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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为什么能发现西藏?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4月15日 18:10:38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导语

宏伟的历史往往起源于某个不值一提的偶遇。就像砸中牛顿的那枚苹果,这种偶然有时看起来是如此的荒谬或者可笑,让人困惑这一切到底是命数还是巧合。近千年前的中世纪欧洲,有一个传说:约翰王——一个从未露面的王者,坐拥失落的上帝之国。正是这个传说开启并影响了今天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本期话题带您回溯时光,倾听西方人第一次叩响雪域之门的声音。

交流需要利他还是利己?

往事在历史中似已缄默,但探索西藏的传教士却为人们提示了一个深奥的话题:交流需要的是利己还是利他?而这些传教士们的回答简直是个悖论:普天之下莫非圣土,他们因自我中心而为西藏在欧洲的登场拉开帷幕;一山难容二虎,最后他们却又因为自我中心而无法再理解西藏,并被驱逐。

对话总是缘于某一方自身的诉求,是为己而不是为人。就像生命的发展总是基于生存的满足。传教士们认为西藏是“失落的基督教王国”,才历尽艰辛翻越喜马拉雅山开始接触西藏。但最初的动力成为进步的阻力,传教士们有限的视角让他们看不到更多更深的西藏,进而敌视“喇嘛教”。兢兢业业、不遗余力的传教,最后惨淡收场。又或者在信仰远征的背后还有更世俗的动机,比如为自己抵抗东方的蒙古人寻找盟友,或为中世纪的欧洲君主们寻求更大的势力范围。尽管是宗教的外衣最后罩住了一切,成为欧洲与西藏对话的代言人,但真正发声的是欧洲人内心的某些需要。是这种利己的诉求借尸还魂,以“约翰王”的名义引领传教士们叩响雪域之门,居功至伟。

利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自我中心作为交流的原动力是必然的。对于完全陌生的事物时,我们怎么去认知?起初总是只能用已有的经验和语言来描述新事物,与对象建立基本的接触。如果没有这一开始的接触,就谈不上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当然,认识因为自我中心出现有意无意的扭曲也在所难免,比如北京大街上有时把把火烧夹菜也叫汉堡包。有了自我中心主义下的接触就会有比较:为什么我这样,你这样呀?人们在寻找不同点的时候,也必然就找到了共同点。像那些传教士就在日记和报告中说出了大量藏传佛教与基督宗教的共同点。知识产生于比较,寻找共同点就是比较的一种方法,尽管并不完美。

利己、自我中心和寻找共同点的方法是有局限的,因为主观因素太多,也容易以偏概全。对话与交流要想延续和进入更高层次,就需要利他的情怀了。怀着对上帝之城的渴望,传教士们进入西藏,通过观察认为:喇嘛教(藏传佛教)是基督教在一个特殊环境下演变出的分支。因为传教士们看见西藏寺庙里的喇嘛也聚在一起念诵,像基督教的圣歌;看见喇嘛们也穿黑袍子,像基督教修士们的穿着;看见喇嘛们往信众头上抹油,像基督教献祭的涂油礼……他们忽略了喇嘛们还穿红袍、诵的是佛经、抹的是酥油。这个时候,寻找相同点的方法就不是促进双方相互认识,反而催生了自我中心的优越感。老是在想对方这儿跟我一样,那儿跟我一样,处在思考中心的永远是“我”,进而选择性地忽略了不同点。有偏见的眼镜所看到的,都是它想看到的。所以,进藏的传教士们对藏传佛教采取了毫不妥协和坚决斗争的态度,并将此想象成是一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圣战,要把迷路的羔羊赶回羊群。在耶稣会和圣方济会进藏后,两派在意识上已经把西藏当成是基督宗教殖民地来争夺——为拉萨到底归属谁的辖区而上书罗马教廷,相互攻讦讽刺。西藏的意愿倒是无人问津了,因为这个“野蛮”的孩子早已迷路了嘛。结果呢,古格王朝因为传教士与本土宗教的矛盾而覆灭,耶稣会和圣方济会也因对藏传佛教很不友好的态度而被驱逐。

假如传教士们不那么唯我独尊,多从他者的角度去考虑和认识西藏,多一些尊重,他们就会在传教上更有策略,欧洲与西藏的第一次相遇也许会有个更加过得去的结局。要知道,毕竟西藏地方政府对传教士们一度也是很尊重和宽容的。利他,以他者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往往会忽略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对话,一旦破坏对方的根本利益,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基础,那除了敌对与争斗,我们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结果?

