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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唯物主义信仰的哲学基础 ——深层解读恩格斯“物质和运动”的哲学本体

2018年04月18日 09:08:36 来源: 《哲学原理》2017年04期

    20世纪以来,唯物主义的信仰滑坡已成为世界性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虽然不胜枚举,但其本身缺乏哲学基础的支撑是不可忽视的根源。

    信仰是人类精神寄托的家园。人的肉体需要家庭的归宿,人的精神需要信仰的寄托,这一切都出于人的本性。从现实中看,信仰的对象“是真实的本体,形而上的本体在现实中必然表现为某种形式的东西”,如各种神灵、权威和驾驭本性的价值物等;①从哲学上看,能够承担信仰的事物,必然具备本体论的绝对性:上帝、神灵因被人类赋予无所不能的绝对性而成为宗教信仰的对象;圣人和权威因为被渲染成了绝对正确而成为人们迷信的对象;金钱或资本因为渗透一切的绝对性而成为拜物教的对象。

    但任何现实的绝对性都面临历史和精神发展的挑战,金钱拜物的陷阱处处隐伏在现实生活中,圣人权威的局限已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即使被视为永恒的上帝也无法逃避不断被否定的命运:科学一开始就在天文学、牛顿物理学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领域对上帝创世展开了一系列挑战;而“上帝能否创造一块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块”,就是一个否定上帝万能论的有效逻辑悖论。为此,西方神学始终贯彻奥古斯丁的原则:“我们不要试图使《圣经》的意义顺从我们的解说,而是要使我们的解说顺从《圣经》的意义。”②今天,作为唯心主义信仰,基督教之所以还在不断顽强的发展,便是因为它始终将科学发展的成果纳入自己的解释体系中,用以保持自身不被否定的绝对性。

    然而,唯物主义除了抽象而空洞的“物质”概念,始终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绝对本体。从早期的水、火、种子,到后来的细胞、分子、原子,直至今日的基因信息、暗物质和引力波,由科学推进的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始终陷入在无限的宇宙奥秘中,并无现实的形式可以充当绝对的本体。这种状况,导致了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最后只能将精神寄托在上帝那里。如果唯物主义不能建立具有绝对性基础的现实本体形式,那么就无法支撑信仰的大厦。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哲学本体论两千多年来争论的一个焦点,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马克思哲学是物质本体还是实践本体之争,可以说将这个争论推向了逻辑的高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信仰性体现在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其根本的依据是实践的哲学方法。”③由于实践运动的永恒性可以克服物质概念的僵化性,因而将实践确立为本体的观点,显然是想以此作为支撑唯物主义信仰的基础。但是,实践本体论的逻辑却因为内含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始终无法进入物质本体论的体系中。阻碍这一进程的逻辑瓶颈,便是恩格斯百多年前对物质和运动的定义始终没有被学术界从深层解读。

    一、经典表述之间的逻辑断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时曾多处谈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但马克思没有撰写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哲学,恩格斯在整理自然辩证法时,也强调“不打算写辩证法手册”,以至后人整理他们的哲学理论时,对这一哲学究竟应该建立在“物质本体”还是“实践本体”的基础上,国内外哲学界发生了长期的争论。因为争论各方都恪守“哲学需要一个本体论的基点”,“都力图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纳入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研究范式中”,④而本体论从原本存在于意识之外的绝对论观点到现代主体参与在场的存在论观点,本身的内涵出现了差异巨大的分殊,这就令争论陷入在前提统一却基点不同的起点纠缠中;又因为马克思视西方传统哲学只是站在实践彼岸的解释理论,因而并未将自己注重革命实践的此岸思想表述为传统哲学的理论形式,当后人对马克思的革命实践试图进行理论哲学的阐述时,就不知不觉陷入了自康德提出“思有两岸”论以来西方哲学一直没有摆脱的逻辑困境。

    这种由起点纠缠和逻辑困境编织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后人展开马恩经典的哲学概念语言之间。从普遍的经验事实中我们不难发现,运用现存哲学进行描述的场景概念用语和形成严格哲学推理的逻辑概念用语并不是一回事。对马恩哲学理论的发掘,固然要重视他们的场景用语,但更要从他们思想轨迹的探索中发现逻辑展开的轨迹。马克思时代是西方哲学发生突变的时代,各种哲学之间不仅观点冲突,而且存在逻辑断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概述或总结这些哲学时阐发了很多哲学观点,但事后他们并没有系统建构自己的理论哲学,故不同场景下单独的哲学观点之间难免留下逻辑断层。当后人分别将他们在不同场景下单独表述的哲学观点作为建构马克思理论哲学的基点时,就容易陷入逻辑困境。

