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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群体行为改变实证研究

——关于男一男人群艾滋病教育的行为干预
2009年10月27日 19:36:12 来源: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在男一男亚文化人群中,作为一种艾滋病感染的高危性实践模式,“协议安全性行为”已成为许多国家社区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新问题。这种普遍存在于该亚文化人群的行为模式是其对抗艾滋病的一种“群体自我防御”策略,是该人群对艾滋病带来的社会冲击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然而,事实上,“协议安全性行为”却是一种易于感染艾滋病的高危性行为。这种所谓的安全行为不仅无助于对HIV/AIDS的预防,反而会增加该亚文化人群HIV/AIDS的感染机率,使其完全暴露于艾滋病的感染危机之中。由于艾滋病已开始在我国传播,我国男一男亚文化人群也开始采用“协议安全性行为”,试图以这种性行为模式对抗艾滋的侵袭,而直至目前为止,国内尚无任何针对策略,对这种高危性行为进行社会干预。

    国际社会艾滋病传播的历程显示,男一男亚文化人群因其特殊的性行为模式,本身即属艾滋病易感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机率较高。有关调查发现,目前在中国城乡社会,存在着规模不等的男一男亚文化人群,这类人群以隐匿方式在某些公共场所(如浴室、俱乐部、公园、酒吧、宾馆、夜总会、郊外农家乐)活动,潜存在着极大的HIV/AIDS感染危机。由于该人群在性价值取向及性行为模式上与主流文化相悖,其性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被社会所认同。为了避免非议及观念冲突,绝大多数人不愿公开其同性性取向身份,而是以极隐匿的方式和隐蔽的行为活动,其性实践表达形式极少为外界所知。此外,该亚文化群体客观存在的动态变化趋势及群体成员自我认知的非肯定因素也使得多数人不愿暴露其真实身份,从而加深了“圈外人士”介入该人群的难度。

    前期相关研究及该项目基线调查评估资料显示,目前在该亚文化人群中,占总数约85%的个人无固定性伴或有多性伴史,其中多数人以“协议固定性伴”的方式生活。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所谓固定性伴这种“口头协议”对个人行为并无约束力,大多数人在与性伴形成“协议”后仍会有多个性伴。尤其是在四川成都地区,该亚文化人群性行为极为混乱,加之从未接受过HIV/AIDS的相关教育,因而对艾滋病预防的相关知识缺乏系统了解,对安全套的使用态度及性行为实践方式均存在显著问题,其错误知识信息、非正确态度及高危性行为非常普遍。

    虽然目前还未对该人群作过艾滋病的相关检测,因而艾滋病在该人群中的流行状况仍不清楚,但有关报告显示,1998年就曾在该人群中发现HIV感染病例。此外,本项目长期开展的基线调查也显示,该人群有多性伴经历和性病病史者所占比例甚大,因而最有可能成为HIV/AIDS的高危易感人群,并最终导致HIV/AIDS的大范围传播。不仅如此,该亚文化人群构成复杂,成员多由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者构成,因而不会长期使用单一的预防STI/HTV(性病/艾滋病)的公共策略,“每次均使用安全套”这一重要预防措施也不会被其简单采纳,加之其中部分人可能有毒品使用史,毒品使用过程中的针具共用更可能加深STI/HIV的感染危机。

    为了减少这一高危人群因“协议性行为”带来的HIV/AIDS感染危机,使该亚文化人群了解预防STI/HIV的正确知识,改变其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促进这一人群对安全套的使用,本项目在四川省成都市部分地区开展了为期14个月的“男一男亚文化人群艾滋病教育行为干预研究”。该项目是四川省首次开展的以男一男性关系者为目标对象的HIV/AIDS预防干预研究项目,且目前在中国也是为数极少的在群体水平上针对该易感人群作性行为评估和实施行为改变策略的研究课题之一,它填补了中国男一男亚文化人群HIV/AIDS预防的社会学实证研究空白,对社会学行为改变理论的实证运用是一次大胆尝试。

