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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中心主义的实践局限

2018年04月18日 09:07:40 来源: 《哲学原理》2017年01期

    在环境伦理学中,整体主义的非人类中心论,即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通常被认为是应对生态危机等环境问题最有实践力的学派。作为当代生态中心论的代表,克里考特(J.Baird Callicott)的思想在基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设想的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基础上,将生态中心论的思想系统化,以衔接入自休谟提出经由达尔文以“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解释的“情感社群主义(sentimental communitarianism)”之伦理学传统中。①同时,克里考特在实践原则上借鉴了当代生态演化的实证研究成果,以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合理平衡点。特别地,克里考特旗帜鲜明地将“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判据,这对于当代环境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克里考特的思想也受到国内一些学者如卢风教授②的重视。然而,以往的研究对作为实践判据的“生态系统健康”的解读是空泛的,它仅仅被用作了一个方向性正确的标签,却脱离了现实的实践手段。因此,这种空泛的解读对于现实的环境管理并无裨益,也造成了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管理间的分离局面。为了夯实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力,我们必须深入地剖析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并考察具体的实践可能。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中心。

    一、生态中心论的实践理想

    在利奥波德③那里,判断道德实践的适当单位是社群或生态系统:“如果一事物有助于保持生物社群的完整、稳定及美丽,那么它是对的。反之,它是错的。”显然,“社群的完整、稳定及美丽”是作为利奥波德之大地伦理的实践判据。然而,在现实中,如果不限定具体内涵,以此三者作为实践判据的可行性是很成问题的。首先,伴随主观性的个性化因素很难使得“美丽”作为一项心理感觉指标,具备作为道德实践判据所内在要求的普遍意义上的“客观性”。其次,“稳定”如果作为诸生态学指标(如种群数量,群落分布)的静态的不变性来理解,似乎与天然意义上的自然本真相分离。④类似的,“完整”如果作为系统中一切生态学指标对象的继续存在来理解,也难以成为道德实践的指南。鉴于利奥波德的道德实践判据的模糊性,克里考特在继承其整体主义进路的同时更为明确地指向生态系统的健康。

    (一)生态系统的健康

    以生态系统的健康作为道德实践的判据,不但需要可实践性的具体的生态指标,如克里考特⑤提出的5项客观标准,即生物生产率(biological productivity)、本地物种多样性(local species diversity)、全球物种多样性(global species diversity)、种群内部的基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 within species populations)及生态功能(ecological functionality);更需要阐明使得这些互相带有张力的具体指标联结为同一个“阵营”的共同基石,即“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的内涵;而后者的厘定,作为解构诸张力的最终依据,不可避免地涉及健康与相关概念(如物种多样性,生态稳定性)之间的辨析。

    在利奥波德的论述中,生态学健康已然有所区别于静态意义上的完整性。在利奥波德⑥看来,“大地健康(land health)”的内涵是自然自我更新(self-renewal)的能力或状态,后者相对于静态的诸结果量(如物种数量),更指向动态的诸过程量(如物种间的生物作用)。可见,利奥波德⑦似乎将系统健康视为生态功能意义上的完整性而非静态的诸结果量。在借鉴Paul L.Angermeier和James R.Karr⑧关于生态系统健康、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 or biodiversity)与生物完整性(biological integrity)之阐述的基础上,克里考特⑨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让“生态系统健康”表示一种生态系统中互相联系的诸过程与诸功能的正常状态。让“生物完整性”表示“一种支持与维护一个平衡的、整合的、自适应性的诸生物体的群落的性能,以使得[该群落]具有类似当地的自然栖息地的物种组成、多样性与功能性组织”(Angermei[e]r and Karr 1994……)。并且,让“生物多样性”表示生物群落组织中每一级的成分(或元素)的变化性。