    首先引入眼帘的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以往哲学进行总结的观点:“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⑤这个观点从物质和精神何为第一性的争论中分出了哲学两大阵营。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但根基还是属于唯物主义阵营。这从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坚持物质第一性立场的大量论述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因此,后人将“物质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就非常自然。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对对象、现实、感性”应“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联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⑥后人发现,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要基点。这个基点不仅在马克思揭示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秘密中现实的“奠定了新世界观的本体论基础,从而实践的终极原初性、人的在场性,都能在这种运思中得到顺理成章的说明”,而且可以容纳后来哲学发展的新观点,它“揭开了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谜底”。⑦因此,将马克思哲学的起点规定为“实践本体论”也拥有强大的理论依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将实践作为物质的一种形态归入认识论领域,如此在逻辑上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旧物质本体论强烈拒绝实践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人的主体性和能动问题日益成为哲学关注的重点,实践和物质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实践的主体性参与和物质的客观性立场不能调和;另一方面物质本体的形而上学性束缚了实践内涵的辩证活力,新的发展要求实践观从物质本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本体论基础之上,于是,确立唯一真正的本体成为争论的焦点。显然,解决这个难题只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打破物质本体的形而上学性,令物质本体在根本上重新容纳主体实践的辩证活力;第二个方向是实践要证明自己具有足以取代物质本体的普遍性特征。然而,这两条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争论开展以来,似乎一直都没有走通。

    第一个方向可以从经典观点中获得明确的支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分别说过这样的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⑧“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而已。”⑨这表明马克思实践的观点最终是要落实在物质本体论上的。但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哲学上的物质本体,因而并没有具体的落实途径;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人们又始终没有从中找到可以容纳实践主体性展开的本体论环节。总之,从实践的具体形式到一般的哲学本体之间存在着逻辑的断层,于是首先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马恩之间寻找“对立论”和“异质论”以解释逻辑断层,随后中国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恩格斯的物质观是歪曲和背离马克思的实证论观点。当人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及相关文献中发现恩格斯的观点都经过马克思认可后,甚至有人假设了各种荒诞的场景来猜想马恩之间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原因,故而掩盖了他们学术观点实际上的背离。⑩显然,这种猜测是不负责任的。

    既然顺着这个方向难以前进,人们就会怀疑出发点,对“哲学基本问题”重新进行反思。当人们发现“‘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自由创造的理论性质相冲突”时,就提出应该“破除‘哲学基本问题’的话语霸权,承认‘哲学基本问题’的生成性、丰富性、异质性与开放性”,并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哲学“范式转换”。(11)但“范式转换”的逻辑路径究竟在哪里?不明确路径,这一方向的探索仍然面临断崖绝壁。

    第二个方向比较复杂且充满变数。因为实践不仅引入了人的主体性,具有动态性,并且总是有人的意志参与的具体活动形式,要证明实践具有本体的客观性、绝对性和普遍性,在逻辑上面临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让本体容纳主体的能动性,实践本体论者从海德格尔的“是”论中引入了思辨的方法,借用“此在”的证明来表征人的实践属于本体论。类似的理解内容非常广泛,语言也非常思辨,但根本问题在于海德格尔的“是”论,毕竟还是属于西方语言哲学的范畴,全部证明仍然是彼岸的理论世界而不是马克思的此岸实践。如有学者鲜明指出:“马克思终结‘思辨哲学’这一内涵是毋庸置疑的。而‘实践本体论’在哲学观上必定通向‘思辨哲学’”。(12)此外,虽然在语言学抽象的起源形态上,实践通过“是”论中“人的在场性”证明,似乎变成了绝对本体,但回到感性世界时,仍然需要面对个体实践范围之外的客观世界存在问题,无法摆脱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心主义窠臼和培里新实在论的“自我中心困境”。

    由于在经典哲学的本体论范畴中,“实践”始终无法从认识论领域成功跃迁到本体论顶峰,后现代哲学开始对本体进行了解构。“后现代主义要彻底消解本体论,否定‘在场’和‘逻各斯’,走向‘出场’的视域。”(13)此外,伴随语言学的兴起和网络虚拟现实的出现,本体论也出现了多元观点,他们在每个领域都设置了相对的本体论作为学科自身的实践起点,(14)主体多样化的实践观和实践本体论似乎获得了遍地开花的硕果。但这种实践观和本体论已经属于科学实证领域的多元论,它们作为工具性的本体论,并非信仰层面的本体论。

    二、实践的此岸性和本体的彼岸性

    作为概念的“实践”,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界,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很多哲学家对实践进行过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为现实的革命力量,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其真实的内涵不是在哲学彼岸的概念定位上,而是在改造世界的此岸行动中。如他在表达“实践”观点后明确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5)在实践问题上的两岸界限之所以是马克思哲学重要变革的核心,就是因为彼岸的哲学只能解释世界,而此岸的实践才能改造世界。马克思的一句经典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界限。

