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理论前沿>> 哲学研究  

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 ——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

2018年09月21日 08:52:26 来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无论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三个范畴都是绕不过去的思想要塞。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关键词。然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三个概念是何人、何时于何“地”提出,其本义是什么,内涵又是如何演变的,却是一个有待深入考察、深入分析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并力图以“小”见“大”,由此透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从“唯物主义辩证法”到“辩证唯物主义”

    按照传统的且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考察却使我们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一生都未提出和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术语,但从未提出和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实际上,首先提出并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的是狄慈根①。

    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先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以此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特征。狄慈根指出:“这种从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首足倒置发展而来的,弗·恩格斯本人为其主要共同创建人的新唯物主义,目前还很少为人理解,虽然它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需要比较详细地叙述这种唯物主义。”“恩格斯称这种不懂概念学的唯物主义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为辩证的唯物主义。”②从内涵上看,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唯物主义一元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

    按狄慈根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把仅限于可触的物质的概念扩大为指一切存在的物质”,而且探讨了作为事物本质的矛盾;不仅阐述了普遍联系、运动发展的观点,而且阐述了认识活动中经验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因此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同时,狄慈根又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并认为“了解德国唯物主义的完全首足倒置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之所以获得‘社会主义的’这个称号,是因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的物质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是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思想方式以及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整个上层建筑,都由此而得到最终的说明”③。可见,狄慈根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就是说,狄慈根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内容上包括历史唯物主义。

    狄慈根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④。正是在这里,恩格斯首先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术语。研读恩格斯的文本可以看出,虽然恩格斯并不是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是在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从笛卡尔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属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辩证法,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在这里成了概念自我运动的翻版。“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个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⑤这个“倒转过来”“重新用脚立地”的辩证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辩证法”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既不同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现代唯物主义。

    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现代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从内容上看,现代唯物主义包括自然观和历史观,而无论是自然观,还是历史观,“现代唯物主义本质都是辩证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⑥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简直是呼之欲出了。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并不反对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1891年,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中提出,“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开辟了通向自由和自觉活动的王国的道路”⑦。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普列汉诺夫这一篇论文,认为写得“好极了”⑧。

    由此可见,首先提出并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狄慈根,首先提出并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是恩格斯。从内涵上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致的,二者都力图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所以,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就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浑成一体的唯物辩证法”⑨。

    无论是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式命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正式用“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命名的是普列汉诺夫。如前所述,1891年,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中就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1895年,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明确指出:“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曾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斗争过。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于辩证的唯心主义,而后者则为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名字是非常不恰当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⑩可见,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相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针对“辩证唯心主义”“经济唯物主义”而言的。

    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包括后来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11)所以,普列汉诺夫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大量阐述的却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如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人的理性与历史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12)。

    当然,我注意到,“辩证唯物主义”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在普列汉诺夫那里,“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有时又指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简单说来,这是现代唯物主义,也就是现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也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同它有密切关系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方法和范畴的见解,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见解的总和。”“存在的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解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13)显然,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时,我注意到,当普列汉诺夫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理解和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其理论乐曲中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音响。具体地说,普列汉诺夫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极端重要性,并认为“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他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14)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观点,深入下去就能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然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只是表现出一种应酬式的热情,并没有沿着这一线索深入下去,因而也就没有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深刻内涵,没有把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根本差别。相反,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属于“最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逻辑所指示的同一方向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直接从费尔巴哈认识论发生出来的,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15)。这是一个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它表明,普列汉诺夫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并模糊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界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对象、现实、感性”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因而“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因此,费尔巴哈力图从现实的自然出发,可最终得到的仍然是一个脱离了人的活动,脱离了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实际上是双重意义上的不彻底性:一是在历史观上没有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理解人,陷入“抽象的人”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人”为基础,必然直接踏上唯心主义道路;二是在自然观上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去理解自然,陷入“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物质”为基础,实际上悄悄走上“唯物主义方向”(17)。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它们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8)。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包括”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的范畴之中,而把自己的唯物主义称为“新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不理解这一点,因而他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看作是“最新的唯物主义”,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

    普列汉诺夫是“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19)。《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20)。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及其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总体上看,列宁继承了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或者说,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列宁。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从这一著作可以看出,尽管列宁没有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出解释,但他实际上是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21)1908年,列宁在《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后来,列宁多次重申了这一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22)。从内涵上看,列宁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四个方面: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在列宁看来,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23)。

