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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乃囮: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在华传播及其本土化

2017年06月13日 02:06:15 来源: 《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

作者简介:邹振环(1957- ),男,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在西学东渐史上,利玛窦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不仅在中国用汉语编写《天主实义》和《交友论》,阐释基督教神学和伦理思想,提出对儒佛的独到分析;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并多次译绘汉文世界地图,为中国乃至东亚世界首次完整地展示了世界的面貌。该图见之于明确文字记载的自刻、他人翻刻和摹绘版本多达十余种。笔者根据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和传播的实况,将其版本分为《大瀛全图》与《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和木刻本、彩绘绢本两种形式;并就“地圆说”与地球知识、“五大州”与“万国”的概念、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点的介绍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等诸多方面,讨论了利氏世界地图中所传送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词汇,指出该图是明清士人理解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论文还通过熊明遇的《格致草》、熊人霖的《地纬》、王在晋的《海防纂要》以及晚清的《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分析了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至晚清二度本土化的过程,指出该地图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

关 键 词:利玛窦/世界地图/地圆意识/万国/五大洲/本土化/

   在西学东渐史上,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不仅在中国用汉语编写《天主实义》和《交友论》,阐释基督教神学和伦理思想,提出了对儒佛的独到分析;和徐光启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传送欧洲的天文学知识,给予中国人世界观和中国的历法改革以积极的影响;他还是西方音乐、绘画和钟表制作技术在中国最早的传送者。可以说,较为系统的西学在华传播是从利玛窦开始的。他真诚地为中华文明所吸引,所践行的“适应策略”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

   在明末较为系统介绍的西学中,利玛窦所译绘的世界地图特别引人注目。人类文明的发展,一般与语言、图形、文字和数字符号出现的程序相伴随。文化的沟通一般也经历类似的阶段,明末中西文化交流最初的图像符号,最具代表性的是利玛窦世界地图。地图是空间表述的主要形式,是一个时代反映地理、地貌及时代空间观的图形学,也是这个时代共同的空间记忆和想象,地图内所蕴涵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信息,往往具有超越语言的丰富内涵。作为汉文世界中第一次展示的世界面貌,利氏世界地图包含着那一时代欧洲文化的丰富信息,也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新的知识点。该图见之于明确文字记载的版本多达十余种,包括其自刻、他人翻刻、摹绘版,盗印版尚无法全数统计;就形式而言,除木刻本外,还有彩绘绢本。该图的影响还波及朝鲜和日本,在东亚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该图目前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黄时鉴、龚缨晏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该书是迄今关于利氏世界地图的绘制、刊刻、摹绘、流传和收藏的最为系统的研究。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讨论绘制和刊行,中编讨论源流与影响,下编为文献整理,包括利玛窦世界地图上的论说序跋题识全文、《坤舆万国全图》地名通检、研究文献目录,附录各种地图画像73幅,堪称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百科全书。利氏世界地图在华传播有二度本土化的过程,一是利氏世界地图绘制过程中,将西文地图处理成汉文,完成了中文世界地图的首度本土化;二是中国人的本土化处理,冯应京、章潢、王在晋、熊明遇、熊人霖等所进行的摹绘刊刻中所显示的二度本土化。本文拟在前人研究①的基础上,就利氏世界地图的刊刻与传播及其本土化处理,提出若干想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拓荒之旅与地图摹绘

   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与罗明坚等14人乘“圣路易号”船,携带有西文地图和地图集东渡,经印度果阿、交趾支那的艰难行程,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同年他们就开始实施进入中国和深入内地的拓荒之旅。而世界地图的摹绘,伴随着1582年利玛窦定居肇庆,以及之后经韶州、南昌、南京而进入北京的整个过程。16世纪是航海探险的世纪,也是欧洲地理学勃兴的世纪,在中国也是广泛使用地图文献的世纪,利玛窦正是认识到了明代士大夫对地图的特殊兴趣,因此,伴随其在中国大陆空间上的每一次再推进,都同时进行着各种世界地图版本的刻印,可以说,利玛窦在中国士人中的学术形象首先是靠汉文世界地图的绘制建立起来的。从1584年至1603年的20年间,利玛窦多次编绘中文版世界地图,笔者根据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和传播的实况,将其版本分为《大瀛全图》与《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以及木刻本、彩绘绢本两种形式。

   1.《大瀛全图》与修订版《山海舆地图》系列

   中文世界地图中最早的版本,也是所有版本之母本的《山海舆地图》,是在当时广东西江走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肇庆刊刻的。该图在不同的文献上有不同的名称,新近的考证认为,这一中文版世界地图最初是以《大瀛全图》的名称面世的②,《大瀛全图》的命名者可能是肇庆知府王泮;这一系列的修订本后来在广东、南京、苏州翻刻时,或有《山海舆地全图》、《山海舆地图》、《舆地山海全图》、《万国坤舆图》、《舆地总图》等不同的名称③,表明利玛窦最初也无法确定究竟以“大瀛”、“山海舆地”,还是“舆地山海”的中文名词,更能准确地表示“世界”的含义。有的学者认为此图原作主要是依据原籍德国的比利时著名地图学家奥代理(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又译奥尔特利尤斯)的《地球大观》绘制的④。可惜利玛窦世界地图初版《大瀛全图》原本已佚,《山海舆地图》等早期的刻本也很难找到确切的摹本,因此关于该图的最早面貌至今仍是一个谜。

   1595年至1598年利玛窦活动在南昌,期间他还绘制过若干世界地图,但原图均未保存下来。1598年,利玛窦离开南昌去北京,路过南京时,见到有《山海舆地图》的苏州石刻拓本,这是应天巡抚赵可怀从镇江知府王应麟处所得,心生奇慕,于万历二十三至二十六年间(1595—1598)命人摹绘刻石的,赵可怀还为之写有一跋,“赞扬备至”,并将刻本送给南京的王忠铭尚书。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的要求下增订《山海舆地全图》,吴中明将这幅世界地图挂在自己的官邸,让众人观赏,还雇了专门的刻工,用公费镌石复制,精工细作,并撰序予以高度赞扬。这幅题为《山海舆地全图》的修订版由南京发行到中国其他各地,甚至流传到澳门和日本。原图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可以在冯应京《月令广义》、王圻《三才图会》中见到该版的摹刻本,冯应京《月令广义》系改绘吴中明1598年在南京刊刻的《山海舆地全图》、1613年刊刻的章潢《图书编》一书中《舆地山海全图》的摹本。1602年利玛窦进入北京,定居首都。在我们所知的利玛窦十余种世界地图的原刻、翻刻和摹本中,目前保存下来的原本是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和1603年的《两仪玄览图》。

