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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边界讨论

2018年09月21日 08:44:27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3期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视野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这被认为既是20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关系的实情,也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的实情。其他人则对此种有点“小迷信”的观点作出了反证。他们自己倒没有那么多的成见。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本质上限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能力。在这一层面上,他们还是希望对这个问题提出替代性方案。既然人们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现在他们几乎作为反对者可以向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有效前提是否可能,以及它会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看来,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现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里,人类社会是不是由一个经济因素被孤立起来而其他因素被控制住的封闭体系所构建,因此人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些相同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前提开始。然而,还是在不久之前,我们几乎面对这样的问题驻足不前。最直接的原因是,在方法上,马克思比我们更有“经验”,或至少更“能够”从根本上关注具体的社会现实。这在马克思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前提时会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因为“社会现实”是一个决定性的表述,其意义正如“理念”在黑格尔法哲学那里所具有的意义。正如黑格尔以这样的方式将揭示真正的现实落在理念身上,马克思也将以批判的方式揭示,社会理论很快因被黑格尔把握为范畴论的逻辑图式而不得不改变方式。它必须抛弃在构建理念自身运动中获得其颠倒反映的镜像。

    因此,对我们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前提应该是清晰而明确的,但是如果它未经批判,那么就是混乱不堪的,在历史解释中或许被经济动机或价值诉求动机优先性所染指,也就难免再次出现理论阐释的某种掣肘。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及时应对历史的变化。马克思认为:“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①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非凡结合的理论依据。它也提示了名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不是依归于一个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或方向的问题。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命运而言,只有把它清晰地与政治经济学客观的逻辑分析区分开来,并且把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本身划清界限,才能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不是两个不同的学科群类。但其概念形成的证明方式却有差别。或者更准确地说,差别在于,一个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另一个忙于厘清历史的前提。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类历史运动规律的发现,主要是对“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规律发现。我们一般所谓“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规律与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规律是很不同的。

    自从其诞生起,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现实的东西”与“观念的东西”的区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精巧的区分首先主宰着经济学而非哲学的命运。因为经济现象并非能够真的孤立起来。在一般经济学思维的那些对象和决定经济事态进程的绝对主权者之间,相互依赖性非常明显。所谓绝对主权者,就是决断经济事态进程之常态或非常态的人。所以,这个地方绽露了经济学的典型特征:“将思维的那些对象与绝对主权时刻联系起来的科学,事实上不过是一种一般经济学,它考虑的是这些对象相互间的意义,最终是它们的意义的丧失之关系。这种一般经济学的问题位于公共政治的层面之上,然而在此名称下被指谓的那个科学,却不过是一种限制于商品价值研究的学问。它涉及的是处理财富利用的那门科学至关重要的问题。”②

    因此,事实上,经济学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治理艺术与国家理性的根据里上升而来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成为一个把握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的必然内容之一。写作《国富论》的斯密仿佛就是在对经济问题的“预见”和对“君主与政府”的“劝说”中确立了往后经济学之科学的历史图景。这就是说,通过斯密那时刻保持警醒的仁慈的凝视,他“看见”市民社会中的人们的欲求所显现出来的恐慌以及欲望和贫困。或许斯密的基本原理对其他同行来说并不一定被完全认可。起码来说,在主要方面,强国家的意识是因为传统个人主义和工商业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危害而得以展开的。在1925年,惊慌失措于丘吉尔政府政策的经济后果之中的凯恩斯评论说,放任主义与自由竞争假设是危险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使这个假设成了我们“冒那第十次危险”的愚不可及的同义词。但是凯恩斯自己却仍然深信,他出版的《预言与劝说》,“比较有成就的还是预言,而不是劝说”。③从这一意义看,斯密的观点与此类似。所以,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就其原理自身运用来说,指向了一种悖谬——凝视所期待“看不见的东西”,它依然被认为预见不了任何经济事态的进程,但是却保护着将来要临现的可见性的信念。进而言之,不能以任何方式从其未见出发来预见新的可见者,因为它是不可见的。因此,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命运就取决于它乐于承认必要的提升——让“看不见的手”显形于“看得见的手”。换言之,于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作为“传道”、“说教”或言“劝说”终究已然在起作用了。福柯由此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能够确保治理理由作出限制的东西。”④

