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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西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对策研究

2009年10月30日 12:14:46 来源:  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等三个主宰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投资拉动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东中部地区相比,拓展投融资业是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直接决定着西部的经济发展,投融资业的市场竞争力决定着西部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力。加快西部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培植和增强投融资体制的创新能力是提高西部融资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一、推进西部投融资体制改革,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1.刺激消费难。支持消费是银行的主要任务之一,但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西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非常缓慢。如,1980年,东、西部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为849.22亿元和437.69亿元,分别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47.34%和24.40%,两地的差距为1.94:1。到1990年,两地的差距扩大到2.32:1。到2000年,东、西部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上升到18466.5亿元和5997.2亿元,在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东部上升到54.07%,而西部的比重则下降到17.56%,两地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08:1。可见,西部社会消费水平提高缓慢,不但制约了投融资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制约了西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水平难以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难以提高的综合性反映,必须引起西部的高度重视。

    2.中小企业贷款难。自1998年以来,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西部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中小企业融资难、告贷无门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西部中小企业难以从直接融资渠道筹资。现阶段,企业进行融资的形式主要是发行股票和债券。就股票发行而言,由于证券市场上市标准较高,对上市企业的规模、净资产、资信等级、利润额等方面都有很高要求,这对于规模较小、风险较高、资产较少的西部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个“高门槛”。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主要原因是:一是中小企业在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产品档次、市场调研、管理制度等方面水平较低,市场竞争力差,抗风险能力弱。二是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和服务体系尚未跟上,加之有过很多企业恶意贷款的教训,银行难以信任中小企业。三是中小企业借贷成本高,中小金融机构承担的放贷责任大,付出的劳动成本比较高,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四是中小企业资信较低,固定资产少,多为租赁经营,没有足够的抵押物;担保机构少,担保品种单一;由少数或个别人控制的问题严重,法人资产与自然人资产没有严格区分,当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抽逃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财务数据不真实,一个企业往往有几套账,甚至几十上百个账户,造成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严重不对称,难以掌握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放贷蕴涵着较大风险。五是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保证贷款安全而采取的贷款权上收和瞄准大型企业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西部中小企业贷款难。上述诸多因素导致银行基本上都以不符合贷款条件为由拒绝向西部中小企业贷款。

    3.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西部资本市场容量小,股票、债券的发行规模较小,无论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额,西部都远远落后于中部与东部;且西部的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组织机能不完善,资本内生形成能力差,市场本身的融资能力不强约束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目前,全国只有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西部尚无较大的区域性资本市场,证券化融资渠道不畅,证券化水平相当低,金融资本缺乏成长和运行的环境与基础,这使西部资金大量涌向东部沿海证券、房地产等一些泡沫经济成分较重的产业,而许多基础产业的实际资本却长期缺乏向金融资本转化的机会,弱化了西部的融资能力,加剧了西部建设资金的缺乏度。截止2001年,西部12个省、市、区共有224家上市公司,只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20.59%;股本总额518.8亿元,只占全国股本总额的13.68%;累计筹资253.8亿元,只占全国筹资总额16.47%。可见,西部社会融资能力明显不足。

    4.信用风险挑战着西部企业的投融资和发展环境。西部建设与发展所需的各种资金都是通过信用形式实现的,没有高水平的信用度,任何资金都难以进入。但进入信用经济时代,西部大多数企业不但没有尝到信用经济带来的甜头,反而被信用风险折磨得焦头烂额。巨大的信用风险使企业陷入了“不赊销等死,赊销找死”的两难境地,信用风险正在成为目前西部企业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信用经济在扩大投资和消费,减少流通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和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等方面都有着广泛而积极的意义。“欧美市场80%一90%的交易是用信用方式进行的,欧美企业普遍采用赊销方式展开贸易,对信用经济非常熟悉。”而西部企业目前对信用经济、信用管理等方面的认知度非常低,但对“信用风险”,绝大多数企业都有深刻的感受。企业销售能力差,贸易机会就会被其他企业夺走,企业也就失去了贸易机会,利润更是无从谈起。西部计划经济调控力度仍然较大,全社会的信用担保事实上是由政府提供的。这种”隐性”的政府担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行不通,需要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主要由非政府主体来实施的信用评定机构。西部的全部融资活动,无论是债券、股权融资还是债务融资,都必须以这种信用评级为基础。但这种制度在西部目前几乎还是空白。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数据库系统,尚没有达到以客户为中心,彼此之间,对于同一客户的信息是封闭的,银行尚未建立起基于客户的统一的资信系统,甚至连大行业下的子行业的风险分析系统都没有。

