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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伊斯兰世界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

2009年10月30日 13:36:27 来源: 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当代世界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2亿,在35个国家中穆斯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29个国家中穆斯林是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在28个国家中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或官方宗教。仅从以上所列数据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伊斯兰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伊斯兰世界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也是国际政治学的重要而热门的研究课题。

    伊斯兰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国际组织,他们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由于参与的角色的不同,其影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有的组织是为了建立独立的国家,如巴勒斯坦人、库尔德人的一些组织;有的则力图发挥宗教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并通过伊斯兰教的共性来协调国家问的关系,如阿拉伯国家联盟(I.eague of Arab States)、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一些非政府国际组织如伊斯兰世界联盟、穆斯林大会也起着上述类似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许许多多非政府国际组织中,有一些是宗教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大多在本国立法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慈善福利、文化教育及政治活动。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激进的甚至是极端的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他们的目的或是推翻自己国家现行的世俗政府,或是宣传和争取本国穆斯林的政治自决权,并经常诉诸于暴力活动。这些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的活动情况取决于许多复杂因素,使之很难对之加以准确的分类。有鉴于此,本文探索的重点在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的发展脉络,以便于窥其全貌并把握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

    一、第一代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

    第一代组织坚持最初的伊斯兰价值观念,恢复伊斯兰原始教义,回归到被神话了的“伊斯兰黄金时代”,这类组织在伊斯兰世界有数百个之多,从温和派到极端派都有,他们不仅大多在理论上赞同使用暴力,实际上也在使用暴力手段,主张伊斯兰“圣战”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一类组织大多数在世界观上都有共同特点,其意识形态与穆斯林兄弟会相吻合。下面我们就“兄弟会”的若干问题作些探讨。

    “兄弟会”是现代第一个以原教旨主义为指导的组织,1929年正式创立于埃及的伊斯梅利亚城,其创立者是哈桑·阿里·班纳,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把体育组织、文化教育社团和经济公司的诸多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政治运动组织。“兄弟会”的标志是《古兰经》之下有两把相交叉的剑,其寓意可以解释为宣传伊斯兰价值观念的必要性,即在现实中实现“伊斯兰的召唤”。班纳断言,伊斯兰世界的衰落罪在西方,由于西方对伊斯兰社会的入侵导致穆斯林遵循的传统习俗和道德准则受到破坏,甚至被忘却,他认为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精神教育穆斯林是最主要的工作。因为按他的说法,所有的穆斯林或者说是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陷入罪孽之中。“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准则在其活动的初期阶段可以表述为伊斯兰教是他们的基本理念和崇拜,是祖国、民族、宗教信念和国家政治制度,是灵魂和肉体,《古兰经》和剑,绝对一神的宗教,包罗万象的宇宙都统一于真主之中。“真主是我们的目的,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圣战是我们的道路,在真主指示的路途上去牺牲是我们的最高愿望:”“兄弟会”的《章程》中也写道:“我将复兴伊斯兰的领导作用,.复兴伊斯兰的思想信念和道德观念……我将同威胁伊斯兰领导作用的自由思想和无神论进行斗争。”正如班纳自己所说,“兄弟会”具有双重目的,既要改造穆斯林的灵魂,也要改造社会。

    按照“兄弟会”的理念,为了复兴已经失去的被理想化了的伊斯兰“黄金时代”,必须大规模地进行整个穆斯林共同体的再伊斯兰化。在对外政策方面,早期的“兄弟会”就已经提出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其中也包含有部分地泛阿拉伯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兄弟”的统一的国家。在他们的这些尝试失败以后,他们又提出在一个宗教的旗帜下,有必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联盟,即奉行伊斯兰观念的不可分性和恢复哈里发政治制度。“兄弟会”并不排斥从外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小国”范围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穆斯林国家组成的联邦形式则是穆斯林的“大祖国”。兄弟会认为,哈里发国家应该是由阿拉伯人和作为伊斯兰中心的埃及组成,这是因为正是埃及在历史上曾举起了反对十字军和蒙古人的斗争大旗,现在埃及仍负有复兴阿拉伯人宗教的特殊历史使命。