    相对于完整性,克里考特倾向于以生态系统健康作为伦理实践的最终判据。在克里考特⑩看来,完整性是生态系统健康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或者,健康是完整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以生态系统健康为指向,克里考特一再强调实证研究(生态学)的认知对于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例如,外来物种之于系统健康的影响不是必然地“恶”的,而需要基于受体群落的功能的完整性进行具体的考察;(11)又如,枯萎病(blight)大大降低了美国栗木(the American chestnut)在美国东南部森林中的覆盖率,从而改写了整个森林群落的结构(完整性被很大程度地损害了);然而,我们并未观察到该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初级生产力)的负面影响;(12)言下之意,美国栗木之于美国东南部的森林,至少在初级生产力的层面,是可被替换的。类似地,滤食性鲨鱼在“自然界的经济过程(economy of nature)”(能量流)中扮演着与须鲸相同的角色;(13)言下之意,至少在生态功能的意义上彼此也是可互相替换的。相比完整性,系统健康的较狭内涵使得其外延更为丰富,从而扩展了主体道德实践的维度。  (二)物种保护与谨慎原则

    以系统健康而非完整性为目的的实践策略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是,物种保护何以应然?当代环境保护的一项实践策略是物种保护。因此,作为应对环境危机最有力的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需要给出物种保护的伦理学立场。与个体主义者不同,在克里考特看来,作为一个集合体的种群或物种本身具有独立于个体的道德可考量性,从而理应成为环境伦理的关怀对象。关于物种保护的必要性,克里考特(14)给出的理由是自然主义式的:演化,虽然是无目的的,却是具有生物多样化的趋向的。因此,保护(作为演化历史总结的)物种的责任具有绝对性(categorical),它并不以具体物种之于人类的可利用性为前提。

    应该承认,物种完整性之于维持系统健康的必要性,是无法从经验(实证研究)中获得的。这里,整体主义环境伦理似乎预设了超验的谨慎原则,后者的必要性在于我们对经验世界的认知总是局限的。面对生物多样性与系统稳定性之关联的必然性的缺失,克里考特(15)指出:“因科学家没有观察到某物或者他们不能模拟它——此例中的多样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断定它并不存在是犯了忽略式论证的谬误。”这种谨慎原则也体现在利奥波德(16)的论述中:“保存每一颗齿轮是明智的焊修的首要预备措施”。特别地,利奥波德认为土地的开发利用,犹如医学诊治,依于有限的证据而不免犯错的可能。(17)因此,利奥波德(18)的“经验法则(the rule of thumb)”是:人类的土地利用应该尽可能地保守(对自然的干扰降到最低),而所有物种(包括自然界中的所有个体)应该尽可能地被保留:“土地应该保留可与人类土地利用相兼容的尽可能多的原始成员,[并且]应该被开发地尽可能地温和与轻微。”当然,这一经验法则的本质还是基于面对世界之复杂与认知之不确的谨慎原则,后者目的指向的是对整体生态系统功能运作(或称健康)的维护:“……稳定性与多样性……很可能地互相依赖……很可能地越多的遗失与改变,[伴随着]越高的损害与错乱的危险。”(19)在Eugene C.Hargrove(20)与克里考特(21)看来,利奥波德的经验法则的一个前提是实证认知的不全面;因此,犹如19世纪的“医疗的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是具有时代性的局限的。言下之意,随着认知的深入,在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目的的同时,人类对于自然的(干扰)行为当可更为自由。可见,相比利奥波德,克里考特表现出对于实证研究结论之可信性更乐观的态度,并相应地淡化了谨慎原则的绝对性。然而,这种淡化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他的物种保护之义务的必要性。

    (三)人与自然的共赢

    维护生态系统健康,而非生物完整性,并不必然地要求以取消人类的一切生产经济活动为前提。特别地,克里考特(22)结合生态完整性与系统健康性,提出了一个综合的保护生物学的策略:

    ……完整的保护生物学[必须]包括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完整性的保留的一面,以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的维持的另一面……我们已描述了这些互补的生物保护的策略,以分别对应核心保留区与人类居住并开发的母体环境……因此,在克里考特(23)看来,旨在保留天然状态的生态完整性与涵盖人类需求的系统健康性在空间上是互补的,适用于不同的区域,前者适用于原生态的自然保护区,而后者适用于人类栖居区。进一步地,克里考特在借鉴Bernd von Droste(24)的基础上,肯定了包含三层区域(核心保留区、缓冲区与人类栖居区)的“生物圈保护模式(biosphere reserve model)”在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与典型的国家公园、野生生物保护区或指定的原野区不同的是,生物圈保护模式在一个严格保护的核心区之外,还包括了人类居住并经济开发的缓冲过渡区(von Droste 1988)。一个全球系统的生物圈保护的核心区致力于缓解生物多样性与完整性的丧失。生物圈保护的缓冲过渡区能够在两方面补助核心区:第一,将外界的各种威胁隔绝于核心区之外,以及第二,作为探索人类生计的经济可持续形态的实验室。(25)

    进一步地,在克里考特(26)看来,这种通过空间上的分配来平衡人与自然的冲突似乎也不能称为实践的至善,后者指向的是人与自然的共赢。但问题是,这种共赢,一方的更大程度的需求满足的实现以对方的更大程度的需求满足为前提,是否可能呢?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互动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人基于自然的“单赢”,而自然在人的介入下似乎至多(最好的情况)只能维持自身的健康,而谈不上有更大程度的需求的满足。为此,克里考特(27)援引了David W.Ehrenfeld基于Gary Nabhan(28)的研究而阐述的一个具体案例来确证这种共赢的现实性:

    在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的Papago印第安人的乡间……有两个间距只有30英里的绿洲。北部的一个……位于美国仙人掌国家保护区中,整个地被作为鸟类保护区而受到保护,除了允许的鸟类观察之外没有任何人类活动。过去所有的始自史前的Papago农业被终止于1957年。另一个绿洲……位于墨西哥的边境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Papago农业方式……Nabhan与其他鸟类学家,“一年中三次且数日连续”地探访了这两个绿洲,发现公园的鸟类保护区少了32种鸟,而农业绿洲多了65种物种。(29) 这里,克里考特与Ehrenfeld似乎把鸟类的物种数量视作当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项)衡量指标,后者在传统的Papago农业的影响下,呈现出比天然状态更趋于“健康”的意味(即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因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矛盾性并不是必然的,在一定的互动中它可以呈现为协同促进的共赢关系。

    这种共赢关系的实践理想的理论基础在于克里考特(30)的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论:在价值层面,人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而非游离于自然之外。在克里考特(31)看来,人与自然的分裂图式是片面的,而以否定一方的方式来肯定另一方的实践也是有问题的,因互动双方,如同不同的脏器,一道构成了作为同一个“生命体”的完整的自然系统:

    我们不使心脏的权利对立于肝脏的权利,或者手的权利对立于脚的权利。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使人的权利对立于其他生物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的权利也是缺乏意义的。当人类的渴望面对环境及生态的危急状况时,追求自我实现以及采用基以问题解决之自利方式的推论本能地使得我们避免简单地假设一场零和博弈,而是首先寻求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当然,肯定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可接受的。这里,道德实践的终极判据依然是系统或环境的健康,(32)后者在克里考特(33)看来是具有客观标准的。

    二、生态中心论的问题讨论

    表面上看,克里考特的以生态系统健康为判据的伦理理想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化解当代生态危机。实际上,该实践理想的落实面临着诸多问题。虽然克里考特强调人之于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作用,然而他的自然主义进路的实践论又削弱了人的能动作用。因此,主体实践的道德色彩并不明晰。进一步地,在淡化了谨慎原则之绝对性的前提下,这种以整体为着眼点的实践论使得物种保护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这并不能为目前的物种保护方针提供坚实的伦理学依据。

    (一)主体的道德可能

    如前文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中,克里考特(34)将人类与其他物种视作完整的自然系统这一“生命体”的不同脏器。对于这种人与自然的共赢关系,克里考特(35)的论据是有人类活动的绿洲中的物种数比隔绝了人类活动的绿洲中的物种数要多。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将人之于自然的实证层面的正面作用引向人作为系统健康的形上层面的必要元素的逻辑跳跃是否合理?