    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不难看出,与政治经济学一起,进入同一个时代的是其方法,即客观的逻辑分析:原因综合或合成方法、实证科学方法,等等。当然,经济学可以通过这些方法用来解释有关经济现象的相似与差异,图示一般空间上的分布关系的一定数量的陈述,诸如此类。要言之,政治经济学研究自身之内拥有一种准物理学范式或原则。这种研究是在“假定条件不变而新的或不同的要素被采用”的情况下的研究。如果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用物理学范式进行研究的,那么这等于把经济规律当作不变的规律。我们也就按照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理想原则达到了永恒的均衡。这种政治经济学研究被马克思称为“粗劣”,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是非历史的。这必定意味着,将经济学以固定的方式视为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

    或许因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历史变化,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一种听而不闻的一个预言者的呼吁。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例如梅林这么公然把这种历史观点弃之如敝屣。按照第二国际梅林等人的看法,所谓马克思讲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规律就是经济科学(现在也称经济决定论)所把握的规律。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历史认识恰恰是非常不够格的。辩证法也是很不切实际,至少要达到“实际认识”⑤力不从心。所以,梅林说,把蕴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大量历史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件工作将来一定会有人来完成。

    表面看来,梅林的理论质疑表明,他重新提出了马克思究竟在什么地方提出他的历史观。今天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在我们看来,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依然也是以当时历史时代之社会实用性来取裁历史唯物主义的,并由此来分析经济现象。因此,即使人们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有某种认识,但是它们也只能算对“这一理论的轮廓”的模糊认识。这里人们能够再次提出一种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根基之问题关联。其实,理论家梅林等人就参照抽象(机械)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一种以科学分析的意图为基础,看起来就是根据一般规律和初始条件的可演绎原则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基本原理。但是遗憾的是,因其政治经济学客观的逻辑制衡而不具备真正领悟“实际”发展的能力。梅林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批判的后继者,也都是这么公然断言的。所以,他们忙于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究竟在什么地方提出他的历史观。有人(例如巴里巴尔)认为,这一理论可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列宁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形式出现,但是在他看来,即使《资本论》也不是像列宁所讲的那样马克思历史科学从假设走向证明,而是“某些概念的产生、构成和确定的过程”。但是,在我们看来同样正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取决于马克思所谓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⑥这个前提。马克·波斯特将之看作“像一声惊雷降临到19世纪40年代的黑格尔主义的德国”⑦。至于如何从这个前提展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批判能力,他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相反,另一方面,因其信赖于福柯提出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有效前提,波斯特自以为这个前提反倒在某一层面可以作为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限性的来源。

    此时,如果我们同意上述这些出色的哲学家的意见,历史唯物主义将会变成一个“笑话”。“笑话”总是意味着不可能。

    不过,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还没有讲完。更何况它对现代文明进程那“仅有原则性论述”所产生的影响,它在一系列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的真正的问题——“生活本身”问题、人与人关系问题、属于创造历史上的问题中发挥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驱逐了殖民势力,并且还通过马克思主义者对金融资本、垄断、国家支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为那个时期的中国、苏联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我们应当承认,引入了一个应对我们的真正问题——生活本身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令经济问题退居于它原来不算崇高的地位,这是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够得上“科学”这个名称的真正含义。与此同时,既然无可否认我们是在马克思“仅有的原则性论述”中读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么正如我们无法问包治百病的医生从何而来一样,我们也无法照着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无法接着讲。

    总之,在任何情形中,我们都不能够希望一种从假设到证明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讲完;从具体意义上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成在时间上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它不受政治经济学客观逻辑制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被当作对知性科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他把“政治经济学”当作能够分析和解剖“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科学,因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会受到现代经济学家的误解。

