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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

http://www.xjass.com  2009年10月18日 16:31:07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从而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目标,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扩展到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在这样的转型期如何构建一个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气氛良好的和谐社会就成为执政党目前执政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目前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人与自然的携手将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物本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评估历史,重新定义幸福。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表现是实现“经济一资源一环境一社会一人”的共同发展,即人与社会、自然的相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必然促进人与人的和谐,而人与人的和谐又必然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

    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纵观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既是人类自我意识和发展意识的日益觉醒,更是未来社会发展更为理性化的标志。

    (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物本主义价值观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物本主义价值观是指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进而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它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迅速地加快工业化步伐,提高工业化程度,就一定会使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这一片面的发展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它由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社会危机、自然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经济增长不但没有解决失业、分配不公等问题,反而使政治腐化、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等等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我们杀鸡取蛋,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掠夺,一方面对大自然造成破坏性的灾难,另一方面也招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与惩罚。在这一时期人成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经济的迅速增长却导致了人自我的异化,蚀空了人的内心、人的精神生活和人的道德生活。

    (二)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价值观颠倒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对人的真正关注。在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以人为本的综合价值观。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强调必须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提出用人文发展指数(HID)来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向是社会价值观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人类主体意识的日益增强与发展意识的日益觉醒。

    但是,以“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把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以自然界的“立法者”自居,认为人在自然界面前可以为所欲为地“征服”自然。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仅仅把自然界作为人类获取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料的源泉,作为人类“征服”、“改造”的对象,没有看到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和人类对自然界依赖性的一面。对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给予不恰当的夸大或歪曲,这是造成今天人类面临诸多“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不是它看重人的需要、人的利益和人的实践能动性,而是它没有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主一仆”关系,未能重视和恰当地把握自然界的存在及其对人的价值和意义。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我们确立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是我们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主体是指现实的人,客体是指自然和社会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主体的辩证发展观,它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物本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片面性,整合了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而确立了更科学的社会价值观,最终形成了“经济一资源一环境一社会一人”的基本模式。

    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的社会价值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核心”,人与人的和谐是“实质”,“-核心”是由“实质”决定的。所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要围绕“核心”,更要抓住“实质”,要把改造自然(改造自然内含保护自然之意,而且两者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和改造人联系起来,而且要把改造人放到首位。

    确立以人的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积极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观,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综合国力还不够强,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只有加快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和资源,才能提高保护自然的能力,才能使广大群众真正享受到可持续发展的成果,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自觉地支持和参与实践从而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整合社会阶层关系是转型期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心环节

    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中国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有关。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江泽民同志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给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的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不少人陆续脱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转而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或“下海”经商,自主创业,或进入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等经济组织,或成为自由职业人员。

    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促使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第三,社会转型期的特征是阶层划分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中的分配权力和市场能力因素同时影响着整个社会中资源分配的平等关系。权威等级关系、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同时存在于政府部门、各类所有制企业以及大多数的事业单位中,资源和权威按照一种复杂的模式在整个社会中配置和交换,体制外单位与体制单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遵循着不同的分配机制,同时,在体制内外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两种分配原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换关系。因此,制度条件应该作为阶层划分的重要参考因素。

    (二)整合社会阶层关系要遵循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不同的利益主体必然带来不同的权力意识,权力意识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并且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也是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转型期的中国在各种矛盾凸现集中的今天,如何在公平、开放、理性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执政党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首先,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以成就为取向,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取得,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条件,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是后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赋性因素。当然,这么说既不意味着后致性因素在前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中毫无作用,也不意味着先赋性因素已与现代社会没有关系。

    其次,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既不一定是与生俱来,也绝对不是不可改变的。在这里,任何限定某人或某些人参与竞争的制度性障碍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在现代社会,实际上很少有这样的制度设置。每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便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地位。在传统社会,教育很不发达,并且为少数有钱、有权和文人所掌握,成为大多数人很难获得的稀缺资源,同时,就业的市场化水平也很低,大多数人都难以获得流动的机会。这就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固定化了。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教育的普及以及就业的市场化,每个人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参与就业竞争,因而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现代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其结果是降低了传统社会所讲究的特殊品质(比如特殊的家庭身份、宗教、种族等)对个人的阶层地位形成的重要性,社会成员资格被标准化、普遍化。任何一个人,只要达到某种职位的最低标准要求,则不论其出身地位如何,都有机会在竞争中赢得这种职位。

    第四,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在现代化水平高的社会,后致性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竞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对竞争的舆论、法律监控制度也相当健全,“能者上、不能者下”,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处于急剧的变迁之中,尚未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影响社会阶层分化的因素相当多而且复杂,使得多数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不认可现有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地位等级体系,甚至也采取不合理的手段和方式去获取社会资源,从而恶化了社会流动和分化机制,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失序、社会认同混乱等问题。所以,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地位等级和合理分化机制的认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性是建立在公平性原则基础上的,只要在竞争中遵循公平原则,那么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阶层之间不会存在相互屏蔽问题,边界是开放的。这里的开放主要是制度上的开放,凡是符合某种社会标准资格,就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职业是分层的主要标准,所以,达到某种职业资格,就应属于相应的职业阶层。

    合理性与公平性、开放性也是紧密相关的,但合理性更多的是指国家在配置资源和机会上要有效地发挥转移支付功能,提高竞争起点条件的均等程度,防止社会阶层差距的过分扩大,使所有人享受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就。所以,这里的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国家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发展和普及教育,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提升弱势群体的竞争能力,反对垄断,扩大社会就业机会等。