    对此,我们有必要界定一下克里考特的“自然”。在至广的层面,自然包括一切的现有元素。可是,这样的自然的内涵并不确定,即一切现有元素生灭不定,增减不居。可见,这样的自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伦理对象,也谈不上作为一个稳定的“生命体”。(36)因此,克里考特的自然,似乎只是健康意义上的生态系统,后者可以进一步被还原为维护生态系统能量流之正常运作的必要元素,而非逻辑上所有可能容纳的元素。那么,能量流的正常运作又如何定义呢?在保守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现存的能量流模式,作为参考的基准。按照克里考特的生物圈保护模式,我们至少有三个版本的能量流范式:核心保留区范式、缓冲过渡区范式与人类栖居区范式。以极端立场观之:在核心保留区,人类显得多余;而在人类栖居区,大部分其他物种难以自然地生存。联系克里考特的共赢案例,后者的范式只可能是缓冲过渡区范式。

    在缓冲过渡区,人类作用的必要性似乎只是出于维护初始(已然人化)条件的预设,后者基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性,无法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超越维护健康的必要性元素的相对主义,必然地导向健康本身的相对性,后者以具体元素或指标的程度或梯度作为客观性的依据。在具体案例中,克里考特(37)以鸟类物种数作为系统健康的衡量指标以满足一定的客观性要求。暂且不论该单项指标与系统总体健康状态之间可能的张力,假设鸟类物种数正相关于当地的系统总体健康状态,那么健康必然是一个程度概念。保护区绿洲少了32种鸟或农业区绿洲多了65种的观察结果无法导出保护区绿洲是不健康的生态系统,或者只有农业区绿洲才是健康的生态系统的判断。基于以上的健康与鸟类物种数的假设关系,我们只能说,农业区绿洲比保护区绿洲更“健康”。并且,绝缘于人类干扰的保护区绿洲本身必然是健康的,否则,克里考特的基以健康观的自然主义进路将没有意义。因此,绝缘于人的狭义的自然总是健康的,虽然人的涉入可能使广义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健康”,后者以某一生态学指标(如物种数)为判据。可见,人的因素对于系统健康的指标而言,是额外性的而非必需的。这显示了人与(狭义)自然之于系统健康的作用的不对称性:作为人的对立面的狭义的自然,对于系统健康的指标而言,是必需的而非额外性的。克里考特固然有见于人与(狭义)自然和谐共存的可能,然而他的共赢命题以人与狭义自然的对称性掩盖了不对称性,不免夸大了人之于系统健康的作用。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克里考特(38)的譬喻做一番修正,以生态系统视为一完整的个体生命为喻,对于此个体的健康而言,人类绝没有作为此个体的心肝或手足的份,而充其量只是它的“腋下之毛”而已。然而,这种修正的主体角色带来了新的问题,即主体实践的道德色彩。如果主体实践的终极理想只是安分地充当“腋毛”,而任何偏离或未达到该理想的实践都只是一种相对于自然本底的“堕落”。以此,相对于人的不存在,作为经验性的人的存在,永远只具有“负”的道德性色彩。这将否定环境伦理学自身。应该承认,以生态系统健康作为终极理想的实践论将人的道德性存在推向悬而未决的窘境。肯定道德哲学的可能性,至少在经验的层面上,将颠覆生态系统健康作为伦理理想的终极性地位。而这势必将突破生态中心主义的框架。