   2.《坤舆万国全图》的刊本和彩绘绢本

   刊本的第二系列为流行最广的1602年李之藻(1571—1630)刻板的《坤舆万国全图》。据最新的统计,该刊本至少印刷过3次,目前全世界存有9个藏本:1、罗马梵蒂冈图书馆;2、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3、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4、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5、菲利普·罗宾逊旧藏本,后为法国亨利·希勒收藏;6、奥地利国家图书馆;7、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8、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士·福特·贝尔图书馆藏本;9、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本⑤。《坤舆万国全图》原是6幅屏条,拼接连合成一图,而今装裱为一整幅,纵168.7厘米,通幅横380.2厘米。利氏世界地图较之其依据的西文原本要大许多,这是为了适用中国士大夫的欣赏趣味,以便留有更多的空间来书写比西文更大的汉字注释。

   本文所据的《坤舆万国全图》刊本为1936年禹贡学会影印本。该图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了五大洲的相对位置,中国居于图的中心;山脉用立体形象,海洋刻画出密密的波纹;南极洲画得很大。在该图的空隙处填写了与地名有关的附注性说明,其中两篇为利玛窦署名,介绍地球知识与西洋绘图法。主图采用的是等积投影,经线为对称的弧线,纬线为平行直线。右上角有九重天图,右下角有天地仪图,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另有量天尺图附于主图内左下方。全图的文字,大约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地名,有1114个地名;二是题识,有利玛窦、李之藻、吴中明、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共6篇;三是说明,包括全图、九重天、四行论、昼夜长短、天地仪、量天尺、日月蚀、中气、南北二半球等的说明;四是表,有总论横度里分表、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五是附注,对各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进行解说。据该图利玛窦序所述制图之历史,该世界地图“显具十六世纪比利时地图学派之影响”。可能参考过荷兰地理学家麦卡托(C.Macator,1512—1594)1569年的地图、奥代理1570年的《地球大观》和普兰息阿斯(Plancius,1552—1622)1592年的地图,该图中细致的海水波纹,既有意大利地图家的画法,同时也留有“中国式”舆图水纹的表达方式⑥。

   《坤舆万国全图》另有彩绘绢本。在利玛窦所撰的全图说明中曾指出:“其各州(洲)之界,当以五色剧之,令其便览。”南京博物院藏有该图的设色摹绘本:南北美洲和南极洲呈淡淡的粉红色,亚洲呈淡淡的土黄色,欧洲、非洲则近乎白色,少数几个岛屿的边缘晕以朱红色。山脉用蓝绿色勾勒,海洋用深绿色绘出水波纹。利玛窦在说明中称:“天下五总大洲用朱字,万国大小不齐,略以字之大小别之,其南北极二线昼夜长短平二线关天下分带之界,亦用朱字。”可见利玛窦手绘的《坤舆万国全图》确是彩色的。据龚缨晏调查,彩绘绢本至少有6个藏本:1、南京博物院藏本;2、韩国首尔大学藏本;3、日本大阪北村芳郎氏藏本;4、美国凯达尔捕鲸博物馆藏本;5、法国理格藏本;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⑦。彩绘本的大洋上绘有不同类型的帆船及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15头,南极大陆绘有陆上动物8头,有犀牛、象、狮子、鸵鸟等,这些并不产于南极洲,绘在那里主要还是为了点缀图中空白。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5卷,1936年第3、4合刊)一文认为这一彩色绢本是1608年诸太监的摹绘本,其中的船只、奇鱼、异兽是“从他处摹抄来的”。也有文章认为太监是不敢擅自加上去的,太监在宫中也弄不到这些图画,笔者认为彩绘本上的动物形象之设计者应该是利玛窦⑧。

   3.《两仪玄览图》

   刊本的第三系列是利玛窦绘制的《两仪玄览图》。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研究,《两仪玄览图》1603年由李应试刊刻予北京,该图共8幅,每屏幅纵200厘米,宽55厘米,通幅宽约442厘米,1949年在沈阳故宫翔凤阁发现。该图以《坤舆万国全图》为蓝本,由原来的6屏增加到8屏,除吴中明的旧序文外,还有李应试序跋各一,利玛窦序2篇,及冯应京、常胤绪、阮泰元、钟伯相、侯拱宸序。图上的另一条识语称参与刊刻的还有“耶稣会友人”钟伯相、黄芳济、游文辉、倪一诚、丘良禀、徐必登等人。该图的汉字旁边加注有墨书满文,而且山脉大都用青绿彩绘,十分醒目,当是清初流传入清宫内府供清帝浏览之用的。冯应京在此图序中称利玛窦世界地图“凡三授梓。递增国土,而兹刻最后乃最详。”阮泰元的跋也称该图“幅愈广,述愈备”。可见该图是利玛窦绘制的所有世界地图中规模最大的一件,也是时人以为内容最完备的一幅。所谓“两仪”,是“天地”之意,而“玄览”源于道家的“玄象”。该图李应试序中有“往哲以鸡卵喻两仪,……余嗜中土玄象”。《老子》对“玄览”的解释是“心居玄冥之初,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两仪玄览图》是李应试借用了道家术语。该图有利玛窦的新序,还将《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九重天图”改为“十一重天图”。《两仪玄览图》除了熊三拔在《简平仪说》一书曾提及外,时人很少述及,可见当时流传的范围非常有限⑨。

   二、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新知识、新观念与新词汇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清初中国士人瞭望世界的第一个窗口。它给明末中国士人带来了闻所未闻的大量的新的知识信息、新的绘制地图方法和地理学新词汇。

