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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及策略研究述评

2017年08月07日 07:45:29 来源: 中国知网

摘 要:

国内学术界虽以丰富的研究成果展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多样化方式及保障策略,但也还存在研究内容与成果形式单一、研究深度和跟踪调查不够、各学科对之研究不平衡等问题。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传承与创新发展,需要从丰富研究内容与成果形式、深化田野调查和持续跟踪研究、加强跨学科交叉与互补研究等方面入手,建构科学合理的保护与传承方式及策略。

自2001 年我国昆曲成功入选首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如何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之一。10多年来,为了能找到更为有效的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方法及策略措施,我国学术界无论是从宏观的学理层面,还是从微观的田野经验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及策略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就存在的问题做出相应评价,以期为学术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研究

(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十分复杂,可从不同学科、不同内容、不同角度对之进行划分,因而学术界对之归类也难以统一,出现诸如“两种、三种、四种、五种、六种”等类型的划分方式。

在两种类型的划分方面。刘锡诚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家战略后,应重点关注“抢救性保护”和“生态性保护”[1]。张松基于对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实践的思考,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即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也就是“文献化保护”;第二种方式是在它产生的原生态和原环境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即“活态性保护”[2]。国家层面上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战略实施后,学术界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越来越倾向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针对这一现状,王巨山总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种方式,即“原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3]。

在三种类型的划分方面。刘德伟通过对民间手工艺传承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认为保护传统手工艺的方式主要有“生产性保护、生活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三种[4]。刘承华在《守承文化之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殊性研究》[5]一书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殊性问题的研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体对位思维”的新理念。基于该理念,他对学术界流行的“原生态保护”“原真性保护”“开发性保护”“创新型保护”“活态保护”和“静态保护”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进行了质疑,认为这些方式是针对特殊情况的特殊提法,随意性较大,不成体系。他倡导建立“立体对位思维”下的“多层保护”体系———“记忆性保护”( 含影像式保护与传承式保护)、“生存性保护”(含原生态保护与衍生态保护) 和“生产性保护”(含原生型保护与继生型保护) 三个层次。在这些“多层保护”体系中,每个层次又各包含两个分层次,即具体的保护方式。他认为,这样的分层结构能够更全面地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逻辑。余江维等人立足于文化空间的视野,通过对苗医药文化空间的构成、保护与传承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针对苗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苗医药原真性保护、本土文化生态完整性保护、传承主体的活态保护”三种方式[6]。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汪欣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三种方式[7]。2013年3月13日,时任文化部部长蔡武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回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点问题时,还特别重申了此三种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还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例如,黄永林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濒危传统项目的静态保护、自然文化生态中的活态传承以及未来文化资源利用的生产性开发方面,都负有神圣的使命,并提出了“静态保护、活态保护、生产性保护”三种保护传承人的方式[8]。

在四种类型的划分方面。苑利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规律研究”的结项成果简介中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多样,主要有“实物保护、多媒体保护、个人生活史保护以及通过保护传承人而进行的活态保护”四种[9]。陈炜、陈能幸通过综述 21 世纪以来中国西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成果后,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主要有“法律保护、开发式保护、教育保护、场馆保护”四种类型[10]。

在五种类型的划分方面。李荣启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目前有“抢救纪录式保护、口传心授式保护、博物馆收藏与展示保护、生产性保护、活态整体性保护”5 类[11]。姜兆一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的潜变量时,则提出了“制度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旅游化保护、活态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五种方式[12]。

在六种类型的划分方面。马树春通过对民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出了“抢救性保护、传承性保护、开发性保护、研究性保护、机制性保护和法律性保护”等六种方式[13]。陈兴贵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可以分为“名录制度保护、民族志方式保护、以学术研究带动保护、生产性保护、传承人保护、教育保护”六种[14]。南宇、杨永春通过对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现状以及抢救保护工作所面临问题的考察,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化保护、人格化载体保护、物化载体保护、产业化载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适度旅游开发保护”[15]等六种方式。

(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如同保护方式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划分也纷繁多样,主要有“两类、三类、四类、五类”几种类型。