    (二)物种保护的依据

    如前文所指出,虽然克里考特坚持物种保护的义务的绝对性,(39)(40)然而该义务似乎并不源自生态系统的健康,后者作为克里考特的至善,并不必然地要求所有物种的绝对完整性。以前例(41)(42)而言,作为物种的美国栗木或须鲸的伦理地位,独立于它们可有的之于生态系统健康的作用。进一步地,以能量流作为生态系统健康的衡量方式(43)更加淡化了具体物种的必要性。一个可以简约为由若干代表性物种勾勒的数个营养级组成的生态系统完全可以保持内部能量流的顺畅,亦即维持它的“健康”。可见,大部分物种的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不在系统健康之中。这里,实践原则所对应的伦理本体似乎存在着分裂而多元(作为个体的物种与作为整体的系统)的意味,而道德哲学在本体层面的多元论是克里考特(44)明确反对的。为了保持理论内部的一致性,物种保护的原则性必须回应系统健康的必要性。固然,克里考特(45)认为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一种确然的方式是维持生物完整性。然而,作为一种确然方式,完整性(包括物种多样性)只是满足了它之于系统健康的充分性,而非必要性条件。这里,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与保护物种完整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距离。  因此,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的物种保护的义务蕴含着谨慎原则之前提。在卢风教授(46)对于整体主义环境伦理的补充中,也强调了摒弃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的意义,并援引了Ilya Prigogine(47)关于自然复杂性的观点:“大自然确实涉及对不可预测的新奇性的创造,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这种认识层面的怀疑态度,类似于这里的谨慎原则,只是后者既包括认识维度,也指向实践维度。在认识层面,谨慎原则的意义在于:对于经验对象,因于联系的偶然性,缺乏证据只是表明未被证实而非证伪,或者未被证伪而非证实,以避免“忽略式论证(argumentum ad ignorantum)”的谬误风险。在实践层面,谨慎原则指向的是保守原则:任何因于主体的改变都存在着变得更“恶”的可能,因我们无法完全证明任何改变之于“善”的必然趋近。因此,在空白情境中(不考虑改变的目的),改变前的基准状态,作为最不坏的局面,至少从“省功”或简约性(parsimoniousness)的角度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辩护的。按照谨慎原则的思路,某物种的存在之于维持系统健康的正面作用的证据缺乏,应被解读为尚未被证实,而非证明没有或可完全替代性。进而,物种的完整性,作为改变前的基准状态,具有保守意义上的规范意味,从而任何人工的偏离(如消灭天花病毒)都需为其必要性进行严格的论证与辩护。以前例而言,美国栗木或须鲸在生态功能上的可替代性只是限于经验层面的具体观察,而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绝对化(即成立于所有可能的个例)。因此,作为物种的美国栗木或须鲸的存在的必要性,即使从生态系统健康的角度而言,是无法绝对地被否定的,即便同样无法绝对地被肯定。按照谨慎原则,这种既无法绝对地肯定也无法绝对地否定的不确定性,规范了主体行为在保守意义上的“应然”维度,即维持物种完整性是主体的首要义务(prima facie duty)。(48)对于维持物种的完整性来说,这一谨慎原则是不打折扣的,因它本身渗透了超验的因子,即便穷尽经验也无法彻底证明的。尽管积累无数的个例,后者永远无法被完全地剔除尽自身的诸特殊性因子(它们使得个例成为经验对象的可能)而升华为超验原则。

    进一步地,假设我们可以完全证明某物种的存在与否对于系统健康的维持完全没有影响,该物种是否可以被任意处置以换取主体自身的利益呢?克里考特(49)的回答是否定的:基于利奥波德的思想,在他看来,作为伦理对象的物种还有着独立于系统健康的道德可考量性,后者被冠以“物种续存的生物权利(the biotic right of species to continuation)”的概念。这一“权利”的内涵是道德主体对于作为社群成员(或社群本身)的物种(或系统)的自身“尊严”的确认。为此,克里考特(50)做了一个比喻:如果医生在病人身上随心所欲地做外科手术以满足医生的利益,即使保证并不影响病人的健康,是违反病人作为社会成员的尊严的伦理原则的。同理,作为社群成员的物种的“尊严”,也给出主体行为额外的限定。这里,克里考特提出附于物种的“权利”与“尊严”,隐含着一个道义论的前提,即物种是具有自身的目的的存在,从而肯定了道德主体之于物种保护的直接义务。以此,独立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物种自身的目的的蕴含似乎偏离了克里考特所坚持的伦理本体一元论。这一点,克里考特本人似乎并未顾及到。

