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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反贫困的产权分析

http://www.xjass.com  2009年11月18日 18:56:36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晓红(1 970一),贵州大学喀斯特地区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管理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 550025);周文(1966一),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生处副处长(云南昆明 650221)。

    贫困作为世界性课题,对它的研究并没有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而消减,相反,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之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从经验视角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反贫困实践在致力于提高效率的努力中,不断调整和探索反贫困的方式、途径和载体。就总体趋势而言,各国的扶贫实践经历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演变。在新时期,开发式扶贫和参与式扶贫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和应用。而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扶贫物资被界定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哪一个环节。一般而言,“输血”式扶贫更多地将扶贫物资直接界定到消费环节:而“造血”式扶贫则更多地将扶贫物资界定到生产或者流通环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结合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运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贫困与反贫困的产权分析方法。

    一、相关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贫困与反贫困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这里仅对与本文论题相关的研究展开简要述评。

    沈小波等认为,贫困的研究范式可以分为四种:收入贫困范式、能力贫困范式、脆弱性范式以及社会排斥范式,其中能力贫困范式主要是指森的权利分析方法。本文的产权分析方法正是在权利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理论的视角,结合产权理论而提出。因此,贫困的权利分析方法就成为文献述评的重点。

    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贫困的权利分析方法”。虽然在森的著作中,权利分析方法主要被用于分析饥荒,但是正如森所言:该方法也“可以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分析”。因为与饥荒通常集中地表现在某~个时间段内这一特点相比,贫困显然更具有常态性,所以,森提出的权利分析方法,更多地被用于分析贫困问题。不过,森指出:“在饥饿和饥荒的权利分析方法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通过社会现有的合法手段支配食物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生产机会、交易机会、国家赋予的权利以及其他获得食物的方法。一个人之所以挨饿,要么是因为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要么是因为他拒绝使用这种能力。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视的是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考虑后者发生的可能性”。“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这些权利关系则取决于他拥有什么?交换机会能够给他提供什么?社会可以免费给他些什么?以及他由此丧失了什么?”因此,一旦发生了权利失败,就会导致饥饿或者贫困。森认为,权利失败可以区分为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前者是指因为可供自己消费的粮食产量减少的情形;后者是指一个人可以通过贸易获得的粮食减少的情形。森通过对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的分析,认为FAD方法(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在解决饥荒和贫困问题上导致了理论和政策的失误,强调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由于个人交换权利的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之外的原因造成的,与他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该经济中的生产方式、社会保障、粮食和就业等有关。因此权利失败才是导致饥荒和贫困的真正原因。

    森的权利分析方法打开了人们研究贫困问题的另一扇窗户,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对该方法的关注,不少学者对其权利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评论。范子英等则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FAD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与森一致的结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不具解释力度。并在林毅夫和杨涛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方黎明等则从能力贫困的视角,强调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与经济学中的权利分析方法类似,社会学领域的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也被用于分析贫困问题。该理论强调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和决定权,倡导个人通过一些中介系统如学校、邻里或其他自愿组织对自己生活的社区进行民主参与,透过自我实践增强能力,实现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和环境的变迁。“增权”是核心的概念,它指向获取权利的行动、过程和结果。苏巧平运用该理论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失权”(powerlessness)状况及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失权”无外乎以下几种情形:因个人知识和技能缺乏而“失权”;因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生活观念限制了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而“失权”; 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导致农村资源流失“失权”;因转型期现有农业经营模式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差而“失权”;因社会保障制度缺失而使贫困农民“失权”;目前的扶贫政策导致的贫困人口“失权”。虽然上述分析比较全面地列举了导致农村贫困人口“失权”的各个方面,但是并没有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权利”进行界定,更没有根据对“权利”的界定来分析农村贫困人口所“失”的“权”到底属于哪一个范畴。因此,在列举的各个方面当中,如果按照某一个标准来归类,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是可以合并的“同类项”。比如,所列的因个人知识和技能缺乏而“失权”、 因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生活观念限制了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而“失权”这两点,实际上都涉及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进入市场的权利;同样,因转型期现有农业经营模式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差而“失权”虽然不完全是属于人力资本范畴,但是从权利实现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涉及进入市场的权利。因此,增权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无疑为研究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特别的视角,但是,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阐释,显然是不够的。