    马克思在实践问题上提出的两岸界限,点中了两千年来西方本体论哲学的死穴。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前,尽管不同哲学派别之间存在争论,但由于本体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视角给出了明确可靠的基础,每一派哲学自身的发展都充满了自信。可是自从康德的“物自体”理论被证明以后,西方本体论哲学的自信基础坍塌了,因为康德证明了:哲学从本体认识的存在物,并不是真实世界的自在物而只是头脑中由概念虚构的抽象物,在概念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对于西方本体论哲学来说,这不啻是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不过,充满活力的西方哲学思维当然不会甘心于眼前的打击。为了在理论和实际的两岸架设桥梁,重建本体论哲学的信心,黑格尔系统建构了辩证法,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完成了沟通两岸的证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所折服,但也深深被他颠倒的唯心主义基础所困惑,直到费尔巴哈将代表绝对精神的上帝拉回人的本质之中,两人才感到了被解放的巨大喜悦。然而,费尔巴哈并不能真正理解辩证法,无法从唯物的基础上见到辩证法。这就驱使马克思要去完成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尝试,于是我们看到了马恩在很多场合提出了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这段心路历程,但凡关注过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人们都耳熟能详。如果按照理论是实践先导的规律,马恩应该首先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然后再用以指导革命的实践。但事实上他们却迟迟没有撰写自己的哲学,这显然不是他们的疏忽。如果深入发掘,就会发现,这一唯物辩证哲学的建立存在着超乎想象的困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和1868年3月6日给库格曼信中都曾经简单表述过自己的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但这是一种怎样的颠倒呢?在人们没有真正理解辩证法之前是难以描述的。然而,黑格尔在《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等宏篇大论中演绎的辩证法究竟是什么?在根本上至今仍然是个谜。人们除了感觉它蕴藏着强大的历史感和革命性,是“变化的流”,是一切事物创生和发展的神奇力量外,无法对它进行确切的描绘。黑格尔自己也没有给出概念上的明确定义,最后用它归于上帝的万能,确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但正是这最后的确立形式,将现实感受中宏伟的辩证法生命力移植到了彼岸概念本体的形而上学框架中闷死了。但是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同样是一个属于彼岸世界的抽象概念,如果移花接木般将辩证法从精神本体移植到物质本体上,岂非殊途同归,换汤不换药?唯物辩证哲学不是将“物质本体”加上“辩证法”就可以完成的概念拼接游戏;也不是将“实践”给以“物质”的解释就消解了两者的隔阂。(17)它需要在真实的此岸实践形式中自己演绎出辩证法的宏伟生命力,以此证明辩证法是物质世界固有的产物。

    三、此岸基础的具体性和辩证方法的普遍性

    马克思没有选择抽象的“物质”,而是选择了具体的物质——经济学的人类实践作为演绎辩证法的基础,其演绎的全部精彩集中在马克思毕生努力的《资本论》中。因为现实世界中并无抽象的“物质”,被提炼成概念的物质本体,不过是传统哲学设置在彼岸世界的抽象存在,马克思当时无法从抽象的概念本体中演绎此岸现实的辩证法,只能从具体的实践中演绎辩证法。为此,实践就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本体,它作为具体的物质表现形态,是属于此岸的真实行动。实践的物质具体性和本体的物质抽象性之间,同样间隔着“思有两岸”的严格界限。无视这种界限,将实践和本体直接拼接起来的哲学,不是马克思的哲学。

    但是在物质形态领域无法逾越的具体和抽象的鸿沟,在具有普遍性的辩证方法上却可以架起沟通的桥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了源于此岸现实领域的宏伟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也没有给出简单的结论,只有通篇领略其中的逻辑分析和关系建构,才能感受那可能意会却难以言表的神奇。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用抽象概念书写的理论,既然按照康德的证明,抽象概念的彼岸性与现实存在的此岸性界限始终存在,何以区别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界限呢?这就需要分清辩证法的不同起源。马克思时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还没有诞生,但概念与现实的两岸关系自康德证明以后已经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为了确认辩证法起源于此岸世界的真实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作了历史和科学两条道路的重要规定:在第一条道路上,经济学的历史是从人口、国家等整体开始,但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分工、货币等抽象的规定,然后再开始研究复杂的经济关系;在第二条道路上,具体作为综合的结果,并不是科学思考的起点,研究要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8)也就是说,人类的生产实践作为具体的物质行动,它是总体,是观察的结果,但不是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应落实在从生产实践中分析出来的商品和价值等具体物质形态的抽象规定上。马克思在麻布与上衣等价的形态中,发现两物之所以能够交换的秘密在于:一个代表物(使用价值)而另一个代表自身内在凝结的劳动(价值)。这里,两物的外在对立,只是物质和运动内在对立的外化(或异化)形式,“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19)。马克思说理解这种关系“确实困难”,因为物质及其内部凝结的运动关系在经验的直观形式中是看不见的,也是无法分割的。但正是在这个点上,马克思用“抽象力”将两者分割开来,并逐步展开了资本论宏伟的辩证法,以此证明辩证法不再是来自“绝对精神”的产物,而是从基本物质(商品)的概念抽象中展现出来的现实世界的规律。

