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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2月10日 12:30:22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类型的演变。这种社会结构类型的演变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体制的转变,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社会伦理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转变,包含着丰富的伦理与法理内涵。如民主与善治、秩序与法治、公平与正义、宽容与友善、诚实与互信等等。法律和伦理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他们共同构成社会生存和国家生长的规范基础与理想目标,并相辅相成,同生共长。

一、利益与正义:法律与伦理同构的秩序目标

从对和谐社会的目标建构来看,法律与道德蕴含着共同的内在精神。这种内在精神就是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正义,增进人类利益,实现人类幸福。和谐社会最根本的诉求是利益和谐,通过利益和谐带动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与个人身心和谐。而道德的基础也是利益,其核心内容即是调整利益关系。从起源上说,道义是作为利益调整或利益均衡的工具而出现的,它既体现着人们对利益的看法和态度,又综合着人们平衡利益的要求与信念,本质上展现着对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同与维护。美国伦理学家J·P·蒂洛认为:“道德基本上是讨论人的问题的,讨论人同其它存在物(包括人和非人)的关系如何。道德讨论人如何对待其它存在物,以促进共同的福利、发展和创造性,努力争取善良战胜丑恶,正确战胜错误。”马克思更加鲜明地指出了利益的道德导向:“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通过利益,道义面向着社会生活的实际,立足于世俗人生的基点,完成着肯定现实把握事实经验的使命;同时,通过道义,利益确立着自己的应当与价值,在肯定世俗人生的基点上试图超越世俗人生,勾画着人类的理想世界,实现着指导人生、激越人生的功用。正是在这种利益———道义的方式中,人们区分了世界的现有与应有,事实与价值也区分了人自身的欲望与理性、情感与理智、小我与大我,从而既实现着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也实现着对人自身的认识与把握。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伦理秩序,但是,道德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人类社会共同利益需求决定了道德共同精神理念的存在———追求人类的理想生活。正是理想性和精神崇高性,才使伦理秩序保持它应有的价值与稳定,也才使和谐社会的建构有其明确的价值目标和信念支撑。

法治精神渊源于伦理精神,蕴含了人类对正义、秩序和利益的追求。尤其是法律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首要的法的价值取向,是人类所珍视的一种社会制度正义,它兼有法和正义的两重属性,是最高层次制度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结合,是法定化的正义,是正义化的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政治上正义的体现,法律必须以促进正义为目的。他说:“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的合道德性、合正义性,即法律在伦理道德上找到了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充分论据。在现代社会,当国家主权由君主回归到民众手中,法律就不再是特权统治的工具,而是广大民众理想的正义、秩序和利益要求的贯彻落实。任何社会要想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保障机制通过法律制度的合理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合理的配置,确保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法律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坚实的屏障。

二、主导与先导:法律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定位

从对个人及和谐社会的作用机理来看,法律和道德各有其特点和功能。法律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层面,寻求人的权利保障与行为自由。道德关注的是人的价值精神层面,寻求人的存在意义与内心意志自由。故而法律着力于行为文明的塑造,道德着力于动机文明的塑造;法律着力于增大人类文明的强度,道德着力于挖掘人类文明的深度。因此,只有在经济利益及与之相应的各种社会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才会自觉遵循伦理秩序,而强有力的保障只能由法律来赋予。特别是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伦理观念、伦理秩序面临重大调整时期,更需要以如法律一样的社会名义加以规范,通过法律秩序迅速扭转伦理秩序的失序状态,从总体上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是由于法律与伦理的不同特性、功能和作用机理,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实现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真正同构,不可一视同仁,而应该以法律秩序的建构为主导,以伦理秩序的建构为先导。

1、从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来看,法律秩序的建构是根本,是主导。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充分行使自身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民主权力,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党群关系和谐、干群关系和谐。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法的统治”。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法律,而在于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相冲突时,是法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高于个人意志,是民主;个人意志高于法律,是专制。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并不缺法律,但这些法律只是“人治底下的法律”,它们的制定、修改和执行,体现的实质上是少数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意志,维护的是封建专制统治。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建设的民主政治,政治权力的主体已由君主个人转移为广大人民群众,法制成为了认定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覆盖全社会的主导性权威。这样,就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或国家治理而言,法律秩序建构就具有了某种政治优先性,和谐社会所渴求的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局面首先必须通过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所谓的和谐伦理秩序,是以法律秩序的先行确立为前提的。只有首先建立必要而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秩序,道德伦理规范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其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对和谐社会的促进和支撑作用。

2、从和谐社会国家治理的实际运作来看,伦理秩序的运作没有独立的地位,它依赖于法律秩序而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整合与调控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依然是在阶级社会或在有阶级的社会及国家里运行。由于国家是国民公共意志的政治产物,国家法律又是国民公共意志最直接最明确的具体体现,具有很强的强制性,这就奠定了其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性地位;而道德是自律,是规劝性的,依靠的是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合唱”的主旋律,成为社会调控系统的中心。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伦理秩序要么与人治相结合,这时的伦理秩序是人治的支持和保证;要么与法治相结合,这时的伦理秩序是法治的支持和保证。道德从来没有独立的政治治理地位,只有将道德正义转化为制度正义,借助法律程序、法律规则、法律解释的方法、司法运作和法律职业等一系列看来是具体形式的“技术”,才能化解和谐社会构建中一系列复杂的价值问题、利益诉求和经济、政治争端,把自由、正义、权利、平等这些善德理念变成一种物质性、实体性的制度性现实。在现代和谐社会“以法为本”的前提下,“守法为德”已成为现代法治的一种本质价值规定,建构伦理秩序的根本政治意义就是为了强化法制权威,去建构一个理性自觉的人文环境,将他律性的法律制度转化为自律性的守法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秩序成为法律秩序的必要补充。