    自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后,“辩证唯物主义”便成为正式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而广泛流传开来。问题在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演变。从总体上看,这种演变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演变为一种自然观;二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演变为一种历史观。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如沃里夫松的《辩证唯物主义》(1922年)、萨拉比扬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25年)、德-米扬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30年)、蒂缅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30年)、贝霍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概论》(1930年)、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1931年),建构了以“物质”为起点,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部分内容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总体上看,这些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继承、沿用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到了斯大林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即从一种世界观演变为一种自然观。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24)显然,斯大林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一种自然观。

    以此为前提,斯大林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是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二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三是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三个特征在近代唯物主义那里都已具备。这表明斯大林是脱离人的活动、脱离了社会历史来谈自然物质的,以这样一种“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为基础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用近代唯物主义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斯大林没有理解近代唯物主义以至整个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也没有把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实际上磨平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正因为如此,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把霍布斯的话,即“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当作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加以阐述。这也就是说,斯大林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唯物主义没有本质区别。

    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一部分学者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如萨特。按照萨特的观点,根本不存在“自然辩证法”,“辩证法的唯一存在可能性是辩证可能性;或者说,作为历史发展规律的、作为历史发展运动中的认识规律的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一种由形而上学假设的客体”;根本不存在“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只有在人类历史内部确定起物质条件的优先地位,由特定的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了它们并承受它们时,它才有意义。简言之,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25)。

    另一部分学者则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但对其内涵作了根本的改造,如卢卡奇。按照卢卡奇的观点,“我们所要恢复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什么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这种自然是与人相关的,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也就是说,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内容,自然的范围和客观性总是被社会所决定的”。卢卡奇从根本上否认自然辩证法,认为辩证法不属于自然,只属于历史,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的辩证法把社会作为整体来理解,对于辩证法来说,“中心的问题是要改变现实”(26)。显然,卢卡奇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的,与斯大林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施密特的观点与卢卡奇的观点相似,但施密特主要是从批判费尔巴哈“抽象本体论”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物质本体论”的角度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按照施密特的观点,“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由于物质实在和人相关联的相对性,因而不仅它处于‘为他存在’时,即使处于‘自在存在’时,也都和本体论原理不相容。把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的唯心主义相比,称它为‘本体哲学’,这是站不住脚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承认有什么脱离具体的规定而独立存在的自在实体。”(27)显然,施密特的用意是想划清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唯心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抽象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并力图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卢卡奇一样,施密特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的。

    二、从“历史科学”到“历史唯物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考察使我们得知,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也不是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一生都未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术语。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用“历史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内容,用“真正实证的科学”、“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术语的。

    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所创立的新历史观的内容,并认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28)。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有一个重要概念和一个重要命题,即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这种历史观”和“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从这个重要概念和重要命题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概念已是呼之欲出了,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了。在我看来,概念与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而术语只是概念的表达形式,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二者从不一致到一致,恰恰反映了认识过程的深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以“这种历史观”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他所建构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2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所建构的正是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实践或物质生产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展现为人与世界的关系,物质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在物质实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又是相互制约的,脱离人与人的关系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走向自然唯物主义;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去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必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的个人存在。所以,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观中排除出去,必然制造“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30)。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用“历史科学”来称谓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费尔巴哈恰恰不理解这两种“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在自然观上走向自然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31)这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已是呼之欲出了。换言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虽未提出,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已经基本形成,它是通过“历史科学”实现的。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历史科学”不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学说意义上的世界观,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我注意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了“真正的实证科学”来描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并认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这表明,马克思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的确受到了同时代实证主义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经验的方法”、“经验的观察”、“经验的事实”,并认为“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32)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用“真正实证的科学”是为了描述历史唯物主义从“经验的事实”出发这一特征,而不是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实证科学、一种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从“经验的事实”出发,把经验事实作为无批判的认识对象肯定下来,只是满足于既定的、僵死的经验事实,至多是“解释世界”;历史唯物主义也从“经验的事实”出发,但它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经验事实上,而是对这种经验事实及其前提进行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3),从而改变世界。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用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来描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34)。列宁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但他自觉而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作“批判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35)。