    在克里考特的考量中,这种生物权利对主体行为限定的内涵是狭义的,即仅仅作为物种的延续,从而区别于Tom Regan(51)的动物权利,后者致力于消除对无辜个体的伤害。相比功利论者,这种生物权利的规范性也是相当弱的。面对人与其他物种的冲突,虽然克里考特在经济层面作了一定的让步以保全物种,但在涉及其他更为核心的冲突中,基于其伦理累积的进路,克里考特的实践优先级显然是倾向于人的;甚至在经济层面,克里考特(52)的让步也是有限的:

    我们的许多环境问题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我们舍弃过度的、铺张的人类生活方式的诸奢侈品,而并非牺牲人类生命的必要性,对于后者我们有着强的义务以保障我们自身与他人。例如,相对于提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个或两个百分点,保护濒危物种免于灭绝是我们的强烈得多的义务。

    因此,在生态中心主义看来,人类之于物种保护之让步的底线,大抵只是“富而无骄”的无关“紧要”的高姿态,而不具备“贫而无怨”的绝对命令式的执着。需要指出的是,在物种保护的问题上,克里考特暴露了自己极为反对的伦理多元化倾向。虽然克里考特可以说,谨慎原则,作为经验世界中的实践策略,维护的依然是生态系统健康之目的;但是克里考特对于物种尊严的强调,作为理想状态下物种保护的根据,显然与生态系统健康并不相涉。因此,以肯定物种保护而言,生态中心主义要么是不彻底的即经验性的,要么是非一元论的。应该承认,如果存在物种保护的伦理依据,那么该依据势必要突破生态系统健康的范畴。

    三、生态中心论需对自然之“善”进行限定

    克里考特以生态系统的健康作为实践的判据,而生态系统的健康基以干扰或变化“在空间与时间的正常的程度”,(53)后者以自然自身的(历史的)程度与频率为度量。(54)可见,克里考特的进路是自然主义的,即以自然本然意义上的状态(变化的程度与频率)作为环境伦理实践的伦理判据。

    应该指出,克里考特笼统地将自然本然作为环境伦理的实践判据是有问题的。例如,我们应如何看待史前的生物灭绝呢?假设类似白垩纪末期的因纯自然因素造成的生物大灭绝(及生态系统的崩溃)发生在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大灭绝及系统崩溃是主体实践的依据而不应违背呢?进一步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伴随着自然演化过程的一个物种的(必然的)消亡呢?以自然主义的逻辑而言,这种灭绝必然不是“恶”,后者又如何保证物种保护之义务的原则性呢?面对一种(不是因为人类活动及其影响,而是因为其自身适应性的相对退化而)濒临灭绝的物种,主体是否有保护它的义务呢?如果承认该义务,那么主体实践将违背自然选择之优胜劣汰的演化法则,亦即与自然主义相矛盾;如果否认该义务,那么物种保护的义务将不是原则性的,而是条件性的,而这样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对此,克里考特并没有阐述。

    以维护自然主义的底线而言,我们必须对物种保护的义务的原则性做出让步,而阐明相应的条件性。例如,对于30年前天花病毒的灭绝、100年前北美旅鸽(Ectopistes migratorius)的灭绝与6500万年前恐龙的灭绝,主体的自我道德判断显然是不一样的。对于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而言,这里的主体自我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涉及三项条件:(a)主体之于物种的(历史上的负面)影响,(b)物种之于主体的(可能的负面)影响以及(c)物种之于系统的(可能的负面)影响。其中,条件(a)构成因于主体行为的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条件(b)承认了主体私利的权利因而削弱了主体之于该物种保护的义务性;而(c)体现了整体主义的考量因而增强了主体之于该物种保护的义务性。应该说,天花病毒的灭绝案例满足条件(a)与(b);北美旅鸽的灭绝案例满足条件(a)与(c);而恐龙的灭绝案例仅仅满足条件(c)。因此,我们逻辑上无法,道德上也没有必要为恐龙(或某一绝缘于主体的物种)的灭绝而负有道德责任,即使此物种之于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或者即使出于非伦理性的目的(如功利性或科学研究)主体主观上不希望灭绝的发生或者曾经采取行为以避免该物种的灭绝。相反,对于主体行为导致的物种灭绝(如北美旅鸽),我们的道德负疚感是无法被剥离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如出于主体生命权的自卫的需要以及物种之于生态系统影响的可忽略性(如天花病毒的灭绝),该负疚感对于理性主体而言是可以被其他考量所压盖的。即便这种人为灭绝是“应然”的,该负疚感也是不能消除的;以此,道德主体的负疚感是注定的,亦即难以避免的。因此,笼统地以自然本底的“是”为面向的伦理学是不恰当的,它将使得“应该”的范域极为广大,从而势必超越道德主体的实践能力。一个合理的伦理学需要合理地划定主体的道德实践范围。“过犹不及”,生态中心论需要对其所谓的自然之“善”进行限定。

