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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2018年03月09日 03:33:09 来源: 《哲学原理》2017年07期

    马克思发动并实现了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变革,即:创立了基于“资本批判”来揭示现代社会形态的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并由此来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发展过程及其趋势的“历史科学”,但是这一变革并没有彻底阻止人们在理论上渴求建构出能够解释和说明一切历史事件的“抽象公式”或“自然规律”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思维惯性在现当代历史哲学研究中的延续。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历史哲学”对历史进行“超历史”论证的思维惯性还延伸到了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阐释中。这主要表现为:人们往往撇开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从“纯粹哲学”角度来探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变革,或者将其看作对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历史哲学本身的否定和超越,或者将其看作对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否定和超越,进而要么否认马克思有自己的历史哲学,要么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直接等同于通常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至于将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的内涵限定在历史本体论层面,而未能从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以及历史价值论的有机统一或者“历史性”关联中加以系统开掘和阐发。这不仅遮蔽了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特别是两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的内在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阻碍了“马克思历史哲学”这一范畴的提出和系统阐释以及对其理论视域的有效校正,从而将马克思历史哲学不同程度地变成了远离“现实的历史”的抽象思辨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可见,辨明马克思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并对其科学内涵作出界定,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先行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马克思有无自己的历史哲学

    要辨明马克思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首先必须先澄清“马克思有无自己的历史哲学”?只有答案是肯定的,才有可能和必要讨论马克思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的关系。

    正如20世纪20年代前后人们试图通过辨明“马克思有无哲学”①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一样,近年来也有学者试图通过澄清“马克思有无历史哲学”来进一步界定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其中,有些学者根据下述两点理由而断然否定马克思有自己的历史哲学:(1)马克思通过拒斥和批判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否定了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历史哲学本身;(2)马克思通过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观点看作“一般历史哲学”而将自己的学说排除在了历史哲学范畴之外。按照这种分析和判断,马克思的哲学贡献主要在于创立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教科书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即:以包括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一般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将人类实践及其历史看作研究对象展示自身基本途径或者向研究者呈现自身的媒介,从而根据人类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去透视和揭示“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将马克思的哲学看成一种历史哲学或者将其命名为“马克思历史哲学”,是对马克思的最大误解。②

    应该指出,将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提供了一种阐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新思路:即通过强调“实践的”、“辩证的”与“历史的”三个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一致性,不仅突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关系,进而将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实践的观点上内在地统一了起来,而且避免了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本体论化的危险。但是,这种思路同样没有阐明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即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学说”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二者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的关系,从而未能看到“资本批判”对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重要意义,以至于始终未能够从概念上将“历史哲学”、“马克思历史哲学”与“思辨历史哲学”三者区别开来。

    的确,马克思曾经明确否定和拒斥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并多次从否定意义上使用“历史哲学”这一范畴。第一,马克思不仅一直强调“消灭哲学”,而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划清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哲学的界限:“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为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③第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主张用描述“现实的历史”的“历史科学”来取代“独立的哲学”,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对现实的描述会使对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④第三,马克思在批判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的历史观时,主要从贬义上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一概念:“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方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⑤第四,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也是从否定意义上使用“历史哲学”这一范畴的:“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⑥

    同时,针对俄国学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于1877年10月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对《资本论》的误解,特别是把分析西欧(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有关结论,不加分析、不加限定地推广到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去的错误做法,马克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⑦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⑧这里的批评和分析表明,马克思的确明确反对那种试图为各个时代和民族提供“抽象公式”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但是,马克思明确反对思辨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是否意味着他拒斥和否定了他对一种区别于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形态的新历史哲学的探寻,从而没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呢?正像不能因为马克思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层面的哲学而认为他没有自己的哲学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反对和拒斥“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而认为他没有创建自己的历史哲学。