    四、恩格斯对物质本体的矛盾透视

    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属于商品物质基础上的经济学辩证法大概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要将经济学辩证法提升为哲学上一般的唯物辩证法就出现了异议,因为在具体的商品形态和一般的物质抽象之间仍然存在逻辑的台阶。恩格斯晚年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从逻辑的意义上,正是为了要将马克思具体的经济学辩证法提升到唯物辩证哲学的普遍性高度。

    要研究物质的普遍性,就要面对自然科学。可恩格斯时代的背景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总观点,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20)为了扭转本体论上这种顽固的形而上学倾向,恩格斯首先要从刚刚出现的各种科学事实中发现辩证的规律。这种阐述的过程是归纳的、实证的,在方法论上还只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中的第一条道路上,并未上升到第二条道路。为此不少中外学者在发生学和逻辑在先意义上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哲学思维在根本上存在分歧。事实是,熟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恩格斯怎会不清楚“两条道路”的差别?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所以没有走上第二条道路,是由于恩格斯自己所说“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手册……我们不能深入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21)。遗憾的是,后来的教科书将恩格斯的实证方法误以为完成了的马克思哲学方法,“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实证科学后面‘等待’新的科学结论的得出,所以永远都是没完没了地修补,使得哲学丧失了自身的自主性。最深刻的危机则在于把立志‘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为‘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建构,从而与马克思的哲学本意南辕北辙,这无疑是一种退化”(22)。这种退化似乎与恩格斯没有将自然辩证法写完有关,但责任不在恩格斯而在后人的误解。

    真正出现问题的地方是:恩格斯在没有确立物质本体之前,就试图用简洁的原则将辩证法表达出来以便人们把握。但语言概念的抽象性和彼岸性,如果没有物质本体的规定,很容易像脱缰的野马,成为无法驾驭的任性原则。如“对立统一”法则也被理解为“矛盾”法则,进而被理解为“世界的本质”,这些表述都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字面上看“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但这种矛盾是人为的概念组合,其普遍现实的逻辑根据(即物质本体论根据)何在?罗素的集合论悖论出现了矛盾,提供了一个数学领域的实例,但作为一个特例,尽管在“理发师悖论”或“守桥人悖论”等不同语言实证领域得到了印证,却并不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直到哥德尔的“形式系统不完备定理”证明了这种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这才具有了哲学的价值。又如“量质互变”法则,在现实中到处可见,但都属于经验归纳,如同奇数和偶数,无论数量怎么变化,人们总是可以在偶数中发现两个质数,奇数中找到三个质数,但要证明它们量质关系的转化具有普遍性,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近三百年来没有人给出最终证明。(23)在内涵单纯清晰的数学领域,这一规则的证明尚且如此艰难,其他复杂概念领域的证明之艰难就可想而知。再如“正反合的否定性”法则,在用单季作物为实例时,种子—枝干—果实的三个阶段可以形象地演绎这条法则,但在多年生植物和连续结果的树木上就无法获得诠释。更多的事物发展过程也无法清晰套用这条法则,其随意解释的成分很大。正因对辩证法简单原理的理解上存在着随意性和无规定性,于是有了将辩证法解释为“一分为二”的大众哲学观点,也有坚持“一分为三”的复古哲学观点,(24)还有主张用“矛盾”法则代替“否定”法则的新观点(25),等等。总之,辩证哲学的这种无规定性特点,正如波普尔批评的:“它们的根据其实只是一些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说法而已。”(26)显然,恩格斯从科学实例中归纳的辩证法之所以陷入无规定性的混乱,根源在于没有确立真正的物质本体。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本想为辩证法确立物质本体的基础,但在将具体的科学现象提升为普遍的哲学本体时,同样遇到了康德发现的“思有两岸”困境。为此恩格斯在关键概念上采取了机智的表述,以避免陷入逻辑的困境。然而,这样的机智令后人很难找到物质本体的经典结论,以至对恩格斯产生了长期的误解。不过恩格斯没有提供现成语言上的结论,不等于没有提供逻辑上的思路,只要不拘泥教条,就能发现唯物辩证哲学的进路。