   1.“地圆说”与地球知识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周礼·大宗伯》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⑩古代作为贯通天地象征的玉琮,就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的玉器,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而其内部又是圆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的相通,所以在祭祀时被用来供奉天地,拥有接引神鬼的神秘力量。大地的形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是“天圆地方”或“天圆地平”的概念。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地圆说”和地球经纬图首先是由利玛窦引入中国的。

   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是这样介绍西方地圆观念的: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按中国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则昼夜平,行南道则昼短,行北道则昼长,故天球有昼夜平圈列于中,昼短昼长二圈列于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板,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峙)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11)。

   为了让中国人更清晰地了解地圆观念,利玛窦担心椭圆投影不足以说明地球的事实,于是在世界地图上特地加绘了两个南北半球图。“二半球图”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两半球图。利玛窦在序言中解释道:“但地形本圆球,今图为平面,其理难于一览而悟,则又仿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图者二焉,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其二极则居二圈当中,以肖地之本形,便于互见”。因此我们从《坤舆万国全图》上,同时可以了解到两种制图的方法——椭圆投影和圆锥投影。这种圆锥投影曾使当时的中国人惊奇不已,因此利玛窦在稍后的《两仪玄览图》刊刻南北半球图,并且补充说明道:“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以赤道为圆之周匝,以南北地极为圆之心,如两半球焉。观斯,则愈见地形之圆,而与全图合纵印证,愈知理无所诬矣。”(12)

   利玛窦以赤道为中心,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并画了南北二回归线,南北二极圈线。相应地把气候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利玛窦在总论中这样写道:“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一在昼长、昼短二圈之间,其地甚热,带近日轮故也;二在北极圈之内,三在南极圈之内,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四在北极、昼长二圈之间,五在南极、昼短二圈之间,此二地皆谓之正带,不甚冷热,日轮不远不近故也。”(13)这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带划分法。像地球、经线、赤道、子午线、地平线等,具体而明确地运用在地球面上,利氏世界地图是第一次,后世的中国地理课本中都采用了利玛窦的这种地面气候的划分法。

   利玛窦世界地图介绍的相关地球知识还有关于宇宙论的“九重天”和“十一重天”的图说,古希腊学者认为,人们所见到的日、月、星辰,运行有快有慢,离宇宙中心的地球有远有近,因此可以将整个宇宙分成若干重天,地球居宇宙的中心,固定不动,依序绕行的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与土星,每一种运动速度的天体居一重。《坤舆万国全图》上画的是九重天图,在《两仪玄览图》中改为十一重天图,图中说明了各重天的名称和运动的周期。另外还有日食、月食图两幅和一则说明,阐明日、月食的原理。有“四行论略”一篇,介绍的是承自希腊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的宇宙论:天地是由火、土、水、气所组成。水是主要的元素,地球为一圆轮,浮于水面,为天所盖,其形有如拱顶。多重天的宇宙论和四元素论实际上也都是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根本冲突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四行论与中国的五行说相似,其实,它们都与各自的世界观中的创始、人的灵魂、万物化育等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因此两者的冲突也是必然的。利玛窦在《乾坤体义》中就对中国“五行论”中“金”与“木”作为基本元素,进行了批判(14)。

   2.“五大州”与“万国”的概念

   中国古代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伸,在空间上不断得到拓展的曲折过程。先秦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所谓“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是指“中国”及四周的“蛮夷”,而“中国”则仅指黄河中下游属于中原的这部分;汉代由于丝绸之路贸易交通的发达,出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大飞跃。陆路上由于张骞的“凿空”,使人们的眼界大开,不但西越沙漠和帕米尔高原,而且远至中亚、南亚。班超和甘英的“远征”,更使人们知道了在亚洲西部、欧洲东南部和非洲东北部的罗马帝国东方的领土(大秦、骊轩)。海路上汉代和东方的日本已经有了密切的往来。海洋世界的拓展,最重要的还是通向印度洋新航路的开辟。但此后直到明代中叶的1300多年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进展甚微,基本上仍停留在这一区域。期间虽出现过不少伟大的旅行家和航海家,如法显、玄奘、义净、杜环、汪大渊、郑和等,但其活动范围仍未越出这一区域。唐代和宋代与阿拉伯国家交往频繁,有很多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不断得知非洲北部和东部,甚至南部的许多信息,但极少有人去过这些地区。明初郑和船队曾远航东非,《郑和航海图》也记录了东非的航路,使中国人对印度洋新航路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测量技术,因此在地图上反映出来的,多是根据实际见闻的地理知识的印象,出现在地图上标识往往不成比例,有些不曾到达过的山岭荒漠及汪洋大海因为所知甚少,不免画得非常简略和狭小。特别是郑和以后,中国与非洲的往来又告中断,因此中国人不可能有当时欧洲人将世界划分为“洲”的概念,那些西方的“绝远”地区仍是模糊不清的。佛教传入后所带来的“四大部洲”宇宙空间观念(15),仍然没有提供确凿的地理空间想象。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把当时已探知的地球上的大陆用中文写道:

   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州,曰欧逻巴,曰利未亚(即非洲,引者注),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曰墨瓦蜡泥加。若欧逻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亚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岛,西至河折亚诺沧。即此州只以圣地之下微路与亚细亚相联,其余全为四海所围。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腊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若墨瓦蜡泥加者,尽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恒藏焉,其界未审何如,故未敢订之。惟其北边与大小爪哇及墨瓦蜡泥峡为境也(16)。

   其中,欧洲绘出的有30余国,如波尔杜瓦尔(葡萄牙)、以西把泥亚(西班牙)、拂郎察(法兰西)、谙厄利亚(英吉利)等。亚洲则介绍了应第亚(印度)、曷剌比亚(阿拉伯)、如德亚(犹太)、北地(西伯利亚)、鞑靼、女真、古丘兹国、日本、朝鲜等。利玛窦还在图中介绍了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利玛窦所说的“五大州”与今天的“五洲”还是略有区别的。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三洲划分,加上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航行到南美,肯定此为新大陆,欧洲地理学家以其名字命名“亚美利加洲”。“墨瓦蜡泥加”,即麦哲伦(约1480—1521,Fernao de Magalhaes名字的音译)。澳洲当时尚未发现,还仅仅是所知南极洲与大洋洲部分地区的想象中的大陆。