    首先,在马克思眼里,“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是互为前提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当时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其错误在于仅仅把“否定哲学”变成一句口号,以为只要对背对着哲学并对哲学说上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完成了,殊不知“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这就是说,只有把对哲学的批判引向对哲学得以产生的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根据时代本身的发展要求来重建哲学,才能真正消灭哲学。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批判了当时德国的理论政治派所犯的错误。“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⑨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所以,对马克思来说,消灭哲学,并不是要消灭作为一种合理理论形态的哲学,而是要消灭传统思辨哲学(包括思辨的历史哲学以及客观的历史编纂学),即“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哲学形态。而且,对马克思而言,消灭传统思辨哲学与从现实出发重建批判和改变现实世界的哲学是同一过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统一完成“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这一过程的历史使命落实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上:“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⑩这就表明,马克思在强调消灭哲学的同时,实际上提出了创建一种新历史哲学——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的理论任务。

    其次,马克思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历史哲学”范畴,实际上指的是以“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为理论旨归的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即对历史进行“超历史”论证的“一般历史哲学”,而并非是作为一种合理的理论形态的历史哲学本身。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以重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1)为理论旨趣,而且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放在了对现实的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深入探索上,从而创立了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为立足点的新唯物主义,即在“现实的历史”——“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的时间展开——之中理解和说明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互动关系的新历史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2)

    再次,马克思对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否定和拒斥,也不是要求用“实证主义”意义的“历史学”来取代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历史哲学,而是强调始终以历史性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社会历史与人类思维的内在统一关系及其发展过程的规律与趋势。诚然,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3)但是,他们并不是主张用历史的实证研究来代替对历史的哲学探索,而是要求用揭示“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与“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响的发展”以及二者关系的历史辩证法来取代传统思辨历史哲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历史辩证法并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仅仅是为人们联系“现实的历史”来整理历史资料、特别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的各种原理、观念与范畴提供一种指导性原则:“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4)这个指导性原则也就是历史性原则,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性不光是探究整个社会历史领域的基础,也是理解全部自然史和思维发展史的基础。”(15)也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人对自然、社会和思维三者的认识都是以人类自身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这是理解马克思如下论断的关键:“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6)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要求人们历史地看待和审视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即承认事物的历史性、暂时性。简言之,辩证法与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是同一个意思。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根据实践的观点来破除哲学与各门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并创立使哲学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历史科学”的主要根由。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卢卡奇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7)而这里所谓的“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就是指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新历史哲学。因此,仅仅依据马克思拒斥和否定思辨历史哲学并多次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历史哲学”范畴,就断言马克思没有创立自己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由于混淆了“思辨历史哲学”与“历史哲学”以及“马克思历史哲学”三个概念所致。

    最后,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有关结论误解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意味着反对创立一种与“一般历史哲学”相区别的新历史哲学。因为,马克思在反对人们把他的有关结论误解为“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时,从来没有否定过作为一种合理理论形态的历史哲学,相反,他还通过肯定“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的价值在于“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强调了历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理论形态存在的必要性。而且,马克思还联系“现实的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从“世界历史”整体变革的高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作了系统深入的探索。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阶段”理论,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成果。(18)

    马克思之所以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有关论述看作揭示人类历史“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就在于米海洛夫斯基离开“现实的历史”,特别是即资本主义首次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无条件或不加限制地将有其关结论推广到所有的民族国家。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在这里,马克思通过把“历史哲学”比拟为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并区分作为“万能钥匙”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与作为联系具体历史环境来破解历史现象之谜的“钥匙”的历史哲学,而充分肯定了后者的意义。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因反对“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而反对创立剖析“现实的历史”的历史哲学。因此,仅仅依据马克思反对将自己的有关论述当作“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而断言他没有创立自己的历史哲学,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马克思所否定和拒斥的只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而并不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历史哲学本身,相反,他还一直致力于创立一种从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变革高度来探寻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新历史哲学,即“历史科学”。这种“历史科学”也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一种独特的新历史哲学理论形态。

