状态水平的发展,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结也会越来越牢固[4]。而熟悉效应和邻近效应则在交往主体从零接触到深度卷入的情感联结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这也表明不同民族成员间逐步建立情感联结的过程,就是人际关系良性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互动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不同民族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巨大助推作用,使交往主体有交往意向、交流主体有情感卷入、交融主体有行为改变,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促进了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形成。

(二)民族交往心理结构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过程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而社会互动过程同样伴随着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发展和变化,李静将这种伴随在民族交往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称为民族交往心理,并认为民族交往存在一定的社会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影响着民族交往的水平。民族交往心理与民族关系处在一种相互作用过程中,民族关系对民族交往心理起到重要的制约和塑造作用,民族关系的发展水平影响着不同民族彼此之间的社会态度、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行为;同时,民族交往心理对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关键的引导性作用,民族交往心理各成分的相互协调可以有效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如,各民族间对彼此持有积极的社会态度、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率、交往强度和交往深度[5]。李静在对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交往心理的五因素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民族交往心理包括了民族交往的需要动机、民族认知、民族情感、交往意识和交往行为五要素,民族交往心理各要素之间处在动态协调的过程之中,民族交往认知在总体上引领了不同民族间在民族交往情感、民族交往意识、民族交往态度与民族交往方式的发展方向,因此民族交往认知是塑造良好的民族交往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6]。这一民族交往心理结构的划分较为全面地解释了民族交往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因素。

在李静提出的民族交往心理的五个因素中,民族意识被认为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体现,民族交往意识是对民族间相互交流和往来状态的意识,倾向于将民族交往意识看作一种不同民族间交往的平等意识。本研究认为民族间交往的平等意识不应属于民族交往心理的成分,而更倾向于社会学、民族学和政治学概念。我们主张将民族交往意识看作一种民族交往意向,并将其与民族交往需要动机合并,民族交往意向与民族交往需要动机都具是心理倾向性,二者合并后能够更凝练地表达出民族交往心理的结构,即民族交往心理包括民族交往认知、民族交往情感、民族交往意向和民族交往行为四个结构。

第一,民族交往认知是民族交往积极发展的引擎,只有摒弃偏见、相互了解、坦诚相见,才能在对本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特征认识的基础上,认识、了解、接受和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在社会交往中投入积极情感。作为影响民族交往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民族间积极的民族交往认知不但能使交往主体摒弃民族偏见,还能使各民族以不带有本民族文化优势情感和固执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社会态度,与其他民族平等交往,进而促进各民族关系的积极发展。第二,在民族交往认知的影响下,民族交往主体间也会投入更多的情感,并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对异文化产生积极的认同感,将其他民族成员看作“我们”的一部分。第三,民族交往意向是民族交往积极发展的助推器,只有各民族间有交往的需要、动机和行为意向,才会转化为积极的民族交往行为。在全球化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民族还愿意采取分离化的文化适应策略,各民族都有学习主流文化并乐于接受主流文化的意识倾向,并希望从与主流文化的交融中获得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收益,这种需求与动机符合个体和群体的一般社会心理发展特点,这种心理需要与动机则成为促进民族交往的强力助推器。第四,在民族交往认知的影响下,各民族成员彼此了解、平等交往、相互学习,不但与其他民族成员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情感联结,而且对不同民族成员产生了较为稳固的积极认同感,并且在民族交往交流中逐渐交融,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统”。

(三)文化适应策略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作为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交往和交流的结果,同时也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关系发展的一种方式[7]。民族交往在民族关系发展中处在一个重要的地位,民族关系的发展首先应以民族间的交往为前提,民族交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而民族关系的发展同样对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那么,民族交往作为一种外化的社会化行为,必然存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或是特定的心理成分,这些心理成分将影响着民族交往何以产生,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等。从历史发展来看,任何异民族间的交往都是一个文化适应与整合的过程,无论是忽必烈蒙古铁蹄建立的大蒙古帝国,还是努尔哈赤铁蹄建立的大清王朝,在建国之初无不是施行必要的民族政策,并积极汲取汉族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为己用,在这过程中也充满了各民族之间的敌对、排斥、交融和融合。