    注释:

    ①孙亚君.从大地伦理到生态中心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进路[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6,(2).

    ②卢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12,(9).

    ③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224~225.

    ④例如,自然意义上的演化,无论是它的发生、继续还是完成,都离不开可由生态学诸指标所反映的动态的“变”或“偏离”,即生态功能的再调节与生态位的再分配。

    ⑤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96.

    ⑥Aldo Leopold.Conserv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A].in Flader S.L.and Callicott J.B.,eds.,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Madison[M].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310~319.

    ⑦Aldo Leopold.Wilderness as a land laboratory[J].The Living Wilderness,1941,(6).

    ⑧Paul L.Angermeier and James R.Karr.Biological integrity versus biological diversity as policy directives[J].BioScience,1994,(44).

    ⑨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62.

    ⑩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74.

    (11)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0.  (12)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9,362,375.

    (13)J.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225.

    (14)J.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90.

    (15)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126.

    (16)Aldo Leopold.Round River:From the Journals of Aldo Leopold[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146~147.

    (17)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1.

    (18)Aldo Leopold.Conserv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A].in Flader S.L.and Callicott J.B.,eds.,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Madison[M].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310~319.

    (19)Aldo Leopold.Conserv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A].in Flader S.L.and Callicott J.B.,eds.,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Madison[M].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 310~319.

    (20)Eugene C.Hargrove.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9.

    (21)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4.

    (22)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80.

    (23)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63,368,373,376.

    (24)Bernd von Droste.The role of biosphere reserves at a time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M].in Martin V.,eds.,For the Conservation of Earth,Golden,Colo.:Fulcrum,1988:89~93.

    (25)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76~377.  (26)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9.

    (27)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30~331.

    (28)Gary P.Nabhan.The Desert Smells Like Rain:A Naturalist in Papago Country[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82.

    (29)David W.Ehrenfeld.Life in the next millennium:who will be left in the earth's community?[J].Orion Nature Quarterly,1989,(8).

    (30)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7.

    (31)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8.

    (32)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98.

    (33)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95.

    (34)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8.

    (35)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30~331.

    (36)无论是伦理对象还是生命体都具有自身的“利益”,后者表现为一些元素或条件的必要性与趋向性,而对于至广意义上的“自然”而言,任何元素或条件都不是必要的或趋向的。

    (37)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30~331.

    (38)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18.

    (39)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95.

    (40)J.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90,139.

    (41)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9,362,375.

    (42)J.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225.

    (43)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62.

    (44)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72,169,174.

    (45)J.Baird Cat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63.

    (46)卢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12,(9).

    (47)Ilya Prigogine.The End of Certainty:Time,Chaos,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M].New York:Free Press,1997:72.

    (48)这里,借鉴了Tom Regan的“首要义务(prima facie duty)”的概念:首要(prima facie)意味着该义务的否决必须由否决者基以其他具有更高优先级考量的义务(如自卫)来为其否决辩护。参考:Tom Regan.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187.

    (49)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5.

    (50)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45.

    (51)Tom Regan.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187.

    (52)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14.

    (53)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137.

    (54)J.Baird Callicott.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350.

作者: 孙亚君 责编: 范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