    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正因为具有上述本质特征,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每一个社会位置都不会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永远占据,保证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的认同,进而有效地化解因资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所有这些,既是社会的活力之源,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三)非公有制经济阶层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稳定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最具实践意义的是把非公有制经济阶层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个政治定位将使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精神空前振奋。随着财富的公众化和社会化趋势的发展,中等收入人群在社会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形成一种纺锤形的收入分配人口结构。新产生的社会阶层,除了私营企业主外都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十六大报告对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定位将极大地调动这一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历史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相提并论。

    (四)构建弱势群体的社会安全网,对转型期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弱势群体是由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他们处于一种无助和无奈状态,无法参与其他人群的正常竞争,日益被边缘化,是处于底层的社会群体。从群体的基本特征上来看,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生活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的特点。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的庞大规模和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显示,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由于弱势群体自身所具有的特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迅速摆脱自身困境的。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积极构建救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安全网络。

    第一,救助弱势群体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政府的职能已不再是统治,而是要通过其社会管理职能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救助是政府的一种责任与义务,受救助者接受救助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前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造成弱势群体的原因当中社会原因多于个人原因,所以构建社会安全网,保障弱势群体的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保证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发展,是我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政府应提高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维护他们做人的尊严;其次,政府应该尽快建立覆盖所有弱势群体的社会安全网,当务之急是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受益对象扩大到农村的弱势群体。为此,应该加快政府职能改革步伐,减少行政事业费支出,努力降低行政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从而提高政府的公共保障能力;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加大税收征收监管力度,对“富人”投以更多的“关注”,从而积累公共保障资金,实现社会公平。

    第二,完善弱势群体的宪法保护和政策倾斜。在我国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宪法司法保护手段,由此导致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边缘化。在现实中,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侵害而又得不到宪法保护的情况并不鲜见。由于我国缺乏宪法司法保护机制,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极其困难。政府应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协调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和物质上的给予,而且还应该激励和培养他们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帮助弱势群体问题上,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是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安全网。除了通过社会资金救助方式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还要建立健全针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社会保护政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继续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要立足于“最低”,既要做到“应保尽保”,救助每一个应该救助的公民,也要促使受救济者自立,提高自身素质,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摆脱困境。

    三、走各民族共同繁荣之路,促进不同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同志指出:“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全国各族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各族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这是各民族大团结、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坚实政治基础。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我们既不能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也不能人为地扩大民族差别。全党同志必须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当前我们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民族地区地域广大,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和谐就没有全国的稳定和和谐。民族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利用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三个离不开”思想,迅速发展经济,逐步缩小与其它地区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未来我国的发展战略中,将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

    加强民族团结,使各个民族共同繁荣、和谐相处是执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新时期做好民族工作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信教行为,甚至有些是全民族信教。要做好民族工作的基本前提就一定要处理好新时期的宗教问题。

    (二)做好新时期宗教工作,努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做好新时期宗教工作“三句话”的科学论断。即: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是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和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执政党与各民族之间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继续巩固和发展爱国宗教人士的统一战线。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利用宗教从事分裂活动,把宗教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爱国宗教人士手中。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绝不允许宗教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允许宗教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加强对干部群众的科学世界观的官传教育。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及建议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一)加强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是转型期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节点

    当前中国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节点是加强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加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第一,坚持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要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一心一意谋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五统筹”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

    第二,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提市依法执政的水平,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三,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转型期中国正经历着主体的大转型和观念的大碰撞,各种思潮、文化和价值观进一步多元化。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是需要由一个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群体共同来打造的。因此,发展先进文化,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信念,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文化往往是在人们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中获得精神的陶冶、心灵的净化和情感的升华,这是文化的内在优势。加强文化建设,发展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对于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是提供动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有效抵制和消除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影响,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最后是丰富生活。和谐社会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和良好的人文环境来营造。要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推进各个层次的文明创建活动,从而提升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效应在于建立与时俱进的社会公共管理体制。为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新的公共管理浪潮正在形成。涉及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体育、城市管理、文化娱乐等公共生活领域日益发展,安居乐业的公益精神、社区意识与日俱增,公民社会凸显眼前。公共信息、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公共秩序、公共政策等公共管理问题日益突出。政府职能转换意味着由社会的直接“管理者”逐步转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同时社会人口频繁流动,群体组合多变,如何构建起有效的沟通联系网络与工作触角,与变化频繁的社会组织、与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人群保持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对于执政党来讲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与时俱进的社会公共管理体制。

    第一,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第二,发挥基层党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面前,基层党组织要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创建“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活动为载体,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机制。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关党组织要严密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社区党组织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及时整顿软弱涣散、不起作用的党组织,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关心爱护党员和基层干部,特别要帮助艰苦环境下工作的党员、下岗失业的党员、生活困难的党员和老党员解决实际困难。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谐社会的首要标志是稳定和有序。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在不安定或动乱中正常运行。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并具体强调要通过落实责任制,建立社会舆论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发挥专门机关的职能,依靠群众,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国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杂音。但社会的和谐正是在逐步地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的过程中达到的。一切有所作为的人,都应当抓住构建和谐社会的契机,针对社会转型期不完善的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只要从宏观上执政党打下坚实的基础,“不和谐”便会失去其存在的根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就在眼前。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马列所)

稿源: 新疆社会科学 2005年第1期 作者: 刘芦梅 责编: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