    国外对贫困的权利方法的运用,已经进展到家庭中的权利分配这一领域,对家庭内部受教育权的重新配置、母亲是否应该被优先赋予、家庭控制权是否应该赋予女性、家庭收益权的界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经验研究。

    对森的权利方法的运用和已有的进展表明,森的权利分析方法对于分析贫困问题具有特别的洞察力,是我们可以借鉴和运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在森的分析中,他也明确指出,在运用权利分析方法时,“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正处于转型过程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我国持续致力于减贫的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各种实践,都决定了我国贫困人口的权利关系具有特定的阶段性特征,因此,需要更为审慎地运用森的权利分析方法。而且,在对权利关系的内容进行分析时,森也清楚地给出了“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的前提。这也要求我们考虑,在我国这样一种社会产权结构中,贫困人口的权利关系有何特点?这些特点会怎样影响到贫困的发生和消除?

    除了森自己强调的上述两个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我们在运用森的权利分析方法时,需要将该研究方法进一步推进和拓展。这就是森提出权利分析方法的研究背景和减贫实践背景与目前的巨大差异。森之所以提出贫困与饥荒的权利分析方法,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流行的“FAD观点只能对饥饿的因果机制作出十分有限的解释,因为它未能深入研究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无论FAD方法多么玄妙深奥,它对饥荒的解释都显得十分勉强和模棱两可”。因此,尽管“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第1章就对饥荒是由粮食供给下降引起的观点——FAD观点——的说服力提出了质疑:“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后者能够成为前者的原因,但却只是很多可能的原因之一。饥饿与食物供给之间是否有联系,有什么样的联系,需要用事实来进行说明”。而森对现代出现的一些大饥荒的经验性研究表明,饥荒可以在粮食供给没有出现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由此可见,森提出的权利分析方法重在指出FAD方法对贫困问题研究的误导,并通过权利分析方法矫正因之而引起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误,避免政府和社会的减贫努力继续被引向错误的方向。

    但是,目前不管是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还是减贫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相对于森提出权利分析方法时“FAD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当前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具有多元化特点;另一方面,从减贫实践层面来看,森的权利思想已经在减贫活动中得到体现。就中国而言,减贫努力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可是,即便如此,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仍然十分艰巨。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仅仅运用森首创的权利分析方法,显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当我们假设贫困人口已经被清楚地界定了之后,关注的焦点就是减贫活动的有效性。毫无疑问,该问题仍然可以用权利方法加以分析,但是由于该问题并非森分析的重点(他的重点是什么导致了饥荒和贫困),因此,沿用森的权利方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与贫困相关的所有问题。

    二、贫困与反贫困的产权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在森的权利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结合起来,尝试建立贫困与反贫困的产权分析方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想可以简要地表述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所有导致贫困的原因,都可以相应地归结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而所有致力于消除贫困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对扶贫物资重新进行产权界定,根据扶贫物资的流向或所涉及的主要领域,扶贫活动中产权的重新界定也就相应地落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因此,是否能够有效地消除贫困,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扶贫活动中对产权的重新界定是否与导致贫困的原因契合,即两者是否处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同一环节;第二,如果两者是契合的,那么,决定扶贫效率就是贫困人口的产权维护能力。如果贫困者能够维护扶贫活动中被重新界定的产权,则扶贫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无效率的。

    因此,贫困与反贫困的产权分析方法一方面强调外生产权与致贫原因的契合性;另一方面强调一旦外生产权确定以后,产权的内生性问题——贫困人口维护产权的能力。当各类反贫困组织将扶贫物资发放给贫困人口时,实际上是这些机构和组织外生地将一些资源的产权界定给贫困人口,而一旦这些扶贫物资的产权被外生地界定给贫困人口之后,其产权能不能够稳定地延续下去,则涉及产权的内生性问题。

    与森的权利分析方法不同,贫困与反贫困的产权分析方法不仅强调对致贫原因处于社会生产关系哪个环节的产权分析,而且更重视相应的反贫困实践的产权分析,关注致贫原因与反贫困进程中的外生产权界定在社会生产关系环节的契合性,也关注贫困人口在获得外生产权的基础上,如何形成产权的内生性,使产权带来的收益具有持续性,从而摆脱贫困这一终极目标。相应地,森的权利分析方法旨在澄清FAD方法导致的对致贫原因的误读,并矫正因之而导致的政策失误,而产权分析方法则旨在强调通过提高反贫困实践的瞄准性,从而提高反贫困实践的效率。

