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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作品的性爱描写看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2016年03月28日 06:06:31 来源: 天睿网

中国传统历史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女性被置于非人格化的基础上和对男性的依附之中,在这种关系中,女性被当成“物”,成了消费的对象,强大的男权文化意识浸染到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男子中心主义仍然在现今中国主宰着男人与女人的命运,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表现上也各有差异而已。男子中心主义已经潜入人们的意识深层,并且把它的记印深深烙在了人类文明与文化之中,女性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困难和阻力。 
文学作品是体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反映时代心理需求的最好工具,小说中的性意识,是社会思潮的最明显反映。中国小说的性爱话语,从来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充斥着男权主义的意识主流。男性用封建宗法制度赋予自己的特权,为性爱话语规定了一整套的言说方式。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作品性爱描写中,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触摸到深深的男权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发展的巨大阻力。

一 中国古代小说性爱描写中的男性中心立场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创作的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十日谈》,被广泛的肯定了其反封建教会的批判精神,赞扬其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对人性解放的呼唤。时隔两个多世纪后,中国出现了以《金瓶梅》、《肉蒲团》为代表的直观描写性行为的作品。《金瓶梅》、《肉蒲团》站在男性中心立场,从人性本能出发,通过对两位典型的性欲狂的描写,竭力渲染和肯定男性对自身生命力的崇拜以及性放纵的性自然观和性自娱乐心理,从而赋予其男性人生价值的象征意义,他们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性欲描写的男权主义倾向。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都是以男性体验为中心,缺乏对女性的观照。通过对主人公西门庆、未央生的占有欲、征服欲、主宰欲的描写,将女性完全物化,成为证明男性强大的对象和工具,并且使女性成为男权社会的祭品。西门庆和未央生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正是封建道德、男权中心性观念行为的放大、夸张和集中,具有其普遍象征意义。

二、“五四”启蒙思想没有使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体现足够的女性主义立场

“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传播使争取人格独立、张扬个性自由称为主流,出现了女人也是人的言说,但是反观“五四”时期的许多著名作家,也未能摆脱男权中心的阴影。鲁迅在《伤逝》中创造了一个子君形象,假设了一个出走女性的姿态:“我是我自己的!”,但不幸的是鲁迅过早地给了子君以死亡,那么出走的女性要么回家要么做妓女,别无他路。女性似乎拥有了自己,但丧失了身份的女性反视自己时,却发现形象是那样模糊不清。革命小说中女性以色相报国,市民小说中女性回归传统的妖冶,女性的身体与意识被主流意识(男权社会)所阉割,女性仍未能走出传统社会角色的认定。

 “五四”精神的熏陶下诞生的女作家们大多关注于恋爱、婚姻、家庭这些与个性解放和女权等密切相关的话题,或充满浪漫与抒情,或充满矛盾与迷茫,或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她们大多沉醉于纯粹精神恋爱的优美境界之中。如冰心、庐隐、方令孺都崇尚精神恋爱,在她们作品中,爱情必须是纯洁的、完美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她们的作品只愿承认自由恋爱具有反封建意义,而回避了性爱。女性作家深层意识里仍然残留着传统性爱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任何性欲都是不洁的,只有男子才能成为欲望主体,女性只能是无求无欲的客体。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里,女性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依附于男性,依附于家庭。“五四”反封建大潮不可能顷刻之间把这种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扫荡干净,妇女解放和个性独立的意识仅仅停留在表层,并未深入到心理深层和价值体系中去。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通过男主角庄之蝶与身边四位女性的关系构成故事的基本框架,小说中充斥着的性描写,让人似乎回到了男性为中心的中世纪时代。正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可以在妻妾身上为所欲为一样,庄之蝶与崇拜自己的女性们肆无忌惮的发生着关系。女人在两性关系中的无私奉献使其成为一种器具。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女性在极其险恶的生存环境中,把母亲般的慈爱赋予社会最底层的落难男子,女性的再一次被定义为一种工具性和被动性的角色。