    到40年代末,“兄弟会”已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万成员的庞大组织,拥有数百万追随者。“兄弟会”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城市中饱受压迫的下层群众,后来“兄弟会”又从大学生、职员、工人和军官中招收信徒,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从其他伊斯兰教派其中包括伊斯玛仪派中吸收了一些观念,发展其意识形态体系。“兄弟会”有严密的组织和等级之分,普通成员和神职精英之间有着明确的划分,仅埃及的“兄弟会”成员就有四个等级:普通属性、兄弟属性、积极成员和积极战士。“兄弟会”的组织特点是把公开活动、秘密活动以及严格的集中制结合在一起。“兄弟会”通过建立体育运动俱乐部、医院、成人学校和儿童学校、合作社、养老院以及妇女分部和童子军等群众性组织形式进行公开活动,他们也善于鼓动和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在秘密活动方面,其核心是第四等级的“积极战士”,即所谓的“兄弟战斗组”,并以此为基础组建起自己的军事化战斗营和一些恐怖主义活动小组。1952年埃及革命之后,“兄弟会”同执政的“自由军官团”的合作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因为他们提出的伊斯兰教对国家的监督的计划未被接受,“兄弟会”转向反对纳赛尔的立场,反对后者提出的社会政治改革计划。1954年兄弟会谋杀总统事件发生之后,其组织被禁止,许多成员被镇压,其他人则转入了地下。

    在50—60年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思想家是塞义德·库特。他的思想和主张给予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及什叶派以很大的影响,其著作迄今还在各国穆斯林中广泛流传,其中包括在美国和欧洲的穆斯林。许多激进的和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和运动如伊朗的“伊斯兰费达伊”、阿富汗的塔利班、北高加索的瓦哈比极端组织都在阅读他的著作,并作为对“为信仰而战的战士”。进行思想训练的教学参考,还把塞义德·库特著作中的一些秘密原则用到他们的情报侦察和其他活动中去。

    对于伊斯兰极端组织来说,塞义德·库特的贡献在于他重新界定了“圣战”的概念,把对真主信仰的观念转到同异教徒进行武装斗争的层次上,尤其是同持异见的穆斯林的斗争上。塞义德·库特的一名埃及忠实信徒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塔米米曾经这样诠释他的这一思想,他写道:“离经叛道者应当被处死,即使他已不能作战,但作为异教徒却不配得到这样的牺牲。”塞义德·库特肯定了穆斯林有权举行反对现行制度的革命的武装起义,同正统的逊尼派的观念是不一致的,这表明兄弟会同穆斯林传统的决裂,把暴动,骚乱都加以合法化,还把对异教徒的指控和罪责推广到政府的代表人物、执法和强力机关身上。

    在萨达特统治时期,“兄弟会”处于半合法的状态,出版过一些刊物和印刷品,但在萨达特于1978年9月同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以后,“兄弟会”又重新转到政府的强硬反对派的立场上。“兄弟会”的极端分子于1981年刺杀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继任的总统穆巴拉克对极端分子进行了镇压,同时也向“兄弟会”的温和派作了某些让步,温和派逐渐被纳入到埃及政治的一体化中,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也许这些前激进分子会通过和平途径而最终掌权。现在的情况是“兄弟会”的议员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活动,力促推行沙里亚法,他们还顽固坚持同共产主义斗争,反对埃及同以色列和解的立场。

    当前,“兄弟会”组织仍有数千名成员,在埃及的国家机关和其他机构中也有其拥护者。“兄弟会”积极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宣传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坚持其战略原则的前提下,也在改变战术,正在逐渐向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转变,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公开批评现政府,利用所拉制的组织扩大其影响,另一方面,“兄弟会”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国际性组织,现在在沙特、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自治区、伊拉克、科威特、巴基斯坦、苏丹、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国都有其分支机构,他们所建立的学校、清真寺乃至商业公司都是他们开展活动的基层网络组织。