    二、马克思历史哲学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

    尽管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马克思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大都是把马克思历史哲学与通常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等同看待的,以至于只是从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立的纯粹哲学角度来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变革,把传统教科书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等同于马克思历史哲学,并由此来阐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内涵,成为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阐释中的一种学术倾向。这主要表现为两种流行见解: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其中,后者是将前者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即马克思历史哲学属于应用哲学范畴;二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历史哲学,它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甚至是马克思哲学的全部内容或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19)

    第一种流行见解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传统哲学教科书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亦即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学界所谓的“推广论”意义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20)持这种见解的人们一般援引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以及斯大林对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表述与阐释来说明这种见解的合理性。

    的确,首先用“唯物主义辩证法”(21)与“唯物主义历史观”(22)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后者看作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或推广的是恩格斯。(23)(1)在谈到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概念辩证法时,恩格斯指出:“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24),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就是“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25),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倒转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主要是与自然和思维相区别的经济和历史领域,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历史领域——参见恩格斯的同页脚注)中去了。”(26)这就表明恩格斯不仅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而且把后者看作了对前者的应用。所以,与此相应,(2)在谈到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哲学发展前景时,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一切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7)。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也就被了解未来一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发现历史领域的现实联系的历史科学。

    恩格斯的阐释直接影响了普列汉诺夫,而普列汉诺夫则进一步将恩格斯的阐释强化为了一种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的观点(28)。普氏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结构时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29)。同时,“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作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是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30)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时,普氏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这一历史观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所以对他们的体系的批判的研究必须从批判这一世界观的一般哲学基础开始。而且,因为方法无疑是任何一个哲学体系的灵魂,所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的批判,自然应当放在对他们的历史理论的‘修正’之前。”(31)由此,普氏也就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以及将后一部分看作前一部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或推广。

    列宁虽然将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一块整钢”,但由于其生前并未来得及阅读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而主要以恩格斯的论战性著作以及未完成著作的片断,尤其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为中介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因而也从一定程度上延续并强化了普列汉诺夫的阐释。(32)例如,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喻为一座“建筑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的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33)也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座“建筑物”的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这座建筑物的“上层”。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与《卡尔·马克思》两篇文章中,列宁对“上层”作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他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34)因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缺点。”(35)这就是说,对列宁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彻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成果。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的表述,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36),不仅是对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以及列宁等人的观点的总结与概括,而且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阐释与官方哲学教材体系的编撰原则来加以阐发的。由此,也就奠定了第一种流行见解得以流行开来的“依据”和“动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表述与阐释,是有其特殊的语境的,即是在与唯心主义的论战中作出的,而并不是从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的严格学理意义上作出的。因此,后来学界将经典作家阐释与表述奉为“经典”并以此来支持第一种流行见解的深层根源,实际上根源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错误把握:

    第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改造。将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改造看作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把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与黑格尔的“合理内核”的直接结合起来,常常成为人们支持第一种流行见解的理由。但是,这一理由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探索的实际进程。

    首先,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批判,并不是直接通过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完成的,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剥离出现实历史的辩证法来完成的。在马克思看来,尽管《逻辑学》在黑格尔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要真正把握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全部哲学的精神实质,“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因为,《精神现象学》直接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1)“《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特别是其中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等等这些章节,以颠倒而真实的形式揭示了现实的、异化了的人类社会关系,即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社会的批判的要素,从而为《逻辑学》逻辑地再现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作了准备。马克思为此评论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但是,(2)黑格尔仅仅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因为,“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而不是现实的、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劳动。因此,黑格尔将“抽象的精神”当成辩证法的主体,而将现实的人以及人类社会当成“精神”实现自身的逻辑环节。“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则认为是哲学所做的事情。”(37)这就是《精神现象学》的神秘之处。(3)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与人类现实生活之间具有同构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38)但是,“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作为前提浮现在表现面前。”(39)这里所谓的“整体”、“实在主体”、“主体”、“社会”,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只要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就能剥去《精神现象学》的神秘面纱,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还原为历史的辩证法,从而用“资本的抽象统治”来说明“观念的抽象统治”。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其目的之一就在于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从其神秘的逻辑体系中剥离出来。

