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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族共和”: 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与发展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7月29日 18:20:52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辛亥革命时期的蔡锷 资料图片 

云南军都督府的“七族共和”主张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图为云南军都督府大印。 资料图片 

  辛亥革命时,云南军都督府结合云南实际,意识到“五族共和”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同时宣布云南军都督府的政纲为“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这是事实上的“七族共和”思想,是云南军都督府对民国初年“五族共和”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使之更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与需要。

  “五族共和”不符合中国多民族地区的实际

  “五族共和”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政治纲领,是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近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华民族的构建及近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五族共和”思想具有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也在某些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自1919年开始,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影响进行了检讨,并多加批评,其后不少政治家也有涉及。如1920年孙中山先生说:“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由于“五族共和”的提出更多的是指满、蒙、回、藏与“十八行省”5个地理单元,因而用在指“民族”时,确乎并不切当。虽然可以理解为“五”就是多的意思,但很难要求当时的各民族都这么认识。所以“五族共和”用在民族上,不能全面反映我国众多的民族成分,也不能反映或体现我国各民族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在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与整合历程中,不利于各民族人民对“国家”和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

  可以说,“五族共和”从一开始提出就与当时中国多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如新疆,1912年1月伊犁爆发了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革命党人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宣布“五族共和”。接着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布“五族共和,改悬五色国旗”。但都督府发布的《敬告各军士六言谕》中,宣称“汉族藏回缠哈,均应一视同仁”,将汉满蒙回藏“五族”改为与新疆各民族实际相符的“汉族藏回缠哈”。在东北,革命党人张榕等于1911年11月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主张“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奉天省庄河的革命党人杨大实提出“使满、汉、回、蒙共建立中华民国”的口号。黑龙江省各界学生发起成立“黑龙江国民联合会”,发布《通告书》,号召“满、汉、回、蒙古、索伦、达呼哩”各族联合起来,拥护共和。这里又将“五族”结合了东北实际修改为“满、汉、回、蒙古、索伦、达呼哩”。在民族种类最多的云南,革命党人建立的云南军都督府较早接受了“五族共和”主张,提出了符合云南各民族实际的“七族共和”思想,在辛亥革命响应武昌首义的各省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

  云南军都督府提出“七族共和”主张

  1911年10月30日,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初期,民(种)族政策并不明晰。蔡锷在巫家坝集合部队宣布举义宗旨时,“将校中有欲将军官中满人容山、惠森二人处以死刑者,经蔡统领、罗统带力为禁阻……有人从黑暗中向荣、惠二人连放枪二发,幸未中”。

  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对外发布《滇军政府讨满洲檄》,以1907年章太炎《讨满洲檄》及武昌首义初期黎元洪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为基础,略加删减改动而成,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满”主张。军都督府大楼名“光复楼”,全省悬挂“汉”字白旗。军都督府所发函电、告示、宣言、照会等,动辄以“誓灭胡虏”、“光复汉族”、“光复故土”、“人心思汉”为号召。原《云南日报》也改名为《大汉滇报》,成为军都督府的机关报,排满之说更烈。出现了云南布政使正白旗汉军世增(益之)、顺宁府知府镶红旗满人琦璘等被杀的情况。在临安(今建水县),新军第七十五标第一、第二营在赵复祥等领导下起义,“第三营因官兵与管带赵瑞寿感情甚洽,瑞寿又系满人,故不通知”。起义者计划占领城墙后,再招第三营来投。后赵瑞寿等见大势已去,拔营来降,但“因籍隶满洲”,“未便收纳”。昆明及各地都发生了身穿军装、手持枪械假借搜索逃官、满族人为名,任意闯入民居官宅、肆行骚扰的事件,肇事者以刚入伍的学生为多。

  随着形势的发展,云南军都督府也在调整自己的民(种)族政策。当革命军欲将满族军官容山、惠森处死时,蔡锷和罗佩金“力为禁阻,命暂行拘留,俟事后释放(翌日即纵之使去)”,并宣布:“此次革命实系为改良政治增进国民之幸福起见,非种族革命也。吾辈同志不独不分省界,即满清官佐亦当保护,俟大局定后同享幸福。”大家鼓掌赞成,所以“满清官佐亦未损害”。

  对临安新军第七十五标第三营管带赵瑞寿,则“赠以大洋千元而去”。对于昆明等地军人以搜索满族人为名擅闯民居官宅的,军都督府发布告示严令禁止,违者“立杀不赦”,其所部长官也“一律军法从事”。11月初,军都督府致电永昌(今保山市)各属回族同胞:“永昌清真寺教习张云舒转各属回族同览:滇垣于九月初九日陆军、防营全体反正,克定全省,光复旧业。汉、回各族均受满洲政府压制二百余年,今扫除专制,一概平等。军政府为民请命,大公无私,不分畛域。凡我回族,请勿惊疑。盼切。”在大理,新成立的迤西自治总机关部奉令“悬挂汉字旗”,当地回民多以该旗“恐有畛域之分,悉相诘问,周(宗麟)、李(福兴)诸君乃演说回汉一致,五族平等之旨。并令举回民代表二人来部办事,始各贴然”。