    在恩格斯的辩证法论述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就是对物质展开深入的运动性思考。恩格斯考察了大量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得出如下结论:“自然界中无数的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作某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现在都被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自然界中一切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哲学的论断,而是一个科学的事实了”(27)。显然,恩格斯将运动引入物质概念的目的,本想破除旧物质概念僵硬的形而上学性,却在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时,出现了逻辑悖论,它们可以从以下四个命题的相关中被发现:

    第一命题:因为运动包括思维,如恩格斯说:运动“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28)根据这一推理,将运动纳入物质,也就将思维纳入了物质,原本思维与存在的外在对立岂非变成了物质与自身运动的内在对立?这种对立还有意义吗?

    第二命题:事实上,恩格斯发现物质和运动并不呈现对立关系,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既然不可分割,对立从何而来?

    第三命题:上述第一和第二两个命题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究竟源于真实的物质和运动关系还是源于语言的虚构关系?

    第四命题:因为思维只是人脑的运动,而人脑也属于物质,那么人脑物质和思维运动就同属于物质和运动的一般形式。根据这种推理,恩格斯将辩证法表述成自然界、人类社会历史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既然同样遵循一般规律,何以在物质和运动的自然关系中只是统一,而在思维和存在的社会关系中却演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千年对立?

    这些悬崖深壑般的悖论关系在恩格斯的哲学论述中找不到解释的现存文本,但不等于恩格斯没有发现和深入思考过它们。只要参考恩格斯后面的机智表述,就可以确信:正因为恩格斯透视到了本体论中的这些悖论,在他还不打算写系统哲学去解决它们之前,只能暂时停步。如他在阐述“运动的基本形式”时,开头就采用了一句非常谨慎的表述:“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形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29)这句表达式通过“被理解”(注意:理解会伴随认识的深入而发生变化)的方式将运动(包括思维)重新定位在物质的附属地位,与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观点相吻合。这一表达在当时是经典而不易产生异议的,也是机智和巧妙的,但却是权宜的。今天的教科书若再将这一表达式作为经典定论就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妨碍了人们对物质本体论的深层认识。事实上,物质和运动的分析视角比运动是物质的属性视角,对哲学认识的拓展更具价值,如历经百年争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其真正纠缠的核心,就在物质和运动之令人困惑的分析形态中:“中西智慧一直分别朝着总体的本体论和分析的本体论方向发展,并分别受到本体论中‘物质性’和‘运动性’的基因控制。”(30)

    恩格斯时代,整个科学的物质观是与牛顿力学将原子视为刚性物质相匹配的,事物的运动是作为刚性物质的固有属性从经验观察中附加的,运动并不改变物质之静态和刚性的本质。当原子内部运动的奥秘被揭示,整个物理学就进入了量子时代,出现了质能转化、测不准性、量子湮灭和科学思维运动直接参与并决定实验结果等现象,在天体物理学,有黑洞和宇宙大爆炸、超光速的“光脉冲”与“相对论”无解的矛盾现象,中微子长期无质量假说(31)等,都从根本上颠覆了运动是物质“属性”的直观经验,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需要更深刻的认识视角。显然,恩格斯从物质内部发现运动奥秘的思路,是一种穿越量子世界的思维方法,但当时所显现的巨大困惑令他暂时停下了脚步。不过,他所到达的位置已经超前了20年,其时量子物理学的萌芽还没有出现。

    如何用抽象的概念语言去展开真实世界的奥秘,这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诞生后才被哲学界艰难认识的领域。恩格斯时代,维特根斯坦还没有诞生,整个哲学界还没有深入概念内部矛盾去研究实际事物的习惯。例如在研究社会时,运用象征男人的“人类、人性”概念(Human)就足够深入了,尽管这一概念将女人当作男人的属性,却并不影响人们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分析和认识。但是进入现代社会性别理论的语言层面,再将女性当作男性的附庸和属性,甚至冠以“固有属性”,就会激起女性主义的强烈抗议。

    后人不能超越历史进程去要求恩格斯作出超时代的结论,因此,历史才赋予每一代人开拓创新的使命。对待马克思的哲学,自然更要如此,因为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灵魂。沿着恩格斯的思路,在今天的哲学背景下建构物质本体,我们可以获得三个视角:

    视角一:剖开物质本体的矛盾内核。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从商品物的价值分析开始,其中,商品的外在统一形态,实际上隐藏着物质性(物的使用价值)和运动性(劳动凝结的价值)的内部对立,只是这种对立通过两个商品的外部对立关系表现出来时,人们并不容易认识它们的真容。马克思把握了这种隐秘的辩证关系,从而揭开了资本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规律。这是一条从具体物质基础中剖析出辩证法的道路,由于马克思采用的不是实证方法,而是“第二条道路”上具有逻辑普遍性的“抽象力”方法。因此,借助方法论的普遍性功能,就可以从具体物质跃迁到普遍物质,将商品中蕴藏的“物质和运动”之内在统一和外在对立的矛盾关系,提升为哲学层面的“本体矛盾”(32)命题。视角二:发现本体矛盾的桥梁作用。既要将客观世界的具体物质规律提升为哲学本体的概念形式,又不坠入“思有两岸”的陷阱,这就涉及语言学如何沟通思有两岸的理论难点。在这个难点上,两个著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青睐中国哲学。因为中国哲学重行轻言,甚至践行不言,始终坚持实践的此岸性而轻视语言的彼岸性;而西方哲学以言驱行,甚至言自成林,长期崇尚彼岸的语言本体而始终难以逾越通向此岸的鸿沟。海德格尔的“是”论,就是想充当这样的桥梁,但蕴含多重领域、包含千年争论的两岸哲学困境,要想用如此简单的词源统一,“是”就由原本不假思索的简单感觉变成了难以理解的复杂内涵。如“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就是海氏的一句名言,其中涉及思维系统(道说)、语言系统(逻辑)和社会系统(交往)三个不同领域的关系重叠,令“是”这一感言本身变成了不可捉摸的“潘多拉魔盒”。又因为这种以“语言为存在家园”的本体,仍然以人的感觉意识和概念的彼岸性为底本,是一种依靠概念本身超越概念彼岸的努力,仿佛拉着自己的头发要飞过“思有两岸”的鸿沟,或者如同一只飞鸟,在左右两岸来回绕行(这可能就是他的“诗意的栖息”所要表达的意境)。事实上,当人们说“是”的时候,总是与真实事物发生关联的时候。在词源上,“是”与中国哲学中的“道”很相通,都虚实兼有、混沌不分、包含一切,但此道非常道,它能说吗?它说得清吗?两千年中国哲学就没有说清过,海德格尔长篇大论地在说,却几乎没有人真正懂得他在说什么。这也是海德格尔感叹自己哲学“必致不幸”,(33)并陷入多重困境(34)的原因。

    克服这种困难的努力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也没有发现明确的路径,他从语言走向现实的道路是通过他一生哲学的缓慢转化才完成了模糊的变身。如在对实在事物“可说”还是“不可说”的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受缚于西方哲学传统,早年只能保持“不可说”的立场,(35)因为维特根斯坦早年正运用西方哲学的分析特长在揭示语言和现实的两岸性。但到了晚年,他却完全改变了风格,近乎采用东方思维之具体、描述、闪烁和模糊等特性在演绎日常语言的运用。(36)显然,在这个视角上,本体矛盾的关系内含了两岸沟通的逻辑结点:因为现实中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能够将它们分割开来认识的只有思维。因而当“物质和运动”以对立形态出现时,就表明思维一定在场。并且这种在场的思维不是如飘忽的幽灵不受制约,而是以本体的概念为舞台去展开自己并完成逻辑重建的真实统一。这种现实存在和语言概念的本体内在结合形式,是东西方哲学不同特长相互沟通的桥梁,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内在逻辑。(37)

    视角三:本体矛盾的辩证结构。东方哲学没有本体论,因为东方哲学从阴阳结合的动态关系视角去看世界,没有静止不动的形而上学本体概念。“本体矛盾”从物质和运动的关系视角去看世界,直观上复现了东方哲学的阴阳视角。但阴阳视角不是一种概念规定,而是一种感觉类比。类比思维并不注重逻辑的建构,这种特点决定了类比思维的解释性、随意性和模糊性。物质和运动的矛盾本体视角,是一种以科学发展为基础的概念规定,当抽象的物质和运动概念在分析中演化为各领域、各层次具体的物质和运动的科学规定形态时,它们的关系就不是一种模糊的类比,而是由逻辑展开的宏伟辩证结构,这种辩证结构反映并践行着宇宙的创生法则。

    五、本体矛盾的逻辑自洽性

    “本体论”命题,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起源,经18世纪沃尔夫正式提出,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期间经过了复杂的演变。其所以在“以言驱行”的西方哲学中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并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在“重行轻言”的中国哲学中却没有引起波澜,便是因为文字概念所具有的独立功能在中华文化中未被重视,而在西方文化中却非常倚重。