    三、贫困与反贫困的产权分析方法的运用:对扶贫物资界定到生产关系各环节的产权分析

    根据产权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国家在对扶贫物资重新进行产权界定时,将其界定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哪一个环节,对于能否有效地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至关重要。重要性由两个方面的内容决定:一是扶贫物资是否被“准确”地界定到导致贫困的生产关系环节,即致贫原因与反贫困进程中产权重新界定的契合性问题;二是假设两者是契合的,贫困人口对被界定到社会生产关系不同环节的产权维护能力的差异性。第一方面的内容需要把致贫原因与具体的扶贫模式结合起来探讨,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涉及。因此,下文是在假设第一点成立的前提下,分别论述将扶贫物资直接界定到各个环节的情形。根据扶贫实践的经验,对各个环节的分析按照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顺序进行。

    1.扶贫物资被直接界定到生产环节

    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来说,通常是直接将农用生产物资,包括种子、化肥、种羊、种牛、种猪、种兔以及农用生产工具等发放给农村贫困人口。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典型的外生性产权界定。对这些生产物资重新进行产权界定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贫困人口能够通过这些生产性物资的使用,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增值,然后满足直接消费,或者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消费,直至实现扩大再生产,最终达到脱离贫困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政府将扶贫物资直接界定到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环节,贫困人口是否能够顺利地脱贫,至少取决于两点:第一,农村贫困人口能否有效地组织生产过程。第二,农村贫困人口运用扶贫物资生产出来的物品,如果直接消费的话,是否适合以及是否能够基本满足日常的消费需要;如果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日常消费的话,那么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产品的市场交易就成为关键。

    从实践经验来看,农村贫困人口不能够顺利地组织生产过程,完成扶贫物资的增值,影响因素很多。除了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比如干旱、流行性的病虫害等因素外,贫困人口的生产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在早期。比如贫困人口在领到了种子以后,不是带回家播种,而是在集市上换酒喝。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情形逐渐减少。但是另一种情况却又相对地严峻起来——那就是农产品能否顺利出售的问题。随着扶贫工作的进展,技术性、科学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不少贫困地区不惜花重金请相关专家论证当地适合种、养的农、畜产品,然后在规划的基础上实施规模化的种养。这种强调技术性、科学性的扶贫方式,试图将贫困地区的禀赋状况与市场需求有效地对接起来,实现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当然有成功者,否则也不会被当作一种有效的模式被贫困地区竞相模仿。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强调专家论证的可靠性,如果专家的论证本身存在问题,那么就会导致项目的失败;而且,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的角度来看,即使专家是可靠的,也有可能出现项目失败的情形。所以,失败的案例也不少。由于是规模化的生产,所以这种失败所导致的后果也更为严重。规模化的产品往往是单一的,因此,生产者直接长期消费单一的农产品是不现实的,比如西红柿虽然可以直接食用,但是不可能一直食用。更为困难的是,有些产品是难以直接消费的,比如烤烟、蚕丝、辣椒、花椒等。因此,对于已经完成生产过程的贫困农户而言,如何在市场上顺利地实现产权的交换,是能否脱贫致富的关键。当前在大多数地区推行的开发式扶贫、产业化扶贫基本上就属于直接将扶贫物资界定到生产环节的情形。比如,2007年9月上旬,望谟县畜牧水产事业局运用省级财政产业化扶贫资金,实施黑山羊养殖项目,首批655只种羊投入到纳夜镇合兴村42户农家,并派局技术员蹲点指导修建羊舍2000平方米,人工种草500亩。日前,县畜牧局正着手第二、三批的种羊准备,对合兴村余下的26户和坪上村的83户村民进行帮扶。这种上规模的养殖项目,除了提供种羊、技术指导以外,黑山羊出栏的以后的销售问题也是关系到扶贫是否成功的关键环节。

    前面的理论分析以及现实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将扶贫物资的产权直接界定到生产环节这类扶贫模式要取得成功,除了有效地组织生产以外,如何让生产出来的农畜产品在交换环节顺利完成产权的交易,是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

