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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道路和前途的四种“主义”辨析 ——以源流关系为视角

2017年12月08日 03:10:59 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5年06期

    源流关系,就其本意而言,指的是江河的本源与延伸水系之间的关系;随着语言的发展,“源流”常被用于代指本源性事物到派生性事物的发展演变。就理论史的探讨而言,两种理论存在源流关系,通常表明本源性理论是普遍的、强调共性的学说,而派生性理论则是特殊的、强调个性的学说。一般来看,源流关系有四种可能性:有源有流,有源无流,无源有流,无源无流。我们以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源泉,从源流关系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关于中国道路和前途的四种“主义”逐一作出辨析。

    一、歪流曲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学者断言:“中国将会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p.158)那时改革开放还只是引入了一些商品经济的原则,但在一些人看来,这就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美国学者索林格在《中国从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主义遗产和市场改革(1980-1990)》一书中认为,国有企业出售股份、兼并甚至破产这些“从正统‘毛主义’的突然转向”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政策”,[2](p.126)似乎只有改革前的体制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在索林格之后,英国学者卡默尔在《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概括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责任方面都融合了公私二重性。”[3](p.1105)

    2008年,美国学者黄亚生出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一书,在海外中国研究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作者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在两个中国——企业家的,市场驱动的农村的中国和国家引导的城市的中国——之间的政治上协调的功能”。[4](p.X Vi)黄亚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给予了农民创造奇迹的自由,并降低了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上海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挤压了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空间,且刺激了腐败的蔓延。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两种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交替和现实中的融合,可以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总结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英国学者布拉莫尔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发展模式变化的描述和结论与黄亚生不同,但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在向资本主义转型。布拉莫尔认为,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指德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引者)的可行性的认可。1996年后,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及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中国向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指英美市场经济模式——引者)的转型。[5]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内容五花八门,但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中国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总结道:“中国领导人还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理论要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种作法对于任何论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和本质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都是一种嘲弄。”[6](p.206)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其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自然也不再存在,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自由主义等体系中去为中国的改革寻找渊源。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前景是,这个国家悠久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将会对它进行有机的吸收。”[6](p.175)黄亚生则借助于西方自由主义。安德里亚斯在评论黄亚生的上述著作时说:“事实上,该书的确为自由市场教条与民粹主义主张的结合开辟了新领地。”[7](p.66)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那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被歪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明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有益养分,而在于改革开放,真的是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判断标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从来不讨论这一标准,而是把自己的标准作为天然的前提隐含在判断中。黄亚生隐含的前提是只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布热津斯基隐含的前提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原则来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把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但自由个性需要人们摆脱生产的外在强制性,“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8](p.281)“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p.926)没有发达的技术水平作为历史条件,这样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所必然要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由于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的原则必须做出调整:一方面要发展物质生产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保证这些产品相对平等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消费。“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0](p.172)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力,但在价值目的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何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邓小平指出,一是靠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基础,二是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0](p.149)“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10](p.373)“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0](p.139)

    在方法论上,“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没有能够从基本经济制度中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成分来确定改革开放的性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保证了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整个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把这种主导性的生产关系称为“普照之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11](p.24)今天,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这种“普照之光”,隐没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色彩。如果硬要说不占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决定了中国社会当前的性质,无异于在方法论上承认矛盾的次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为自己所用,但其源头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方文明,成为一种无源无流的“主义”。

    二、指支为主:“国家资本主义”论

    2008年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是2009年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的文章,以及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特别报道。

    美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主导市场以获取政治利益的经济体制,有四个重要角色:国家石油公司、国有企业、私营国家龙头企业,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在经过了20世纪几次机遇带来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严峻挑战。美刊文章将中俄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并看衰两国的发展前景:“从长远来看,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很可能被证明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它不能给其两大主要实践者提供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12](p.17)英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整合了国家力量与资本力量,其“看得见的威权之手”将威胁甚至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英刊文章也将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断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声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它的阵营”。[13](p.3)按照英美刊物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将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

    国家资本主义,顾名思义,是受国家政权影响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资本主义,其次是国家影响。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即使是国家影响的企业,那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资本主义,那还要看影响它的国家是什么性质:如果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如果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列宁特别强调后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应一概加以反对。他在论证新经济政策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时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4](p.670)斯大林则强调了前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斯大林认为,国营企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这种企业中不存在两个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掌握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它不受剥削”。[15](p.252)这一分析,说明了国有企业不一定是国家资本主义,还可以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国家资本主义”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先一般地将国有企业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再将中国的国有企业硬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国家作为所有者代表着工人阶级,劳动者本身也属于工人阶级,不存在两个社会集团的矛盾,即使面向市场生产,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本质问题,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次要成分当作主要成分,化支流为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利用了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只是第二位的经济成分,并且受到第一位的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利用和制约。相比起小生产和不受国家监督的非公有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使其或者与公有制以股份制的方式融合生长,或者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知识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6](p.77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原因就在于非公有制经济不但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源于列宁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列宁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时曾说:“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17](p.290)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是有意识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也指出:“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18](p.291)毛泽东甚至认为苏联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还不够,造成了长时间的物资短缺,而中国则应更多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p.17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自觉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发展自己的一种方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排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后的第二位的经济成分,并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资本主义”论将作为支流的国家资本主义化为主流,并将源头上溯至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另一种无源无流的“主义”。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和“国家资本主义”论,其共性是都在中国社会性质判断这一实然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中国改革的应然问题,即中国应该坚持哪种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做出辨析和回答。

