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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女性: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述评

2016年03月28日 06:02:47 来源: 中国社会学网

摘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其他各派女性主义的起点。在法律上他们主要主张在现存体制内部争取男女的平等权利,这有力地推动了女性在教育、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的获得。尽管其法律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理论局限,但对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无疑起到启蒙作用,并为整个女性主义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平等;权利

 在当代西方社会,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最活跃的社会思潮,它并非一个统一的思维整体。[1 ] 在当代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仍然是影响较大的理论,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早期的一个流派,它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继承了自由、平等的理念和个人主义思想,尽管后来的女性主义研究者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理论的发展不断地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这一阶段的成果,但统观历史,不能不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及其法律思想对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起到启蒙作用并为整个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法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鉴于此,本文就自由女性主义的思想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与反思作一浅评,以期就教于学界。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liberal feminism) 主要产生于19 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20 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中,它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其他各派女性主义的起点。它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标志,以男女平等以及所有人都实现个体自由为最终目标,这一思想早在18 世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 sto2necraf t) 的《女权辩护》和19 世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 uart Mill) 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中就已充分体现出来,在当代,其主要代表是贝蒂·弗里丹、苏珊·奥金(Susan Okin) 等。

(一) 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运动,该运动把“人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作为其理论依据,赞成自由主义思想原则,提倡理性。早期的自由女性主义从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理论出发,对现实中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因素进行思考,并对男女同一性进行论证。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教育和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讲到“, 我深信忽视对于我的同胞们的教育乃是造成我为之悲叹的那种不幸状况的重大原因”[2 ] ,因此她坚信,女权主义者的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给予妇女适当的教育以及在批判思维方面进行适当的训练。这样不仅使妇女能够对她们自己的生存境况作出清晰而明智的思考,而且会使她们的心智成长,灵魂完善。另外,沃斯通克拉夫特赞同启蒙运动中的个人主义信条,充分相信工作将带来尊严,妇女应该涉足公众生活中的“伟大的事业”,而不是囚禁在家庭小圈子里。为了使她们在精神与经济方面达到独立,应当允许她们从事各种专业工作,如医学、学术研究以及商业。19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进一步号召人们对传统习俗进行理性分析,以此帮助妇女赢得机会,超越社会给她们规定的有限领域。他不仅抨击了家庭,而且抨击了家庭中的男女关系,指出妇女受奴役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家庭中妇女的屈从地位,丈夫对妻子和孩子享有全部的所有权,妻子没有任何人权与自由;同时,对妇女的奴性教育造成了女性在精神和经济上的依赖性。“妇女从最年轻的岁月起就被灌输一种信念,即她们最理想的性格是与男人截然相反:没有自己的意志,是靠自我克制来管束,只有服从和顺从于旁人的控制。”[3 ] 另外,社会将妇女排斥在公共领域以及政治等崇高的职业之外,使妇女受困于家庭,没有时间、精力和自由的思想空间去从事生产和创造活动,最终成为家庭婚姻的奴隶。

(二) 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在20 世纪的女性主义浪潮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一书在思想上引起了第二波女权运动。她着重分析妇女的社会、家庭角色,认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限制了女性人格的发展,她们没有参加家庭外的“创造性劳动”,塑造的只是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使得妇女自幼便产生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意识,结果,使其智力得不到充分发展,从而使妇女处于第二性地位,无法和男性一样从事公共领域的活动。弗里丹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但她不提倡女性在实质上放弃家庭生活,而是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并主张以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及男女共同承担家务来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4 ]另外一位当代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苏珊·奥金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是没有性别的社会,并批评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没有将社会性别考虑进去,进一步将其正义论应用于家庭和私人领域。她在《正义、性和家庭》一书中认为,为公共领域制定的争议原则应该在家庭内部同样起作用。换言之,像照料、抚养孩子一类的劳动应该由男女共同平等分担。奥金强调,如果我们打算“用罗尔斯的理论来思考如何在两性之间,无论是在家庭内还是在社会中,普遍赢得公正”,我们就必须“废除传统的关于公共的和家庭的,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劳动假设”。为了确保建立“平等主义家庭”,她还主张双性一体,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在这样的家庭中,男女共同分担家务重担、建立弹性工作时间制和学前儿童日托站等。①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倾向于认为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对立与划分,而平等就是获得与男性同样的个体自由与行为选择权力。关于性别的习俗惯例是它的主要攻击目标,既然性别是社会习俗惯例产物,因此通过文化、教育环境的变革,就能缩小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才能、成就和地位,这也是他们始终对于平等的追求。因此它坚持妇女走出家庭,抛弃传统的母亲加女仆的角色,跻身被男人独占的社会公共领域。