   综上所述,利玛窦是最早把五大洲与“万国”概念介绍到中国,使明末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整体面貌。使对域外世界的了解处在模糊状态的中国士大夫,首次了解到除了传统的“四方”和“四海”的方域,以及佛教宣扬的四大部洲之外,还有一个被确切划分出来的世界的面貌。“万国”和“五大州”的概念第一次被写进了清初所编修的传统正史——《明史》之中,该书《外国传七·意大里亚》中明确地列出了“五大洲”的名称。

   3.引入汉语系统的地理学新词汇

   利玛窦世界地图首创了一批域外译名的汉译法。有些译名今已被淘汰,如利未亚(非洲)、拂郎机(葡萄牙)、拂郎察(法国)、谙厄利亚(英国)、大浪山角(好望角)等。但有些洲名、国名和地名的译名则沿用至今,如亚细亚、大西洋、地中海、尼罗河、罗马、罗马尼亚、那波里、古巴、巴布亚、加拿大等。有的今译名是脱胎于利玛窦的译名,如欧逻(罗)巴、亚墨(美)利加、牙卖(买)加、马路(鲁)古、智里(利)、泥(尼)罗河等。其他自然地理学的词汇还有“北半球”、“赤道”、“地平线”、“半岛”、“珊瑚岛”以及经纬度的“度”、“分”、“秒”,都是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首出的例证。利玛窦所介绍的世界观念正是随着这些地理学新词汇传入中国的(17)。

   地球:《坤舆万国全图》“总论”有“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一节,称“地球既每度二百五十里”。地球意识改变了传统的天圆地方或天圆地平的观念,地球是球形的,在自然空间认识上就形成了超越传统的大地有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的二维观念,而建立起三维方位的观念,而二维方位词是传统尊卑意识的基础。地球的三维观念的形成,明确了大地有内外、核心和边缘、旋转运动和表面无中心的特征。自然界,即大地不存在空间上的中心,推而言之,也就没有了文化中心存在的基础,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所引起的冲击具有极大的震撼力,这也是后来《圣朝破邪集》和《不得已》中猛烈抨击地圆说的原因。

   万国:古代中国也有“万国来朝”,此“万国”指“殊方”,即不同的地方,主要还是周边藩属。而利玛窦的“国”含有民族国家和不同政治实体的意思,以之表达世界存在着的诸多国家,这是后来国人能够接受世界多元种族和文化存在的一个空间基础。但“万国”概念的传入与是否被准确的理解,是两回事,承认万国,同时可以认为自己是万国中独尊之国,或以为还是万国的核心;而“万国观”应该是承认自己的国家是万国中之一国。

   五大洲:“洲”,在利氏地图中被写作“州”。“洲”的概念被最早引入,阐明了中国仅仅是世界乃至于亚洲的一部分,而并非想象中的世界中心,冲击了中国天朝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王泮、吴中明、郭子章、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瞿式穀、熊明遇和熊人霖等,可以说基本上都接受了五大洲的理论。清代一些位高权重的学界领袖,如李光地、阮元还成为这一理论的积极传播者。《明史·外国传·意大里亚传》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言天下有五大洲”,并列出五大洲的名称,指出中国仅为亚洲的一部分,且“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尽管作者认为“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18)。由于这一术语被写入正史,其影响力还是非同一般。

   大西、太西、泰西:这里“大”、“太”与“泰”通假,表示“极远”。中国传统有“绝域”一词,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泛指遥远的某一个地方,或很多地方,没有明显的确定性空间。而“泰西”则是特指欧洲,表示一个确定的方位和地区,这是利玛窦解读欧洲的一种方式,尝试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参照系。该词在晚清普遍使用,如反映欧洲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麦肯齐(John Robert Nackenzie,1823-1881)的《十九世纪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被译为《泰西新史揽要》。

   亚细亚洲:传统中国只有东洋、西洋的概念划分,没有“亚洲”的概念。亚洲的概念,是欧洲人基于与其他地区的区隔而创造出来的术语,这一由利玛窦传入的新词,曾使很多士大夫感到痛心疾首,因为“亚”有次、小的含义,认为是西方人有意贬低中国(19)。“亚洲”一词后来具有多重含义,包括宗教、文化、政治、种族和身份认同,对于近代中国人“民族”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传统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地域性,决定了中国地理学不仅缺少自然地理的专业术语,而且在域外洲名、国名、地名的翻译上,同样存在着所能利用的词汇库的巨大空白。利氏世界地图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自然地理和世界人文地理的专业术语和地区译名,大大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词汇库。利玛窦在新词汇创造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重新解释了传统词汇,虽然他还未运用“世界”一词,但通过“大瀛”、“山海舆地”、“舆地山海”、“万国”、“两仪玄览”等,给中国人引入了“世界”观念。二是把意义含糊的词汇用语,在大航海时代的语境下重新进行了诠释,如给“万国”赋予了比较确定的内容。在研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不光要考察其出现和使用的频率,还要考察是谁在使用,康熙皇帝笔记式著述《几暇格物编》一书中有“地球”一条:“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北极之高度所以万变而不得其著落。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20)作为政治权威和舆论领袖的康熙,使用“地球”的概念,其意义就非同一般。

   4.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的介绍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对话

   地图是一个文化产物,其所揭示的世界,并非自然本身,而是对自然的一种解说。利氏世界地图中介绍的也并非完全是经验的再现,在对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的介绍方面,就有着很大的选择性。他在介绍欧洲地理时特别强调欧洲宗教政法与物产习俗的重要性:“此欧逻巴州有三十余国,皆用前王政法,一切异端不从,而独崇奉天主上帝圣教。凡官有三品,其上主兴教化,其次判理俗事,其下专治兵戎。土产五谷、五金、百果,酒以葡萄汁为之。工皆精巧。天文性理,无不通晓。俗敦实,重五伦。物汇甚盛,君臣康富。四时与外国相通,客商游遍天下。”在介绍意大利亚时指出:“此方教化王不娶,专行天主之教,在逻马国。欧逻巴诸国皆宗之。”在介绍入尔马泥亚(德国)时指出:“入尔马泥亚诸国,共一总王,非世及者,七国之王子中,常共推一贤者为之。”被中国称为“小西洋”的“应帝亚”(即印度)也是“天下之宝石、宝货自是地出,细布、金银、椒料、木香、乳香、药材、青朱等,无所不有。故日时有西东海商,在此交易。”(21)选择介绍这些内容有着深刻的用意,目的都是为了让中国人知道,在远离中华文化的“绝域”,同样有着与中国一样富饶的土地,也有着完全可以与中国声教仪章相媲美的礼乐教化,还有着影响波及整个欧洲的圣教——天主教。对异域知识的多少来自于海外交通空间幅度的大小,历史上的域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葡萄、玻璃、狮子,但具体物质的引入只是在生活层面上的“互通有无”,珍奇异物也只是满足了一部分贵族的好奇心。只有来自异域文明的信息,才会使交流由浅入深;对异域文化的深刻认识,会引起自身某种程度的文化震动。利氏世界地图中对西方人文知识点的透露,使中国士人认识到在同一时空的遥远国度中,存在着另一些与自己相等,甚至更深厚和巨大的文明。