“传教士之旅”叩开雪域之门

漫长的中世纪结束了,但约翰•普里斯特(见本期文章《给历史卸妆:约翰王只是个传说》)的幽灵仍然深踞在欧洲人的心中,时时蛊惑欧洲人外出寻找那传说中的上帝之城及其伟大的主人。

16世纪早期,巴布尔在中亚建立莫卧儿王朝,统治了阿富汗、旁遮普及印度北部平原直至孟加拉边境地区。到其孙亚格伯时期,葡萄牙耶稣会(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在莫卧儿王宫建立了第一个耶稣会传道馆。这些传教士们对喜马拉雅山彼侧的世界充满旺盛的求知欲。第一位认真主张探险的,是果阿耶稣会大主教尼古拉斯•皮曼塔神父。他开启了西方人探索西藏的第一阶段——传教士之旅。

其后,同属莫卧儿传教团的鲁道夫•阿夸维瓦神父在1582年致罗马的一封信里狂热地写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异教的国家——西藏。它位于遥远的拉合尔,面朝印度河。这个民族沉迷于虔诚的宗教功德。他们是白种人。在他们中间没有伊斯兰教徒。为此,我们希望,倘若能派遣两名极为热忱的神父到那里去,那么,我们将得到大量的异教徒。”但由于莫卧儿传教团于1583年撤离,远征“异教国家”的计划也搁浅了。直到该世纪末。

省略历史上与本话题相关的琐碎细节,我们终于在16世纪末看到了第一支着手实践诺言、追逐梦想的队伍。它直奔西藏而去,共有4名成员,为首的是好动的耶稣会俗人修士德•戈埃斯,另外是两名希腊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从巴基斯坦出发,到阿富汗时两名希腊人逃跑了,只剩下德•戈埃斯和美国人艾萨克继续行程。他们又一路行至新疆的叶尔羌、土鲁番,最后德•戈埃斯因暴病死于罗布泊以北的肃州。所以这支梦之队大部分时间都在沿着西藏高原走,并没有真正抵达西藏,但他留下了一本详细的旅行日志。日志提供的蛛丝马迹为他们的后来者保存了希望和鼓舞。

17世纪20年代初,另一位耶稣会会士——莫卧儿传教团的葡萄牙教会教长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神父再启对西藏的勘察。他和俗人修士马努埃•马奎斯精心伪装,悄悄混入一支印度人的朝圣队伍,前往西藏西南部的巴德里纳神殿(印度教神庙)。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乔装和一路编瞎话最终帮助他们到达了喜马拉雅山麓中心的神庙。安德拉德神父应该是第一个爬上这座神庙的非印度教徒,第二个在他之后200年。经由此地,两人终于进入了西藏。严格来说,那安德拉德神父和马奎斯修士是第一批到达西藏的欧洲人。他们受到了当时的古格地方的土王和王妃的热情欢迎。这种热情除了西藏人天生好客的性格外,还有一些地方政治因素,此事请看本期话题其他文章。总之呢,两名耶稣会传教士高兴了,但古格王朝却自此迅速走向了覆灭。这是一出建立在悲剧之上的喜剧。

1624年8月,安德拉德回到果阿,在给大主教的报告中,他声称并没有发现被人遗忘的基督教文明,但古格具有特别好的传教环境。在安德拉德的努力和古格王的支持下,1626年的复活节,一座基督教教堂在泽不兰(今西藏阿里札达境内的扎不让)拔地而起。

自从安德拉德叩开西藏之门,耶稣会、圣方济会的传教士陆续进藏传教,在阿里、日喀则、拉萨等地建立起教团、教堂和基督教基地。西方传教士走的是从上往下的传教战略,以收服达官显贵为要,在西藏宫廷很有地位和威望。这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开展传教工作。但与高层的亲密关系也同时造成、加剧了他们和当地藏传佛教势力的矛盾。最终作为信仰侵略者的欧洲传教士败的一塌糊涂。在18世纪80年代,传教收获甚微又失去上层支持的基督教圣方济会黯然离开了西藏。这是天主教在西藏的最后一派教会,也代表着西方人探索西藏的第一阶段——传教士之旅的完结。

虽然,欧洲传教士在西藏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也告诉西方人西藏难以进入。但是,他们带回去的报告也大大刺激了西方人探索西藏的欲望。那之后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稿源: 西藏文化网 作者: 顾钰 责编: 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