    其次,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倒转,虽然受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他并不是通过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直接倒转为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或“物质”,而是通过深入考察奠基于“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现实的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来完成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40)这就是说,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就在于它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以概念的思辨形式再现了现代社会的轴心——资本——的总体性逻辑,而其神秘之处,则在于它把思维的结果——思维对事物的逻辑再现当成了具体事物本身的产生过程。因此,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重新倒转过来,并不在于把绝对的精神直接颠倒为绝对的物质,即用描述物质世界的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一般形式来代替黑格尔描述绝对精神的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一般形式,而是必须通过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由以产生的社会前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观念反映的历史性、暂时性,从而将整个历史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运动展现在人们面前。诚如柯尔施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它的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绝对的’存在。”(41)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不同形式的辩证法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功能:“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42)。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直接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结果,而是对现实的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批判的结果。

    第二,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过程。将马克思哲学探索过程看作从哲学到哲学的“独白式”演绎过程,即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再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圆圈,常常成为人们支持第一种流行见解的另一理由。但这一理由严重遮蔽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哲学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直接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哲学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所热心探究的问题并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而是社会领域,即德国的法律和国家制度。(43)正如赵仲英先生所说:“马克思是从法的领域,即社会领域,而不是从纯粹哲学的领域,去开始他早期的哲学理论探索的。”(44)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对哲学的批判必须以对同它相联系的社会历史的批判为前提。因为,哲学所要解决的并不是纯粹哲学的内部问题,而是“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45),即现实社会的实际改变问题。因此,即使是研究自然哲学,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撇开“历史”去抽象地探讨“自然”。例如,在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标题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的研究重心并不是自然哲学本身,而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偶然性、自我意识以及自由意志,即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从而把“自我意识的自由”确立为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原则。因此,马克思在面对自然时,也不直接谈论自然,而是谈论对自然以及对人类认识自然起作用的人类活动。正如马克思在早期就曾谈到的:“对于古代人来说,自然的作用是前提,而对于近代人来说,精神的作用是前提。”(46)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不满意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47),而且批判了黑格尔从《逻辑学》向《自然哲学》过渡的荒谬性:“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的这整个过渡,无非是对抽象思维者来说如此难以实现、因而由他作了如此离奇的描述的从抽象到直观的过渡。”(48)因为,这种“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9)在马克思眼里,自人类产生以来,历史与自然就是彼此制约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50)所以,马克思不仅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来看待和理解自然界,而且还把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以及对该历史的理解看作考察自然的前提和媒介。马克思写道:“这种反思的规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是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与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51)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与自然界之间也是彼此制约、相互规定的关系。这就表明,马克思在其哲学探索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转向专门探讨自然问题的一般唯物主义这一环节,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以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探索为起点和中介来考察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发展过程及其趋势的。

    其次,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纯粹哲学的内部演绎的结果,而是通过哲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深入探究哲学与历史的关系的结晶。尽管马克思早期对哲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他的哲学研究并不是纯粹哲学史的内部逻辑演绎,而是通过批判地分析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进行的,以致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不是通过直接吸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完成的,而是通过批判市民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基础上的哲学的缺陷来实现的。例如,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当时德国思想界高歌猛进时,马克思已着手运用黑格尔哲学所确立的理性精神来批判德国的现存社会制度,他在《莱茵报》期间对德国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问题以及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辩论等等的批判分析,就是如此。因此,即使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也是联系德国当时的现实状况以及世界历史进程来进行的:“首先不是联系原本(市民社会——引者注),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52)也就是说,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即使批判的武器是哲学,但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的是市民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通过历史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深入剖析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很快变成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核心任务。《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以及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就是马克思从事历史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可以说,《神圣家族》,特别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贫困》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较为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著作的写作,都与马克思对历史、政治的广泛深入研究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诚如赵仲英先生所说:“《形态》所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原理都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找到它的端倪,而且又是与《克罗茨纳赫笔记》有关的历史摘录紧密联系的。”(53)质言之,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哲学史内部演绎的结果,而是经过长期系统研究宗教、政治、法律、历史以及经济等社会历史问题而形成的思想结晶。正如马克思后来的回忆所证实的那样:“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4)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探索主要是通过历史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解剖市民社会来完成的。诚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55)