    二、第二代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

    第二代组织是在阿以的矛盾、对立、冲突中产生的,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一些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原教旨主义团体,他们要么主张建立自己的国家(如巴勒斯坦),要么反对以色列对他们国家领土的占领(如黎巴嫩)。下面我们着重考察一下巴勒斯坦这类组织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

    第二代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是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裂出来的一些派别,最早出现于1974年埃及的阿素优大学,同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也推动了中东其他国家伊斯兰圣战组织团体的建立。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后,在对外政策中实行输出革命的方针,给予巴勒斯坦一些秘密的伊斯兰什叶派等组织以极大的推动和刺激,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圣战团体组织。

    第二代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的代表是以秘密的什叶派激进组织为主导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zjce Movement)即“哈马斯”,他们有严格的纪律和以对领袖的忠诚而著称,他们把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主张运用各种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圣战来消灭以色列。第二代组织的领导认为,伊斯兰应当服务于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同时由于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因此美国也被列为其敌人,他们反对阿拉伯国家温和的现政府,他们甚至还认为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处在西方无神论和世俗化的影响之下。

    据国外学者研究,伊斯兰圣战组织由四大派别组成,其中只有一个主张采用恐怖主义活动,加入这一派别之中的就有“阿克萨战斗旅”,或称之为“伊斯兰圣战战斗力量”。随着巴以冲突的升级,哈马斯等一些极端团体也更多地使用恐怖手段,给巴以和谈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一再投下阴影和设置障碍。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具有狂热宗教情绪的青年人,他们为了伊斯兰在巴勒斯坦的胜利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圣战组织虽然有很多,但他们却有一个领导机关“苏拉委员会”。这是一个地下机关,有10名成员组成,协调各组织的军事行动。

    应该指出,伊斯兰圣战团体与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组织有明显的分歧,以后又同哈马斯也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可以归结为:(1)“兄弟会”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和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有可能在巴勒斯坦之外加以实现,而伊斯兰圣战团体的看法则正好相反;(2)对伊朗伊斯兰革命评价不一,前者更主张建立什叶派的神权统治;(3)对反对犹太人的圣战的时间和期限也是争论的问题,前者主张在较短时间内,而后者认为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他们的目的。

    此外,圣战组织批评“兄弟会”在被占领土所实施的战略,而“兄弟会”也反对圣战者组织对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暴力行为,主张各个团体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巴勒斯坦人的统一。圣战组织在发展同民族主义组织首先是法塔赫的合作的同时,也力图给予这些组织以宗教影响,但是在1988—1990年间,双方的关系却降到了冰点,其直接缘由是阿拉法特准备承认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的立场,圣战组织认为这两个决议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于是撕毁了同法塔赫的秘密协议,而法塔赫也减少了对他们的支持,并最终停止了对其的财政援助。这些极端主义组织的存在使巴以冲突的解决更为困难。

    三、第三代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

    第三代组织是1978年4月阿富汗亲苏政权上台和其后的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出现的各个集团和派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政党、团体、组织和运动之间,从未出现过内部的团结。在80年代中期,分析家就预言,在这些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之间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在1989年2月苏军撤出之后,出现了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新一轮的斗争。

    阿富汗的这种形势为外部势力的进入创造了条件,并由此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富汗普什图民族宗教运动塔利班就是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发展并壮大起来的。塔利班以后的实践活动证明,在阿富汗的具体形势下,通过伊斯兰革命的口号不能联合和团结社会的各个阶层,应该说,对阿富汗传统的尊重、对阿富汗自由和民族独立的维护才是联合绝大多数阿富汗人更为客观的前提条件。