    2.扶贫物资被直接界定到消费环节

    早期的输血式扶贫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现在强调造血式的开发扶贫,因此这种情形逐渐减少,除了对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还采用直接发放消费性扶贫物资以外。这种扶贫方式要么直接向贫困人口发放生活物资,比如粮食、食用油、衣被等,贫困人151可以直接消费;要么向贫困人口发放一定数量的货币,贫困人口用货币在市场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后者虽然必须经过流通环节才能实现消费,但是对于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而言,在市场上只能购买与所支出货币等值的生活用品,一般不会选择购买生产资料。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可以认为即便领取的是可以购买任何商品的货币,但是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仍然是相对单一的——主要换取消费品。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基数大,国家财力相对薄弱,因此向贫困人口直接发放的消费品或者直接支付的货币,都仅仅保持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标准,贫困人口不可能因为获得扶贫资助就脱离贫困。但是,对于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言,采用直接将扶贫物资界定到消费环节的扶贫方式,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这部分人生活的改善,只能期待发放扶贫物资的标准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不过这也仅仅是生活改善而已,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看,不管扶贫标准怎样水涨船高,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总是处于贫困之中。因此,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的贫困问题,事后的救助机制只能起缓解的作用,而难以起到彻底消除的作用。要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因为缺乏劳动能力而导致的贫困,只能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环节进行干预。这个问题这里暂且放下,后文将专门探讨。

    这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上述的特殊情形——向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直接发放供消费的扶贫物资——之外,如果向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直接发放消费性扶贫物资或货币,会导致怎样的情形呢?

    这可以分两种情况来探讨。第一,如果多次直接将扶贫物资直接发放到消费环节,容易导致贫困人口形成总是能够免费获取消费物资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必然导致工作的负激励。因此,持续向贫困人口发放消费性物资,会出现“国家出钱养懒汉”的现象,这对于形成贫困人口的自生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十分不利。第二,如果这种直接指向消费领域的扶贫资助是一次性的,除了对于因为突发事件致贫的短期贫困者有帮助以外,对于长期处于贫困的人口来讲,也不能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作用。因此,总体来看,直接将扶贫物资的产权界定到消费环节的扶贫方式,只适用于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以及偶然致贫的短期贫困者,对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而言,采用这样的扶贫方式,要么会导致工作负激励的问题,要么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事实上,我国早期的“救济式扶贫”就是比较典型的将扶贫物资直接界定到消费环节的反贫困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1983年,政府将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使绝大多数人免于饥馑作为主要的政府目标。为了控制极端贫困,主要采取救济式扶贫,即国家每年向贫困地区调拨粮食、衣物等救济物品及财政补贴,通过“输血”维持贫困地区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准。这种扶贫方式较为成功地使农村大多数人在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降低了工作激励,助长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依赖行为等。

    3.扶贫物资被直接界定到分配环节

    前面分析生产和消费环节时,都是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即扶贫物资被界定到贫困人口的生产环节、消费环节等等。那么,很显然,如果说将扶贫物资直接界定到贫困人口的分配环节,多少有点令人感到困惑——贫困人口在领取扶贫物资时,就确定首先必须对扶贫物资进行分配?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样的说法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国外对贫困家庭中产权分配的研究,本身就表明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贫困人口,在获得了扶贫物资以后,怎样对扶贫物资的产权进行分配,也就是资源的配置对于脱贫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具体到家庭这样一个微观领域。但是,贫困的代际传承理论及现象,以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特殊重要性都表明:关注扶贫物资在家庭内部的分配使用,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或者对家庭中行驶分配权的成员提供相关培训,应该成为我国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一个领域。

    除此之外,与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两个环节相比,将扶贫物资界定到分配环节对于扶贫效率的一个特殊重要性还在于:如果往上追溯,就会发现扶贫开发,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扶贫活动,其源头就始于分配环节。不管是财政扶贫资金的确定,还是以工代赈项目的确定,抑或是贴息贷款额度的确定等,无不与“分配”有关。在此前提下,扶贫物资在最终落实到贫困人口手里之前,还需要经过好几个环节:省级机构、地(州、市)级机构、县、乡(镇)等,而且每一个环节都上演主题为“分配”的争夺蛋糕的剧情。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 o年)》,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在争取扶贫资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进入21世纪以后,中央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此,可以说县级机构在扶贫物资的分配环节,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一是就省级行政区划而言,重点县的多寡,直接关系到该省从中央获得的扶贫资源的多少:二是对贫困人口而言,要获得扶贫资源,最重要的渠道是县级机构。所以,一方面,县级机构关系到该地区在上一个层次分配中的份额;另一方面,县级机构又直接决定了将获得的扶贫资源分配给谁(哪些乡、镇)。