    二、研究内容

    本项目采用社会学跨段落研究方法设计,其研究结果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研究时段中目标对象知识、态度、行为的改变状况。首先,研究人员在实施干预活动前以问卷、个案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形式对目标人群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作了“干预前测试”,而在项目实施干预计划9个月后,研究人员再次使用同--N量工具对目标人群知识了解、态度、行为改变情况作“干预后测试”调查。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对前后两次调查结果作了对比研究,从而清晰地反映出了项目实施带来的良好干预效果。

    (一)研究群体

    由于该亚文化人群隐匿、分散、无正式组织结构且不易为“圈外人”所接近,项目无法确定其总体数量,因而不能用概率抽样方式选取样本,而只能采用“滚雪球”抽样法,由社区知情人士提供线索,逐渐扩大样本数量。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项目通过社区“关键人物”寻找和“知情人”走访咨询,获得了大量相关信息,逐步掌握了目标对象的活动场所和活动规律,在发现个别目标后跟踪调查,并在与目标对象进行大量交流沟通的基础上,使用滚雪球方式确定研究样本。

    本项目共抽取研究样本434个。为了便于对照研究,研究人员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即控制组和干预组。干预组234人,控制组200人,前者样本在成都市区选取,项目成员按实施方案对其进行预防HIV/AIDS相关知识的宣教,并开展干预活动,促成其态度与行为改变。后者样本在专县选取,只对其进行跟踪观察,并不实施干预活动。项目实施9个月后,由于种种原因,干预组和控制组人数均有所减少,干预组样本缩小为212个,控制组则减少至161个。

    由于该研究样本的选取未采用严格的概率抽样,因而其样本并不具备完全的代表性,不能从样本推导出该人群的总体状况,只能从侧面显示出该人群的某些特征。当然,为了使样本情况接近总 体,研究人员在选取样本时也考虑了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在样本的选择上注意选取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者参加。因而其样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该类人群。

    (二)研究干预方法

    该亚文化人群因其性行为方式与主流社会文化习俗、性行为规范相背离,不能为主流社会中多数人接纳。为了避免社会歧视,许多人以隐匿的方式活动,不愿暴露其身份。加之多数人为并不参与群体活动的分散个体,缺乏群体社会联系且难于接近,开展干预活动和行为改变工作难度极大。由于无法对其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干预活动,项目只能通过特殊的方式接近该人群,在充分了解并获得目标对象认同的基础上,发展“圈内”志愿工作者队伍,建立同伴自我教育网络,以便在该人群内部构建完整的安全性文化传播体系,使安全性文化能在这一群体中完成其信息复制过程,促进其对安全套的态度和行为改变。为了引起目标对象的兴趣和注意,研究人员开发出了具有较高实用价值并符合该目标对象特征的干预方式,围绕目标人群聚集的场所开展干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项目的所有干预方法均在动态发展基础上使用,即开发一使用一修改一再使用一再修改,以便能使之不断完善。总的说来,项目所采用的干预方法大致有如下一些。

    1.本土社会学方法。按照现象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舒茨的观点,社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只有在其成员觉察到它存在时才存在,因此必须对社会成员在建构和解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详细考察(H.Garfinkel,1967)。在该亚文化人群所处的微观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体均会依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活动,从而使活动具有共同的意义。而要在这一特殊群体中实施行为干预,必须运用极其精细的实证方法,了解和分析该人群行为的微观方法,发现其实施行为、响应行为和改变行为的规则,因为这些不成文的规则正是该群体成员活动的基础。为了了解该目标人群的活动基础,项目研究人员采用追踪访问,亲身观察等本土社会学方法,深入目标人群,观察其行为的微观互动过程,了解目标对象的行为习惯、语言方式,并在充分尊重其群体规范和群体习俗的基础上,以平等的、元歧视的、价值中立的态度接近目标对象,努力减少目标对象的情绪对抗和排斥,争取目标对象的信任。由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人员始终坚持以该群体的语言、习惯及思维方式与其进行人际沟通与人际互动,因而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2.半参与式观察法。本项目的干预对象为特殊亚文化人群,其整体特征不仅表现为隐蔽,难于接近,而且对“圈外人”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为了能了解目标对象的现实生活情况。项目充分利用社区知情人提供的关键信息,深入目标对象活动的场所,在成功接近目标对象和争取他们信任的基础上对其作非正式访谈,了解其HIV/AIDS知识掌握状况及性行为现状,广泛收集相关信息资料,寻找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个人,为后期干预材料的制作及志愿工作者队伍的建立作准备。