    作为“真正实证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以“经验的事实”为出发点;作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对“经验的事实”持一种批判性态度和超越性的思维。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36)。实际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强调“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37);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又批判了“形而上学”尤其是“思辨的形而上学”,强调建立一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8)。一方面是批判“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是批判“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马克思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批判中逐步建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为历史服务的哲学”(39)的。阿尔都塞对此评价道:“对于一门既作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作为哲学(它能够认识各种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因而在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情况下,也能够认识自己)的辩证理论,这是必然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上敢于迎接这个考验的唯一哲学。”(40)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并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的是恩格斯。1859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术语,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41)。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其深刻的思想、精彩的表述把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历史的基本规律清澈见底、明白无疑地表述出来了,从而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经典概括。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概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概括的“这种历史观”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指“马克思的历史观”,而“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42)。

    1890年8月,恩格斯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再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在概要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后,恩格斯指出:《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43)。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44)显然,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

    此时,恩格斯提出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唯物主义历史观被误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史观”。1890年,德国社会学家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历史哲学》中,首先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史观”,即只承认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否定其他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巴尔特的观点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党内的“青年派”加以“模仿”,一些理论家也认同这一观点,如拉法格就出版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伯恩施坦则宣称:“我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45)。

    可以看出,恩格斯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针对“唯心主义历史观”,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针对“经济唯物主义”。所以,恩格斯在1890年8月致康·施密特的信中首次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时,专门点了巴尔特的名。这就是说,在恩格斯这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即二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表述。这也就是说,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是有差别的。

    1892年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译成德文并以《论历史唯物主义》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2年第1、2期上。从此,“历史唯物主义”便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一样,逐渐成为表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惯常用语。但“历史唯物主义”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又得到不同的解读,其内涵不断演变。

    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施坦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时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更为激烈地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黑格尔辩证法的“残余”,甚至陷入“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陷阱”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了“纯粹思辨的预测”(46)。

    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十分简练、明确、摆脱一切同特殊现象、特殊形式的关系的句子表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般特征,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说得这样简洁。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主要思想在这里一点也不缺少”。和任何科学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纯粹科学”、“纯粹理论”与“应用科学”、“应用理论”之分,历史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或“纯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被命名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47)。

    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决定论。“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任何过程发生时,都不会没有它的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后果,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它的物质原因。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48)这表明,伯恩施坦在哲学上是以抽象的物质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

    考茨基在其名著《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历史观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因为这种历史观是从他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里产生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这里,考茨基提出了三个概念,即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研读《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内涵相同的概念,二者都是指马克思的历史观,而唯物主义世界观则是指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一种十分确定的哲学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并没有始终是一个通过经验、通过对事实的单纯观察而得来的孤立假设,而是与一个巨大的世界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了,它是与这个世界观同命运、共存亡的”(49)。这是其一。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考茨基不仅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于这种方法论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是嵌在他们的方法之中的。”问题在于,考茨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也是“许多别的哲学”使用的方法,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它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或者至少与它不发生合不拢的矛盾”。“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和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50)这表明,考茨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没有真正理解理论与方法的关系。实际上,不存在不包含方法的纯粹的理论,也不存在脱离了理论的纯粹的方法。唯物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辩证法本身也是一种理论。

    与考茨基不同,梅林反对用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自成体系”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用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等“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纯属“多余之举”。同时,也不需要用自然科学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包含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使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种理论的权利以它自身为基础,不需要与自然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一如它本身并无任何自然科学方面的要求”。(51)梅林的观点显然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拯救了辩证法,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在自然观上仍然是机械唯物主义者。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部爆裂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观上是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则是辩证唯物主义。

    在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中,普列汉诺夫可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人。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都具有双重含义。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52)“‘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53)这是其一。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认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应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54)。不管是哪一种含义,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都不乏精彩、深刻之处,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已经意识到了实践的观点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55)

    就“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言,普列汉诺夫一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二是认为只要是从“物质”出发去理解人类历史的学说,都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运动决定论都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霍尔巴赫曾说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一整个世纪为在人的强有力的头脑中戏耍的原子的运动所决定。这也是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56)普列汉诺夫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相当精彩,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唯物主义的区别也有相当认识,但是,他把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运动决定论也作为唯物史观实属误读。这表明,普列汉诺夫没有真正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物”为何物,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列宁的著作中,除个别情况外,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唯物主义(57)、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即都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留下的痕迹最深、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58)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59)