    5.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从银行角度看,庞大的银行不良债权已成为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主要部分,也成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最大难题。导致这类风险的原因,除了银行内部管理不善外,主要是长期以来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的因素,包括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近几年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改革中的负面影响,及一些地方投资决策严重失误也是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部门和单位,有人负责决策,却无人承担风险;有人负责花钱,却无人负责还钱,致使银行债权难以落实,潜伏着很大的风险。一些地方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乱搞集资活动的问题比较严重。一些地方和部门置国家法律于不顾,越权审批和擅自乱设变相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违规经营业务的问题较多。不正当竞争现象比较普遍,如提高或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放松现金和账户的管理以拉拢客户;一些单位为逃避监管,采取造假数字、假账、假报表、私设账外账掩盖真实经营状况,严重威胁金融业的稳健、安全运行。

    二、西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本形成能力不足。长期以来,西部经济发展是以初级资源推动为主,农业、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构成了西部经济的支柱产业,东西部的社会分工表现为原材料的生产与初加工和高附加值最终产品生产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格局使西部蒙受原材料输出与加工产品输入所造成的双重利益损失,严重削弱了西部的自我积累能力。在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现有社会分工格局下,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资金内生机能差,资金运行处于高投入、低效益、低积累、低产出的低水平循环状态,资本生成与资本积累能力差,资本形成能力严重不足,且直接利用外资的能力也比较弱。2002年,外商直接在华投资5274286亿美元,东部在总份额中占到了86.19%,中部占9.5%,西部只有3.85%。如,选择对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大集团发展状况来看,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也很大。2002年,西部财政收入1430.5亿元,占全国比重为18.8%,占GDP总值的比重仅为7.31%,比全国低1.01个百分点,西部地方财政支出在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仅为26.82%,比东部低18.29个百分点。

    2.金融抑制严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西部不但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且在发展上存在着较严重的金融抑制。由于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欠发达的经济体系中金融资产总量不足,金融比率低,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完全,金融中介效应相应弱化,金融中介对提高投资规模的贡献减弱,不能有效动员储蓄,并合理引导储蓄将其转化为投资。1988—1998年间,国有银行对西部的贷款比重在15%左右浮动,远远低于西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28%的比重。

    3.市场型制度短缺,制度创新能力差。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原因,西部市场型制度的短缺引致金融资源配置原则的非效率性,使西部的金融资源基本流向了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它所有制的企业很难取得银行贷款,难以从资本市场取得直接融资。金融资源这种流向限制了其它所有制企业通过金融杠杆来获得发展资金,“而近年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所支撑,在60%的国内生产总值与85%的经济活动由非国有经济创造的情况下”,③西部的非国有经济却处于资金约束与制度约束的双重约束之下,从而严重制约了西部经济发展。

    4.证券、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股份制改革运行不够规范。虽然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工具是西部开发最具潜力的融资方式,但西部的证券融资与东部地区相比,非常落后。特别是一些大型项目,可采用投资基金、上市融资、产权交易等直接融资的方法融资。但西部当前证券市场发展滞后,并存在很多缺陷,其中,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是最大的缺陷之一。由于以前发行的公司债券信誉极差,以至于投资者谈公司债色变。西部基础设施长期建设项目、重大项目都亟待转向资本市场,注重培育和发展债券市场,以分散风险,增加基础设施资金来源,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但目前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理想。另外,西部证券、期货市场一直存在大量违法违规行为。一些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一些证券经营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串通,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在股票市场兴风作浪,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地方和部门把上市当作企业解困的办法,把上市当成扶贫的手段,不注重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转换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一些企业,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又吃股民。一些素质很差的企业,也是想办法包装后搭配上市。这种风险隐患值得注意。