    塔利班运动的战斗核心是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的毕业生。运动的基本目的在于:解除阿富汗各个团体的武装,建立“纯伊斯兰国家,,,所有其他少数民族(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等)的代表人物不能在国家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可以说,塔利班的思想体系是把宗教和普什图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独特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塔利班借用了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伊斯兰统治”的思想,提出了政教合一的口号,主张神职人员要在国家统治中起主导和关键作用,运动的领导对未来政治结构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神权国家,或者说是哈里发制度的国家。塔利班的思想家们断言,没有必要创建什么新的东西,而应该遵循先知穆罕默德及其“正统哈里发们”所奠定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坎大哈的一家名为《阿富汗崛起》的报纸在一篇社论中曾经写到,伊斯兰国家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而不是民族一地理的统一,“我们最宝贵的理想就在于让世界上所有穆斯林国家最终都能团结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哈里发制度的国家。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6年4月3日,在坎大哈举行的1500名神职人员的代表大会上,塔利班的领袖奥马尔被宣布为“虔诚穆民的君主”,这是对传统的哈里发的称号,奥马尔获得这一称号以后,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阿富汗所有穆斯林的最高领袖,集中了政治、军事和宗教大权。塔利班军事宗教运动的领导是由神职人员和普什图的部族首领所组成。通过武装斗争在很短时间内成功地在绝大部分地区建立起由神职人员控制的宗教政治专政,在亚洲的腹地出现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中心和策源地,从而引起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塔利班作为现实的军事一宗教政治力量,给予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种族、宗教和政治进程以极大的影响。

    四、第四代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

    第四代组织是由乌萨玛·本·拉登建立的“基地”组织、“阿拉伯一阿富汗人”组织和世界圣战阵线组成。

    本·拉登于1957年出生于沙特的季赞。在油价飙升的年代,拉登家族依靠房屋和道路建筑发了大贼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阿扎姆教长对他的世界观的形给予极大的影响,阿富汗的圣战是他的思想的实践阅历。在阿扎姆死后,拉登成为由阿扎姆组建的数千名伊斯兰远征军的领导人,引起了美国特工机关的重视,并利用他为美国的战略机关服务。在拉登的思想观念中,“好感与厌恶”的双重观念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基础就是早期的沙特瓦哈比教派的思想,它的观念的实质就在于:参加反对异教徒的圣战是穆斯林的义务,圣战是惟一的武装斗争的途径。在他看来,所谓异教徒不仅有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基督徒即十字军战士、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所有屈服于异教徒的穆斯林。因为后者同这些异教徒打交道,不执行沙里亚法,又不赞同瓦哈比教派的圣战思想。正因为如此,外国圣战者来阿富汗进行武装斗争是正确的合理的。在拉登这些思想的影响和感染下,在阿富汗参加圣战的阿拉伯人回到自己的国内就会自然而然地反对自己国家政府的世俗政策。他们尤其认为,沙特王室在海湾战争中提供其领土作为美军常驻基地,因此王室就负有不信神之罪。

    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拉登又开始积极反对沙特利雅得当局追随美国的方针,他的激烈的反美立场得到沙特神职人员的支持,也得到一些大企业家和大学生的支持。沙特政府则担心其影响的扩大,会影响国内的稳定。1991年,拉登被迫离开沙特,到苏丹落脚。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拉登对美国人的仇恨更加激烈和狂热,他开始大胆地策划针对华盛顿的恐怖活动。由他控制的“恐怖主义者1号”的伊斯兰团体的极端分子在1992—1993年在索马里袭击美国军人,1993年2月爆炸纽约世贸大厦,并在1995年企图乘克林顿访问菲律宾之机刺杀他,1998年8月,又爆炸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2001年9月n日,炸毁美国纽约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一角的恐怖事件,美国政府也指控是拉登组织干的。

