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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资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本质之辨

2018年09月21日 08:38:17 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马克思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绕不开的视域。特里·伊格尔顿说:“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竟然会在现代性不死的情况下死亡,这只是后现代主义的期望。如果说现代性确实已经结束,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就非常可能随之而被废除。但是我们仍然在现代矛盾里挣扎,这些矛盾得到解决之前现代性就不会结束。”①然而,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或者说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本质是怎样的,学界存在争议。本文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本质的界定出发,研究对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误判及其根源,进而探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真正本质。

    总体说来,学界把马克思思想要么认定为是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要随着现代性思想的终结而被扬弃;要么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对马克思思想性质的误判之根源在于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思想逻辑理解为通俗的理性逻辑,即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仍然把现代性的逻辑界定为理性,把现代性思想的本质理解为理性与资本的混合。然而,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的逻辑是资本。

    一、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本质的误读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都是关于现代性批判的传世之作。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蕴含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无不表现出他对“现代性”的重视、剖析、批判和回应。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怎样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却存在争议,这种争议预示着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本质的误读。误读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第一,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过程中,本人的某些立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随之发生变化。博士论文时期,以及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之逻辑的理解与其思想后期关于现代性之逻辑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第二,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怎样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划界也存在争议:究竟把马克思思想理解为现代性思想还是理解为后现代性思想仍然没有定论。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不同断代,使得马克思思想之本质变得截然相反。第三,对马克思进行解读的学者主观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每一个学者都在阐述“自己的马克思”思想,自己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当代思想的代言人。这些历史原因必然导致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误读,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误读是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自然进化论”的否定。麦克里兰(D.McClelland)和贝拉(R.Bellah)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理解为是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排斥,“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他要经过一系列有序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总是比前一阶段来得进步”②。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过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不可逾越。“新兴国家只要沿着西方的步伐,就可以实现现代化,摆脱贫穷、确立民主。这种现代化理论,由于主张自然进化论,反对新兴国家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这就提出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③新兴国家只要沿着历史的发展脚步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现代化,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否定了历史发展的有序性和规律性。所谓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指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理性逻辑,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否定了这种理性和规律。麦克里兰等人的思想实际上是从“左边”批判和误读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他们把马克思思想与历史完全对立。

    第二种误读是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等同于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这一误读的代表人物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福柯等人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逻辑原则界定为理性,如陈志刚所说:“理性是一种压迫性力量,要求为非理性正名,反对把知识、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是推动解放和进步的力量,认为知识、真理与权力是一个复合体”④。他们认为理性是现代性弊病的根源,正是因为把理性看作客观普遍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才导致现代性弊病不可逆转地产生。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也被解读为:马克思认为理性是现代性的逻辑和原则。他们把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批判转为对理性的批判,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身就属于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

    第三种误读是从后现代性思想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后现代思想”。这种误读的代表人物是齐泽克、德里克、鲍德里亚等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中,蕴含着对现代性之理性原则的批判和否定。因此,他们试图从“生命”“意志”等非理性主义方面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思想非理性化,认为马克思思想内在地隐含着反理性的内容。

    无论是“自然进化论”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否定,还是把马克思思想解读为“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思想,都不得不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理性”联系起来。仿佛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逻辑原则同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思想逻辑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把理性看作现代性的思想原则。然而,我们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的代表著作中发现,马克思实质上并不认同“理性即现代性的逻辑”这一观点。

    二、现代性思想的理性逻辑

    现代性思想的逻辑是理性,这一观念源于黑格尔,黑格尔不是最早关注现代性思想的思想家,然而,黑格尔是对现代性思想展开批判的第一人。黑格尔在审视现代性问题时发现:主体性(Subjectivity)乃是现代性的根本原则,并且运用“自由”(Liberty)的意识与主体的“理性”(Reason)的反思来解释现代性。他在《法哲学原理》第124节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即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的充分发挥。”黑格尔关于现代性的原则即主体性的论断受到学界普遍认同。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个人的“主体性”被过分夸大——人取代上帝成为社会和自然的统治者。传统社会中,人们把客观的道德法则与伦理秩序继续看作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最高法则,这种最高法则类似于神的意志的表达,具有绝对的权威。现代社会,现代性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拒绝服从这种外在的客观的意志,而是要求把主体的理性规定为人的本质属性。现代性成为时代主题主要受到启蒙理性的影响,启蒙理性认为:“理性是世界的本质,世界是理性的体现,主张按照理性的原则塑造世界,建构包括哲学、法律在内的意识形态内容。”⑤主体性被过分夸大的实质是,主体的理性被过分夸大,个人的理性被认为是世界的本质,世界就是个人理性的表现。主体理性要求:“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原则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理智的先天原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⑥将个人的主观理性,而不再是把客观理性当作构成人与社会的价值源泉和根据,看作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原则。由此,客观的法则与秩序让位于主体的理性与个体的自由。个人的自由被过分推崇,个体依据自身的喜好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依据自身的认识作为知识的基础,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认识之源和价值之源:一方面,理性是人们一切认识的最高条件,是综合感性材料从而形成知识的最高根据;另一方面,理性能够为人的经验认识提高范畴和原理支撑,正是以此为根据,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并且进一步指出:理性为人在道德伦理行为提供“绝对的道德律令”。“纯粹理性只是自为地实践的,并且给予一条我们称为道德法则的普遍法则”⑦。“理性使得有关现象世界的科学认识得以可能,理性提供了一种善恶的价值标准,理性是所有人类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⑧主观理性不仅仅成为知识的依据,而且成为现代人确立社会理想和道德价值的源泉。