    这里,从哲学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是:“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60)所以,“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列宁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前提”、两个“重要部分”,其中,“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61)。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哲学唯物主义”或“一般唯物主义”是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运用”性质的历史观。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是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还是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研读列宁的著作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是指列宁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即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按列宁的观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发展起来的。在这过程中,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正”了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的“错误”,从而把传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改造成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马克思“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即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广”到人类社会,“应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就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两个领域“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同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62)

    与列宁强调哲学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相反,布哈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提出了两个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全局的重要观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63)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过多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特征,而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而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的观点又显然不同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观点。所以,卢卡奇认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传统”(64)。在布哈林出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如丘缅涅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谢姆科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讲稿》(1922年)、戈列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25年)、拉祖莫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1924年)、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教程》(1928年)、麦德杰夫和希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要》(1931年)、沃尔松和加克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31年)。从总体上看,这些教科书的确受到了布哈林观点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沿用了列宁的观点,并逐步形成了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斯大林严厉批判了布哈林的观点,并在总结和概括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基础上,把列宁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65)为了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如此等等。这就是说,在斯大林那里,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逻辑运行过程。

    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从历史上看,不符合史实。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首先是在历史观上实现的,或者说,马克思是从历史观上开始其唯物主义进程的,其标志就是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就是说,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把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二是从逻辑上看,混淆了历史与自然的本质区别。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盲目的相互作用,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预期的目的,而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人都具有自觉的意图,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预期的目的;自然之物是可感觉的存在,“社会的物”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存在,其中蕴含着社会关系的内涵。再好的望远镜也看不到社会关系,倍数再高的显微镜也看不出社会关系,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社会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66)这种社会关系。因此,从唯物主义自然观不可能“应用”和“推广”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爱尔维修早就“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67),得到的却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犹如横跨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在马克思之前,即使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旦把视线从自然转向社会,从自然观走向历史观,毫无例外,都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了唯心主义深渊。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和批判,发现了社会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发现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了人的活动动机背后的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通过对商品的分析和资本批判,在物与物的关系的背后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发现了“实物”的社会关系内涵,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秘密所在,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68);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双重批判,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9)这样,马克思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消解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这是一条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然而,在斯大林那里,这一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被简单化、片面化了。社会的真正主体被遮蔽了,作为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被淡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及其关系不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批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开始其历史进程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其聚焦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卢卡奇提出“回到马克思”、“重建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明确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后果严重。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始终受着这种理论框架的禁锢。现在,斯大林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需要重建”。(70)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不存在自然辩证法,辩证法是“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历史本身就是辩证的,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认识历史的事件,并能掌握其真正性质的科学方法,然而,同资产阶级的历史的方法相比,它还提供给我们历史地因而是科学地观察现实的观点,从而使我们能透过历史表层,洞察到现实中控制着事件的深层的历史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职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正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一论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其职能就是通过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认识和把握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卢卡奇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纯粹的认识活动的工具,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以,“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承认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无疑等于自我毁灭”;“对无产阶级来说,仅仅满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把它仅仅看作一个认识工具,这无疑也是自我毁灭”。“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职能首先并不在于纯粹科学的认识中,而是在于行动中。”(71)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的统一,而且是科学和价值观念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柯尔施的观点和卢卡奇相似,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从形成过程看,马克思把在黑格尔那里“潜在地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转换成为一个明显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点的指导性原则”;从理论内容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这就把社会发展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了;从社会职能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解释社会,而且要改变社会。与以往的“抽象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72)这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原则,而不是外在规定。对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学院化的思潮来说,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观点无疑是一支“解毒剂”。

    三、从“实践人道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

    如前所述,马克思一生都未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看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为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使用的唯一术语。“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来的,但作为一个概念,却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人道主义”发展而来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的“实践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论、社会理想,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界观、哲学理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3)显然,“实践的人道主义”是关涉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是关涉到存在和本质、自由和必然这一本体论核心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当时之所以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特征,是针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即“自然主义”而言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并深刻地研究了人的对象化活动的辩证法,但它却否认了对象化活动的主体和对象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存在;自然主义肯定了人是自然的物质存在以及自然界的根源性,但它却忽视了人的能动性,不理解人类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因此,新的哲学必须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肯定人是“自然存在物”、“受动的存在物”,同时,肯定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能动的存在物”,强调人本身、人的价值和尊严,并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心来理解和说明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和现实的世界。因此,新的哲学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即“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这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74)。这也是当时马克思没有使用“唯物主义”来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特征的原因。