    根据西方国家的资料,拉登在苏丹的活动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构想。按他的构想,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由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国家组成,到21世纪,这个国家的疆界将必然扩大,全球将处在它的庇护之下,这是一个以沙特首都为中心的哈里发国家。本·拉登本人则并不觊觎哈里发的职位,而只是准备联合最激进的力量来迎接全世界伊斯兰社会领袖的出现和到来。为了实现他的这一“宏伟”方案,拉登组建起他自己控制的军事化组织——“基地”。这个组织最早是1988年宣布建立的,这一非政府的宗教政治组织被他看作是中东进程中真正的穆斯林的斗争,其对立面是异教徒和不信神者,温和的伊斯兰国家政府也被列入他的敌人的名单之上。本·拉登从不隐瞒他有三个敌人:共产主义者、十字军战士(即基督徒,他一直以此称呼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三者一视同仁,而且他还认为,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之后,现在需要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和犹太人。拉登认为,为了实现他的构想,需要在国外建立许多分支机构,需要依靠当地的伊斯兰社团。为此,他派出了许多特使和秘密人员前往中东、美国、欧洲等国家,在那里登记注册了各种名号的机构和商会作为掩护。仅“基地”组织后来就有好多名称。

    到90年代中期,“基地”组织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起分支机构或代表处,其中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甚至可以说,在任何一个穆斯林“热点”地区,都与基地组织有某种联系。如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分子的头目哈塔卜和拉杜耶夫曾多次公开声称,他们与“基地”组织保持着联系并由后者提供财政支持,还参与人员培训、转送以及供给武器、弹药等,没有这种支持,北高加索恐怖主义分子是很难长久支持下去的。同样,拉登向阿富汗塔利班运动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塔利班用其购买武器和弹药,并且暗中收买以马苏德为首的北方联盟的高级军官。拉登还与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的普什图族的部落首领建立起联系,形成了瓦哈比一塔利班联盟。这一联盟的建立,使各地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受到了鼓舞,并培植起一批外围组织。

    这样,到1998年2月,拉登已成功地在基地组织周围建立起一系列极端主义团体,专门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十字军进行斗争,组成“世界圣战阵线”。“阵线”成立以后,则改变了这种各自为战的状况,以拉登为首的委员会成为最高领导机关,最高权力掌握在拉登手中,这样一来,其国际恐怖活动的效果和影响就随之大大提高了。拉登依靠最先进的通讯手段,其中包括通讯卫星,领导着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网络组织。同“基地”组织一样,“阵线”的主要目的也是同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以及支持“伊斯兰革命”,它在1998年2月和5月的两次呼吁中就明确提出了上述主张,同时还声明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反对阿拉法特的和解政策。“阵线”对俄罗斯南部的安全构成了很大威胁,不仅支持车臣分离主义分子,而且还要使车臣变为在北高加索为建立独立于俄联邦的其它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基地。据俄军北高加索区司令特罗舍夫将军说,拉登曾向车臣分离主义组织领导人巴萨耶夫和哈塔卜汇去3000万美元,并提供武器弹药,对人员进行军事专业培训,拉登还亲自到过车臣谢尔热一尤尔特村附近设立的一个营地。

    不难看出,世界圣战阵线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扩张性的国际组织的出现,它的活动范围、目的和性质无疑是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实施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活动的特点,一是在宗教的口号下极具狂热的宗教牺牲精神;二是恐怖主义分子都得到良好的专业和军事训练;三是都力图找到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途径。

    五、结束语

    伊斯兰世界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的大量出现并参与国际政治的活动,给予主权国家以新的挑战,它们起到主权国家有时起不到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在不断提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新课题。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提高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非政府组织是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人口爆炸、妇女地位、儿童福利等需要许多国家共同作出努力才能解决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并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与之不同的是,非政府宗教政治组织是以宗教为纽带连接起信徒,往往能产生更大的作用,而且这样的组织以宗教的教阶制度作为其组织原则,它们不受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约束,不对任何人负责,这样的组织当其被某种极端势力所控制时,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

    实践证明,宗教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相当持久的,这种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如此,宗教观念同民族观念在某些情况下又往往是相互交叉或重合的。宗教所具有的宣传教义、扩大与组织教徒的政治功能都使宗教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

    从根本上讲,宗教极端组织及所实施的恐怖主义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尽管我们也并不否认其思想根源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但他们热衷于用自己一小群人的力量和自我牺牲精神代替群众本身的活动,企图用消灭个人肉体的办法来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获得成功,这也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相悖。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作者: 杨恕 续建宜 责编: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