    黑格尔正是根据现代性的理性逻辑提出个人理性与国家意志在现代社会是统一的。“国家是绝对的、自由自在的、理性的东西。”⑨国家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理念就是个人理性的实现。由此,现代国家实现了个人理性与国家意志的统一。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的统一使得“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⑩。个人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和国家的理性是一致的;而在传统时代,个人的理性被迫服从于国家的理性,个人没有自由。现代社会倡导个人自由与国家意志的和谐,个人的自由和理性获得极大尊重。马克思在准备博士毕业答辩和在《莱茵报》任职期间深刻认同黑格尔的思想,他认为:“理性即世界的本质,世界是理性的体现,理性通过人民的舆论、精神表现出来,通过自由的出版物和哲学集中起来,最后上升到国家和法律之中;主张按照理性的原则塑造世界,建构包括哲学法律在内的意识形态。”(11)现代国家使得专制制度不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只有现代国家才更具有合法性,更能体现理性、自由、民主、平等诸多现代精神。现代之前的国家无论其法律和制度的根据多么合理都无法掩盖其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相对立的本质,现代国家使得现代精神与国家融为一体,个人服从国家即服从自己的理性。如此,现代性的特点在现代国家中便明白地表现出来。

    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仍然是依据理性法和理性国家的理论基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追逐私利的现状。这种批判无疑是立足于启蒙理性和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之上。因此,有学者提出,现代性的逻辑即理性,马克思关于现代性思想的逻辑依然是理性,其现代性批判本身就是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然而,马克思尽管在其思想早期坚持黑格尔的理性态度,但他对这种坚持一直抱有怀疑态度: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利益决定了国家和法的理性,还是国家与法的理性决定了现实的物质利益?——这是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问题,即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究竟有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现代性的逻辑在现代社会真的就是理性吗?马克思认为并不是。

    三、资本:现代性的根本逻辑

    理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逻辑,并且这一观点有着广泛的市场。然而,理性与自由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马克思认为是资本,正因为资本逻辑的存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了人的理性和自由,“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2)。资本创造了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普遍占有,因而,人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享有这种由普遍占有带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质上就是资本的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性的逻辑,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卷入资本生产的其他一切东西,无论是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还是劳动者本身,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按照有利于资本增值的方式来组织。”(13)资本就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现代社会一切的根本原则就是资本,现代性的逻辑就是资本。

    马克思改变了之前把现代性的逻辑界定为理性的传统,而认为现代性的逻辑是资本。这是对传统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颠覆,这种颠覆是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商品是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子,一般认为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分析应该从商品分析开始。然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就是商品的量的堆积,而是在量的积累上的质变。商品的质变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得商品获得了资本的性质,货币在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成为了资本。

    马克思因此提出,资本才是现代性的逻辑原则。“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由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14)资本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切关系,并且是主导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根本原则,资本成为控制现代社会运行发展的根本逻辑,社会中所有事物的一切运行方式都必须围绕资本进行。资本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理性成为社会运行的原则,资本是整个社会维持运转的动力。

