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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纠“左"不彻底的原因

http://www.xjass.com  2009年09月19日 19:41:51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的一些严重后果,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纠“左”的问题。经过一番曲折的认识过程,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要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反对一平二调,纠正“共产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必须保持综合平衡;中国的国情决定,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花一百多年等等。这些思想对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调整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也不能评价过高,其认识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当时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第二,他只是在维护“三面红旗”总前提下纠正一些具体错误,还是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思考;第三,他对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缺乏全面正确的分析,只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找原因,对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问题不够重视;第四,纠“左”的程度和进程只能由他决定,听不得相反的意见,他以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来作为判定是否革命的标准,把不同意“三面红旗”的人看成是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

    到了1961年秋至1962年初,也就是调整工作初见成效以后,毛泽东认为,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上升了,他对“大跃进”失误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极限,逐渐停滞了。这时,毛泽东仍然肯定群众运动,轻视科技和知识分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个人崇拜仍在发展,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左”的思想又重新抬头,并严重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本文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

    (一)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曲解

    毛泽东不能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完全清楚,甚至有着严重的误解和曲解。50年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准备是不足的,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些论断的教条化理解,对苏联模式的错误认识不清,毛泽东逐步形成了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独到的预见,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他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形成了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主张。毛泽东所以对“三面红旗”看得十分重要、坚定不移,是同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有关系的。

    毛泽东曾在一个批示中明确表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三面红旗”是绝对正确的,不能批评和反对。就是在毛泽东认真纠正“大跃进”失误的时候,他始终没能摆脱“一大二公”所有制模式的束缚,始终未能突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走上了以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歧途。这种社会主义观点,使毛泽东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去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就根本不可能彻底纠正“左”的错误了。

    (二)领导制度弊端的消极作用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领导制度的弊端,是毛泽东不能彻底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的体制上原因。

    我们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相混同。在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取代政府部f1;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实际集中于毛泽东一个人手中,又没有有效的制度加以限制和制约,缺陷和弊端是很明显的。这种制度在毛泽东注意发扬民主,谦虚谨慎时,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与之相反时则不然。

    1957年以后,毛泽东逐渐骄傲、自满起来。1958年初,他提出“大权独揽”、“第一书记挂帅”的领导原则,强化个人的决策作用,不久,他对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正确原则产生了认识上的偏颇,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样,就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他还特别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结果,在会议上,有的同志马上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个人崇拜的不良之风发展起来。

    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二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些不正确现象不断滋长。于是,毛泽东与全党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便逐渐形成了领导与服从,指示与执行的不正常的关系。“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虽为党的一系列会议所通过,但在相当程度上却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是毛泽东最先发现和领导纠正的,但在个人专断的情况下,也只有他才能提出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和错误。在毛泽东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党的集体领导的情况下,领导制度弊端的消极作用突出起来,毛泽东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转变成党中央的局限。“三面红旗”就无人敢提出怀疑了,毛泽东听不到不同意见,他的认识也就停滞了。

    (三)相信群众运动是万能的

    50年代,我们党还缺乏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就会转而向后看,从自己过去成功的经验中汲取力量,希望依靠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英勇精神,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希望运用战争年代这个得心应手的经验来把社会主义建设搞上去。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发动群众运动,另一种是不主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是赞赏和主张前者的。在“大跃进”期间,这两种办法的对立,由于反右倾的影响,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1959年底到1960年,理论界掀起了一次宣传“群众运动”的高潮,把“群众运动”的作用和地位绝对化。当时党和毛泽东把“群众运动”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主要办法。

    事实上,群众运动和党的群众路线并不是一回事,群众运动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毛泽东过分重视群众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转而就轻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一直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始终把他们当作被改造的对象。到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在广州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党的高层领导中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8月,当有人在一次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过几天,他又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一种需要继续改造的“异己力量”,所以总是对其感到不放心,甚至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最无知识。

    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批评群众运动这种方式,并且在政治建设上,支持“大民主”,主张搞“四大”,认为这是群众路线的体现。对群众运动的过分迷恋,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的错误认识,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一个失误,是他纠“左”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对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四)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判断

    60年代初,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党的领导层是有不同看法的。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他的认识到1961年秋至1962年初之间又发生了变化。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后,他在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错误只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上升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陈云等则认为当时仍是一种困难形势,要把困难估计够,他们采取很多措施去克服困难,在一些农村试行包产到户的做法,还对“大跃进”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工作,这些说法和做法,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和限度。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这时,毛泽东认为主要危险和困难,已经不是“左”的错误,雨是他所确认的“右倾”。他把精力和时间放到研究“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搞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去了。那么,他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纠正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五)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

    1956年开始,中苏矛盾逐步激化。中苏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另一个方面是苏联党当时的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使中国受他们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严辞拒绝。同一年,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门妨碍“苏美合作”,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不能接受。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领导不问是非曲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对赫鲁晓夫的种种言论和行动,毛泽东在做了几年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之后,在1960年3月得出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已是“半修正主义”的结论。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并不点名地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策划几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会晤,对中国党横加指责。这更加强化了中共领导和苏联对着干的决心。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单方面宣布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扰乱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这时,毛泽东仍把钢铁指标视为继续“大跃进”的基本标志,坚持不放松,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提出要炼争气钢。毛泽东同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各省都在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干。1962年搞到3500万吨,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2200万吨。“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lo年搞1亿吨,上天”。@由于采取了压缩其他,全力保钢的一系列措施,虽然1960年结束时,钢产量达到了1866万吨,勉强完成了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并公布的指标,但是农业和轻工业受到很大影响,产量下降很多,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毛泽东断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并认为这是由于斯大林过去对国内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导致自己被修正主义所否定。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首次提出国内反修防修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决心重提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时特别指出,这个闻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又出了赫鲁晓夫,现在看起来,需要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我经常这样想,要经过反复”。他强调,要准备5代到10代,用100年、200年来解决这个反修防修和他时刻担忧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以后,毛泽东的心日中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判断,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最危险的。于是,他在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谈话中,便鲜明地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并不断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不断发展深入党内,造成党内关系日益紧张。

    “三面红旗”受到苏联领导人的轻蔑和攻击,这种来自外面的压力更使毛泽东把自己的一套当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来捍卫,从而陷入更“左”的泥潭。毛泽东也用自己的“左”的理论和实践来衡量和评判苏联及东欧国家业已开始的改革,把他们斥之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等。这样就对改革产生了一种抵触,更加坚信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正确性,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个人崇拜仍在发展。最后,“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作者:中共汕头市委党校副教授)

稿源: 《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3 作者: 胡国民 责编: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