    马克思之所以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特征,又是相对“理论人道主义”而言的。“正象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75)这种“理论的人道主义”是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创立的。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人的异化,揭示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但他没有看到人的异化背后的私有制以及异化劳动。马克思则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76),并进行了经济学批判,发现了人的异化背后的私有制以及异化劳动,从而揭示了“非神圣形象”中的人的自我异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消除人的异化,必须消除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所以,新的哲学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由于实践人道主义把扬弃私有财产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此,实践人道主义又是“积极的人道主义”(77)。

    这表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人道主义”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具有内涵的一致性,即二者都在肯定自然界先在性的前提下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及其能动性,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在现存世界中的基础地位,其主旨都在于改变现存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人道主义这一术语初步表达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换言之,实践唯物主义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形成。在我看来,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术语来表达,同一术语也可能表达了不同的概念。一般说来,科学概念都要求用最准确的语言形式,即最恰当的术语来表达,以实现概念和术语完美的统一。然而,这是一个思想不断发展和术语不断选择的过程。因此,在新的概念开始形成的时候,思想家往往用一些旧的术语或不恰当的术语来表达其新的思想内涵,甚至思想家本人此时也未自觉意识到新的思想已经开始形成。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当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达这种新唯物主义,毕竟不确切。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尽可能回避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不同,1845年的《神圣家族》则明确地把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形而上学”,尤其是黑格尔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和霍布斯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并提出要建立一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78)。“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实际上是指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人道主义相吻合”,实际上是指弘扬人的主体性,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价值。换言之,“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辩证的、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当时认为,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实际上,费尔巴哈并未完成这一任务。真正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马克思本人,即马克思创立了这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从《神圣家族》可以看出,这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一是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从“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的双重关系去认识人类历史;二是从“实物”中去把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把握人的存在,因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三是强调通过实践消除私有制,改变世界。“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9)显然,这是一种从物质生产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我看来,《神圣家族》中的“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人道主义”的深化,同时,也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前提。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哲学的关系。

    从体系上看,马克思主义无疑不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以一种抽象的人性为历史的唯一原则,并从这种抽象的人性出发去理解历史、评价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出发去理解人性、人的本质。按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有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80)。正是通过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的引入,马克思揭示了人的现实存在,由此瓦解了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是正确的。

    就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确有共同之处,“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着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物”(81)。所以,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思想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彻底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的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的……只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能够认识到对人性原则真正的和最深刻的破坏、对人的完整性的肢解和歪曲正是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的必然后果”,“列宁活动的世界观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沙夫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或者最好把它叫做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区别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或唯灵的人道主义。”(82)

    实际上,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其晚期发展中也意识到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康斯坦丁诺夫、凯德洛夫、伊利切夫、纳尔斯基、奥伊则尔曼、弗罗洛夫等人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道主义,费多谢耶夫甚至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83)在我看来,不存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84),其理论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理论任务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异化及其根源,理论目标就是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这是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准确规定了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内涵。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86)“实践唯物主义”是从“实践人道主义”演化而来的,但从“实践人道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术语更换,而是概念内涵不断深化的过程。

    马克思用“实践唯物主义”表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特征,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言的,因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同的主要缺点,就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所以,“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87)。这里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同一概念,因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用“实践唯物主义”表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特征,又是相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而言的,因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88),而实践的唯物主义则是从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的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所要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实现活动互换。“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89)正是在这种“物质变换”、“活动互换”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人类实践活动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缩影。实践唯物主义正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来反思、批判“现存世界”,并以“实践”为原则来建构世界观,从而在对实践活动的全面把握中求得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把握。因此,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实践观、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以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己任,以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某一概念、某种观念以至整个理论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关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然而,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中叶的历史运动、科学、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使“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了,人们重新发现了“实践唯物主义”,并重新认识到“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价值和现代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自觉地意识到了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日本学者芝田进午、岛崎隆等人则明确地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芝田进午批评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提出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同一世界观的不同体现”。岛崎隆则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用语,但它并不表征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包括自然辩证法。“就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个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实践唯物主义”。(90)