在两种类型的划分方面。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16]一书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群体传承,如礼俗仪式、岁时节令、社祭庙会等大型民俗活动。这种传承方式一般属于群体记忆或民间记忆,为群体所创作和拥有,通过群体的传承方式才能得以世代相传。二是传承人传承,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类的民俗文化等。传承人通过带徒授艺、口传心授,把自己掌握的绝技传给后人,使他们的技艺得以延续下去。苑利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类是活态传承,另一类是固态传承。同时强调,在活态传承中,传承内容、保护方法会因血缘传承、地缘传承、书面传承、业缘传承等传承方式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区别[9]。周全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罗山皮影戏为例,认为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师父带徒弟”和“祖传家授”[17]两种。王元元则指出,按传承载体和人群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可分为“自然传承”和“外力传承传播”两个大类,其中,“自然传承”包括: 群体传承、节日集会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特殊传承等;“外力传承传播”包括:培训班和学习班传承、传习所传承、民间文艺调演和比赛传播、学校教育传承、博物馆展示、出版物传播、广播影视传播和互联网传播等[18]。

在三种类型的划分方面。苑利在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进行了新的划分,即“个体传承型、团体传承型和群体传承型”三种类型[19]。李荣启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主要由“授徒传艺、群体传承和教育传承”三大类。具体而言;授徒传艺方式,包括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等; 群体传承方式,如民俗、节庆等传承; 教育传承方式,包括学历教育、培训班形式等[11]。蒙景村通过对贵州水族“水书”的调查研究,认为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为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手抄传承[20]。贺喜焱在考察土族婚礼传承与保护问题时指出,土族婚礼的传承方式表现为三类:一是参与互动式的大众传承,二是家族式传承,三是从师学艺式传承[21]。谢一菡的博士学位论文《禹州钧瓷传统制作技艺传承研究》,通过对禹州钧瓷传统制作技艺的调查研究,认为该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有“血缘传承、业缘传承、教育传承”[22]三种。黄尚茂和黄新宇以壮族天琴艺术为例,在研究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后指出,天琴艺术的传承方式和途径主要为: 一是在乡土社会中传承,如在信仰民俗、节庆民俗中传承等; 二是在都市社会中传播,即在都市语境下,通过以“俗”为“雅”的展演获得广泛认同的形式美感来表达本土经验; 三是在学校课堂中传承,如在各类大中专院校开设天琴艺术课程等[23]。普丽春以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例,重点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方式,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方式可细分为: 一是传统教育传承,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二是学校教育传承,包括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等;三是构建多种形式的教育传承,除了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外的其他多种教育形式[24]。此外,郎玉屏针对现代化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所带来的危机,提出了“原生态传承、专业传承和教育传承”[25]三种方式。

在四种类型的划分方面。刘锡诚在《传承与传承人论》一文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体有四种方式: 群体传承、家庭( 或家族) 传承、社会传承、神授传承[26]。周全明在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传承要素时,提出了“核心技艺传承、祖师爷类民间信仰传承、日常生活方式传承和江湖规矩传承等”[27]四种传承方式。

在五种类型的划分方面。邢莉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划分标准,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方式再次做了细分,具体为“口头传说和表述的群体传承、传统民俗节日的群体传承、人生礼仪的群体传承、庙会文化的群体传承、民间工艺的群体传承”[28]。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策略研究

(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保护工作,构建并实施其科学有效的策略是关键。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王文章与陈龙飞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有“建立保护名录制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为有形的形式; 在它产生和生长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其活力; 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经济资源,以生产性方式保护; 保护传承人”等五个方面[29]。苑利和顾军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和方法主要包括“开展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制度,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级制度,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收藏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数据库,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制度”等内容[30]。向云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的、行为的、人为的、非物质的”等特性,建构了相应的保护策略:“一是要抢救与保护经典而精湛的古村落,二是要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三是用文本的形式记录、整理、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是用现代视听技术录音、摄影、摄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是数字化存储、利用与传播”[31]。王兰玲则认为,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深刻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二是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三是加强重点项目的保护,四是加强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五是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六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32]。

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方面,相关研究也不少。雒庆娇通过对甘肃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建构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保护对策;“完善立法保护,运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推进生产性保护,加强整体性保护,适度旅游开发性保护,培育公众的文化自觉意识。”[33]陈海玲针对辽宁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主要原因,给出了“全面普查,档案式管理,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产业化发展”[34]等保护策略。李良品、彭福荣在研究乌江流域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问题后,凝练了八大保护策略;“一是达成共识,全民保护;二是建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三是摸清家底,制定保护规划;四是制定地方性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五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六是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七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八是保护濒危艺种和艺人。”[35]董素云调查研究仡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后,认为应从“文化自觉意识的唤醒;进行科学认定、立档、保存;加强立法;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开展科学研究,实施科学保护; 重视教育,加强人才的培养; 树立创新意识”[36]等方面制定保护措施。另外,邹莹基于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六大保护策略: “立法保护( 根本保证) ; 财政投入( 基本保障) ; 强化宣传教育,促进认同( 文化自觉) ; 加大保护传承人的力度( 根本保障) :采取多重保护原则 ( 差异化方略) ;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经验保障) 。”[37]