美国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认为,文化适应包括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四种策略,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是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种非主流文化适应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相互融合与相互排斥的过程。基于文化适应理论,整合是一种最优化的适应策略,在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能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也能接纳其他民族文化,并在自我认知图式中构建两套认知系统,这种文化适应策略的结果是形成双文化个体[8]。相比于整合策略,同化策略使个体主动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而积极接纳和认同主流民族文化,并积极参与到主流民族的交往中。可见,同化策略一般是在文化不对等条件下非主流文化个体主动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过程,尽管其个体民族身份没有改变但民族认知已发生巨大变化,在这种文化适应策略下,虽然不会存在民族冲突等问题,但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会有较大消极影响。相比于整合与同化策略,分离策略是一种较为消极的文化适应策略,在不同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中,本民族成员对外民族成员几乎都采取封闭和排斥的态度,希望完全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而不受外民族影响,这也使本民族成员很少与外民族成员交往,在这种文化适应策略下的文化适应,往往会产生民族间的隔阂、对立、排斥和冲突,从根本上隔绝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可能性。边缘化适应策略被认为是最难以接受和最失败的适应策略,本民族成员既不能保持原有文化,同时又不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和认可,边缘化适应常使本民族成员持有民族自卑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常采取积极防御和消极应对,这种文化适应策略在美国大熔炉式的种族融合过程中并不鲜见。

文化适应理论源自美国文化并适用于美国文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文化适应理论能否完全适用是值得商榷的,不过文化适应理论至少为民族交往交流融合提供了一种路径,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便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三层次相契合,这一层次的民族交往才真正实现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相比较而言,同化策略一般建立在民族文化不平等基础上,这不符合我国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定位。分离和边缘化适应策略则是我国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阻碍,也是我们不遗余力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因此,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能够使各民族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四)群际接触理论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同群体成员间频繁接触可以拉近群体成员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人际关系的积极发展,群际接触理论在促进不同群体间的积极社会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群际接触理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用以缓解二战后美国社会激烈的族群矛盾和冲突,解释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群际交往过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为如何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冲突是由群体间的消极认知、消极情感和消极行为产生的,而群体间的消极认知主要表现为群际偏见、消极群际态度和消极刻板印象上,这种消极群体认知会引发一系列的消极心理过程,例如,某一社会群体对另一社会群体缺乏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便会产生群际偏见和模式化的消极刻板印象,并进一步导致群体间的消极情绪、消极群际态度和消极接触行为[9]。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接触为群体获得其他群体信息提供了机会,通过群际接触可以有效减少群际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该理论还主张,并不是所有的群际接触都能减少群际偏见,这需要群体间在最佳条件下进行接触,这些条件包括:群体间平等的地位,即群体成员摒弃民族优越感,以平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与外群体成员接触;群体间有共同的目标,即群体成员为了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而相互协作和共同努力;群体间的合作关系,即群体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合作过程中认识和了解对方;权威和法律的支持,即群体接触应得到权威机构支持和法律保护[10]。在满足上述最佳接触条件前提下的群际接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群际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促进积极群际关系的发展。