    再次,马克思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与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的深入探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的探索中,耗费其精力最多的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且更主要在于通过“正确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达到对“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科学把握,从而创立自己所谓的“历史科学”。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而且系统阐明了“资本的抽象统治”与“精神的抽象统治”的同构关系,并由此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确立为了深入历史的深处探索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入口与逻辑前提。(56)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属于马克思所要创立的“历史科学”范畴。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并不仅仅是“验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验室”,而且是系统建构“历史科学”的“工厂”。

    所以,第一种流行见解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降低并使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的内涵大大窄化:(1)将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看作辩证唯物主义(讨论一般存在——自然界或物质世界——决定意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或推广,不仅割裂了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关系,而且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即使其变成了整理历史资料的一般原则以及历史实证科学,例如,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机械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以及经济决定论。(2)将剩余价值学说看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探究特殊的社会形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成果,不仅割裂了剩余价值学说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的关系,即把剩余价值学说排除在了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范畴之外,而且由此严实地遮蔽了马克思探索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理论视域,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57),从而大大窄化了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的理论内涵。与此相应,其二,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对历史进行“超历史”论证的“一般历史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接结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或推广,也就意味着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与“感性的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无关的“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从而离开“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即“现实的历史”),把“从对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看作“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以致把历史唯物主义再一次变成了对历史进行“超历史”论证的“一般历史哲学”。显然,第一种流行见解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意义的历史哲学,即马克思历史哲学。

    第二种流行见解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抵制第一种流行见解的过程中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按照这种见解,历史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均属于历史范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或推广,而且根本不存在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独自去探讨自然及宇宙的一般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一般依据马克思强调哲学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来支持这一见解。(58)

    应该指出,第二种流行见解注意到了历史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即历史不仅构成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是其探究整个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三大领域)的出发点和中介,从而将历史范畴的本体论意义、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统一了起来。这样,既避免了将马克思哲学机械地分割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板块的危险,也突出了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作用。这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推进。

    然而,第二种流行见解并没有从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变革。(1)它虽然把“历史”看作人的发展过程,但由于没有把人看作“现实中的个人”,即在一定条件下从事着物质生产实践的个人,而只是看作“同一的主体—客体”,因而把历史变成了人的异化以及扬弃这一异化的过程。卢卡奇离开人类实践活动的先在性前提——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客观物质变换过程。转而根据主体—客体同一的逻辑和方法将自然界化约为历史范畴,并由此把同一的主体—客体归结为历史的起源和开端,就是典型例证。(59)与此相应,(2)第二种流行见解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用劳动及其物化(卢卡奇称为“第二自然”)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人类与“第一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抽象等同,把通过对“特殊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来把握“一般性”(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马克思历史哲学降格为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或者“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60)这样一来,马克思历史哲学也就被当成了仅仅从“同一主体—客体”的人道主义逻辑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即脱离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纯粹意识形态理论。显然,这是与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相悖的。