    三、流非源出: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同的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一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与科学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最终分道扬镳。二战之后,多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曾经长期执政,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福利国家的实践。这些实践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改良,大幅提高了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基于此,有观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主义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国应该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发生原则分歧,始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批判和修正,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用和平选举代替暴力革命来争取社会主义,二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专辟“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一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布朗基主义”,认为“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马克思主义——引者)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20](p.81)这样,社会民主主义就从一开始承认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两种方式,变为只认同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道路这一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致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句与现实相一致”。[20](p.195)这两个方面的根本差异,使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分歧的理论。伯恩斯坦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分歧:“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20](p.8)

    通过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民主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社会的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与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大异其趣。在指导思想上,民主社会主义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而是强调思想多元化;在政治上不再追求无产阶级国家,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经济上不再强调公有制,而是发展混合经济。在实践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多国都成功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取得了执政地位,并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实践。各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的福利政策自然千差万别,其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一般性地提高社会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以及特别地解决社会贫困群体所面临的教育、医疗等具体困难。这些福利政策的资金来源则依赖于高税收。198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政策在很多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

    1992年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后,民主社会主义更加远离科学社会主义。这一远离的直接原因是右翼政治力量通过“历史终结论”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难,宣称“社会民主主义世纪已经结束”,在政治上试图边缘化社会民主党。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一方面,在名称上重新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了民主社会主义,努力将自己与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完全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其重要标志是1995年英国工党修改了赞成公有制的党章第4条,用价值追求代替了制度追求。1999年11月,社会党国际在巴黎召开第21次代表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更是直接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代替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的看法,放弃了甚至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目标,实际上认同了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观点。

    纵观社会民主主义百余年演变的历史,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正统的观点,忽视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的基本事实。社会民主主义自身构成了一个思想流派,但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彼流非此源之所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四、流枯源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在中国改革的应然问题上,另一种主张是回到僵化保守的苏联模式老路上去。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兴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与特定社会主义观念结合的结果。特定的历史条件塑造了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快速重工业化以巩固国防成为苏联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具有三方面相互联系的特点:一是强调工业增长、特别是重工业增长的高速度,对效率则往往难以兼顾;二是以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不断投入为主要增长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三是国民经济封闭或半封闭于世界经济体系。与这种发展战略相适应,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赶超战略要求集中资源于重工业,市场却会按照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故须用行政手段排斥市场机制;要素的不断动员和投入,例如粮食收购,又与多种所有制结构发生冲突,基本经济制度开始走向单一化;政府定价与世界市场价格的背离,也要求贸易垄断。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则使这一模式进一步凝固化。苏联在1936年就宣布基本建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制度,[21](p.399)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样,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苏联就具有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而实际上马克思的这些制度设计只有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22](p.104)未来阶段才适用。

    历史地看,苏联模式在回应当时的世界性挑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使它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年代得以保卫社会主义的果实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如此迅速,以至于二战后许多亚非拉国家将苏联模式作为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新道路来借鉴。可以说,尽管这一模式一开始就存在不少弊端,建立苏联模式时所迫切需要达到的目标都完成了。问题在于,那时绝大多数人都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理解,把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特定目标的特定社会主义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快速重工业化战略被肯定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客观要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被肯定为社会主义的共性体制,封闭半封闭被肯定为两个平行市场的必然结果。

    二战后,时代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意味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争的重点从军事力转向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变备战型发展战略及相应的体制机制,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首要目标。苏联也意识到了这一模式的问题,多次试图进行改革。20世纪60年代苏联以减少国有企业计划指标的方式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70年代又尝试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的配套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苏联模式,僵化保守封闭的弊端始终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结果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体制越来越缺乏活力。到了80年代末,苏联模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已经积重难返,最终导致了苏东剧变。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0](p.139)“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就是指它未能正确应对时代主题转换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未能发展为与时代并进的社会主义,而是成为一种僵化保守的社会主义模式。与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源无流、流枯源隐,不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应当回归的道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因为它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有源有流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从中国国情出发并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当代中国实然与应然两大问题,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做出了正确回答。在当代中国,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文参考文献: [1]张五常.中国的前途[M].香港:香港信报有限公司,1985.  [2]Dorothy J.Solinger,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1980-1990,New York:M.E.Sharp,Inc.,1993.  [3]Solomon M.Karmel,Emerging Securities Markets in China: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hina Quarterly,Vol.140,No.4(December 1994).  [4]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 [5][英]克里斯·布拉莫尔.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J],国外理论动态,2010,(5).  [6][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M].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 [7]安德里亚斯.一种上海模式?[J],国外理论动态,2011,(6).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美]伊恩·布雷默.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J],国外理论动态,2012,(5).  [13]The Visible Hand,the Economist,Vol.402(Jan 21,2012).  [1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5]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7]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8]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0][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北京:三联书店,1965.  [21]斯大林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作者: 李健 责编: 范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