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法律思想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现实中恶劣的法律,在承认法律应为理性和客观性前提下,质疑现存的法律是理性的和客观的,并将法律缺乏理性的原因归结为法律没有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如果法律实际上达到了理性、客观,女性的处境就会得到改善,并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对待。[5 ]

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是改良现行的法律,他们接受自由主义法学的核心观念,主张自由的价值应平等地适用于女性,并争取女性在法律上的形式平等,即要求赋予女性男性平等的各项法律权利。为了实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所追求的平等,他们主要致力于两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改良的战略。

(一) 要求废除性别歧视的法律

对于传统观念中认为的女性相对于男性缺乏理智,没有理性,爱感情用事等特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加以驳斥,在她们看来,女性在理性和智力上并不比男性差。只要女性与男性一样有平等的机会去行使权利,她们就可以作出有理性的、对自己有利的选择。[6 ] 女性的依附地位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性别差别被当作是以自然和生理为基础、并且无法转变所造成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强调个人价值和男女两性个人发展的自主性,强调生理不能决定命运。对于女性与男性生理上的差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尽量淡化和回避,尽量对这些差异加以解释和处理,以期把他们放在自由主义的平等框架下。

从18 世纪到20 世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直为妇女取得各种权利,他们将其批判力量直接指向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相信女性的价值能够在公共领域得到充分的展现,鼓励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要求女性的平等自由权,其中主要是三项平等: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并为女性的选举权而斗争。他们为消除歧视妇女的法律不断和社会习惯进行斗争,如选举权、个人财产权、受教育权以及平等的工作机会权利等。

(二) 反对任何有性别区分的法律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家将其矛头指向以性别为基础、以保护妇女为目的的法律区分体系,指出法律对妇女提供的特殊保护对妇女是有害的,要求制定无视性别之分、男女同样适用的法律,不能因为性别给予差别对待。他们拒绝法律给予怀孕妇女任何区别性法律对待和特殊保护,在她们看来,以往涉及用来补偿妇女因怀孕和生育、养育孩子造成的负担的保护性法律规定,实际上强化了男女雇员之间的不同,对妇女就业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保护性的立法把妇女与生育和照顾孩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雇主把女雇员看成是潜在的母亲,使雇佣女性显得成本高又不稳定。法律给予男女不同对待会造成女性继续被边缘化并被传统观念所束缚,而且不利于倡导男女合理分担家务劳动和家长责任,从而使女性丧失同男性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7 ]

对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来说,两性平等的实现主要是指当女性和男性面临同样的选择时,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法律利益的分配应该与性别无关,法律应该把人视为个人,而不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8 ] 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在现存体制内部争取男女的平等权利,她们确信,通过法律体制内的改良,完全有可能实现两性平等,使男女享有平等的机会。“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了女性权利,把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利扩展到女性,以法律为武器争取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9 ]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都是改良派,她们致力于改良法律,消除妇女在公共领域中所面临的无法与男子享有同等待遇的法律障碍。她们的假定是,只需通过要求法律上的平等对待即可逐个地纠正妇女遭受的不利。

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律思想简评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在第一次浪潮期间,它有力地推动了女性在__教育、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女性主义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其亦有理论上的局限,在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缺陷。

首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依然在参照男性标准,没有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进行根本的思考。他们赞同西方个人主义和个体自由的价值观,对现存社会的男性主体价值持肯定态度,在不触动整个制度、基本的传统以及父权制的基础上,提倡女性应该并且可以和男人一样按照既定的框架和规则行事,男女可以相同,或者男女可以相补。他们认可传统观念对法律的界定,即法律应该是理性、客观、公正并且性别中立的裁决者,而仅仅旨在揭示法律的许多规定都是不平等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并以改变现存法律

制度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为己任,对法律制度本身却未加质疑。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批判的对象不是法律本身,而是那些排斥女性或伤害女性的法律规定,其努力至多只能称为法律改良而非改革,其方案无外是力图通过法律在政治上一步步地走向男女平等,将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利扩展到女性,以法律为武器争取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