  这一时期,为稳定全省秩序,巩固新成立的革命政权,军都督府发布了《布告全省同胞文》,声称“此次各省义军风发云涌,恢复旧土,保卫民生。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本都督府夙表同情,爰倡义举”。同时宣布云南军都督府纲要如下:“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国体。三、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部各分设部、司、局、厂。各院部同署办事。地方文武各官依事务分配,直接各部,秉承办理。五、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七、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该文发布时间仅知为11月,载1911年12月8日的上海《民立报》,其内容与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续云南通志长编》卷一所记相同,唯文字稍异,材料可信。据此我们知道,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不久,已经接受了当时在江浙地区影响较大的“五族共和”思想。云南军都督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通常被视为立宪派人士。他在1912年曾有诗云:“双塔峥嵘矗五华,腾空红日射朝霞;遥看杰阁层楼处,五色飞扬识汉家。”(有的资料将最末一句记为“五色旗飞识汉家”),其赞同和支持五色旗暨“五族共和”的思想溢于言表。

  值得肯定的是,蔡锷与云南军都督府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两个月前就表现出了对“五族共和”的理解与支持。尤为可贵的是,他们结合云南实际,意识到“五族共和”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将辛亥革命中各省宗旨径自改为“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同时宣布云南军都督府的政纲为“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这是事实上的“七族共和”思想,是云南军都督府对民国初年“五族共和”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使之更适合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与需要。

  “七族共和”思想产生了积极作用

  11月13日,楚雄府知府满族人崇谦以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的名义,先后致电省谘议局议员和军都督府暨参议院,希望继续任职,并请求楚雄的军队保护他的安全。军都督府致电大理陆军统领曲同丰:“此次反正,楚雄府崇守既表同情,且平日政声洋溢。希告我大汉军官,凡经过楚雄地面,理应极力保护,不得别生意见。”同时通令全省:“满人琦守璘能识大义,首先赞同。自当以汉籍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胥泯猜虞。楚雄崇守谦,广南桂守福,若能来归,尤加优待。各属流寓满人,本军府亦必妥筹善法,以相安置,勿自惊扰。”军都督府军政部也致电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崇守、涂令(楚雄县令涂建章)均有政绩,理应力为保护,以为亲民者劝。除经电饬大理曲统领传谕所属军官,道经楚雄地面,妥为保护外。凡该属土著客籍亦应仰体德意,不得别生意见,致累贤良。电到仰该会即将电文印刷多张,遍为宣告。”又致电崇谦:“该守莅楚,实心任事,本政府一视同仁,并无满、汉意见。已饬曲统领暨地方极力保护。该守仍当靖共尔位,勿生疑虑。”此后曲同丰经过楚雄时,对他进行了安慰,化解疑团。陆军方炳管带“见面颇为安慰”,并聚各队官兵演说。

  12月8日,时任云南军都督府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的李根源率军途经楚雄前往大理,军队进入知府衙署,为崇谦所误解,连夜逃亡。李根源知道后,“甚不过意”,派地方士绅找到崇谦,宣布一定极力保护,并接他返回城内,“甚道歉”,同时颁布奖札,称“照得此次建义,拨乱反正,实以扫除专制,改造民国为职志。此固政治之革命,不杂种旋(族)之问题,举凡汉回满蒙藏,以逮沿边苗夷诸族,其生息于中国者,皆中国人。方当共同组织,以建立我中国统一之民族国家。第为中国编民,义利必无偏畸,其各属官吏,身任地方,但当问其贤否,不当强生差别,果属循良之长,尤为崇奖所先。兹查楚雄府崇守谦虽出满洲,久官滇土,起家牧令,所主(至)有声。迨守楚雄,尤多美政,绅耆黎庶,翕然称之,此在汉族之中,犹不数觏。方今整饬吏治,登进贤良,所宜首予旌奖,以示矜式。又查满蒙诸族之间,一切习尚,大抵与我同化,惟民族名籍,尚存别异,实畛域之未除者。前代编定谱牒,改易杂姓,所以泯种界之偏见,章同文之郅治。该守世长中土,服习礼教,应准改姓黄氏,取同为黄种之义,入籍楚雄,嫓昔人居颍之风。至该守在官,廉洁自持,民被其惠,为该属士绅所共认。兹既解任入籍,除由本总统呈请军都督府,从优奖给银五百两外,并由该属自治局公同酌议,拨送公产一区,为该守资生之具,以表我地方酬报之忱,用奖循良而劝来者……”又颁布札令,任命崇谦为楚雄自治局名誉总理。新任楚雄府知府黄彝随即发文称:“遵即调查得大净室华严会寺产,坐落楚雄民东界大乌郎田一分,计二百七十工(楚雄每三工为一亩),年收市榖租三十一石;又冷水阱新旧米康郎山地租,折银二十二两,应完楚雄县民赋秋粮二石五斗五升二合八勺;并坐落城内旧县街裁缺楚雄协专城汛署一所,以作卸任黄旧府尊资生之具。”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接到黄彝的报告后,转发民政厅并通报全省,要求“阖省官绅士庶,即便一体遵照”。这是云南军都督府“七族共和”思想积极作用的表现,也是“七族共和”思想保护了部分满族官员和普通满族群众生命的例证。

稿源: 中国民族报 作者: 潘先林 责编: 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