    3.心理剧目编演。先期的“健康教育信息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习惯性的、粗暴的道德指责,简单的宣传资料发放及枯燥的学究式说教干预效果不佳。不仅无助于相关知识信息的传播,反而会增大目标对象的情绪对抗。为了强化目标对象对干预活动的认同,项目在“前测试”调查的基础上,针对目标人群的知识现状及存在问题编排出多个心理剧目,利用目标场所原有的人力资源,在传统的表演项目中穿插入项目编排的节目,将教育信息自然传递至目标人群,引起了目标对象的兴趣。心理剧目以小品、角色扮演等形式出现,采用“圈内人士”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方式编排,并在上演过程中收集反馈信息、不断完善修改,使之更易为目标人群接受。

    4.同伴教育。在所有的教育形式中,自我教育是一种收效最为良好的形式。它可以打消圈内人士的顾虑,消除圈外人士宣教所引起的抵触心理。为了达到同伴教育的目的,项目在信息交流与扩散过程中采用同伴互教、同伴小组讨论、同伴对话等形式,在目标人群中作面对面互动、沟通。这种互动与沟通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信息的水平流动。第一个方面是个体与个体间人际信息的水平流动,这种信息的水平流动是在培训一支健康教育自愿工作者队伍的基础上进行的。项目充分利用这批来自该亚文化圈、已接受过专门培训并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初步社会学交流、沟通技巧的志愿工作人群开展故事口头传播、面对面信息交流等活动,与目标人群中的成员同伴作面对面水平交流与沟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种同伴互教形式产生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普通宣教人员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第二个方面是群体程度上的信息的水平流动。即组织健康教育信息交流小组讨论,重组与改变群体的任务结构,充分利用群体对个人的影响(如信息共享、行为参照、社会暗示、学习机制、群体促进、从众效应、群体心理认同等等),通过群体水平上的信息交流活动,促进目标人群的态度改变和行为转换。

    5.社区外展参与活动。为了引导更多目标对象参与项目活动,研究人员以户外活动形式,将干预活动从目标场所外展至社区之外,以吸引更多隐匿、分散的个体进入项目视线。项目一方面通过“同志网络”传递活动信息,另一方面又通过志愿者个人的人际联系说服圈内同志参与活动。在宣教过程中,项目成员注重激发目标对象宣教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又坚持全程参与目标人群的集群活动,强化目标对象对项目成员的信赖程度。换言之,这种参与方式是建立在充分互动和双向沟通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双向交流与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又因项目成员与目标对象建立的良好关系而被极大强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以集中活动有奖竞答、节目表演、体育竞技、文体活动及其他方式邀请目标对象参与活动,并在激发目标对象活动参与热情的同时,将宣教内容和健康信息不失时机地传递至目标人群。此外,项目还广为散发宣传资料和派送安全套。努力调动目标人群受教育的积极性,使其变被动受教为主动受教,从而大大增强了干预活动效果。

    6.专家咨询。项目多次采用专家现场咨询,热线电话咨询等方式,与目标对象进行平等对话,共同探讨相关问题。在咨询过程中,项目专家始终坚持“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原则,对涉及同性恋的行为、观念不作价值评判,尽量避免因个人价值观念相异引起的目标人群的心理排斥。项目专家以科学、求实的工作作风及民主、平等的对话方式与目标对象、亚目标对象、“圈内”志愿工作者进行沟通,在答问释疑的过程中传递正面教育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目标人群对临时性行为、多性伴交往和安全套使用的态度改变。