    的确,马克思特别重视哲学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并且致力于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探寻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从某种抽象的范畴出发来逻辑地建构这种思想武器,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并通过具体剖析“现实的历史”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来科学地建构这种思想武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把实践的观点看作马克思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但他们只是把实践看作从属于理论的“理性的实践”,而并没有将其看作现实的、历史的实践,因而并没有把历史看作人类物质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客观过程,而只是看作同一的主体—客体的逻辑生成过程,即总体性的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正因为如此,早期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往往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历史规律学说直接予以否定或撇在一边,而仅仅根据抽象人本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来阐释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至于总是从意识形态或文化层面来展开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由此探寻和谋划“改变现实”的实践政治策略。这正是导致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革命的救世主义”或“乌托邦主义”的思想根源。

    毫无疑问,马克思继承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但他并没有直接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者黑格尔哲学出发,而是在深入考察现实的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这些思想因素的。正如一个在生理上遗传了父母的孩子,只有按照时代的要求来塑造其社会品性才能真正独立生活一样,马克思也只有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自己的理论主题与理论视域,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前人的理论成果,才能超越各位理论先驱。如果离开对市民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就根本无法达到对整个历史的科学理解和说明。所以,第二种流行见解尽管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但由于只是从纯粹价值论,而不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以及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探索的立场来看待这种“自我意识”,它同样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远离“现实的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这就表明,第二种流行见解并没有突破第一种流行见解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只不过是把后者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替换成了“人道主义”或“黑格尔主义”而已。

    可见,把马克思历史哲学直接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会大大窄化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的理论空间,而且会严重遮蔽马克思探寻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理论视域——“资本批判”,从而错失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实质与意义,以至于将其变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实际上,从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的本义看,马克思历史哲学涵盖着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二者作为“一整块钢铁”服从于马克思所要解决的“时代的迫切问题”——“资本主义向何处去?”。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并不是为了创建作为两个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而是秉承着“为全人类而工作”的历史使命去创建无产阶级历史地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学说,即既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又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历史科学”。(61)因此,离开了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剩余价值学说,就不可能有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其具体内容展开研究和阐释,但是二者并不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来创立的。正如有学者所说,二者作为“一整块钢铁”“不是各个学科体系的组合,是‘超学科’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分学科的概念系统”(62)。概言之,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并不是从纯粹哲学史的内部演绎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经由对“时代的迫切问题”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维研究共同融合而成的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的历史哲学。从研究对象看,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研究历史本身是什么以及怎么样的问题,往往弱化或忽略对人们为什么研究历史、如何研究与叙述历史等问题的回答;而马克思历史哲学则不仅研究历史本身是什么以及怎么样的问题,而且更要对人们为什么研究历史、如何研究与叙述历史等问题作出具体回答。从理论内涵看,历史唯物主义主要阐明的是历史本体论,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存在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发展规律与趋势等问题,而较少涉及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历史观念,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人们对历史的具体理解和说明等属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以及历史价值论的问题;马克思历史哲学所阐明的,不仅包括历史本体论,而且也包括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以及历史价值论。而且,马克思对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以及历史价值论的阐释和建构,则主要是通过系统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过程来完成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历史哲学不仅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结论。而且也包含着马克思具体研究、审视和叙述历史的中介、前提、视野与方法。总之,尽管按照现代学科划分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可以分属于两门学科,但在理论实质上二者却属于同一门科学,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历史科学”。因此,只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纳入“马克思历史哲学”范畴,并联系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来校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视域,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实质及其科学内涵。

    三、马克思历史哲学: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形态

    马克思历史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形态?我们的回答是,马克思历史哲学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全新历史哲学形态,即在“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中探寻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历史科学”。

