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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http://www.xjass.com  2009年03月20日 22:25:22  稿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作者: 赵天英 杨富学

[摘要]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文献主要是佛教典籍,既有佛教经典,又有僧人行记,还有各类释门杂文,真实地反映了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兴盛状况。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此外,还有其他多种古代文献,如法律文书、占卜类文书、伦理文书、文学作品等,不管是藏文或汉文,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键词]吐蕃文献 历史学 敦煌写本 唐代

作者简介:赵天英(1974- ),女,藏族,甘肃天祝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市人,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一、概说

吐蕃王朝是公元7世纪初期由松赞干布建立的。松赞干布少年登基,在几位得力大臣的辅佐下,平息内乱,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发展经济,制定法律,统一官制兵制,划分军政区域,任命官员、派遣将领,建立了统一的吐蕃奴隶主政权——吐蕃王朝。进而通过武力征伐,吞并吐谷浑、党项诸族,势力日益强大,成为与唐朝、大食、回鹘、南诏相颉颃的强大势力。尤其是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唐朝兵力内撤,边防空虚之际,逐步占领了陇右、河西及西域地区,国势日张,影响及于东亚、中亚乃至南亚等广大地区。[①]

对吐蕃帝国的兴衰历史,汉文史料有着较多的记载。自唐人杜佑在《通典》卷190《边防典六》专立《吐蕃》始,后代史家多为其立传或记其事,如《旧唐书》卷196《吐蕃传》、《新唐书》卷230《吐蕃传》及《资治通鉴》中有关内容中都有对吐蕃历史的详细记载,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以这些史料与宋以后的朝代相比,仍然显得极为匮乏。在传世的藏文史料中,与唐代吐蕃历史有关的文献基本遗失一空,仅遗留下数量不多的几通碑刻,如《唐蕃会盟碑》、《达扎路恭碑》等,虽然重要,但毕竟内容有限。后世文献涉及吐蕃史的有《巴协》、《第吴宗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王统世系明鉴》、《贤者喜宴》、《汉藏史集》、《西藏王臣记》、《如意宝树史》等。这些藏文史书主要是一些教法史,执笔者多为僧人。他们受佛教思想影响甚深,认为历史不关涉宗教便无价值,[②] 故对吐蕃史的记载有许多地方被忽略了,或者由于需要做了改动,使其可信度打了折扣。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传统史学对唐代吐蕃历史资料的挖掘差不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若要在研究上有所重大突破,除史料再发掘外,必须有新的诉求。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献,正为这种新诉求的实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敦煌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即古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献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已有不少流失海外,其中以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1370件)和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3375件)所藏最为集中。国内所藏主要集中于甘肃地区,有编号者为6656件,其中以敦煌市博物馆所藏居多,达6050件。国内其他地区也有敦煌藏文写本入藏,数量不多,约有300多件,其中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200余件。再加上其他流散品,敦煌古藏文写卷的数量应在12000件左右。

敦煌古藏文写本,绝大多数是佛经,此外,也有不少有关部落、官职、告身、土地、税收、驿传、军制等方面的文书,反映的也不仅仅是敦煌一地的情况,而可以看做是反映吐蕃王国整体的面貌。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它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研究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来说,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大多为同时代当事人直接的记载与遗物,而且关涉的内容有许多为传世文献所不载,有些虽有所提及,但往往语焉不详,故堪称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它们对吐蕃史的研究极具价值,可以填补藏汉文献吐蕃史的空白,纠正藏汉文献中之讹误,从而构建出全新的吐蕃史,兹略举数例以证之。

二 、敦煌文献与唐代藏族史研究

唐朝是藏族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唐代藏族史的构建,敦煌出土吐蕃文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为数丰富的相关文献中,最为重要者应首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3件,编号分别为P. T. 1288(旧编号252)、S. T. 750(旧编号Ch. 79. viii. 7)、Or. 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按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吐蕃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