    县级机构这种特殊的身份有可能使扶贫活动背离其初衷。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因此,原则上是将扶贫物资优先给最贫困的人。但是,由于县级机构一方面充当了发布贫困信息的代理人,向上一级组织发布贫困人口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充当了发放扶贫物资的代理人,向下一级组织或者贫困人口发放扶贫物资。因此,不管是对上还是对下,县级机构与其委托人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县级机构的这种双重代理身份,就极可能使得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对此,处于更低层级的委托人——乡、镇机构以及贫困人口是难以控制和干预的。相对而言,县级机构的上级政府机构,对此问题更具控制力。一般情况下,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上级机构往往根据前一期扶贫的效果来确定下一期扶贫物资投放的额度。这一激励产生了两个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有利于解决县级及其以上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又往往以加重县级机构与下一层级各委托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为代价。具体的表现就是:扶贫资源往往被大量投向最容易出成绩、最容易被上级看到的地方。这势必会进一步拉大贫困地区内部的差距,使得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摆脱贫困。而这,既非我们扶贫工作者的初衷,也非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比如,发生在西南地区L县柳树乡平寨村(化名)一个典型案例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柳树乡平寨村(化名)是我国西南地区L县的一个小村庄,有740余村民。该村的贫困人口是扶贫的重点对象。年过40仍为单身的杨生是平寨村的扶贫对象。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扶贫之手的援助,反而于2004年6月陷入了一场“奇怪”的扶贫债务纠纷。

    事情由柳树乡信用社上杨生家催贷而起,该工作人员称,1998年9月30日,杨生向农发行借贷了“扶贫款”(无息贷款)2000元,理应在2003年9月30日前偿还本金,但杨生一直未还,故信用社受农发行委托上门催贷。而杨生则表示自己从未在农发行贷过款,包括所谓的“扶贫款”。之后,信用社工作人员出示了杨生的贷款凭据,凭据上有杨生的私印。杨生则表示凭据上的私印为假Ep,并拿出自己的印章让信用社工作人员核对。事实证明,凭据上的印章与杨生的印章确实不一致。那么,是谁假冒杨生并假刻其私印在农发行“骗”贷了这2000元“扶贫款”?令人惊讶的是平寨村还有8户人家未贷款,而被催贷,另有十几户人家贷了1000元“扶贫款”而被催还2000元。他们都是村中的困难户,大都没有文化。稍有文化的杨生找到农发行贷款的经办人,再找到了村干部和冒名顶替者——本村的吴荣等人(他们的家庭并不算贫困)。

    最后,杨生要求吴荣写了一张“责任状”,并由村干部作证明。“责任状”原文为:“杨生1998年9月30日在平寨村一组向农发行贷款两干(2000)元整,实际是吴荣经手,杨生根本没有得到现金两千(2000)元。无论发生任何变化,我吴荣负有一切经济连带责任。”其他各被催贷的农户也做了相应的书面或口头“责任状”,明确还贷责任。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在对扶贫物资产权的重新界定中,不仅贫困人口怎样分配使用获得的扶贫物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各级政府机构,尤其是县级机构在分配环节的作用,对于提高扶贫效率也至关重要。

    4.扶贫物资被直接界定到交换环节

    相对于其他几个环节,对于扶贫资助而言,这一环节一般难以独立存在,而是作为其他环节的后续环节存在。换言之,不管扶贫活动中将扶贫物资界定到哪一个环节,贫困人口都有可能通过交换环节,实现产权的转移和交换,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不过,相对于扶贫的最终目标——摆脱贫困而言,交换环节对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消费环节。对于扶贫物资被界定到生产环节的农村贫困人口而言,生产过程结束以后,除了部分产品自留以供消费以外,其余的农产品将被用于交换,换取货币,然后用于支付贷款、还债或者购买所需要的商品。因此,能否将农产品在市场上成功地交易出去,就是成为贫困人口是否能够脱贫致富的重要环节。而对于扶贫物资被界定到消费环节的农村贫困人口而言,交换无非就是换取所需的消费品而已,对于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效应并没有超过前面分析的范围。同样不例外的是:交换作为分配的后续环节,其发挥的作用也没有超出前面的分析,因为在分配的时候,就可以确定这些扶贫物资是被界定到生产还是消费环节。