    首先,马克思通过批判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本质和秘密,提出和构建了自己崭新的历史哲学形态,从而使历史研究沐浴在了新的“普照光”之下。在马克思看来,思辨历史哲学的本质特征是:第一,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即遵照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理解和编纂历史,从而把历史看作纯粹的思想史或精神史;第二,用肤浅的、线性的目的论观念来解释历史时代的更替过程,“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63)第三,将历史的发展看作政治家、军事统帅和宗教活动家的丰功伟绩。概言之,思辨历史哲学以所谓独立的精神运动过程为参照系来透视一切现实的历史活动,从而将历史描述为一个思想吞噬另一个思想的思想史。正如马克思所讽刺的:“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64)思辨地构造历史的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正是这样的不折不扣的“好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张精神、观念、概念统治人类历史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把历史中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步,使这种统治思想具有某种秩序,即证明不同时代的统治思想之间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从而把这些统治思想看作脱离现实生活的“概念的自我规定”;第三步,为了消除这种思想和概念的自我规定、自我运动的神秘外观,又把它们变成历史上提出这些概念和思想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哲学家、思想家、统治者等。“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65)但是,这种历史方法在18世纪以来的欧洲、特别是德国形成并取得统治地位,不仅与哲学家、思想家、统治者对历史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有关,而且更是与当时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正是随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以及由此推动的生产劳动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哲学家、思想家、统治者才具备了对历史进行虚构和玄想的条件。“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像: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66)但是,这些从表面看来是纯粹的、独立运动的观念,实际上也是依附于现实的社会存在的。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它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实际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67)

    这样一来,马克思不仅从根本上揭穿了思辨历史哲学关于观念、思想支配人类历史的神话的秘密,而且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地审视一切历史活动的坚实地平,即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和从事一切精神活动的前提——物质生产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表述了其崭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68)于是,一条“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9),即始终站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理解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崭新历史哲学道路被开辟了出来,从而使“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真正成了理解历史的“普照光”。这正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划时代贡献。

    其次,马克思将“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确立为理解人类历史的“普照光”,并不是从抽象的实践概念(即实体化的实践)出发,进而通过对人类生活的“过去”的一般性回溯与逻辑追认来实现的,而是从具体的实践,即现代物质生产实践及其过程出发,并通过系统解剖支配现代物质生产实践的主要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整体变革的高度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与趋势,即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由此系统展示了自己审视人及其历史发展问题的崭新理论视域——“资本批判”,从而创立了一种打破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之间的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全新历史哲学形态,即历史性地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与历史价值论统一奠立在对人类实践、特别是现代物质生产实践的科学理解之上的“历史科学”。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形态的关键之点。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将其毕生的精力耗在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上,而且他还明确阐明了透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来理解和说明人类历史的合理性,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钥匙:“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70)所以,离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就不可能真正超越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作出的新探索。总之,正是通过系统解剖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展开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深入探索,马克思历史哲学才得以真正超越“超历史”论证的“一般历史哲学”,从而将“现实中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问题、特别是“现代人”的异化及其自由解放问题作为理论主题,并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如前所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容,不仅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所讨论的、属于历史本体论范畴的问题,即对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探讨,而且还包括马克思研究历史的现实境遇、历史界限、逻辑前提,研究历史与叙述历史的方法,以及研究历史的目的与对历史意义的认识等等分别属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以及历史价值论范畴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历史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形态的主要体现,也是我们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等同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主要依据。

    综上所述,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超历史”理解,并不能阻止它在现当代重新焕发生机。只要人类实践的时代格局仍然处于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以及由此完成的历史哲学变革,就仍然是我们面对当代社会实践及其文化理念的重要理论资源。换言之,只要马克思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还未被当代人类实践所克服,人们就会不断回过头来重新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现当代西方一些著名思想家,如萨特、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詹明信等,从不同角度肯定马克思提供了另一种意义的历史哲学,就是明证。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71)这就是说,马克思历史哲学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理论视域与方法是当代其他历史哲学无法超越的。因此,只有有效校正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视域,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内涵和实质;而从“资本批判”的层面有效校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视域,应成为正确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内涵与实质并对其展开深入探索的前提。

    注释:

    ①柯尔施对当时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有无哲学”的争论作了如下描述:“在那个时期,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还有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第三种倾向。……它由各种‘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②参见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3-7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47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342页。