三、八十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没有反映出足够的女性主义倾向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批女作家告别了早期小说的儿女情结,表现出女性成熟后的丰富、练达、泼辣。但是从深层分析来看,80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没有反映出足够的女性主义倾向。铁凝的作品以展露女性一时的直接大胆著称,但是貌似女权主义的叙事背后,掩盖着满带男权中心印记的传统的女性意识。代表作《麦秸垛》中,性意识显而易见,“当初,那麦秸垛从喧嚣的地面上勃然而起,挺挺的戳在麦场上”,“宛若一个个坚挺的乳房”。大芝娘“黑裤子里包住的屁股撅的老高”,“胸脯分外的丰硕,斜大襟褂子里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然而,女人的性被道德、母爱、传宗接代代替,大芝娘的那双“肥奶”没有被定位于给自己带来正常的欲望和满足,却是因哺育自己和邻家孩子而带来了好名声。这正是女性意识保守性的体现。

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思潮对旧式传统婚姻进行了有力的反抗,争取恋爱自由、以爱为前提的婚姻成为时尚。张爱玲以苍凉的笔调叙述大上海一群为生存而出卖肉体的女人,如曹七巧、霓喜、敦凤甚至白流苏,她们在不同程度受到不能自主的经济及在经济状况下形成的人生幸福的观念所支配。

四、九十年代以身体说话的性爱文学是女性主义意识的彻底沦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新新人类”自居和标榜的作家们,更注重对于性爱层面的生命体验的描写。卫慧的《床上的月亮》和《黑夜温柔》,棉棉的《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等,都有鲜明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以性意识、性体验、性感受作为描述的主体。卫慧和棉棉在作品中将自己亲身体验的性经历和性感受原原本本地写在作品里。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男性的绝对支配优势,但是他们被依附的地位却深深印在每一位女性人物的深层意识里,并无形中支配着女性的命运。在卫慧的作品中,女性完全摒弃传统婚姻模式,自由行走在情爱之中,但最终还是以无法挣脱的深层依赖,展现女性的悲剧性宿命。从张爱玲到卫慧,女性从传统的依附到另类的依附,从对性爱和婚姻的无奈,到游离飘荡,始终延续着性爱依附男权的悲剧性。

身为女性,木子美热衷于公开自己的性隐私。为什么很少有哪一个男性也如此这般堂而皇之地披露自己的性隐私以谋利?这无非说明了部分女性灵魂深处挥之不去的男权主义情结——女性乐于把自己的“性”作为卖点向公众向社会兜售,以获取丰厚的物质回报并制造轰动效应,正是男权社会的长期的诱迫,使得女性滋生了靠卖谋生、卖即谋生的娼妓意识,并在千百年来的不断强化中演变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女性的角色被定位成一种性消费品,供男性消费和享用,完全剥夺了女性的独立人格和自身应有的尊严。性禁忌是男性秩序的最深、最坚固的堡垒,也是男权用以压迫、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对女性主义作家来说,身体的描写、性的描写虽然带来了一种挑战性、抗拒性的叙事“形态”,,但同时,女性作家大胆地无所顾忌地自由抒写,这本身就表明一种对男权的服从与依附。

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是一种延续至今的世界范围的人类普遍存在。这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困扰着人类的现实社会问题。台湾女作家童若雯在《女性主义在中国》一文中说:“如果女性主体无法摆脱以性爱为自我定位的蛊惑,如果它没有面对远为辽阔的历史社会空间思考,并和父族传统对话,显然它并未脱离父族为它所设的界限,也没有完全脱离第二性的集体潜意识。”

从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及其变化特征深刻的说明了男权社会意识在中国的深刻影响,以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巨大阻力和困难。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已走了一个世纪,在西方女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中国女性知识者如何建构出本土性理论,如何在全球一体的男权大结构中寻得自己的空间,这恐怕是当今及今后有理想、有主张的女性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作者: 王卓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