   《坤舆万国全图》给国人引入了不少西方动物学的知识,并注意与中国文化进行对话。如该图“小西洋”条右有:“此处有革马良兽,不饮不食,身无定色,遇色借映为光,但不能变红、白色。”“小西洋”在《海录》中是指印度的果阿(Goa),这里显然是指印度的变色龙。变色龙,学名“避役”,西班牙文作“Camaleón”或“camaleones”;葡萄牙语作“Chameleons”。“革马良”应该是其音译,利玛窦注意到了中国古籍中很早就有不少关于蜥蜴(又名石龙子)的记载,如宋代陆佃的《埤雅》中有“蜴善变,《周易》之名,盖本乎此。”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有:“蜴即守宫之类,俗名十二时虫。岭南异物志言:其首随十二时变色。”明朝人多喜将蜥蜴与《周易》之名称“易”相联系。利玛窦在介绍“小西洋”时特别提到“身无定色”的“革马良兽”,显然也是为了告诉中国人,在异域世界的印度果阿,也可以找到类似“《周易》之名,盖本乎此”的动物。在该图“满剌加”右海中有注文称:“满剌加地常有飞龙绕树,龙身不过四、五尺,人常射之。”“满剌加”属于中国的藩属国“暹罗国属国”,却经常有“飞龙绕树”,特别是“飞龙”一词,在中国古代多被认为是能够居于尊贵的地位而大有作为的圣人。如《周易·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乾卦”由开始到结束的意义,就可以知道乾阳在初、二、三、四、五、上这六爻的变化,尽管其升降不一定,但总是依时而行,或乘潜龙,或乘飞龙以控制天。龙飞而在天,有如大人居于尊贵的地位。此爻后多被解释为象征帝王的大吉之爻,所以中国古代帝王就被称为“九五之尊”。即使在天主教视为仇敌的佛教经典中,龙也是神圣的象征,以九龙吐水灌浴太子凸显了佛陀作为太子诞生的神圣、权力和威严。利玛窦精通五经,不会没有读过《周易·乾卦》“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爻辞,他也一定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龙与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描述小小的“满剌加”这一动物,却不惜使用中国崇拜的神物“飞龙”一词,并表示可以“人常射之”,显示出他作为欧洲人所认识的“龙”,是可以为藩属国的“人”所射杀的,其中所包含的解构中国皇权的意义很耐人寻味(22)。

   三、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二度本土化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意识到地图具有巨大的学术亲和力,明代士大夫对于天主教教义的警惕和不信任的屏障,在世界地图面前被有效的瓦解,可以说,利氏世界地图是耶稣会士与明清士人进行知识对话的重要媒介。明末清初的用图者对利氏世界地图图像有着怎样的视觉效果和认识感受呢?作为绘图者的利玛窦通过图形、符号、色彩等,与中国的地图接受者有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呢?利氏世界地图的三个系列在中国刊刻和传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本土化的过程。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至晚清本土化的过程,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玛窦本人在西文地图向中文地图转换过程中,在尺寸、内容、地理量度、图像表现和文字标注方面,所采取的大大小小的变更,特别是中国位置的转换、如何利用中国文献和词汇、适应中国士大夫的趣味而实行的数据调整,甚至水波纹的选择,亦做了折中处理;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摹绘刊刻者所进行的本土化处理,通过进士出身而累官至湖广监察御史的冯应京所纂《月令广义》中的《山海舆地全图》、南昌白鹿洞书院院长章潢《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历官江西布政使和兵部尚书王在晋《海防纂要》中所附“利玛窦刊”的《遇天各国图四分之一》、父子同为进士的熊明遇《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和熊人霖《地纬》中的《舆地全图》,以及晚清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我们还能看出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西学知识传播和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1.利玛窦在西文地图向中文地图转换过程中的本土化考虑

   利玛窦在将奥代理的西文世界地图处理成中文本《山海舆地全图》时,首先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接受,张维华指出:“利玛窦于其所绘之地图中,指明欧亚方位,一在极东,一在极西,相距遥远,无侵扰之意。……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其目的既以宣教为重,故于地图之制作,亦以迎合华人之心理为要。华人素信中国居世界之中,且惟中国为大,此外均小邦,不足与中华比。及见西人所制世界地图,中国局于一隅,辄为不悦。利玛窦以后便稍更地图绘法,置中国于世界地图之中。”(23)张维华的分析可以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找到佐证,原图是用“欧洲文字标注”的,“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从而留有更多的地方去写比我们自己的文字更大的中国字。还加上了新的注释,那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才,也更适合于作者的意图,当描叙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时,他趁机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的神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因此,利玛窦改变了他原来的设计,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图中不仅有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从中还能读到五大洲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风俗(24)。

   利玛窦注意将传入的地理学知识本土化也体现在地图解释的文字中,《坤舆万国全图》总论中有一段关于大地圆形的解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同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其□□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25)利玛窦在这里采用了拟同中西的手法,借助中国古老的浑天家之言来介绍西方地圆说,而这一适应策略颇见成效,我们在章潢撰《图书编》卷29《地球图说》中也可见类似的文字,且能补上《坤舆万国全图》总论上的三个缺字:“地与海本圆形而同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26)可见章潢对利氏的看法颇为认同,且这种拟同中西的手法还见之于一些士大夫的地图解说。