然而,这一平等和自由理论仅限于平等机会和个体选择的自由,没有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不能解释性别不平等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没有说明妇女要与哪一部分男人平等。并且更大的问题是,女性是否愿意或可以完全像男人一样,或者说像男人一样的女性是否就等于取得实质上平等和权利? 事实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始终未能摆脱法律的男性中心主义,而忽略考虑了是否还有另外的价值,即女性价值,因此在面对实践中由于“平等保护”所给女性带来的两难困境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并未进一步为女性的安身立命提供适当的出路。

其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在参照男性标准的前提下,为了追求法律平等待遇和平等机会,过于强调男女两性的无差异性和淡化女性的特质。他们将男女平等理解为使男女一样,抹杀女性自身的独特性,试图说明女性具有同男性一样的理性和竞争力。因此他们把获得男性已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标准,以男女同一性为前提的平等追求,轻视男女之间固有的差异和不同的寻求,这样然导致女性不得不直接面对与男性的矛盾与竞争,为了提高竞争力以追求男性标准的平等,她们必须要抛弃自己的性别特定,从而出现女性的男性化倾向和女性对自己性别的否定,从而使坚持女性和男性相似性的平等保护条款可能最终是有害的。同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者强调个人主义,把平等理解为机会均等,主张妇女解放要靠每个人的个人努力,忽略了女性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忽略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和社会在妇女问题上应承担的积极责任。[10 ] 这种形式的平等对于改善妇女生活状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主张的平等实际上是以男性为标准的平等,忽视了女性的特别需求和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造成女性异化。按照这一逻辑思维方式来追求女性权利就会在实际上堕入男权个人主义的陷阱。

再次,参照男性标准和淡化两性差异的观点使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其力量针锋相对公共领域,而忽略对于私人领域的探讨。由于过于强调公共领域的权利问题,从而忽视了私人领域中的权利关系,这种思维必然引导他们去批判家庭和婚姻“,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女性者都转向激进的女性主义,把全体妇女的从属状况归咎于男人,归咎于家族式的或者说男性所占据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机构。”[ 11 ]关注公共领域的结果使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基本上都认为法律的变化和妇女在公共领域内一系列权利的取得,将改善目前男女不平等的状态。然而“似乎没有人认真地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即把世界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以及假定妇女承担家庭内的职责(包括抚养孩子的责任)可能会防碍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即便有法律的保护。”

最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并不适用于黑人妇女,早在19 世纪,一位黑人妇女特鲁斯就尖锐地指出,黑人女奴与白人妇女的处境是有差别的,她在一次国会上愤怒地说道:“ ??我犁过田,种过庄稼,还干过把粮食贮存到粮仓的活儿,干这些活儿没有哪个男人能超过我! ??难道我不是女人?”[11 ]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仅仅代表一部分妇女而说话,它所争取的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参政权等在另一部分妇女那里并得不到共鸣,因为黑人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不仅是妇女在公共领域内的权利问题,而且包括诸如私刑和种族隔离法令等种族主义争端。她们在自己的道德尊严下独树一帜,在立足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极力争取黑人妇女的诸项权利。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尽管理论上存在不少漏洞,但它在白领中产阶级女性中影响甚广,而且在实践中的确为女性争取了许多权益,比如妇女与男人一样享受同等的高等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机会平等,以及同等的参政权和代表权,这对于妇女自主意识的提高及社会地位的改善来说功不可没。它或许是不完善的,从其产生起就遭到各种声音的攻击和责难,但它无疑对后来的女性主义起到启蒙和启示的作用,正是在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不断反思批判以及选择性的继承中,女性主义及其女性主义法学蓬勃发展,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潮。它使制度和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将妇女问题纳入考虑范围,并使女性权益在法律中逐步找到最佳视点。

参考文献:

[1 ]李银河.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

[2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女权辩护[M] . 王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3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妇女的屈从地位[M] . 汪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68.

[4 ] FRIEDAN B. Fminine mystique[M] . Harmondsworth : Penguin , 1982 :32.

[5 ]OLSEN F E. Feminism and critical legal theory :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M]/ / OLSEN F E. Feminist legal theory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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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IN P A. Feminism and the limit s of equality[M]/ / WEISBERG D K. Feminist legal theory : founda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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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HAMALLAS M. Int roduction to feminist legal theory[M] . Aspen Publishers : A Wolters Kluwer Company , 2003 :16.

[9 ]肖巍.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 .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

[10 ]李银河. 女性权利的崛起[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87.

[11 ]约瑟芬·多诺万.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 . 赵育春,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0.

作者: 田云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