(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策略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策略方面,刘魁立认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真实有效的传承: 一是保护诉求,二是本真性,三是存续[38]。刘锡诚则强调,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因此,只有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得以世代相传。同时,还需要创新或发明,即在前人所传授的知识或技能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所发明和创新,使传承的知识或技艺因创新和发明而有所增益[26]。贺学君通过对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江陵端午祭的保护与传承的成功经验的研究,认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 制度保障) ; 民众的自主参与( 主体保障) ; 学者的积极介入(智力保障) ; 坚守传统之‘根’,并积极创新(关键保障) ”等保障性策略[39]。李良品、彭福荣认为,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得以传承,一是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职业传承人制度,二是要提高传承人群的地位,三是要把非物质文化纳入教学内容[35]。梁文达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特殊意义及其在当下存在的问题的研究,认为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更新观念,创新传承方法,优化传承环境[40]。乔晓光认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得以存续与活态发展,其具体策略为: 一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传承,二是文化生态与文化空间的保护,三是生态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传承,四是开展教育传承[41]。

王钧、段卫东指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传承策略的建构,即“以传承人为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创新发展的源泉; 以政府为主导,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发展; 以研究者为智力支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学术保障; 加快文化生态村寨建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生存的土壤;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入村寨社区,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面; 以中小学为普及对象,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人才”[42]。周建新、肖艳平通过对赣南客家太平堡龙船盛会的考察,发现在当下社会转型期许多民俗渐趋式微的不良生态下,太平堡龙船盛会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和策略是当地客家人利用民间智慧,依靠宗族权威,发挥精英力量,采借国家符号,凝聚商人资本,在汲取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多元互动,共同推动了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作者认为,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于自身文化的经营与智慧,也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应坚持民众主体化与传承活态化[43]。此外,有学者还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问题,并从“教育、生活、市场”三个方面给出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保障性策略: 一是活态延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首要条件;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在教育体制中的贯穿; 三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加大市场流通宣传[44]。另外,田艳基于知识产权法学的视角,从传承权和传承权制度方面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法律保障性策略[45]。

三、结论与讨论: 对研究的几点评价

综上所述,我国学术界对非物质文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及策略做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呈现出繁荣的学术景象。然而,通过爬梳既往的相关成果发现,学者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及策略的研究也还存在白璧微瑕之处,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首先,研究成果形式单一,不能呈现“多面向”的研究景况。通过综述发现,目前该领域的科研成果多以期刊论文、硕士论文的形式呈现,而博士论文和有分量的研究专著的数量明显偏少,这充分表明,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

其次,研究视野略显狭窄,致使研究内容较为单一。按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分类标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十大类,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内容形式及特征。然而,就前文所述的研究内容来看,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及策略的研究,还不能全面涵盖这十大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因此,科学总结其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及策略,需要学者们对每一个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要有所涉猎,并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结合其存续空间和生存环境的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科学研究。

再次,研究深度还需进一步强化,持续性跟踪研究有待加强。目前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及策略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文献资料来展开的,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而进行的经验研究方面,还显得十分薄弱,致使提出来的方式与策略大而化之,且雷同之处甚多,差异化不够,操作性不强。同时,在对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性跟踪研究方面,也还明显不足,许多研究出现断裂态势,提出来的方式和策略难有应用的持久性。由此可见,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对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深入的跟踪调查,长时段观察其保护和传承发展的状态,以便提出更加科学的方式及策略。

最后,各学科对之研究不平衡,学科交叉尚待增强。当前,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多以民俗学、艺术学和文学等学科为主,而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对之介入还不够,学者们在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及策略时,大多囿于本学科视野及成见,难以从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的角度凝练出兼具差异化的方式及策略。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不同学科的协同合作与交叉互补,有助于建构更具合理性的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化和可具操作性的方式及策略,继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传承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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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责编: 梁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