    芝田进午、岛崎隆的观点都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就体系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无疑是苏联学者创建的。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次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划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1932、1934年出版的米汀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固化了这种“二分结构”。按照《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论——这是一种完整的、彻底革命的、包括自然界、有机体、思维和人类社会的宇宙观”(91),历史唯物论则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加深和发展哲学的唯物论”,“达到唯物论之彻底的发展”(92);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和不可分裂的联系”,这就是,一般唯物论根据存在说明意识,历史唯物论根据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一种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的“抽象物质”为起点范畴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米汀不无得意地自我评价道:“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分法被人接受,流传下来了。”(93)实际上,米汀等人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不仅“流传下来了”,而且经过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典化”,支配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达半个世纪之久。

    我不赞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这一体系,因为它没有准确、深刻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和体系特征;但我无意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因为它们从不同的维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并与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具有本质的一致性。

    就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而言,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在实践活动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自然界对人生成”,人由此成为主体,自然成为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关系就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的辩证法使主体与客体处于双向运动中。实践不断地改造自然、创造着社会,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包括人的肉体组织、思维结构和社会关系。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之前众多哲学大师的“滑铁卢”,致使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论与辩证法遥遥相对。而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深入而全面的剖析,使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也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说,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具有一致性,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就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而言,二者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能够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实践因此构成了全部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从根本上说,社会就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正因为如此,以往的哲学家,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之后,只能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从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出发去解释观念以及历史进程,则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当马克思通过实践的观点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时,也就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反过来说,当马克思通过实践的观点实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也就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了,即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仅与辩证唯物主义具有一致性,而且与历史唯物主义也具有一致性,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在阐述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时指出:“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特地用了约定俗成的术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出这一断裂的双重成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提出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新理论,同时还含蓄地,但又必然地提出一种涉及面无限广阔的新‘哲学’”。(94)除了“含蓄地”之类用词不当外,阿尔都塞的观点可谓正确而深刻,并启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解答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创立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不同的“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三个不同称谓,是从三个不同维度反映了同一个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特征。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基本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以一种新的方式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想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5);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完备性,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实物”是承载着社会关系内涵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之后,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和理论空间也从这里开辟出来了。因此,我们无需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日本学者倡导实践唯物主义而忌讳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我们也无需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缺陷而“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名”。

    注释:

    ①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批党员、制革工人,被誉为“德国工人哲学家”,其代表作是《人脑活动的本质》《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

    ②《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241、239、255页。

    ③《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45、24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13页。

    ⑦《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49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6页。

    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9页。

    ⑩《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68页。

    (1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311页。

    (12)《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4、106页。

    (1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69页。

    (1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48、155、146-14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页。

    (19)《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3页。

    (20)《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8页。

    (21)《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151、153、135页。

    (22)《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11、258页。

    (23)《列宁全集》第23卷,第45页。

    (24)《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4页。

    (25)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

    (26)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3、252、4页。

    (27)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2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23、4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5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4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35)《列宁全集》第1卷,第368、29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2、4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40)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2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433、46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46页。

    (45)《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46)《伯恩施坦文选》,第157、159页。

    (47)《伯恩施坦文选》,第139、140页。

    (48)《伯恩施坦文选》,第141页。

    (49)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0、22、21页。

    (50)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第29、23、30页。

    (51)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163页。

    (5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10、311页。

    (5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15页。

    (5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69页。

    (5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76页。

    (5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95、811页。

    (57)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社会唯物主义,即“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420页)。

    (58)《列宁全集》第23卷,第45页。

    (59)《列宁全集》第26卷,第59页。

    (60)《列宁全集》第26卷,第57页。

    (61)《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1、346页。

    (62)《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5页。

    (63)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序言第1页。

    (6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7页。

    (65)《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0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70)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71)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40、241页。

    (72)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9、22-23、38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120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167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175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4、160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52、152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5页。

    (81)《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82)沈恒炎、燕宏远编译:《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00、193、269页。

    (83)沈恒炎、燕宏远编译:《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46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34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9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51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6页。

    (90)参见赵丽霞:《中日学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对话》,《哲学动态》1994年第8期。

    (91)米汀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5页。

    (92)米汀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93)转引自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94)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25、16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链接地址

作者: 杨耕 责编: 范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