《吐蕃大事纪年》记载了650~764年间吐蕃王朝的大事。其中有些内容为传世文献所不载,有的虽有记载,却不准确。如关于墀芒伦赞普的去世时间问题,史载:调露元年(679年)“二月,壬戌,吐蕃赞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③]《吐蕃大事纪年》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为“及至鼠年(676年)夏,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冬,赞普墀芒伦薨于‘仓邦那’……”[④]《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无疑是正确的,《资治通鉴》的记载与其在时间上整整差了三年。这是由于按照吐蕃丧葬习俗,赞普去世后,需历三年才能下葬。[⑤] 而不谙吐蕃习俗的汉族史家却将下葬的时间记成了去世的时间。

《赞普传记》除了赞普传记以外,还记录了吐蕃历任大相之位序,共有10节,举凡会盟、征战、颁奖、联姻一类大事均有记载,还记录了民间的传说神话、古代歌谣等口头创作,且以每个赞普分别类目来写。提供了不少有关唐代吐蕃的内部材料,能反映出当时吐蕃的社会文化与风土人情,甚至对于当时人的观念与思想,都可以从歌谣中找出蛛丝马迹,如神王统治思想、女性地位、蕃人对权利的概念等。[⑥] 而这些内容刚好是传世文献所缺乏的。

《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详细列出了各地方势力的范围及其氏族,以及赞普王室的起源与传承。同样构建了吐蕃史,尤其是有关赞普世系的记载,可澄清传世文献中的混乱。

唐人所记吐蕃史,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加上政治、军事常处于敌对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记载多有不确,舛误、遗漏和欠准确的地方时有所见。[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作为同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准确,不像后世藏文文献那样因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搀入了诸多传说成分,故而能够在许多方面填补吐蕃史的空白,又可为汉文史书的记载提供印证,纪年清晰明确,当之无愧地被视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⑧]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吐蕃统治时期,很注意融洽当地各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和周边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往来,这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都有反映。如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等文献就是用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前者记载了吐谷浑国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弥足珍贵的资料。[⑨] 后者则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吐蕃与中国北方诸民族关系史的难得资料。[⑩]

三、吐蕃政治经济制度在敦煌文献中的反映

敦煌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制度史资料,而这些正是传世资料中记载最为薄弱的环节。举例说,吐蕃王朝时期政治体制结构非常复杂,汉文史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藏文史料《贤者喜宴》、《唐蕃会盟碑》等尽管都有零星记载,但显得极为混乱,尤其是职官建制,从中很难理出一个系统来。[11] 而敦煌出土的藏文写本P. T. 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却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系统而准确的资料。这份文献是关于吐蕃地方官职品位序列和任命名单的记录。他是研究吐蕃王朝在其军事占领区设置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机构以及仕蕃汉官的品位、职责的珍贵资料。[12] 这件文献印证%V b.p~Z)F!MI‑s开放式官方站|免费资源|游戏下载|网络商务|游并澄清了《唐蕃会盟碑》中所见参盟官员的品级记录和两《唐书·吐蕃传》中关于吐蕃职官制度的记录。以之为据,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唐代吐蕃的职官系统大致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体系。

中央官员分贡论系统,主管议政、判事和主兵;囊论系统执行诏命、财政、统计、民事以及王室的生活供应(行政);喻寒波系统管审议、纠察和司法。地方官员有总管型的“节儿”(或称“节度使”)、观察使,也有负责具体民政事务的营田使、水监、税监等,还有主管军政事务的镇守官、都督、军官等。[13] 从该文献可以看出,在官职相同的情况下,蕃官和汉官在官位序列、告身等级上是有差别的,蕃官要高于汉官。

此外,吐蕃地方官的设置,在吐蕃本土与占领区是不一样的,即使同样在占领区,也有新、老之别。由于新占领地区的经济方式、文化背景有别于吐蕃本土,加之吐蕃统治者在占领区享有特权,故这一时期的官位、司职越来越多。吐蕃统治者对河西诸镇的统治方略,一改昔日强迫汉人东迁,然后再迁入其他民族的做法,而改为重视汉人并起用汉人。但为了避免失控,各基层职官由汉人和吐蕃人同时担任,实行基层双轨制方略。[14] ­ .a3EU X i9R3F2},@圣