    5.大量民间资本“休眠”与流失更加剧了市场融资的短缺。与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间投融资本来就缺乏活跃性,再加之长期以来,西部十分缺乏金融工具,投融资政策对民间投资的行业和领域限制过多,导致西部民间投融资业更加不发达,社会最终消费能力比较低,城乡居民家庭积蓄除了存在银行里、用于民间借贷等之外,其他投资门路和收益渠道很少。造成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建设资金,一方面巨额的民间闲置资金又在银行里“沉睡”,。或源源不断流向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上升很快,已经形成一笔庞大的“休眠”资金,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启用,已经严重制约了西部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以新疆为例,1980年末达107414万元,1985年末达3350。58万元,5年增长67.94%;1990年末达1284175万元,5年增长73.9l%;1995年末达4771.809万元,5年增长73.09%;.2000年末达9085458万元,5年增长47.48 9,6;2001年末达9940014万元,1年增长8.6%(以此增速计算,5年增长仍然会达到45%)。以此估算,西部12省市区2001末居民储蓄余额至少也在108000000万元以上。如果每年能够调动其中的1/5,即21600000万元以上,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可占到西部12省市区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8515.4亿元的25.37%。这还未计人民间资本的滚动投入量。西部庞大的民间资本并非没有投资欲望,那些有发展前景、高回报的产业高筑门槛,民间资本无法介入。政府在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方面又缺乏有效的措施,对开放民间投资缺乏明确的实际行动,私人投资创业目前在西部还受到许多政策和人为因素的阻碍。民间的投融资行为的制度约束,严重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抑制了投资的市场需求,加剧了建设资金的短缺,也导致了西部金融衍生工具的进一步短缺。

    三、深化西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投融资新机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是制约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比较突出的主要因素。西部各级政府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体制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转化社会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投融资体制,使基础设施投资进入良性循环,推进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也使西部经济发展不断完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机制。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加强财政资金管理,避免信贷资金财政化。一方面“应采取切实有效的倾斜性货币政策,实行差别性存款准备金政策、推行扶持性再贷款政策以及灵活的利率政策”,扩大西部的货币供应。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投入和市场补偿相结合的投资管理体制。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组建投资公司。基金来源除各类税费的一部分外,争取适当扩大基础设施的收费范围和标准来充实基金来源。政府可将该项基金授权委托给投资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争取国家支持培育和发展西部资本市场,增加西部省市区上市公司数量,积极支持民营企业上市;争取开放式基金和中外合作基金在西部省市区试点。

    2.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强化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采取切实有效的倾斜性货币政策,实行差别性存款准备金政策、推行扶持性再贷款政策以及灵活的利率政策,扩大西部的货币供应。大力发展西部金融组织,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适当降低西部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条件,大力促进西部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组建西部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加西部开发贷款规模。积极引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扩大其在西部分支机构的设立。在西北、西南各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培育西部的区域性资本市场,畅通西部睡券化融资的渠道,提高证券化水平和融资能力,进行有效资本动员。制定有利于西部开发的产业金融政策,优先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支持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选择投资重点,优化资金投向。

    3.重视为中小企业拓宽直接和间接融资的渠道。设立西部中小企业政策性商业性银行,专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强中小企业的资本实力。建立和发展多种类型的西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降低银行风险,使中小企业容易地获得贷款。引入国际金融公司设在西部部分城市的中国项目开发中心,与西部大城市的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全面合作。为西部大城市的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由其提供包括职工培训、改善担保操作流程及输入国际最新理念等技术援助。操作中,应要求担保公司与银行共同介入前期的调查和贷款后的管理,为中小企业的监督上“双保险”。一旦贷款企业破产,银行可向贷款人的相关企业及私人财产追索连带责任。拓宽西部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的渠道,允许符合条件的各类所有制西部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有选择地到上海、深圳上市融资。对于西部一些优秀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要支持其到香港的二板市场上融资,这对推进中小企业规范化,现代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借鉴国外一些地方的成功做法,尽快在西部设立二板市场。在西部建立一些地方性的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和股票(产权)交易场所。在西部设立中小企业产业投资基金、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创业基金,增强企业的资本金实力。拓宽西部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债券融资渠道,使一些优秀的企业可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融资。