群际接触理论为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减少各民族间的民族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具有积极意义。群际接触理论不但强调现实面对面群际接触在减少群际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中的作用,还提出群际接触的扩展接触假设、想象接触假设、替代接触假设和模拟接触假设,并认为这四种非面对面的群际接触也能有效降低群际偏见,并对外群体形成积极群际态度。有研究表明,个体知道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是朋友关系会增加个体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个体想象与外群体成员接触也能够有效降低对外群体的群际偏见和产生积极群际态度,而且观察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成功的群际接触经历,也能够改善观察者的群际态度并且提高他们与外群体进行直接群际接触的意愿[11]。由此可见,群际接触理论在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研究中,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通过多种方式的群际接触,能减少民族间的民族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并构建积极的民族关系。根据群际接触理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就是群际接触过程,在群际接触过程中各民族成员增进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民族交往就是要促进各民族成员相互接触和互动,民族交流就是要增进民族理解和消除民族偏见,民族交融就是要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化解民族矛盾和达成民族和谐发展。因此,我国多民族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就是一个从民族接触到相互理解再到民族和谐发展的逐步递进过程,这与群际接触理论的逻辑预设完全吻合。

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及实现路径

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是我国新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主要内容。民族关系的发展不但要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且要遵循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发展规律。从心理学视野出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基于民族交往心理结构和心理发展特点,民族成员采取一定的文化适应策略进行群际接触和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成员的民族认知、民族情感和民族行为发生积极变化,并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那么,在心理学的视野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多大?如何发挥心理学学科的积极作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现?本研究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其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那么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为基础,加强各民族成员对外民族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引导民族成员使用合理的文化适应策略,加强有效的社会互动和群际接触,能够消解民族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增加民族成员间的积极民族交往认知、民族交往情感和民族交往行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基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机制,本研究认为可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以促进新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一)加强民汉双语教育,搭建有效沟通桥梁,促进人际吸引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有效的社会互动通常以交往主体间拥有共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为前提,语言作为文化身份的标识负载着不同民族间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差异,具有共同的语言符号不但能减少本民族成员对外民族成员文化差异认知,而且能增进不同民族成员间的社会认同,拉近彼此心理距离并形成人际吸引[12]。在边疆民族地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主要以混居方式生活,甚至在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共通的语言在群际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汉族群众被少数民族化和少数民族群众被汉族化的现象就普遍存在,无论是汉族成员还是少数民族成员都是双文化个体,都能随时转化文化身份。李静等人认为只要民族间秉持平等原则,不以是否处于文化强势地位来争夺民族现实利益,也无论更有支配能力的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汉族文化,民族关系都能健康发展。他们研究还发现,藏族聚居区的汉族成员如果能够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沟通,就会增进藏族成员对汉族成员的积极社会认同和积极的群际互动,减少群际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13]。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民汉双语教育,使汉族成员积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时少数民族成员积极学习汉族语言和文化,在民族成员间搭建有效的沟通桥梁,促进积极的民族关系发展。

(二)加强民族交往认知,强化情感联结纽带,促进民族交往意向向民族交往行为转化

有研究者认为,民族认知是某一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和他民族的基本认识和了解,包括对民族交往主体与客体的环境、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的了解和认识[6]。我们提出民族交往心理由民族交往认知、民族交往情感、民族交往意向和民族交往行为组成,民族交往认知是民族交往的引擎,助推积极民族交往情感、民族交往意向和民族交往行为的形成。每一个民族都有典型的民族认知特点和民族文化人格,而相似的民族认知特点也反映出不同民族间相似的民族交往心理。民族交往心理始于认知,只有在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才会有进一步的民族接触,而只有民族接触才能构建民族间积极社会认知,才能消除民族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建立“我们”的情感联结,将其他民族成员看作“我们”的一部分。民族成员间稳固的情感联结对他们的社会态度、交往意向和交往行为都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例如,汉族成员与其他民族成员通过民族喜乐会,如那达慕活动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情感联结,就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接受其他民族成员。由此可见,民族交往认知在民族交往中具有引擎作用,并且在总体上引领了民族交往情感、民族交往意向、民族交往态度与民族交往方式的发展方向,是塑造良好的民族交往心理的最深层因素。加强民族交往认知,可以进一步强化民族交往的情感纽带,促进民族交往意向向民族交往行为转化,实现民族关系发展从交往交流到交融的转变。