    ⑨⑩(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6、2、6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15)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页。

    (18)有的学者误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以及“三阶段”理论,仅仅适用于揭示西欧社会历史的发展道路,而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不相符合。这种误解的关键在于,将“五形态”以及“三阶段”理论直接看作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描述,而忽略了这两大基本原理其实是马克思从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视角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规律与趋势的揭示。因为,在马克思眼里,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是由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各个国家的具体境况共同决定的。

    (19)国内学界流行的第二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否定马克思有自己的历史哲学而只是创立了前述俞吾金教授所谓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而区别于那些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所谓“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与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的观点。

    (20)在反思和批判传统教科书内容结构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同意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来指认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狭义的,不仅在于它被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或推广,即探究与自然、思维相并列的社会历史领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而且更主要在于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哲学”看待,从而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形式来抽象地直观自然和人类思维的发展问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张一兵先生所使用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有所不同,他所谓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指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投射,即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历史现象学。他借此来与那种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规律和趋势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八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可见,张一兵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与人们反思和批判传统教科书意义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有某种程度的“重合”,因而不同于俞吾金等学者所谓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12页。

    (23)从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通常是在与“旧唯物主义”或者说“直观的唯物主义”相区别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因而他往往用“新唯物主义”、“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或者“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等来概括自己的哲学学说。但是,在与唯心主义者论战过程中,恩格斯往往为了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及其与唯心主义及全部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他往往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两个概念来概括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

    (24)(25)(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42、24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28)尽管恩格斯与马克思并不存在学术思想上的本质差异,但是他在其反击唯心主义各种表现形式的论战性著作中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一些具体表述,并不十分严谨,往往为了强调唯物主义原则,而没有阐明马克思哲学超越于旧唯物主义的关键之处。因此,一旦将这些并不十分严谨的表述当成“经典”并对其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就可能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作出完全错误的阐释。

    (29)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8页。

    (30)(3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11、420页。

    (32)列宁借助于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解读将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在其生前并没有发表,他对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表述和阐释难免带有推测性与不恰当之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后来在批判第二国际时期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

    (33)(34)(3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443、586页。

    (36)《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5页。

    (3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100、101、10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41)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1-8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43)马克思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他不仅把罗马法全书前两卷译成了德文,而且撰写了一部大约有三百个印张讨论法哲学问题的体系性著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5页。)可惜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手稿未能保存下来。

    (44)赵仲英:《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48)(49)(5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6、89、107页。

    (5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2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3)赵仲英:《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5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56)参见拙文《“资本批判”与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建构》,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57)在马克思眼里,自然、社会历史与思维三者统一于历史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所构成的“现实的历史”、特别是作为“过去”和“未来”的中介的“现代社会”,就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包括自然发展史与思维发展史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观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因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56、78页。)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并不是没有将其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而是离开现实的历史去理解自然和人,从而只是抽象地直观市民社会和单个人。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只是把过去看作向现在发展的阶段,而不能对现在展开历史的批判考察,就只能达到对过去的片面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58)持这一见解的学者与否定马克思有自己的历史哲学的学者虽然都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功能,但是与后者据此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历史哲学不同,前者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强调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同一性的历史哲学。

    (59)卢卡奇把历史看作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过程,即同一个主体的“行动”。他说:“要由‘行动’来证明和指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事实上,在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了实现,并找到了自己的基础。但是要理解这种统一,就必须指出历史是从方法论上解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场所,而且具体地指出这个是历史主体的‘我们’,即那个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3-224页。)显然,卢卡奇的“历史”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历史,而不是“现实的历史”。

    (6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2页。

    (6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62)孙正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块钢铁”的“超学科”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前提性思考》,载http://www.pftheory.org/zxlwbody.jsp?id=00000196。

    (63)(64)(65)(66)(6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46、26、16-17页。

    (68)(6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71)《海德格尔选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作者: 责编: 范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