    三、研究干预结果

    本项目采用大量社会学策略,在经过为期14个月的研究干预活动之后,以“后测试”方式对两组(干预组和控制组)目标对象知识、态度行为的改变情况作效果评估。与项目启动前针对目标人群知识、态度、行为状况的“前测试”结果相比较,干预组人群无论在知识、态度还是在行为上变化较大,而控制组在以上三方面的变化则并不明显。

    本项目“前”、“后”两次测试采用同一量表,测试涵盖的指标包括:目标人群HIV/AIDS预防知识的正确率;与艾滋病有关的性行为态度的正确率;多性伴数;与固定性伴使用安全套的人数;与临时性伴使用安全套的人数;询问性伴是否作过HIV阳性检测的人数等等。

    (一)相关知识变化

    项目干预活动开展前以调查问卷、个案访谈、焦点问题小组讨论等方式所收集的资料显示,控制组和干预组人群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正确率均较低,前者占调查者总数的32.3%,后者占总数的31.0%人群错误信息较多,对艾滋病缺乏了解。无论是对其感染途径还是对其疾病性质,该类人群所掌握的知识多为错误。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人并未受过系统的相关知识教育,信息来源多为道听途说。而在经过为时9个月的干预活动之后,项目“后测试”调查结果显示,控制组艾滋病预防知识正确率由原来的32.3%上升为32.5%,上升幅度为0.2%(CI=一0.06,0.4),变化幅度极小,无统计学意义。与之正好相反,干预组人群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正确率则由原来的31.0%上升至71.8%(CI一22.2,59.4;p<.0001),在统计学意义上,属变化“特别显著”。说明项目干预活动是成功的,干预组人群在参与干预活动后,正确知识掌握率极大提高。

    (二)相关态度变化

    对控制、干预两组人群“与艾滋有关的性行为态度”前、后两次测试结果的对比研究表明,控制组人群相关态度无明显变化,干预组人群态度改变却十分显著。在“前测试”问卷、个案小组讨论调查之中,控制组人群相关性行为态度的正确率为32.4%,干预组为34.1%。前测试调查显示,目标人群对与艾滋病有关的性行为大多缺乏正确态度,对使用安全套更缺乏正确认识。对艾滋病的无知使许多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在总体感染率较低的状况下自己不致感染,因而对使用安全套的态度并不积极。

    而在项目实施干预宣教9个月后,经“后测试”调查、访谈发现,控制组人群与艾滋有关的性行为态度的正确率反而有所下降,由“前测试”占总数的32.4%下降至31.2%,下降1.2个百分点(CI=一3.0,0.6),经统计学显著性检验,前后差异并不显著。至于变化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与之相比,干预组人群相关态度的正确率却显著上升,态度正确者由原来的34.1%上升至68.5%,上升比例为34.4%(CI=18.8,49.9;p<.0001),经统计学显著性检验,效果属“特别显著”,充分表明项目干预活动对目标对象态度改变的正性促动作用。

    (三)性行为变化

    对目标人群性行为变化的评估是建立在以下4个指标之上的:多性伴者比率;与固定性伴使用安全套者比率;与临时性伴使用安全套者比率;询问性伴HIV阳性检测者比率。

    1.多性伴者的比率变化。前测试调查数据显示,在控制组人群中,拥有多个性伴者占总数的78.8%。而在干预组人群中,这一比率为85.5%,即多性伴现象在该亚文化人群中具有极高普遍性。此外,调查结果表明,目标人群性关系复杂,性行为混乱。其多性伴和性伴频繁更换行为存在严重HIV/AIDS感染危机,完全有可能导致性病和艾滋病在该类人群中的交叉感染,引发疾病的大规模流行。而在干预活动实施9个月后,控制组人群拥有多个性伴者的比率反而有所增高,即由原来的78.8%上升至79.7%,上升率为0.9%(CI=一0.3,1.5),经统计学显著性检验,属“变化不明显”。至于该组人群性伴比例上升的原因,目前仍无法得知。与之相比较,干预组人群多性伴现象则有所减少,多性伴者比例由原来的85.5%下降至70.5%,前、后改变值为一10.5%(CI=--27.1,一6.1;p<.01),经统计学显著性检验测试,其多性伴行为改变为“很显著”。项目的干预工作是有成效的。

