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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创见三题

http://www.xjass.com  2009年09月20日 11:40:45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对苏联与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进行了比较与总结,其间许多思想对后来以至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仅从经济建设中有关改苇、开放的思想与正确的思想方法等方面,来发掘并认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三点重要创见。

    正视我国单一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初步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已经注意到我国由苏联而来的中央集中管理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弊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较集中地分析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某些改进办法。

    其一,他认为在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的关系上,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批评我国当时是中央各都“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他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其二,他认为在政府和企业(或中央、地方与工厂)的关系上,也有一个“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如果“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主张“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其三,他认为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而给的代价又极低,他提出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不能让农民吃亏,要“采取缩小剪刀差”和‘‘等价交换的政策”。其四,他认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需要来安排,中央在这些产业的投资计划分配上,不要象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地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

    从毛泽东的上述探索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实际上正视到政府计划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施力过大,其突出表现是中央各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部门是更多的手间接与直接地一起插到工厂和农村,从而把计划手段施用得过多过宽,严重地影响到地方管理部门的积极性特别是生产单位与生产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提出的一些办法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企业与生产者也要面向市场,让那只“看不见的手”也活动起来,即让工厂有点权,有点机动余地,有点自身利益;让农民也有点自主权,让农民手里多一点粮食,让农民按价值规律在等价交换中不吃亏,让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等等。这里虽然还不可说毛泽东已注意到单一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考虑与市场的某种相结合,但从其提出层层放权、面向下面、调动各方积极性,以此来搞活全盘经济而言,这无疑是务实之举。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当时已经初步地提出对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某种改革的思想。他在写作《论十大关系》之前的1955年至1956年初春,到外地作调查回京后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谈话时就曾指出:“地方同志对中央集权太多不满意,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灌下去,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要正确地解决这类问题,“光从思想上解决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思想问题常常是在一定情况和制度下产生的,制度搞对头了,思想问题也容易解决。例如,农村中包工包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二流子也会积极起来,也没有思想问题了”。随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他甚至明确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这实质上是提出了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对既定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课题。当然,这一课题的解决,关键是中央管理部门要有动作。当年,国务院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有关精神,召开了全国体制工作会议,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并起草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当时所称的国家行政体制实际上就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毛泽东首次明确使用“改革”这个词,是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认为通过社会革命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席‘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一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提法就是对毛泽东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命题,就包含着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某些有弊病的具体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展现出来,这也是对毛泽东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与发展。所有这些思想都为我国实行全面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视我国经济、技术、管理的落后状况,提出围绕经济建设要长期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关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可不可以提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当时有的国家的领导是不愿意或不敢提这个口号的。毛泽东认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他反复指明.一切民族与国家总是有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那有这个事?”就我国的短处而言,由于近代以来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和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等原因,尽管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经济、科学技术及管理等领域,都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这正如毛泽东所概述的那样:“我们一为‘穷’,二为‘自’。‘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自’,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他一方面正视这种落后状况,另一方面又认为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一张自纸正好写字。怎么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呢?最重要的是靠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但在毛泽东看来还必须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慎重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从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与方针中可以看出,这种学习是全方位的学习,这种学习又是有原则的学习——学长处不学短处。那么向外国学习的重点是什么?毛泽东认为应当围绕改变“一穷二自”面貌或促进经济建设来定,其重点是学外国先进的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管理。具体说来,他主张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们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他还主张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认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 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 们的工作”。他甚至认为在处理中央和地 方的关系问题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 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虽然 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他还提出向 外国学习好的东西不是一时之见与一时之利,而是长期学习与长期受益的事,认为即使将来我国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尽管毛泽东还没有使用对外开放这个词,但他向外国学习的一系列思想实质上就是对外开放的思想,后来都被邓小平所继承并作了多方面的拓宽拓深,从而为我国确立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视苏联经济建设中由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造成的危害,强调在经济建设中要按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办事

    这个问题,毛泽东讲得很多,而且论述的文章也不少,故我就不重复论述了。

    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三点创见——经济改革思想的初步提出、对外开放思想的初步提出、实事求是或“两点论”思想方法的倡导,都为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所继承与坚持、所发展与发挥,并由此掀起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洪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巨大洪流,这其间不仅实现了毛泽东当年想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这个理想,而且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巨额的增长与显著的提高,特别是最近又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所有这些,就是对毛泽东逝世二十余年及《论十大关系》发表四十余年的最好纪念。

    (作者:湖北大学副教授)

稿源: 《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3 作者: 贺祥林 责编: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