3、从和谐社会秩序建构的逻辑来看,伦理秩序的建构又是先导。虽就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地位来说,法律秩序具有政治优先性,但就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起源与价值品质而言,道德规则和道德控制又处于相对优先的地位。制度化规范的产生和制定,无一例外地是以一定的道德价值体系为依托,没有道德价值理念的萌生和阐释,便没有制度的确认和推行。西方法学大师富勒指出,法治是有品德的,道德在法治化进程中具有支撑性的价值。这是因为道德更深刻地体现人们对价值合理性的要求,为行为合理性和社会秩序的形成提供更具有前提性的条件。米尔恩认为:“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即法律可以规定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但它无法规定服从这些规则和原则的品质,服从这些规则和原则需要道德去完成。对法律来说,只有服从法律的品质而非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法律义务才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伯尔曼强调:“法律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也就是说,作为工具理性和工具主义的法律,要转化为具有价值理性的现代“法治”,必须通过信仰、教育、宗教等伦理秩序建构的方式来实现人们对法的信任、信心、认同和尊重,“正是在这种社会普遍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最终找到了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正是在这个基础和根源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普遍社会感召力的神圣性。由此,法律的至上性和最高权威也才可能得以真实地确立和维护。这样,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法律逐步获得并保有神圣性的过程。”法治教育、对法律的神圣情感、以及对法律的内心信仰,是“法治”形成的重要道德基础,也是现代和谐社会民主正义秩序形成和健康运作的先决条件。

三、互动与交汇:法律与伦理同构的路径选择

从对和谐社会秩序形成的路径来看,法律和道德的差异是相当大的。法律通过惩恶扬善的方式来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通过对直接侵犯私权和公权的不法行为予以惩处来抑制不法行为的发生,从而在社会内部形成秩序;而道德则通过扬善抑恶的方式要求人做出利他行为,从而使冲突根本不发生,促使社会良性秩序形成。一方面,法律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会受到主体的有限理性、实施领域的有限性及资源耗费的两重性等因素的限制,伦理对冲突的低代价预防克服了法律的不足;另一方面,伦理规范主张通过利他来预防冲突,也受到了弱强制性、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道德资源的匮乏性的限制,法律对人自身利益的保障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道德的不足。正是这种互为优势与局限的特性,使得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有可能进行最佳配置以确立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

1、以道德作为建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的精神支柱。实现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目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明状态。民主是一种制度要求,更是一种道德观念,道德是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是民主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任何法律规则的制定,必须以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价值体系为内在根据。“应然”的道德理想阐述在先,“已然”的法律制度形成在后,而且,只有与社会道德价值追求相吻合的“良法”才会被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而产生持久的效力。法律规范如果不体现道德精神,甚至背叛道德,就是不义之法。不义之法尽管可以凭借国家权力得以制定和颁布,但无法有效地实施,因而,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是相通的。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道德引导立法,既需要在立法

过程中贯彻伦理精神如理性、公平、正义,又需要把部分道德原则(如诚信)上升到法律规范的高度。其次,保证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和制约守法者的道德心态,也是道德支撑法律的重要体现。法律的正确贯彻和公平实施,不但要求法律规范实现“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而且,执法主体的法律素养与道德能力直接关系着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这种道德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自内心的体验和认识,形成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来维系的。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只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信念,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才能形成认同、尊重、信任、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

2、以法律作为建构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权力支柱。实现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目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治文明状态。运用法律的强制力量维护道德的尊严,实现社会的和谐,达到某种强制性,体现了惩治的辩证法,法律是建构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权力支柱。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以法律规范形式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规范,使之成为法律标准,不仅可以推进道德目标的普遍认同,而且法律义务的强制履行无形之中在强化着人们的规范意识、合法性意识,因而也有助于人们的道德自觉。人们根据法律,可以预先估计相互间怎样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安排,并且可以通过监督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通过禁止直至惩罚不文明道德的行为教化人们。从法的功用看,它通过自身的规范、协调、指引、教育、惩戒等社会功能,促进道德意识的觉醒、道德行为的养成和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个过程即是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法律是维系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最后防线。

总之,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同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不可少。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与减少冲突的方式,通过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最佳配置实现功能互补。但在实践中,我们应该确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作用发挥的合理限度。法律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道德的弱强制性的不足,从而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但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要求,法律的最主要功能在于禁恶,法律的道德化主要通过法律的强公益性和对私人权益的尊重来实现,如果法律过多地强调人的单纯利他并基于此而进行制度设计,或法律侵入纯粹伦理领域,则不仅法律的功能实现会受到障碍,道德伦理的应有价值也会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强调法治时不应该忽视道德资源的培养,尤其应该运用多种路径培养道德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强调伦理秩序构建也不应该影响正常的法律供给。如果基于人的性善而进行法律秩序构建,则不仅会导致法律供给在量上不足,使民众对法律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还会使法律供给在质上与正常需求产生偏差,如基于对人的过度信任就会放松对人的法律规制,从而有可能使人的恶性凸显,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以价值功能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实现方式,通过促进合作与减少冲突的方式建立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良性互动关系。

本文系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06CKS009); 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我国道德建设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

号: 08AZX009)。

毕红梅 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梅萍 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稿源: 《天府新论》2010年第6期 作者: 毕红梅 梅萍 责编: 陈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