    2.与固定性伴使用安全套者的比率变化。“前测试”结果发现,与固定性伴使用安全套者的比率在控制组中为6.8%,在干预组中为10.5%。两组人群每次均使用安全套者比例都甚小,疾病防范意识较差。调查显示,对所谓固定性伴的简单信任及担心使用安全套会引发“信任危机”所导致的后果,使得该人群对固定性伴“不设防”,降低了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其忽略了所谓固定性伴也可能存在的感染危机。

    而经干预后的“后测试”调查结果显示,控制组人群与固定性伴使用安全套的人数反而降至了6.2%,其前后使用安全套行为改变值为一o.6个百分点(CI=一1.4,0.3),在统计学上无显著性意义,其比值下降原因不得而知。而干预组与固定性伴每次均使用安全套者的比率却增至总数的35.5%,行为改变比值为25.0%(CI=15.5,34.5;p<.01),经统计检验,效果为“很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干预的个体而言,接受调查时的反应是较为主观的。因为所谓“固定”性伴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被调查者而言,他的性伴也许是“固定”的,但对其性伴而言,或许他表面上是单性伴者,而实际上却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性伴。换言之,对于性伴是否“固定”的评估,是建立在对有性行为者单方测试的基础上的。而被测试者只能反映自身行为,却不能反映对方情况,就这一意义而论,“固定”的概念应该是相对的。

    3.与临时性伴使用安全套者的比率变化。在“前测试”中,控制组与临时性伴使用安全套的人数占总数的3.1%。而在干预组中,这一比率则为6.5%,性病、艾滋感染机率极高,性行为属“高危”、“易感”行为。在该人群的所有性行为中,与临时性伴不使用安全套感染性病和艾滋的机率为最大。而不使用安全套或不完全使用安全套的行为则为标准的“高危”性行为。然而,由于疏忽、无知和必须考虑所付出的经济代价等因素,该人群与临时性伴每次均使用安全套的人数极少,因而潜存着极高感染危机。

    而9个月后的“后测试”发现,控制组人群与I临时性伴每次均使用安全套的人数已升至5.3%,上升幅度为2.2%(CI=一1.3,3.1),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干预组相同指标却升至49.7%,上升率为43.2%(cI一24.0,62.4;p'C.0001),统计显著性分析表明,效果属“特别显著”。目标人群行为发生极大改变,疾病防范意识增强。

    4.询问性伴HIV阳性检测的比率变化。“前测试”结果发现,询问性伴是否作过HIV阳性检测者的比率控制组为3.7%,干预组为7.5%。不询问性伴是否作过HIV阳性检测的原因大至有四个。一是缺乏疾病防范意识;二是怕影响双方关系;三是缺乏相关知识信息;四是担心自己会受到同样询问。

    然而,后测试结果显示,控制组和干预组人群询问性伴是否作过HIV阳性检测的比率均有所增加,前者由原来的3.7%上升为4.7%,上升率为1.o%(CI=0.4,1.6),上升幅度不大。而后者相同指标则由原来的7.5%上升至34.5%,前后变化值为27.0%(CI=16.5,37.5;P<.0001),经统计学显著性检验,效果属“特别显著”。虽然干预组目前询问性伴是否作过HIV阳性检测者的比率仍不足总数的50%,但与干预前的这一指标过低的情况相比,干预活动是非常有成效的。