   《坤舆万国全图》中出现的“一目国”、“矮人国”、“女人国”、“狗国”等,或以为这些并非依据中国的《山海经》等文献,“一目国”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关于欧亚草原居民阿里马斯尼屁亚(Arimaspen)——独眼;“矮人国”可能是利玛窦将古希腊时代记述的生活在非洲与印度的“小矮人”(pigmies),与普兰修等人世界地图上关于欧洲北方矮人(实际上是指爱斯基摩人)的资料混杂在一起;而“女人国”的名称和内容介绍则来自欧洲人关于亚马逊人(Amazon)的传说(27)。早期的英国汉学家玉尔(Cononel Yule)认为西方所谓“矮人国”的传说是源自中文文献,而且《坤舆万国全图》中这些词汇的运用,以及欧洲、非洲和美洲其他资料的选择上,如地图中牛蹄突厥的“人身牛足”、北室韦的“衣鱼皮”、鬼国的“身剥鹿披为衣”等,都来自《文献通考》;该图中关于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注文,如暹罗的“婆罗刹”、三佛齐的“古干陀利”等许多内容亦来自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28)。因此,我们似乎仍无法说《坤舆万国全图》中关于“一目国”、“矮人国”、“女人国”、“狗国”的表述,与《山海经》等中文文献全然无关,利玛窦以便于中国读者接受的方式,用中国传统的内容和名称来转述欧洲的新知识,也成为后来西方传教士绘制舆图普遍采取的一种文化适应的手段,而与中文文献相呼应,有着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进行对话的意义。

   2.中国摹绘刊刻者所进行的二度本土化处理

   利玛窦世界地图本土化的另一面是明末清初中国人对该图的摹刻。除失佚的赵可怀、郭子章的刊本外,能找到的有冯应京《月令广义》(1602年)中的《山海舆地图》,王圻《三才图绘》(1609年)中的《山海舆地图》,程百二《方舆胜略》(1610年)中的东西两半球图,王英明《历体略》(1612年)中的以地球为中心的《九重天图》,章潢《图书编》(1613年)中的《舆地山海全图》,王在晋完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海防纂要》一书中的《週天各国图四分之一》,潘光祖《汇辑舆地备考全书》(1633年)中的《缠度图一》和《缠度图二》,熊明遇《格致草》(1634年)中的《坤舆万国全图》、《九重天图》,熊人霖《地纬》(1638年)中的《舆地全图》,揭暄《璇玑遗述》(1675年)中的《昊天一气浑沦变化图》和游艺《天经或问》中的《随地天顶子午之图》等。

   我们注意到,这些将利氏世界地图进行摹绘刊刻的国人,或按该图的原形进行摹绘,以便辑人自己个人的著述。如冯应京参考吴中明刊刻《山海舆地全图》,在《月令广义》这本处理天文时令的博物学辑本中,纳入三幅与利氏世界地图有关的小图,分别为《九重天图》、《天地仪图》与《山海舆地全图》,受篇幅所限,原《山海舆地全图》中诸多图文信息,只能以简略的文字说明。如利氏世界地图外围的三圈,《月令广义》、《山海舆地全图》只画一圈表示,在图的四角加上四条注记。这种工作的性质尽管不属于真正的研究,但其对各版世界地图原形的保存与流传有明显的作用。另一个要特别提及的是明朝军事家、军事理论家王在晋,他在18卷的《海防纂要》中附《舆地全图》、《镇戎总图》、《广福浙直山东总图》、《山东沿海之图》、《辽东连朝鲜图》、《东北诸夷图》、《东南滨海诸夷图》、《东南海夷图》、《日本国图》、《遇天各国图四分之一》、《日本岛夷入寇之图》11幅,其中有注明属于“利玛窦刊”的《週天各国图四分之一》,该图实际上是一幅正轴投影世界地图的东亚部分,或以为是依据《坤舆万国全图》的东亚部分特地绘制的(29)。

   这些摹刻本地图的水平与具备丰富地理知识的欧洲传教士相比,显示出中国这些地图摹刻者对利氏世界地图仅仅是表面的形式模仿,而未能真正领会其科学价值。如程百二在东西两半球图上刻满了大约500个地名,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五大洲之上,令人眼花缭乱。何况,在这些地名中还存在有许多错误,如亚墨利加有14个、利未亚有5个、墨瓦泥加有3个。潘光祖的摹刻又有许多新的错误。章潢似乎没有使用任何制图工具,洲陆海洋的区分也是混淆不清的(30)。一位名叫梁輈的学者,在1603年或1605年曾刻有《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是综合中外地图的方法而进行的绘制,图中列入了利氏世界地图中所提到的所有地名,而同时又保持中国传统的正方形,并且在图中画上大量古怪的标记,甚至在黄海上画了一棵树(31)。这些摹绘翻刻工作的目的,正如潘光祖所言:将利玛窦世界地图放在诸舆图之前,“俾人知九州之外更有如是之大”(32)。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不准确的图多少反映了明末知识阶层——士人对于利氏世界地图的欢迎态度。

   在利玛窦世界地图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熊明遇《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其子熊人霖《地纬》中的《舆地全图》。两幅图有来自奥代理《地球大观》、利氏《坤舆万国全图》与艾儒略《职方外纪》的影响,但其却将中国移到图的右方,造成其与利氏《坤舆万国全图》最大的不同。显然,两幅图不仅参考了利氏世界地图,也参考了奥代理的《地球大观》。据笔者眼界所及,《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和《地纬》中的《舆地全图》,是仅存的两幅由中国人来绘制的而将福岛本初子午线置于全图中心的世界地图。《格致草》中《坤舆万国全图》打破原来国人已经习惯的中文世界地图的欣赏趣味,不直接采用已经流传多年的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而不嫌麻烦,采用一种很容易引起国人反感的地图表达方式,以奥代理的《地球大观》为蓝本,再去填写上利玛窦确定的中文地名,表面看来似乎多此一举。熊明遇的这种将福岛本初子午线重置于全图的中心的做法,应该有一种打破天朝中心主义的意义,而且这个理念显然还被其子熊人霖的《地纬》所接受,于是《舆地全图》再度采取这种世界面貌的呈现方式。