敦煌写本中含有丰富的社会经济文书,除了细致入微地反映了敦煌一带的经济发展状况外,还涉及到吐蕃社会的经济状况、文化生活、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借贷利率、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多方面,对吐蕃史同样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这类文书内容庞杂、数量繁多,既有官方的户籍、赋税清册,也有政府告牒及往来公文,还有寺庙财产账目、僧侣收支记录,而更多的则是民间契约、借据、欠册、经济纠纷诉状等。这里谨以S. 3287汉文文献《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为例以资说明。

S. 3287是吐蕃占领时期沙洲百姓汜履倩等五户向吐蕃在沙州的基层政权机构申报户口的申请报单,写作年代据考应为808年 。[15] 该文献详细记录了汜履倩等五户沙州居民的所属基层辖区、户主姓名、分部落时注册在籍的人员、分部落以后新增的人口、申报当年出离本户的人员及出离原因、户内诸人员与户主的关系及各自的社会身分,最后是申报人对以上申报情况属实的保证。这些申报的项目包含着许多信息,反映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居民的基层编制、吐蕃关于人丁年组的划分、蕃占时期敦煌地区的人口情况、家庭组织、从事职业状况、僧尼比例、吐蕃贵族对人口的掠夺等。吐蕃贵族常通过战争对唐朝辖区人口进行掠夺,到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吐蕃贵族掠汉户女子为婢的行经,引起了吐蕃中央政府的重视,专门为此而颁布了一条禁令,即P. T. 1083《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禁止抄掠汉女为奴,以稳定社会,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从S. 3287还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地区的人口较之以前有所增长,说明蕃占时期社会经济并非总是遭到破坏,否则何以为众多的人口提供生活来源。

敦煌经济文书细致入微地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外交关系、法律制度、量刑标准、寺院收支情况、百姓生活等多个方面,是敦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反映,也是吐蕃经济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四、敦煌文献所见前弘期的吐蕃佛教

丝绸之路是佛教东传的重要通道之一,所以丝路沿线地区较早就接收并发展了佛教,地处交通孔道咽喉的敦煌,自汉代以来即成为佛教繁荣之地。786年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对佛教护持有加。不但吐蕃赞普信奉佛教,敦煌一带的吐蕃官吏也大多崇奉佛教,在官府中设置僧官以便对佛教界进行管理。同时实施各种兴佛举措,开窟造像、建寺度僧、抄写佛经之风蔚然成风,很快将敦煌佛教推向了高峰。所以,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文献数量比较多,既有各种佛教经典,又有大量记载敦煌吐蕃高僧大德之思想与活动的文献,还有众多记录佛教信徒设坛做法、唱经诵佛、发愿祈福等佛事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释门杂文。[16] 这些文献对于重构前弘期的吐蕃佛教,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价值。其中,最为学界推重的当属《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

《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现存写本二件,编号分别为P. 4646、S. 2672,详细记录了8世纪末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rtsan,742~797年)主持下,于拉萨举办的由三位汉僧与三十位印度僧人参加的有关禅法修习的大辩论,为中古禅宗史上的一桩大事。[17] 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王锡撰写的序文,对吐蕃赞的弘法伟业进行颂扬,着重叙述了8世纪末印度高僧与中原禅僧于拉萨进行辩论的始末;其二,针对印汉僧诤的辩论所写的问答记录,包括旧问、新问和又问;其三,为摩诃衍本人给赤松德赞赞普所写的三道上奏文。[18] 其内容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吐蕃占领时期敦煌佛教界的情况及其与吐蕃帝国之间的关系,对摩诃衍禅法之特点及其在西藏及敦煌等地的传播有较为全面的反映,同时也折射出8世纪前后藏地佛教的特征。