    4.积极扩大西部企业直接融资的规模。全面发展包括国债、地方债、金融债、公司债、企业债、市政债、抵押贷款债等在内的债券市场,应是西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适当增加西部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规模,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减轻政府财政的风险。为此,西部应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各省市区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法律框架,建立健全的法规,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出现;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允许政府债和企业债上市交易,增强各类债券的流动性,为债券持有人提供资金使用上的方便;积极扩大投融资市场,发展西部产权交易中心、证交所,将它们纳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上。积极谨慎地推进金融工具的开发、创新,增加金融品种,以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可利用国际市场上长期利率偏低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西部明星企业和名牌企业的优势,试行西部国企到海外直接发行债券,有助于降低企业筹资成本;重视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确保上市公司健康发展,促进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的流通,防止证券市场泡沫过多冲击实体经济;规范西部融资市场,确保信息的公开准确及时,保证市场的有效性;发展西部资本市场上的服务中介机构,降低金融风险。加快债权转股权,贷款转债券,拍卖债权等措施的同时实施。

    5.大力提高西部企业间接融资的效率。健全西部银行组织体制,形成商业银行、政策银行、地方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等多种层次并存的相互补充、合作、促进的银行体系,使各家银行之间既有明确分工,又有充分的竞争;加快西部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原有专业银行不再承担宏观调控责任,实现原有专业银行的相互独立;规范西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及银行之间展开公平有序的竞争;人民银行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的监管力度,从外部推动金融机构实现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统一;组建国家西部开发银行,以政策性金融为主,承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原来由国家商业银行承担支持西部发展的职能,直接为西部的经济政策服务;在西部成立若干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金融机构,赋予其一定的筹融资权限,支持西部经济发展;更多地推介西部开发与建设项目争取国际金融机构及外国政府优惠贷款;进一步完善国外资本到西部投资的优惠政策,带动外资更多地进入西部,允许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进入西部设立分支机构。

    6.国家和东部应加大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偿力度。东部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由欠发达地区承担了发展成本,如生产要素的大量低成本供应、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参与等,因此,东部现在有义务为西部承担生活和生产的成本。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实现社会财富在地区间的再分配,增加西部的发展投入。财政转移支付是实行分税制的国家普遍采用的缩小地区差距、调节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手段。我国东西部目前的差距比美国、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地区差距还大,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地区间差距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家应实施更加有利于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据西部各省区的发展状况,确定国家向西部各省区的财政转移递增比例并确保财政转移份额。建立东部沿海省份向对口支援的西部省份实施财政补偿制度。东部对西部的利益补偿可通过从东部开征生态环境税以设立“国家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的途径来实现,从而大幅度增加对西部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资金补偿。对西部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对东部实行累进税收政策,形成对东部和西部的税收政策差别,在西部实现更多的税收让利。

    7.重视优化投融资环境。尽快向央行争取政策支持,出台有关降低西部银行贷款利率的政策,提高西部企业的活力,增强西部的消费能力。把企业外债风险管理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汇率和利率的波动,可能会使企业对外债务增大,甚至会使企业陷入困境或破产。政府要积极为企业提供调整外债结构的政策条件。国家应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强化西部金融机构内部监控自律机制。加快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信用社等行业的自律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全国金融业协会,制定同业公约,规范、协调经营行为,切实加强金融行业的自律约束。

    8.理顺政府与企业和银行间的法律关系。加快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和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和银行的法律关系。尽快完善《破产法》,防止变相逃、废债,保护银行的资产安全。排除地方保护,纠正改制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禁止把企业转制当作逃废银行债务的“有效途径”。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完善有关破产的法律,国务院尽快制订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对企业破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作出切实可操作的规定。要针对国有企业不同规模、不同负债的状况,分别采取不同措施,以推动改制、鼓励兼并、规范破产、适度挂账核销、补充资本金为主要手段,逐步化解国有企业巨额债务和不良资产,降低资产负债率,为西部建立新型银企关系创造条件。