    四、讨论

    社会学关于行为改变的健康于预方法有多种,而这类方法无疑是建立在精神动力理论、行为理论和存在、人文理论基础之上的。精神动力理论的创始人弗罗依德认为,人的行为会遵循某些特定模式。而这一发现对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该理论认为:非理性因素、潜意识及生物本能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它所带有的强制性促使人们用它来解决健康问题,因而该理论流派常用所谓“医学模式”诊断和治疗患者因自身内部消极行为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疾患。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沃森和斯金纳,他们曾用实证研究方法证明所谓潜意识并非造成人们非健康行为的主因,人的人格和行为都是后天形成的,是对不同社会环境的具体反应。20世纪40年代,行为主义流派又提出“社会认知学习理论”,认为人的知识来自社会,是在相应动机驱使下通过人的认知活动获得的。人格和行为形成不仅依靠某些奖励办法,而且更多地取决于长期形成的习惯性因素。因此,个人经历和环境即外在影响才是决定人性格及行为的主因。

    存在一人文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法国的卡莫斯。该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积极的,个人完全可以把握自身行为。因此将存在一人文理论运用于健康教育应努力了解和体会受教育者的特殊社会一文化现状,深刻探讨其内心世界,努力发现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均有改变自身消极行为的意识存在。

    虽然当今用于行为改变的社会学干预理论有着不同的方法构架,但其促进和发展人类正面健康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其中思考一感受一行动模式(TFA Model,Hutchins,1979,1982,1984)则倍受推崇。TFA模式不仅整合了各理论流派的观点,并将其成功运用于群体行为改变活动,而且,该模式还广泛涵盖了行为科学实践的方法要素,如心理咨询、动态群体活动、评价干预、正面认知构成模式等等,进而开辟了广泛用于健康教育的实践干预方法(Green&Kveuter,1991)。TFA模式是建立在“人们社会经历结构的心理反映决定其社会感受和行为方式”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Beck&Weishear,1989;Burns,1980),因而在开展亚文化人群性健康教育及行为干预活动的过程中,则应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实际感受与其行为过程间的密切联系。

    1.以群体为单位开展干预活动。传统社会学的行为改变策略大多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强调对群体中个人行为的改变。而本项目却试图从群体水平上改变目标对象的态度、行为,无论是信息制作、方法采用、还是活动开展,均以群体为基础,充分利用群体特征和群体机制,如群体亚文化氛围、群体文化习俗、群体压力、群体领袖作用、从众效应等等,通过群体活动对个人施加影响,而非从群体中个人行为的改变出发,最终达到改变群体的目的。总之,本项目的行为改变策略是在锁定行动目标的基础上,以严格的社会心理认知方式在群体水平上对整个目标人群施加影响。这种健康教育干预过程通过内群体的人际关系进行,是一种口头信息、非口头信息的相互传递和互动学习,其目的是促使目标对象运用所获得的相关知识,排除群体中他人的错误信息,并作出正确的行为决策。

    本项目认为,传统社会学在个人水平上所进行的人际沟通并不十分有效。这种从个人水平上通过对目标对象个人年龄、教育水平、文化背景、职业文化、婚姻状况等情况分析所进行的行为改变研究,极大地忽略了个人与所属群体的社会联系,忽略了人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即集群性。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总会与一定的群体相联,拥有群体文化、保有群体价值、遵从群体规范并接受群体影响,无论是其知识获取、态度形成还是其行为决策,均带有极大群体特征,受群体同类意识左右。

    因此,只有把握住了该人群的亚文化特征,了解其观念、价值及对事物的相同态度,才能真正把握目标对象的需求,开发出真正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法及干预策略。

    当然,该目标人群也并非简单的性价值和性取向相同的人群组合,在该群体内部也有着较大的异质性,这些因个人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他因素形成的异质性又使该人群分化成了不同的小群体,因而必须针对不同的小群体特征,采用不同的社会学策略,开展行为干预活动。