    最简单地说来,马克思的作为能够分析和解剖“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科学,就容易被误认为对资本主义体系扩大再生产的隐秘的表达。如果说一种浮浅的观察能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转移到庸俗马克思主义中去阐释,那么即使马克思能够摧毁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公信力,也无法替代其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这叫理性的狡计。福柯等人特别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不代表一种革命的观点。按照福柯等人的分析,不管马克思对李嘉图做出了多么重要的修正,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没有跳出李嘉图的经济分析框架。如何充分界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之间思想结构没有区别。马克思几乎完全有可能已经成为一名国民经济学家了。充当支配话语方式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的局限(诸如马克思一直对“商品”和“价值”这些语词的使用)就是例证。

    其实,早在福柯之前有人便这样批驳过马克思:一个建基于寻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之上的经济问题探究,能够以其复杂的、基础性的研究动机被用来证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以致能够促进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和睦。这里发生的事情类似于,如果马克思很大程度上是从其对资产阶级本质历史性认识领域转向对经济王国的研究,它看上去则更关乎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近似的模式而非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关乎革命之“科学性”问题而非澄清界限地批判资产阶级统治之限度的规划。或者,“是与黑格尔的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一路货色”。而在德语的语境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能会因人的看法不同而成为李斯特经济学”。⑧因此,恰如施米特挖苦评论:马克思的讨论一直“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各种观念,仍囿于古典的从而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有趣的是,施米特似乎也有保留地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性完全建立在严密的分析上,这些指控就是正确的”。⑨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争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是难以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一个简单反驳。如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意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人们展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是一种权力的工具,是要强化其现存统治方式的那些话语,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要取消它们的那些统治话语,那么马克思的工作的确显露出矫揉造作。当它这样做时,它在许多重要方面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相冲突。例如,这里首先出现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它怎样为历史的主体(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力量划清实践界限和目标呢?因此,如人们所错误估计的那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承受着被其试图解释的原则所瓦解的威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秩序和制度的攻击,但是它们之火力并非轻而易举地能够为其最巩固的基础原则所提供。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问题似乎仅仅从话语角度看,是很清楚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谈论对方。尽管“商品”、“价值”等概念表面看来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通常概念,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们自己内部也会坚持某种价值又借助不同的经济学术语和解释话语体系削弱现存统治方式的另外一种话语。于是,问题看起来似乎就是:一方面,如果那些话语体系源出并执念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的创造与攫取、剥削就是自始至终也绕不开的阻碍,并不时地威胁着要颠覆它;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好像可以从新的价值学说例如“边际效用价值论”概念及其相关的分析话语体系被放逐。故此,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剥削,便能被把握为居于充分自由竞争语境下的意味深长的沉没点。或者,用他人瞧不上马克思的话说,“那就用不着为马克思学说的再应用问题费心思了”⑩。

    然而,于我们而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毕竟不是可以推论来推论去的主观反思,更不会是又平添了一个话语体系。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而不是主观或语言角度确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基础。于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什么样的立场是兼容的,以及什么样的立场是真正对立的。退一步讲,即便好像经济学家们均落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圈套,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并轨,也就像设想否定的角度和肯定的角度是一回事一样,犯了范畴混淆错误。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危机毫无疑问会发生,但这不是历史的不断重复,而是这样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在某一时刻从接缝处开始瓦解,就像一个国家发生的地震,那时它的西半部分就会散乱无序,因此也就无法控制其自发的崩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可以说,在方法上马克思似乎比他们更关注具体的历史现实,而非“方法论”。(11)这里存在最大的矛盾,就是知性科学和历史方法之间的矛盾。(12)