    9.推进投融资制度创新,为西部投融资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西部各级政府要积极向中央争取进一步下放地方政府的自主权,重点解决经济发展中投融资制度供给主体的制度创新能力与创新激励问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发挥开放型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以更加优惠的政策、更加优质的服务、更加优良的发展环境,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加大产权置换力度,允许国内外投资者出资买断西部现有非国民经济命脉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允许以独资、参股等形式新建和经营公用基础设施。对投资政府鼓励发展行业的,可抵免企业所得税;对个人实业投资,可全额或部分抵免个人所得税。支持和鼓励风险投资投向西部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生态工程、矿产资源开发、高新科技开发、基础教育以及人才培养和智力引进等项目,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10.尽快建立金融信用制度。关键是要建立中小企业及个人的信息体系和信用评估体系,进行网络管理,使每个企业、每个人都严格履行其诚信职责,。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积极开展企业信用评估工作。积极协调,让银行、企业等多方达成共识。银行划定标准,根据企业信用情况,确定是否提供贷款或贷款额度。积极建立公民、组织金融信用数据库,为实现信用状况的科学管理奠定基础。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行政作为。大力转变政府的行政方式,克服政策多变,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增加行政和司法的透明度,以培育和促进社会长期预期的形成;依法将掌握的公民个人和组织的金融信用资料,通过法定的形式向社会开放;做到政府资信数据库的建立、管理走向正轨,带动行业资信数据库的建立与运行,实现各机构资信数据库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强化对信用的保护,培育信用主体;加强执法监督和舆论监督,建立和健全信用的监督管理体系。西部企业要加强自我信用提高的能力,防范自身可能导致信用危机的因素出现;从内部管理方面提高自身防范、化解市场信用风险的能力;企业要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自身的信用管理水平;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中介机构的服务来提高自身对市场信用资源的配置能力,提高自身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达到提高自身社会信用的目的。

    11.以资产运作为重点,扩大社会融资。随着国内证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社会富余资金不断增长。西部要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融资。推进公用事业企业上市融资,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支持保险基金参与有盈利能力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将有盈利的基础设施项目推向市场,融集社会资金。如已建成的项目以公司方式上市;高等级公路类可以收费的项目,实行社会化招商。政府应在土地出让、动拆迁、税收、贷款贴息等方面实行政策优惠。在城建管理体制、运营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所有的建设项目,都以项目公司的方式实行市场化运作,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直接投资的模式。改变建设运营一体的传统投资模式。把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结合起来,将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后带来的土地升值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完善建设性收费机制,改进收费方式,用好价格和收费等政策杠杆,增加政府建设资金来源。

    12.积极放开民间投资实业的领域限制。积极放宽西部民间资金的准人领域,凡法律没有禁止的,一律准予西部的民间资金进入。依据“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推动西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经营、股份合作、内引外联等多种形式创办民营经济实体,唤醒“休眠”资本,遏制流失资本。放低“门槛”,激活民间投资。坚持“低门槛进入,低成本发展”,鼓励滚动投入的方针,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民间资本的活力。积极创建载体,壮大民营规模,创办高科技工业园区,大力整合零星民营企业,调整民营工业布局,推进民营企业实现集团化、规模化发展。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积极发挥市场对投融资活动的调节作用。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力争在放开进入领域、政府理性退出两个方面有大的突破。除政策、法规限制的投资领域以外的所有经营性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

    13.重视建设一流的、具有“忠诚守信”品德的高级金融人才队伍,保障投融资事业健康发展。西部加强金融能力建设,尤其是领导与经营金融企业所需的管理与决策能力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是“诚信”能力建设。金融危机往往反映了能力危机,但最根本的还是“诚信”危机。特别加强领导与经营金融企业所需要的管理与决策能力建设。“据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经验,金融能力尤其是核心能力的培养,金融人才尤其是核心金融人才的快速聚集,是这些中心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如注册金融投资分析师(CFA),美国就有一万多名,新加坡有二千多名,”而西部基本元此类人才。像这类核心人才,须加大力度限期培养造就。结合西部的区情,培养具有全球化头脑和知识创新能力,“德才兼备”的金融高级人才,是涉及到西部投融资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之一。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宣党建处)

作者: 顾华详 责编: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