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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有何不同

2018年03月27日 18:23:33 来源: 右江日报/2018-02-01/ 第A06版面/文史

  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遖”“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严格来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

  现在国家提出三项重大战略,其中一项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管陆上经济带还是海上,都有“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那么,今天讲的“一带一路”,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丝绸之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道路系统,是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原地区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也就是敦煌一带,然后分成三条主要道路:一条称为北道或北线,从今天的敦煌经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塔什干,最后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条为中线或中道,从敦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然后翻过天山经过浩罕,到达撒马尔罕;第三条为南线或南道,从敦煌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南面,经过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到达喀什,然后与中道会合,到达撒马尔罕。当然,撒马尔罕不是终点,继续往西,就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

  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由谁开辟?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具体的开辟者了,只能说是早期人类共同开辟的。上世纪60年代,在河南安阳发现一个古墓葬,考古证实墓主人是商王王后妇好。墓里出土的玉器经鉴定用料是和田青玉,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就存在从新疆昆仑山北面到河南的道路了。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他提出,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存在着这样一条从中国古都经过中亚到达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这条路上主要的商品是丝绸。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路线代名词。理解这一历史地理背景,就能讨论“一带一路”与它究竟是什么关系了。

  第一,今天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再现或重建,而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创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界,而不是中国。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李希霍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也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武帝了解到有一个种族叫月氏,原来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于是派张骞为特使,想说服他们与汉朝一起夹攻,将匈奴彻底打败。但张骞历经磨难十年后终于到达大夏,却无法说服大夏国王,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不得要领”,只好回来。

  等到张骞回来,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没有什么军事目的,却肩负着政治目的,即向西域宣扬汉朝的强大和富裕,号召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赏赐给西域各国君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一方面,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长途运输,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又经得起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最合适。

  这次通西域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并配合着进行一次次的扩张。公元前60年,到他曾孙汉宣帝时,汉朝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统治了这片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所以,丝绸从一开始不是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品出现的。不过,从张骞出使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源源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进行丝绸贸易呢?因为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古代黄河流域的粮食足够自给,对外没有什么需求,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少了解外界的兴趣。用现代说法来说,古代中国人缺乏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甚至统治者还限制臣民到外面去。所以,没有“外贸”的概念,只接受别国的朝贡,并且薄来厚往,重加赏赐,以显示天朝的气派。现在挖出来的那些沉船,里面那么多货物是中国运出去的,但船主都为外国人。

  此外,中国历来对边疆地区控制严密,不许老百姓出去,唐朝的玄奘取经就是偷偷出去的。海上也动不动实行海禁,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片板不得下海”;为防范在台湾的郑成功利用大陆的人力物力,康熙下令“迁海”,从辽东到广东所有沿海居民统统内迁20里到50里,形成一片无人区。

  所以,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

  第二,“一带一路”也不是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

  今天有个观念认为海洋即意味着开放,面向海洋就是开放的、积极的、有前途的。这个观念哪里来的?主要是西方的海洋观。

  西方的海洋观没有错,但他们的海洋观主要针对地中海而言,他们的经验也是根据地中海这个地理条件得来的。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中海,地中海基本上是一个由陆地包围的内陆海,没有动力的船只在这个封闭的内陆海里航行相对容易和安全。而中国面向太平洋,古代没有动力、没有导航设备的船,能这么容易出去吗?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围集中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两河流域、巴比伦、爱琴海、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埃及,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交相辉映。正因为这样,到了海边,就可以有新的发展机会。所以,连马克思也认为海边的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中国有这个条件吗?中国唯一比较接近地中海条件的是渤海。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事实上,古代山东、河北就有不少人从海路迁到了辽东和朝鲜半岛。但跟地中海比,渤海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周围没有其他异质文明。所以,不能把西方以地中海为基础形成的海洋观,随便来套用中国。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澨”“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人开辟的,严格来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在唐朝后期,广州已经形成了番坊,即国际社区,居住着好几万名阿拉伯人、波斯人;番长即类似于现在的社区管委会主任,也由外国人担任。

  怎样看待郑和下西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个说法其实没有太大根据。找一次没有找到,要连着找七次吗?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还越找越远找到东非了,可能吗?还有一种说法是联络外界,共同打击蒙古,这个更没有道理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宣扬明朝国威,让沿线小国知道明朝的强大,然后派使者前来朝觐,以此增强永乐帝的政治合法性。但实际结果是,国库空了,大臣都反对。到了宣德帝时,一天他心血来潮要看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大臣们害怕皇帝又要搞第八、第九次下西洋,就骗他说找不到了,然后把档案全部销毁。所以,今天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都没有了。今天,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绝对不能再搞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情了。

  此外,“一带一路”也不是新马歇尔计划。如果说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国内因素——美国面临的产能和资本过剩,跟今天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有些相似,但国际环境是不同的。当时欧洲需要全面重建,而且战后不久“铁幕”降下,欧洲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接受马歇尔计划。今天,沿线国家是否只有“一带一路”这一种选择呢?

  所以,“一带一路”不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更多提供的是教训。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去开创,在战略理论、具体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作者: 葛剑雄 责编: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