(三)加强民族文化适应策略引导,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多元一体格局

不同民族生活环境和地域差异导致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及其典型的文化心理特征,给不同民族间相互交往带来了一定障碍。但是,民族文化差异本身并不是阻碍民族交往的最主要的障碍,影响民族交往最主要的问题是各民族是否能够秉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本原则进行民族交往。文化适应策略认为,一个民族如果能对其他民族持有开放和接纳的态度,那么就更有可能采取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来适应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根据情境需要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文化转换。从我国民族交往研究来看,这种整合适应策略能够突破狭隘的小民族主义束缚,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视角看待民族交往及其文化适应。这种文化适应策略既尊重本民族文化传统,又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其他民族文化传统,并将其整合到个体的认知结构中。因而,持有整合文化适应策略的民族成员,在民族交往中会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作为民族交往的基本原则,对其他民族成员持有积极的民族交往认知、民族交往态度、民族交往情感和民族交往行为。那么,加强民族文化适应策略的引导,促进民族交往过程中文化适应的整合策略培养,能够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四)加强民族接触与互动,增进民族理解和消除民族偏见,促进民族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群体成员的频繁接触能增进群体间的了解和认识,消除群际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有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基于群际接触理论的广泛适用性和良好的生态效度,我国在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借鉴群际接触理论,积极探索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是指建立在一定的地域基础之上,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多元文化主体之间平等相处、自由交往、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的社会利益共同体。有研究者认为,不同民族杂居、混居的居住模式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彼此共通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是社会交往的桥梁,彼此共通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不同民族能够团结互助的心理依托[14]。因而,民族互嵌式社区并不仅仅是各族成员生活在共同的地域环境中,而是通过搭建平台让各民族成员增加接触机会来彼此了解,在接触中消除对其他民族固有的消极刻板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从而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各族成员对共同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淡化民族差异造成的狭隘民族认同感,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从根本上促进民族关系的改善,并最终实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标。那么,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探索,能够加强不同民族的接触与互动,消除民族偏见并增进民族理解,促进民族交往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四、结语

积极民族关系发展受到众多心理要素的影响,厘清这些心理要素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有利于发挥社会心理学在新型民族关系建立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基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机制分析,研究认为社会互动过程、民族交往心理结构、文化适应策略和群际接触理论可以构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共同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水平。首先,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受到民族社会互动过程中各要素的影响,在各民族社会互动过程中,有效沟通、人际吸引与人际关系三者相互作用,对民族关系发展的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共同的语言符号和相应的文化共通性将决定民族成员接触的深度和卷入的程度,而能否基于熟悉效应和邻近效应促进民族成员接触中的相互吸引,则直接影响着民族关系发展水平。其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受到民族心理结构各要素的影响,民族交往过程就是民族成员在与外群体接触过程中,在对外群体的民族交往认知、民族交往情感、民族交往意向和民族交往行为的积极变化过程,积极的民族交往认知促进民族接触和了解,建立和强化积极民族交往情感,促进民族交往意向向民族交往行为的转化。再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受到民族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民族交往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成员在主流文化影响下,采取一定文化适应策略进行文化适应的过程,建立在文化对等基础上的整合适应策略将促进民族关系的积极发展,而分离和边缘化的适应策略不但不能促进民族关系的积极发展,反而会导致进一步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最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受到群际接触水平的影响,群际接触理论强调群体接触对消除群体交往中的群际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具有积极作用,在最佳条件下进行频繁的面对面与非面对面的群体接触,将有利于增进彼此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从而有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由此可见,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形成的基础,民族交往的方式、内容,以及一些较为稳定的心理因素均会对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5]。那么,构建新型民族关系,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需要基于民族交往的社会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加强民族间的群际接触,及时修正民族交往中的错误认知,减缓民族间的偏见和歧视,消除潜在的民族隔阂和可能引发的民族冲突。

作者简介:姜永志,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青少年网络心理、心理学基本理论;白红梅,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李敏,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心理与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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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姜永志 白红梅 李敏 责编: 梁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