    在高级动物的发展中,语言(鸣叫、呼号)作为简单交流的发声功能,始终伴随生命的活动而存在。同样,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语言也始终伴随着生存而发展。但因为语言只能是在场对象之间的有限交流,在文字产生前,语言不能记录、储存,不能对象化,因此人类的文明很难从语言中快速起步。但是文字就完全不同了,文字因其能够被记录、储存、对象化,进而成为可以被研究的独立对象,从中发展出了各种逻辑的关系和科学原理。更重要的在于这种功能可以不断积淀、提升,并且进行跨时空的传播和交流,于是,人类的文明就伴随文字的功能,仅仅三千多年,就超越了人类几十万年的发展。当然,在西方语音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符号,语言比文字更能表达思想的在场性。但如果忽略了文字积淀的文明,这种语言表达的思想在场性就不会比原始人类的在场性高明多少。

    文字,作为人类思维的对象化存在,最初的功能是指称客观事物,每一种指称会对应每一种实际存在物的形和行,相应生成名词和动词概念。当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习惯了这种指称后,文字概念(名)与实际事物(实)的界限逐渐消失了,“名实”成了一体。然而,混沌的客观世界中,苹果与石块不会自动分类,人类为了认识而要将不同事物分门别类,为此而创造的种、属、类、别概念,就渐渐超越对实物的指称性而上升成为思维本身的抽象性。思维不仅创造归类把握客观的抽象性,还创造神灵、鬼怪以寄托希望和理想的抽象性。语言从指称功能向创造功能的转化,令语言对现实的归纳出现了逻辑悖论。如“物质”概念是对一切实在事物的归纳,但它本身却成了一个思维的抽象,这就是罗素悖论在物质本体论上的一种表现。因此就有了罗素企图削减语言功能的“奥康姆剃刀”。但蒯因却认为非指称实体的意义抽象的概念就像“柏拉图的胡须”会不断再生,不但无法剃光,还会弄钝奥康姆的剃刀。“本体”概念就是语言抽象性的最高形式,因此它实际上已经不再单纯指称实物(也不存在这样的实物)而是表现思维创造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具有世界观的性质,充分展示其中的宏伟辩证法,可以成为一种人生信念。  “本体矛盾”,首先确立了自然对于精神的先在性和制约性。由于物质和运动概念的绝对性,它们具有渗透一切存在的规定性,在人的精神还没有出现的绝对宇宙时空中,它们就以质能转化的形式推动着宇宙的进化。只是人的思维去认识它们的转化关系时才陷入了“波粒二象”的矛盾中。“本体矛盾”也是一个精神在场的本体论。因为现实的物质和运动关系不可分割,只有人的意识在场,才能将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运动用“抽象法”分割成不同的概念加以认识。由此出现了实际上统一和理论上对立的矛盾纠缠,因为它们不是平面层次的对抗,就会推动思维在实践中解决矛盾,从而将实践注入本体。

    “本体矛盾”将辩证的认识方法确立在物质和运动的基础上,就获得了来自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现有的辩证法原理,因为缺乏本体论的逻辑规定而呈现出理解的随意性。如将“对立统一”直接理解为“矛盾”并当成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误解:世界上没有“矛盾”的事物,韩非子的矛盾故事作为矛盾概念的来源,也不是由真实的事物构成,而是由当事人两种极端的语言所虚构。事实上,只要用矛刺盾,结果就一定没有矛盾。在实际生活中,两个当事人对立时,其间并没有统一,统一只是存在于法官的调解理念和未来和解的可能性之中,所谓对立统一的矛盾,只是重合不同时空概念时产生的错觉。因此,对立统一和矛盾现象,不应作为世界的本质被理所当然地肯定并滥用,相反应该作为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信号被关注,这样的认识方法就会由对抗的斗争哲学转向由实践去完成结合的辩证哲学。

    “本体矛盾”的内在逻辑具有生命的自洽性。“量质互变”、“否定之否定”和“一分为二”通常被当作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既没有本体论的渊源,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在逻辑上具有可逆性和随意性,因而在日常运用中就会出现混乱。例如将只能由意识分割的抽象本体当作现实中一分为二的普遍现象,则“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恶无限就会被误解为辩证法。一旦各种实体形式的分割(如切西瓜、斩首)和对立(如吵架、战争)都被误解为“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则辩证法就变成无序和混乱的代名词。“本体矛盾”的内在逻辑是一种三段结构:(1)物质和运动在现实(空间)中的不可分割性,是认识赖以出发的一个“肯定基点”(正);(2)物质和运动在思维(时间)中又可被分割成概念的对立面,是认识得以展开的一个“否定过程”(反);(3)“肯定基点”和“否定过程”之“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现象,促使人的认识去消解它们,从而在更高的层次创建它们新的统一(人造世界的不断发展,就是这种统一形式的连续反映),完成否定之否定(合)。如此,本体不再是将辩证法闷死的形而上学黑箱,本体自身成了辩证法的来源,唯物辩证法就能成为一种逻辑自洽的理论。