   3.利玛窦世界地图新词汇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意义

   18世纪以后,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清代民间极其稀罕,难以觅得,除了几个翰林学士外,绝大多数人都无缘目睹利氏世界地图,因此很少被提及,其基本过程是从影响广泛渐渐走向湮没无闻。到了康熙末年,利氏世界地图的直接影响已基本消失。有学者解释原因主要有五:一、因为刻版繁杂、制作不易;二、挂图面积过大,不便转运和储藏;三、易代动荡、难以保全;四、缺乏理解、无人关注;五、内容过时,渐成古物(33)。其实,这一解说虽有部分道理,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学界对西方地理学新知识需求的减弱,以利氏世界地图为代表的来自西方地理学新知识,没有成为学界必备的知识资源。19世纪中期,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再度为中国学界所高度重视。晚清中国地理学家再次深刻认识到利玛窦在汉语世界传送世界地图的价值。如魏源的百卷本《海国图志后叙》开篇第一句就是:“谭西洋舆地者,始于明万历中泰西人利马窦之《坤舆图说》”,这个《坤舆图说》是指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文字部分。《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中特别写出“案语”,称“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里亚国人利玛窦始入中国,博辩多智,精天文,中国重之。自称大西洋之意大里亚人,未尝以大西洋名其国。”卷74“国地总论”上“释五大洲”有“考万历中利马窦所绘《万国地图》”;卷75“国地总论”中专门有一节全文收录了《坤舆万国全图》上所写的序言,题为《利玛窦地图说》,几乎全文著录了利氏世界地图中关于地圆说、赤道、南极、五带划分,以及五大洲的基本概念。可见魏源是仔细研读过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利玛窦在其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创造的词汇,如“地球”、“天球”、“半球”、“赤道”、“南极”、“北极”、“北极圈”、“南极圈”、“地平线”、“经线”、“纬线”、“大西洋”、“地中海”、“红海”、“海岛”、“万国”、“亚细亚”、“欧罗巴”、“亚墨利加”等术语,都频繁地出现在晚清各种地理学文献中。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英华字典》中也收录有“天球”、“地球”、“半球”、“南极”、“北极”、“赤道”、“地平线”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大量利用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汉译名,如“大西洋”、“地中海”、“红海”、“海岛”等。不难看出,对于晚清以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知识阶层来说,虽然利氏世界地图的不少地理知识已被西方新的地理学知识所取代,但一些基本概念,如五大洲的观念、经纬度的绘制法、气候带的划分方法,欧人地理大发现的新成果,甚至一些世界各地风俗民情的介绍,特别是汉译外国地理名词,如亚细亚、欧罗巴、北极、南极、地中海等,仍在沿用,可见利氏世界地图的内容并未完全“过时”,更未成为“古物”,在晚清西学知识场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犹如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一样的重要价值。正是晚清士人有效地利用了利氏世界地图等这一批耶稣会士有关西方地理学的重要的知识资源,重新反省传统的经典,回应新的西学文献(34),才使晚清的知识世界接续着晚明思想界所发生的“放眼世界”之“大变局”(35)而引发了“天崩地裂”的巨大变化。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和传播的实况,可以大致分为《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以及木刻本、彩绘绢本两种形式;这三个系列和两种形式的利氏世界地图向国人介绍了“地圆说”与地球知识、“五大州”与“万国”的概念、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点,以及绘制地图的新方法等,可以说,利氏世界地图中所传送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词汇,是明清士人认识和理解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神和”即精神融和。战国时代《文子》的“自然篇”称:“至于神和,游于心手之间,放意写神,论变而形于弦者……此不传之道也。”(36)“囮”,“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名曰‘囮’,读若‘譌’(通‘讹’,引者注)。”(37)“囮”可以从“诱惑”的意义衍生出交流过程中的“化生”作用,我把其理解成本土化。域外文化的输入,都会有一个与本土文化冲突交融的过程,而精神融和是文化交融的最高境界。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游于心手”的绘制过程中,经历了“论变而形于弦者”的本土化历程,这一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利玛窦在《山海舆地图》绘制过程中将西文地图处理成汉文,完成了中文世界地图的首度本土化,其突出表现是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天下观念和文化趣味,将原置于全图中心的福岛本初子午线向左转动170度,从而把中国转移到全图的中心,以及借助中国传统浑天说来拟同中西,这种本土化还反映在利玛窦增设了若干符合中国读者趣味的地名,如《坤舆万国全图》中出现的“一目国”、“矮人国”、“女人国”、“狗国”等这些词汇的运用,其中包含着很深的本土化的考虑,以及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进行对话的意义。二是中国摹绘者的本土化处理。冯应京所纂《月令广义》中的《山海舆地金图》、章潢《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王在晋《海防纂要》中所附“利玛窦刊”的《週天各国图四分之一》、熊明遇《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和熊人霖《地纬》中的《舆地全图》,都是中国摹刻者二度本土化的显例。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所形成的地图制作的制度性保障不同,明末摹绘地图几乎都是官员和士大夫的个人行为,参与刊刻利玛窦世界地图三个系列的王泮、李之藻和李应试都是明朝的官员。因为地图绘制在中国未能形成概念和方法上的高级训练,或无法建立像欧洲一样有酬报的制图师专门职业,所以中国的个体摹刻者缺乏近代欧洲制图理论训练的背景,无法掌握绘制世界地图的知识体系和核心方法,不能按照一定的数学方法将经纬线的绘制法转换到平面上,因此,他们的摹绘工作显得非常粗糙,甚至有不少“讹误”,暴露出这些个体绘制者对利氏世界地图绘制方法并不完全理解,这些地图文献摹绘之科学价值就显得比较有限,但作为对利玛窦各版世界地图原形的保存、流传与影响,特别是欧洲地图入华后如何衍生“囮”的问题,这些摹绘本还是有其比较明显的作用。

   [本文初稿部分内容,曾于2015年11月21至22日提交由汕头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和福建师范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联A主办的“基督教中国化: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特此说明。]

   注释:

   ①近期日本学者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重要研究有富山大学人文学部铃木信昭教授所撰《朝鮮肅宗三十四年描画入り<坤輿萬國全圖>考》(《史苑》2003年3月第63卷第2号),主要研究了收藏在朝鲜的彩绘本;2006年10月他在《朝鲜学报》第201辑上发表了《朝鲜に传来した利瑪竇<兩儀玄覧圖>》一文,研究了朝鲜大学校所藏的《两仪玄览图》;2008年1月在《朝鲜学报》第206辑上还发表了《利瑪竇<兩儀玄覧圖>考》,重点考察了该图中的十一重天天文图。感谢三浦国雄先生在2015年7月19日日本关西大学主办的东亚交涉史的讨论会上所提出的意见,并提供了三篇论文以供笔者参考。美国生化博士李兆良撰有《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版)一书,提出该图是明代中国人绘制的新看法。然而作者对既存的中外文献中有关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和流传过程的许多环节,以及与利玛窦有过交往的明人章潢《图书编》中所说《舆地山海全图》“即太西所画”和冯应京所称的“西泰子舆图”等语,完全视而不见;对学界有关此一地图的形成过程也无必要的证伪,使这种所谓颠覆性的看法,缺少重要的证据链。当然,该书就《坤舆万国全图》所存在的疑问所提出的若干质疑,不能说全无启发性,但作者缺乏历史学专门训练,全书运用的基本方法是一种自言自语式的大胆推测。

   ②参见刘明强:《万历韶州同知刘承范及其<利玛窦传>》,《韶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黎玉琴、刘明强:《利玛窦史海钩沉一则》,《肇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③参见汤开建:《明代利玛窦世界地图传播史四题》,载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2014年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2-120页。

   ④《地球大观》(Theatrun Orbis Terrarum,或译《寰宇全图》)是一部大型地图集,第一版共计53幅图版,包括一幅与地图集同名的世界地图,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地图,以及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分图。问世后广受欢迎,从1570至1612年用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共出版了40多版,至1598年奥代理去世时,该书的图版及附图已经增加为150多幅。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63页,下凡引用该书均简称《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⑤参见[日]高田时雄:《俄藏利玛窦<世界地图>札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图、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93-604页。

   ⑥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水纹研究,参见郭亮:《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5-282页。

   ⑦龚缨晏:《关于彩绘本<舆万国全图>的几个问题》,载张曙光、戴龙基主编:《驶向东方(第一卷中英双语版):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239页。

   ⑧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考述。可参见邹振环:《殊方异兽与中西对话:<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动物图文》,载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333页。杨泽忠、周海银《利玛窦与坤舆万国全图》(《历史教学》2004年第10期)一文称该图“不仅绘出了世界地理位置,而且还装饰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和小物品。如老虎、狮子、鲸鱼、狗熊和商船等,很招人喜欢”,作者显然没有仔细看原图,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中是没有老虎和狗熊的。

   ⑨关于《两仪玄览图》,笔者在《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与明清士人的“世界意识”》(载《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1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2页)中已有论及。

   ⑩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762页。

   (11)引文据《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1936年影印本,参据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174页。本文所注之引文,均与禹贡学会1936年影印本进行过核对。

   (12)转引自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载“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辅仁大学,1983年。该文由于省略了文后的注释,使读者核对其资料来源和检验该文的观点之正误,颇受限制。

   (13)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74页。

   (14)参见徐光台:《明末西方四元素说的传入》,《清华学报》(新竹)1997年第27卷第3期;《明末清初中国士人对四行说的反应——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例》,《汉学研究》第17卷第2期。

   (15)须弥山(梵文:Sumeru),又译为苏迷嚧、苏迷卢山、弥楼山,意思是宝山、妙高山,又名妙光山,是古印度深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心的山,位于小千世界的中央(小千世界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后为佛教所援用。传说须弥山周围有威海环绕,海上有四大部洲:南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这是佛教重要的宇宙空间观念。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总论”中也不忘批判佛教的宇宙观念:“释氏谓中国在南赡部洲,并计须弥山出入地数,其缪可知也。”参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75页。

   (16)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74-175页。

   (17)利氏世界地图在传播西方新词方面的贡献,尚未受到词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近现代辞源》(黄河清编纂、姚怀德审定,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均未注意到“北半球”、“赤道”、“地平线”、“半岛”等已为《坤舆万国全图》首先使用,该书所列“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美利加洲”等词条时(第559、854-855页),均以晚清文献作为释例,明显不确。

   (18)张廷玉:《明史》卷326《外国传·意大里亚传》,《二十五史》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927页。

   (19)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

   (20)参见李迪译注:《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该书最初收在雍正十年(1732年)出版的《康熙御制文》中,全书分为两卷,每卷又各分上中下。

   (21)[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1936年影印本。

   (22)参见邹振环:《殊方异兽与中西对话:<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动物图文》。

   (23)张雏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99页。

   (24)[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181页。

   (25)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73页。

   (26)章潢:《图书编》卷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3-555页。

   (27)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72、78页。

   (28)赵永复:《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所用的中国资料》,《历史地理》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9)详细讨论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56-60页。

   (30)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该文此处将“潘光祖”误写为“藩广祖”。

   (31)[法]米歇尔·德东布:《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地图学》,[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27-229页。李孝聪认为《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由常州府元锡县儒学训导梁輈1593年镌刻,于18世纪被来华耶稣会士携至欧洲。此图曾参考过罗洪先的《广舆图》、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奥尔蒂利《舆图汇编》,是一幅以中国为中心,以小岛的形式罗列其他国家地名于四周来表示天下的中文世界地图。在各地以简要文字标注有关政区沿革、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图的下端列出,明代两京十三省的府、州、县数目,以及各地户、口,应交纳的米、麦、丝、绢、棉、布、马草和食盐的数额,此图代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同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念在制图学方面的结合,但没有跳出中国舆图的传统形式(参见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疆理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所谓“奥尔蒂利《舆图汇编》”显然就是奥代理的《地球大观》(Abraham Ortelius:Theatrum Orbis Terrarum),而1593年利码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尚未完成,估计参考的应属《山海舆地图》这一系列的世界地图。

   (32)潘光祖:《汇辑舆图备考全书·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33)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12页。

   (34)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1页。

   (35)参见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0-431页。

   (36)王利器校释:《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6页。

   (37)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7、129页。

 

作者: 邹振环 责编: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