    5.两个特殊的情形:反贫困中的公共产权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

    最后,有两个特殊的情形需要另外探讨。

    一个是投向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权领域的扶贫资源,按照社会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来看,应该属于哪一个环节呢?事实上,由于公共产权领域的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能够排除没有付费的使用,同样,也就不可能通过收费对其用途实施排他性约束。比如说,不可能规定新修好的公路只能用作生产用途或者用于商品流通等,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投向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领域的扶贫资源,是被直接界定为没有排他性、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权。由于具有正外部性,因此,如果由市场来提供的话,这类产品会严重不足;如果由当地政府或者社区来提供,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又没有相应的财力物力。因此,扶贫资源投向这些领域,减轻了贫困地区公共品的短缺程度,由于使用不付费,也大大降低了贫困地区与外部市场对接的交易费用。投向贫困地区公共品领域的扶贫资源收效如此显著,以至于形成了“要想富,先修路”的说法。所以,对于被界定为公共产权的扶贫资源,并不排他性地属于哪一个环节,而是非排他性地减轻了所有环节的交易费用。

    另一个特殊的情形是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把扶贫资源投向学校及学校设施、卫生室及设施、技术培训、扫盲、资助儿童入学等,都是为了提高贫困成年人口或者贫困地区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素质。这种为了劳动力的延续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被马克思称为人的生产。因此,对于投向这些领域的扶贫资源,我们可以将之看作产权被界定到生产环节的资源。接下来的问题,就与前面对生产环节的分析一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是否能够得到提高存在不确定性;在人力资本已经提高的前提下,这些人力资本是否能够很好地“交换”出去——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形成真正的生产力,又是另一个存在不确定性的环节。因此,正如产品的提供要考虑市场需求一样,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也要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否则,同样也会存在人力资本的使用权不能顺利交易出去的问题,难以实现扶贫开发的既定目标。

    除此之外,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当中的一个特殊课题是:出生缺陷的预防性干预。尤其是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而言,残疾人的贫困发生率为100%,前面的分析也表明,对于这类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扶贫资助只能够直接投向其消费环节,而且必须是持续的。因此,要减少这类因为缺乏劳动能力而导致的贫困,只能够通过出生缺陷的预防性干预。国家计生委科技司在1999年颁发了《国家计生委科技司关于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方案的通知》,启动了我国的出生缺陷干预工程。从分管的渠道来看,该工作看起来不属于扶贫开发的内容,但是,从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率来看,这却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协同各部门共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上述一般性的分析,可以将之运用到对扶贫实践和扶贫效率的具体分析中,比如运用该方法分析各种扶贫模式及其效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此,我们将另文专门探讨。

    四、结 论

    在反贫困实践中,需要根据扶贫物资被界定到社会生产关系的环节考虑影响反贫困效率的因素。如果扶贫物资被直接界定到生产环节,除了有效地组织生产以外,如何让生产出来的农畜产品在交换环节顺利完成产权的交易,是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而直接将扶贫物资的产权界定到消费环节的扶贫方式,只适用于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以及偶然致贫的短期贫困者,对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而言,采用这样的扶贫方式,要么会导致工作负激励的问题,要么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在对扶贫物资产权的重新界定中,不仅贫困人口怎样分配使用获得的扶贫物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各级政府机构,尤其是县级机构在分配环节的作用,对于提高扶贫效率也至关重要;相对于其他几个环节,对于扶贫资助而言,将扶贫物资直接界定到交换环节一般难以独立存在,而是作为其他环节的后续环节存在。对于被界定为公共产权的扶贫资源,并不排他性地属于哪一个环节,而是非排他性地减轻了所有环节的交易费用;而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则可以看作是产权被界定到生产环节的资源。

稿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 作者: 李晓红 周文 责编: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