序文的撰写者王锡为敦煌人,在唐代河西佛教界负有盛名。初任河西观察使判官,吐蕃占领河西时期,他曾随由内地到敦煌传教的大乘禅师摩诃衍研习佛教禅宗教义。在吐蕃于786年占领敦煌以后,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召,摩诃衍远赴西藏,在拉萨、昌珠、琼结等地传授禅门,王锡随往。经过摩诃衍师徒的努力,汉地禅宗思想在吐蕃中得到迅速发展,影响颇巨。在汉僧与印度僧之大辩论中,王锡又与摩诃衍一道申述了汉地禅宗的见解。返回敦煌后,著成《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以记其事。此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着他撰写的《上吐蕃赞普书》二道(P. 3021),[19] 也是研究唐代吐蕃佛教乃至中印佛教早期交流的珍贵资料。

前弘期在藏区传布佛法的主要是来自印度的僧侣。赤松德赞在经过佛苯之诤后,借助佛教之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使佛教在吐蕃帝国大为兴盛,印度僧人在吐蕃也拥有很高的地位。而当时汉地佛教也在吐蕃有所传播,建中二年(781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赐沙门善讲佛理者。帝令良琇、文素往赴说法教化,岁一更之”。[20] 后来流行于四川地区的禅宗保唐派与净众派也传到了西藏。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占领敦煌,与汉地佛教有了更多的接触。吐蕃赞普先曾邀请敦煌唯识宗大师昙旷入蕃传教,但昙旷以身体多病未能成行,只是对赞普的二十二问端逐一回答,成《大乘二十二问》以呈。后来摩诃衍师徒应邀来到拉萨,获到赤松德赞允准,开始在西藏地区传教。由于摩诃衍“善能为方便,化诱生灵”,[21] 为吐蕃信徒大开方便之门,故而受到广大信众的欢迎,五六年间,习禅者蔚然成风。而原来拥有崇高地位的印度高僧寂护却信众日减,最后只剩下极少数的信徒,以至于香火都难以为继,从根本上动摇了印度僧人的地位,直接威胁到印度高僧的切身利益。于是,寂护的大弟子意希旺波等为了恢复印度佛教的势力,恳求赤松德赞迎请寂护的高足莲花戒入藏与摩诃衍师徒展开辩论。这一请求得到允准。于是,在赤松德赞的主持下,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僧与以莲花戒为首的印度僧人在拉萨展开论辩,据《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的记载推行推算,其时应在792年至794年之间。[22]

这次僧诤对于藏传佛教史,尤其是吐蕃的禅宗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汉文传世史籍对此事了无反映,而13世纪以后的藏文史籍都对此事予以关注,但都是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上有选择地对辩论原委及结果等进行片面而零星的描述。敦煌写本的发现,才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得以拨云见日。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写本对争论结果的描述与藏文传世史籍的记载大相径庭。藏文文献无一例外地都声称印度僧人在辩论中大获全胜,摩诃衍师徒则一败涂地,他的著作全部被封存起来,不准流传。其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从敦煌汉文文献的记载看,摩诃衍尽管辩论失败,但仍然受到吐蕃统治者的敬重。他于796年返回敦煌后,受到当地吐蕃统治者的欢迎,是年被授予“吐蕃大德”的尊号。后来,他又往返于敦煌与其他吐蕃辖区弘扬其禅宗思想。可见,僧诤失败后的摩诃衍,并不像藏文史书中所记载的那样被驱除出吐蕃境内,实际上他及其他所传授的禅宗仍然受到吐蕃上层统治者的尊重和较高的礼遇,在吐蕃境内仍有着广深的群众基础。允许其在吐蕃边地传教只不过是当时的统治者迫于各方面的因素,所采取的一种缓解矛盾的方式。而事实也证明,摩诃衍在敦煌以及河陇地区长达30余年的言传身教,造就了一大批藏族禅宗弟子和信徒,形成并发展出一支藏族禅宗世系,其禅宗思想也渗透至吐蕃佛教之中,对后来的藏传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3] 如宋人王钦臣撰《新修广仁禅院记》即载: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鴂舌之不可辨,然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于秋冬间聚粮不出,趺坐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存诚而识理者?但世莫知之耳。[24]