    资本对现代社会的渗透和影响首先体现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表现即“雇佣关系”。这种关系表面看来是一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和“契约”。然而这种平等关系只是一种形式的平等,而掩盖了事实上的剥削与不平等。劳动力被剥削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个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15)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否定了个人的自由和理性,资本使得个人成为工具。因此,并不是理性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而是资本束缚了个体的自由;并不是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弊病,而是资本导致了现代性出现危机。资本的逻辑表面看来是自由、公平、平等,实质上资本却限制了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平等。“公平作为一种法权概念是由经济条件来调节的,而非相反,资产者断言公平分配实质上是一种不公平。”(16)“正因为资本逻辑的存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了人生自由,也带来了物、资本对人的奴役,人成为单方面人;既带来了政治平等、法律的平等,也因经济不平等形成了新的等级;既有个性的独立,也有个性的奴役。”(17)资本表面的公平,掩盖了背后更大的不公。资本表面看来使得个人获得了自由和独立,然而,资本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奴役,每一个个人都必须维持自己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以保证自身的生存,脱离社会,人将不能继续保持为一个人。资本表面看来是保证个人的政治、法律的平等,实质上却是带来了更尖锐的阶级对立。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取代了理性成为现代性思想的逻辑。资本比理性更能够明晰地解释现代性问题,同时,资本比理性更能够明晰地解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这种明晰性不仅仅体现在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原则,更体现在一个“空间”维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现代社会将步入“世界历史时代”。资本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实现,民族的差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在资本全球化的高压之下显得不再具有意义,而只是现代社会中不同的“经验对象”。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8)资本按照自己的原则使得全世界都成为它改造的对象,整个世界都是它安排和控制的材料。现代世界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因素都受到了资本原则的影响,人类不可避免地进入到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是,正如我们无法感受到自然中的空气,我们也同样无法感受到现代社会中的资本。资本就像一个幽灵,在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无法直观感觉到它,但是又无时无刻不受到它的影响。在“全球性”话语下,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等资本的表面现象,而关于资本本身往往为我们所忽视。事实上却是,资本成为笼罩整个世界的“幽灵”,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嬗变,而理性原则只不过是对资本原则的一种表面解释。

    四、问题与反思

    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本质的辨析最重要的是要明晰资本与理性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地位和关系。早期人们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产生误读的原因就在于:要么认为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思想的逻辑也是理性;要么认识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逻辑是资本,但是并没有明确区分资本与理性的异同。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学界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本质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马克思把现代性的逻辑原则界定为资本。因此,如果本文仅仅局限于探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本质是把现代性的逻辑看作资本而不是理性,那么探讨便没有意义,同时,前人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解为理性批判未免显得幼稚。

    前人之所以把理性逻辑看作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逻辑,因为这种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即理性逻辑具备资本逻辑的某些特征,资本逻辑是对理性逻辑的继承与发展。理性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理论形态,而资本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逻辑。如把现代性的原则界定为“理性”的思辨哲学,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更像一种“实证研究”。但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和对现实的描述,而是要对现代性弊病提出解决思路。马克思说:“不难看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活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9)相较于理性仅仅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批判现代性,马克思把这种理论性的现代性批判应用于现实和实践中,即应用于经济活动中。马克思就是要通过对资本的揭示,提出价值评判的依据和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资本从现代社会的现实本身出发来解读现代性思想的本质并提出解决方案,这是抽象的理性无论如何无法达到的。

    同时,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继承了理性的思辨和创造性。基于理性逻辑对现代性的批判最早起源于黑格尔,黑格尔通过思辨的理性辩证法指出现代性弊病最终导致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黑格尔认为,现代性使得个人的主体理性过分夸大,这种夸大以忽视自然的客观性为前提,这必然导致个人与自然、理性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黑格尔试图发挥理性自身的思辨性和创造性,提出“绝对精神”来和解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绝对精神本身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原初统一。(20)马克思继承了理性辩证法的思辨性,提出资本逻辑是导致个人与劳动、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根源。资本一方面具有理性的思辨特征,另一方面又是对现实的本质显现。资本立足于现实和实践,是针对现实本身的本质批判。马克思的贡献与创新就在于发现了现代性的逻辑是资本,而不是理性。正是通过资本,马克思从本质上批判了现代性的弊病;也正是通过资本,马克思认为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就是要克服资本的局限。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在每次现代性危机(诸如经济危机)面前必然被提及。

    马克思提出资本逻辑是现代性的原则,因为资本的提出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对理性的逻辑发展。

    注释:

    ①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②陈志刚:《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③陈志刚:《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④陈志刚:《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⑤陈志刚:《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⑥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页。

    ⑧陈嘉明:《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

    (11)陈志刚:《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13)陈志刚:《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74页。

    (16)陈志刚:《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17)陈志刚:《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20)陈士聪:《从“绝对的神”到“绝对精神”——论黑格尔思想的起源之谜》,《海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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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漆思/于翔 责编: 范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