    具有逻辑自洽的本体矛盾,也是一个具有永恒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信仰,就不会面临被否定的危险。事实上,本体矛盾作为事物统一(实在的不可分割性)与对立(意识中物质和运动的分割认识)的综合发展形式,在层层展开的过程中恰好就是数列2[n]-1的金字塔结构,它不仅是生命细胞分裂的基本数学形式,其中隐藏着至今令数论界困惑不解的“哥德巴赫猜想”、“梅森素数猜想”、“孪生素数猜想”和“完美数猜想”等尖端难题;也是远古母系社会生殖崇拜的主要象形符号。。远古生殖崇拜的真正内涵应该就是“人本崇拜”。因为人是宇宙的精华,蕴含了宇宙最高的秘密,所以“人本”作为唯物主义的崇拜对象,具有深刻的世界观价值和信仰价值。

    但何谓“人本”?马克思除了“社会关系总和”的笼统表述,并无系统的论述;学界也没有发现可以充当信仰基础的属于人本的现实象征形式。不过马克思早年对人本主义的思考、后来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猜想以及晚年对人类学的重视,表明未来理想社会如何实现,是马克思一生挂怀的未决问题,而“人本”的主题是其始终围绕的重点。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考的总结和整理,在文章的最后,他们引用了摩尔根的预测,肯定了人类社会“在更高形式上复活”的底本,就是古代母系社会。而这个社会的崇拜物,不是异化的上帝和众神,而是由女性生殖所蕴含的“人本”。

    纵观历史,人类最初的信仰几乎都与神奇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现象密切相关。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是最直接的证据,以后各种形式的图腾崇拜和神话崇拜,无不围绕生命的延续和命运的期望展开,都是从生命衍生出去的关于人本的意识,直到上帝(及众神)作为人格化的代表,成为所有宗教的最高信仰,表明人类社会的信仰力量其实都来自“人本崇拜”。集合所有科学的成果去不断深化对人本的本体论建构,应该属于唯物主义的信仰基础。

    注释:

    ①沈顺福:《论信仰的本质——兼驳中国人没有信仰论》,《东岳论丛》2009年第3期。

    ②转引自[英]阿利斯科·E.麦克格拉思《科学与宗教引论》,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③张连:《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信仰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6期。

    ④曾凡跃:《超越实践本体论之争——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主轴的视阈》,《探索》2011年第2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2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54-56、75页。

    ⑦参见何中华《重读马克思——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山东人良出版社2009年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32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24页。

    ⑩参见李冰《实践本体论与马恩关系之悖论》,《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11)参见贺来《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2)孙亮:《实践本体论的困境——对何中华先生回应的反驳》,《学术界》2010年第3期。

    (13)彭洲飞:《后现代的“反本体论”与“以人为本”的实践本体论——对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特征的对比考察》,《理论导刊》2012年第2期。

    (14)顾金睿、王芳:《关于本体论的研究综述》,《情报科学》2007年第6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5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57页。

    (17)王宏波、周永红:《简论实践物质观》,《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1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卷,第7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6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311页。

    (22)何中华:《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论诠释之谬》,《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3)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仅仅证明了偶数为一个质数和两个质数之和(即1+2),离“1+1”的证明还有很大距离,以至陈景润后半生都没有攀上理论的顶峰。

    (24)“三生万物”、“三位一体”不仅是中国传统的辩证观点,也是西方基督教的神学信条。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一分为三”的哲学命题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百度搜索相关论文高达36万之多。

    (25)竭长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实践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

    (26)[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304-305、34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34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346页。

    (30)刘潼福:《试论中西哲学“基因”的差异》,《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31)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日本、加拿大两位科学家发现了中微子极其微小的质量。

    (32)参见刘潼福《论物质本体观的逻辑悖论及其深化途径》,《学术月刊》1986年第2期;《论马克思哲学体系中本体矛盾的认识方法》,《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论实践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内部联系》,《学术界》1993年第3期。

    (33)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写在〈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前面》第1页。

    (34)参见周标、孙勇彬《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的困境及启示》,《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5)参见赵海燕《“不可说的”还能“说”吗?——冯友兰与前期维特根斯坦之视域比较》,《哲学研究》2015年第2期。

    (36)参见[英]麦金《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研究>》,李国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导论第2页。

    (37)参见刘潼福《马克思主义和中西传统思维方法》,《浙江学刊》1991年11月增刊。

    (38)参见夏国美、刘潼福《女性主义的东方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6-53、256-277页。

作者: 刘潼福 责编: 范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