该碑勒立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记载了重修岷州(甘肃岷县)广仁禅院的情况。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禅宗思想在藏人中尚具有相当的影响。至于摩诃衍禅法对敦煌禅修的影响,那就更为明显了,通过对敦煌史料的整理研究,不难看出这一问题。

虽然《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的记载仍给这次中印僧侣之间的争论结果留下了一些悬念,但由于它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的原委、辩论的内容、两派大师辩论时所引用佛教典籍而使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而使我们了解到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基本教义及其所推崇的主要经典。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文献使我们了解到禅宗在吐蕃的传播情况。虽然这次僧诤之后在吐蕃盛行的依然是印度佛教,但被深深打上了汉地禅宗的烙印。摩诃衍所培养的禅宗弟子,在积极学习汉地禅宗的同时将其与藏文化融合,促成了藏族禅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此外,敦煌写本中还包括多种古代文献,如法律文书、占卜类文书、苯教文书、伦理文书、文学作品以及汉文典籍藏译本等等,都是吐蕃史构建的珍贵资料。

总而言之,敦煌吐蕃文献数量众多,除了12000件左右的藏文写本外,还有相当多的汉文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内容丰富,对唐代吐蕃社会的社会历史、职官体系、经济状况、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对构建唐代吐蕃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弥足珍贵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Reconstructing the Tibetan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by

ZHAO Tianying & YANG Fuxu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030;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A lot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were written in period of Tibetan-occupied Dunhuang (768-848), which can be divided two kinds, i. e. Tibetan manuscripts (12000 pieces or so) and Chinese ones. Almost of the manuscripts belong to Buddhist texts, including Buddhist scriptures, monks’ stories which reflected truly prosperous situ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texts about Tibetan history are few in number, but very important, for example, the manuscript of the Dunhuang Annals recorded the Tibetan great events every year, become the basis of Tibetan studies in Tang Dynasty, including meetings, the hunting, going on an expedition etc. Dunhuang documents related to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religions are also many, which provided rich materials for study of the Tibetan history, the religion go into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supplement or verify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later Tibetan resources.

Key word: Tibetan Texts; History; Dunhuang Manuscripts;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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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冠群:《论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②] G.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orlls, Rome, 1949, p. 139.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调露元年(680年)二月壬午条。

[④]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⑤] 褚俊杰:《吐蕃苯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续),《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第122~124页。

[⑥] 林冠群:《论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注释4。

[⑦]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再版前言》,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9页。

[⑧] [法]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⑨] 杨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所见突厥与吐蕃关系考实》,《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2期,第48~57页;黄正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有关唐关系的译注拾遗》,《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0~133页。

[⑩] 王尧、陈践:《P. T. 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2期,第16~22页。

[11] M. Lalou, 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end Tibet au VIIIe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CCXLIII-2, 1955, pp. 171-212; 杨铭:《P. T. 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研究》,《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15~138页。

[12] 任树民、白自东:《仕蕃汉人官职考述——P. T. 1089号卷子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56~61页

[13] 王尧:《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02~117页。

[14] 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几个问题——八至九世纪吐蕃对瓜沙地区汉人的统治》,《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第65~66页。

[15] 李正宇:《〈吐蕃子年(公元808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

[16] 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第46页。

[17] Paul Demiéville, Le Concile de Lhasa, Paris 1952.

[18] 山口瑞凤:《摩诃衍の禅》,《讲座敦煌·八·敦煌佛典と禅》,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383页。

[1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58~360页。

[20] [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41,《大正藏》第49卷,No. 2053,页379a。

[21] 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22] 杨富学、王书庆:《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唐史论丛》第10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23] Herbert V. Guenther, ‘Meditation’ Trends in Early Tibet, Lewis Lancaster and Whalen Lai (ed.), 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Buddhist Studies Series, 1983, pp. 351-366.

[24] [宋]王钦臣:《新修广仁禅院记》,《岷州志校注》,岷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88年,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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