    以此视角来看,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知性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假定条件不变而新的或不同的要素被采用才能变得足够确定而界定自身的研究范围。举例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假设中给定了偏好函数,却没有说明这些偏好最初是怎么来的。这是试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13)。在这个科学的世界里呈现社会、历史的自我封闭,以至于不可能突然出现真正出乎意料之事。但是,马克思说:“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14)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当它自身试图确定条件本身是怎样改变之时就更加迫切地需要转向历史的研究,其实是把它自身稳定地置于经济制度的历史中和经济统计这一实质是表意的科学之中。就这样,当一种诸如关于经济制度选择的演化过程的思想出现在经济学著作中时,经济学还是因为强调“制度的自然选择”忘记了历史。而这为不明就里的人把例如剩余价值、剥削、劳动、拜物教以及异化这样的概念当作哲学概念,当作形而上学概念,应当予以抛弃埋下了隐患。

    这是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命运?还是属于非马克思主义者背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答案是肯定的。依我们看来,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即便马克思同国民经济学家都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但是,绝少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愿意对“当前的经济事实”进行正面质疑,因为这种质疑最为直接、根本地涉及他们对现存关系的幻觉破灭与否以及资本主义未来的命运。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当前的经济事实”是最无争议的基础,但从另一层面讲它又具有众所周知的不稳定性。以假设、框架、范式和模型为经济学合法性的基础则为其提供了资产阶级个人所能希望的最坚固的基础。这让像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感觉就像坠入“五里雾”之阻隔了一样,被“抽象的公式”阻滞了洞察的眼睛。(15)

    进一步看,以量为基础确定“经济事实”的信仰具有某种间接的感性、智性上的踏实,也因此更方便于统治阶级声称何为经济上的“适应”、“恰当”、“正常”等等已经被把握和测量了。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恰好感受到的,当马克思说他对“剩余价值”概念比起产业资本家和经济学家更上心时,他们回答说:剩余价值那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于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它诞生的时候就已然在自身中包含了智性的排外性内核——“剩余价值”据说是应该置换为“利润”,即从生产价值减去费用价格所剩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将“利润”或此种“剩余价值”视作净化制度的精神补给。对他们而言,与其说,它名为“剩余”,毋宁说,实为“适中”。而现在,对马克思来说,将什么作为“剩余价值”来论述事关根本,这是因为它有最普遍和广泛的作用。“剩余”乃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经济现象。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只能在其成为质上把握之确信,才能看到它所内涵的激进的能量表达。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理解是在质上把握的。而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应当把质上的条件归因于量上。像我们感知到的生产丝绸裤子和生产毒药之间质的区别,于国民经济学家而言,都要通过量的区别来确定。对于斯密来说,主要方面就是意味着要减少劳动者个人痛苦的数量。对于李嘉图来说,就是能给资本家带来增值和利润。但讽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演变过程中,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对应却在数学上得到证明。可是,这种证明与马克思所做的工作相距甚远。根据这一判断,当我们去检验上述问题——即剥削理论对资本主义适用性——时,剥削理论被建模的、数学化的方法所确证,表面上“使得我们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是牢固的”(16),但同时它也就更容易显得不可信。这是因为,只要人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由于自我满足的策略变得越发重要,最后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了。在今天看起来,所有这些都只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基本原则上的错误认识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铭记的。为此,如果对国民经济学来说所有的“例外”状况、“过度”状况(即“剩余”)都裹挟着反对它的能量而来的话,那么它自身就难以“适度”实现了。而马克思认为,“剩余”意味着“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7)。

    关于这一切,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区别具有这样一个重要性:剩余价值理论所体现出的基本精神,就是突破现代科学的趋势。更确切地说,作为总体性观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而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现实的经济过程作纯知性科学式的推导、证明和实证并不能展现真正的历史舞台和场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6-147页。

    ②[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7-488页。

    ③参见[英]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16页。

    ④[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⑤参见[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⑦参见[美]波斯特:《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张金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⑧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⑨参见[德]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⑩[英]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98页。

    (11)参见张文喜:《方法与反方法——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对话》,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12)参见张文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哲学反思》,载《理论探讨》2011年第3期。

    (13)韦森:《语言与制序——经济学的语言与制度的语言之维》,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1页。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6-267页。

    (16)参见[美]罗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汪立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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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文喜 责编: 范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