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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4月01日 13:12:38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邓小平为确立新时期政治路线所作的“接续传统,开创新局”的实践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探索。这一探索,为30余年中国的振兴发展所验证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这段话中提到的“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和“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其核心含义就是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

    长期以来,学界总是把邓小平确立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相提并论。事实上,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在三者的关系中,政治路线居于中心地位。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地厘清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路径,清晰揭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原点样貌。

    实质上,在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在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方面,主要完成了创造性地接续传统、开启新局的两大历史性任务。

    创造性地接续传统

    所谓创造性地接续传统,就是解放思想,审慎地对待和处理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创造性地接续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部分

    邓小平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磨练下,在毛泽东的培养和信任中成长起来的党的优秀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文革”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深知尽快发展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受到长期极左路线的严重桎梏,加上当时“凡是派”领导人的僵化教条束缚,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遭遇严重障碍。要克服这样的思想障碍,就必须从“左”的思想困局中突围。而这一突围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毛泽东的巨大历史存在。

    历史不能割断。邓小平的基本看法是:“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遗产的基本态度,集中体现在他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上。他对起草小组提了三条要求:“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条要求,包含了邓小平看待和处理毛泽东思想遗产的政治智慧。

    首先,邓小平是怀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带着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审慎处理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的。

    邓小平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这是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形成和决定的。因此,作为七大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不容否定。面对“文革”后拨乱反正中汹涌的“非毛化”思潮,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将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丧失。

    邓小平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高举旗帜的政治高度来看待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领导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使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苏共20大上彻底清算斯大林记忆犹新,长期对世界局势冷静观察,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重大政治意义。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目标,就必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割断历史就是自掘坟墓。因此,在看待和处理毁誉参半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时,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又极端审慎。

    其次,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全部思想遗产中的思想方法和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益部分,并非易事。这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辨析。

    邓小平从内涵丰富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抽出一根红线,他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不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必须维护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旗帜的崇高地位,有效地接续革命和建设传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抽取红线的思想理论创新,可以使人们的思想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纷繁表象中解放出来,从事功层面的正确/错误二分法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思想的统一和政治团结。

    因此,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深刻指出:“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很恰当”地批评其错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敏锐。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容否定,歪曲和割裂,过分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会损害毛泽东思想,会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检验各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邓小平还特意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话,“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邓小平关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的思考,绝不能被庸俗地理解为实现权力转换的需要,而是一次正本清源,创造性地接续传统的理论辨析和实践创新。

    再有,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历史人物进行总结和评价,体现了邓小平不纠缠历史旧账,在政治上“向前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家风范。

    邓小平不是以弄清历史真相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庸俗理论家,而是为实现认定的政治目标百折不挠、意志坚定的政治家。他不以简单地、详细地弄清具体历史是非为目的,而是紧紧扭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主攻方向,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他敏锐地批评了正确/错误的二分法,指出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又是邓小平的一大创新。这样的创新,既一刀斩断了事实层面的无价值纠缠,又在弄清基本历史责任的基础上将纷繁的讼争束之高阁,一切为了团结,一切为了“向前看”,大刀阔斧地摆脱了历史遗产的沉重束缚,使人们轻装上阵,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目标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民富裕,本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又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困顿,国家发展丧失了大好机遇。

    早在1975年整顿时,邓小平就开始推动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路线转变,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遭遇挫折。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当时的“凡是派”领导人萧规曹随,继续错误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认为,必须对错误的政治路线进行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

    如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一道理论难题。他条分缕析,首先针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谬论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目的论”,也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其次,邓小平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与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遗产对接,从而确立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合法性和历史连续性。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将生产力的发展赋予革命的意义,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直接继承,也是邓小平拨乱反正,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关键一环。

    怎样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邓小平深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坦言:“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其中自然包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有意识地暂时弥合意识形态鸿沟,是邓小平深谋远虑,意欲推动对外开放的思想先声。

    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是邓小平扫清旧的思想桎梏、开辟现代化建设新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步骤。在这一关键性的探索中,邓小平初步拓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的内涵,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奠定了基础。

    创造性地开启新局

    如果说,邓小平创造性地接续传统,还只是在政治路线的层面确立了现代化建设的宏大目标,并为现代化建设扫除政治和思想障碍的话,那么他所作出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他为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则在实践层面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可谓“创造性地开启新局”。

    ——改革开放

    应该说,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就是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有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后来曾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是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在科技、教育领域着手改革。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发展和不断推进,局部的改革,逐渐汇聚成邓小平的改革大思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后来说:“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按照邓小平的解释,改革开放就是利用国际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说:“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是发达不起来的。”

    邓小平深知改革的艰难,他一再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改革的意义,邓小平在会见挪威首相维洛克时曾说:“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邓小平还说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它根本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启了崭新局面,其影响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新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

    ——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条宽阔的河流,那么,改革开放则是“河的右岸”,而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河的左岸”,有了这两条防波堤的护卫,中国的发展河流才能够不畏艰险,滚滚向前。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时说:“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两个阶段发展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领导有秩序”六个字,彰显了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性质,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有序进行。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并且在30余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建设一个体现制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邓小平的毕生信念。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后来,他进一步阐述说:“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按照邓小平的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其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明确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不可避免地向世界展示出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的双重前景,邓小平不止一次回答外国人类似的提问。同时,中国国内政治解冻后的自由化民主思潮,也一次次波涛涌动,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改革向何处去?时刻提醒着邓小平,时代要求他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出郑重的回答。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既要现代化,又要社会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的答案。

    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断干扰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情况下,为了澄清国际上的种种误解和人们心中的迷雾,邓小平果断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策界限,从而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1979年3月30日,正当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之际,邓小平富有预见地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命题。

    邓小平强调:“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的阐述,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稳定了局面,稳定了人心,从而根本保证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邓小平关于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已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为鲜明和最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为确立新时期政治路线所做的“接续传统,开创新局”的实践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探索。这一探索,为30年中国的振兴发展所验证。他所确立的新时期政治路线及其为保证这一路线顺利实施的有效措施,逐渐在实践中发展为“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意义不言自明。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稿源: 《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 费虹寰 责编: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