    2.志愿工作者队伍的建立。本项目实施最为成功之处是同伴教育活动,同伴教育活动的开展则必须依靠一支训练有素的志愿工作者队伍。而如何选择志愿工作者则取决于项目研究人员对同伴教育的正确理解及相关社会学策略的成功运用。哈罗维茨(Horowitz,1966)通过社会一认知学习教育实践发现,个人健康行为可以在群体活动中发生变化,从而反过来促进其态度改变。本项目组建志愿工作者队伍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群体活动展开互动式教育,改变目标对象的行为并促进其态度转变。

    由于在该亚文化人群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项目在组建志愿工作者队伍时特别注意从非同质人群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参加,并在对其进行严格艾滋预防知识、社会学人际交流和人际沟通技巧培训的基础上,让其深入各类人群,以同伴教育形式与目标对象作面对面互动沟通,以便使同伴教育更具科学性。事实上,项目所有的外展活动都是为了在不同人群中发现可以充当志愿者角色的“圈内人”,使志愿者具有不同人群的代表性,以便能利用志愿者的特殊身份,增大目标对象对其的接纳、认同度,降低他们的抵触情绪和拒斥心理。

    3.干预策略的动态开发。项目研究人员认为,亚文化人群的干预策略不应一成不变。即使是在活动中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干预方式,也并非永远有效,而是应该不断加以改进,采用新的干预策略,开发出新的干预方式,以适应情况的变化。因此,本项目的干预策略是建立在动态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所有干预策略和干预方式均经过反复修改,不断研发,从而使信息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人际交流水平上扩散。其中,“心理剧目”及“小品”开发的目的是改变信息媒介的形象,减少传统大众媒介信息传递的非针对性,使健康信息经由特殊渠道传递至目标人群。“找朋友”活动则是为了争取目标对象对活动的积极参与,增强人际互动中的双向交流效果,并收集目标对象的信息反馈情况,了解其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度。

    4.安全套促进。安全套促进既是项目行为干预的重点,又是本项目的工作难点,在该目标人群中推行安全套的使用有极大障碍。传统安全套使用意义为节制生育,而该人群因无此类顾虑,使用安全套者比率极低,多数人对这一健康措施持不认同态度。即使在项目实施中期,目标对象对使用安全套仍有较大心理抗拒,部分开始使用安全套者反应有严重生理不适且易导致双方情感上的信任危机。因而必须采用新的社会学技巧,说服目标对象使用安全套。为此,项目针对这类反馈信息,编排新的干预剧目,研发新的干预资料,并展开新的干预活动。此外,项目还将目标对象的反馈信息传递至安全套开发商(欧洲前景集团公司),促使其开发出了适用于男一男人群的新产品,以减少人群的生理不适。

    当然,安全套的促进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如通过焦点小组讨论、同伴教育鼓励使用安全套;采用同伴派发、同伴促销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设立销售点开展自愿认购活动。在安全套使用的促进和推广中,项目始终贯彻“以安全套销售量”衡量干预效果的原则,因为宣传品派发及免费安全套赠送并非检验项目干预效果的有效尺度,只有建立在目标人群内在需要和态度行为改变基础之上的对安全套的主动消费和购买,才是衡量项目干预是否成功的标志。而只有在相关目标人群形成安全套使用习惯,并将安全套使用当作一种完全的固定行为之后,安全套销售量才有可能上升。

    5.干预前后测试。本项目采用传播人类学和社会学“社会表征与互动参与”新前沿理论,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施,其效果评估应有科学依据。为此,项目采用“前”、“后”测试方式,对目标人群干预前、后的知识、态度、行为状况作对比研究,其量化指标的改变情况足以证明该项目实施的成功性。目前在国外相关研究和干预项目中,这种对比研究方式已广为运用,然而在中国国内,这一方法的运用却极为少见。多数项目只以是否开展了相关活动为评估标准,其干预效果缺乏科学依据。即使在目前中英合作项目的所有项目课题中,本项目也是惟一采用前、后测试对比研究方式评估干预效果的项目。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作者: 王曙光 张胜康 责编: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