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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2015年09月20日 10:02:00 来源: 剑虹评论网

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文明的冲突”论与“新帝国”论

依据“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

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我于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在此期间中外许多学者都对亨廷顿的理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或提出了批评。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批评,补充和修正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例如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考虑。为什么亨廷顿有这样的变化?正是由于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在该书“西方的复兴”一节中亨廷顿说:“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亨廷顿感到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学习走上或正在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当然是他和西方某些学者、特别是政治家不愿接受的。这里包含着亨廷顿和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政治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为什么那些兴起的国家走上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反而构成了威胁?照他们看,这些兴起的国家应该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跟着他们走,听命于他们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因而表现出西方世界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在亨廷顿内心真正希望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兴”,“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9•11”以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在试图确立其作为其他文明的霸主的领导地位。

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0年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利与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该书的基本看法是:“就在我们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形成。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基于这一理论,在美国有众多学者在大力宣扬这种“新帝国”论。例如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更有甚者,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提出三项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依据这些“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

那么,“文明”难道只能处在“冲突”中,以实现一统天下的“新帝国”理论吗?不同“文明”间难道不可以“共存”吗?

“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

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我对西方文化(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了解很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这里只引用罗素的一段话来说明今日西方文明是吸收与融合多种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922年,在罗素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罗素的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说:(1)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2)今日欧洲文化是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印度佛教文化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外来的印度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两家从来没有因文化的原因发生过战争,只有三次因政治经济的原因有着冲突,当时的朝廷曾对佛教加以打击,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曾问我:“为什么中国文化是多元性的?”我考虑了一下,说: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和而不同”,文化虽可以不同,但能和谐相处,二是制度上的原因,中国以皇帝为最高权威,一切文化(宗教、哲学、伦理),都以皇帝的意志为中心,而皇帝往往为了社会的稳定,不希望因不同文化而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皇帝常采用了“三教论衡”的办法,把儒、道、释召到朝廷上来辩论,哪一派辩论赢了就排在前面。不允许他们互相残杀,发动战争。

从以上情况看,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虽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表明,他敏锐观察到某些由于“文明”引起冲突的现象,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克索沃地区的冲突,甚至伊拉克战争等等,都包含着某些文化(宗教的和价值观的)原因,但是分析起来,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我们更应看到,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照我看,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火焰,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受到印度佛教文化冲击后,再次回到先秦的孔孟,而把中国本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又一次新的飞跃。

那么,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我认为,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这样说。

首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重要支柱。我们知道,二战后马来西亚为了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建国后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语重新恢复为常用语。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的以个体(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等等。甚至亨廷顿也认识到:“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其次,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思想家。而今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又将会有一个大飞跃。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此种文化的特点。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观点。”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存文化的特性,传承文化的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是不可能单一化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看,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就是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必须维护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因此,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必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二十一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即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着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十亿以上。当然还有其他文化也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例如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等。但就目前看,这些文化的影响远不及上述四种文化大。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使每种文化都能自觉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无疑,上述四种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中国文化能否为“文明的共存”作贡献

化解冲突,需要我们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找出文明共存的资源。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中国文化要对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的共存”作贡献,必须对自身文化有所了解,即对自身文化有一个“自觉”。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其自身的文化来历、形成过程以及特点、发展趋势等能作出认真思考和反省。应该说,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个自觉的认识,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真正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新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是儒道两家,而且是儒道互补。当然,印度佛教传入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发生着重要影响。现在我想讨论一下儒道思想理论能否对“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1、儒家的“仁学”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这里的“道”说的是“人道”,即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或者说社会关系的原则,它和“天道”不同,“天道”是指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或宇宙的运行法则。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基本出发点。“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最根本。但是“仁”的精神不止于此;爱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亲,再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天下的老百姓。“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自古以来把“克己”和“复礼”解释为两个平行的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好的解释。所谓“克己复礼曰仁”是说,只有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也有一解释:“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这是很有道理的。“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礼仪制度,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要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出乎内在的“爱人”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认为,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社会就会和谐安宁了。孔子和儒家的这套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现在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把孔子的“仁学”理论用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不同文明之间就不会引起冲突以至于战争,从而实现“文明的共存”。

孔子的“仁学”理论虽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的共存”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建立在以“仁”为本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不同文化得以和谐相处,无疑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要使不同文化之间和谐相处并不容易,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可以提供极有意义的资源。孔子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而不讲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往往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如果把“和而不同”用作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纷争应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现在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应能共存。不同民族和国家应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其中,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了“正义”和“团结”的观念;我认为,把它们作为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是有意义的。哈贝马斯的“正义原则”可理解为,要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团结原则”可理解为,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尊重的义务。不断通过对话和交往等途径,总可以在不同民族文化间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不久前去世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应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层面,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或主与宾)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可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可以说,伽达默尔所持的主体——对象平等意识和文化对话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重要理念。这种理念,对我们正确深入地理解中外文化、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启示。但是,无论是“正义”和“团结”原则,还是“广义对话论”,都要以承认“和而不同”原则为前提,这样,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才能获得平等权利和义务。儒家“和而不同”原则应成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条基本原则。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当今人类社会,需要的正是不同文化在相互吸收和融合中发展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特色,以期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文化的共存”。

2、道家的“道论”能为防止“文明的冲突”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如果说孔子是一位“仁者”,那么老子则是一位“智者”。《道德经》中,“道”是基本概念,而“自然无为”(顺应自然规律,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是“道”的基本特性。今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纷争,无疑是由于贪婪追求权力和金钱引起的。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实行强权政治,正是世界混乱无序的根源。帝国霸权正是“文明冲突”的根源。老子说:古代圣人曾经说过:“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说: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不应该对老百姓作过多的干涉(无为),不要扰乱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好静),不要作违背老百姓意愿的事(无事),不要贪得无厌地盘剥老百姓(无欲),这样老百姓就会自己教化自己(自化),自己走上正轨(自正),自己富足起来(自富),自己生活朴素。如果对这段话给以现代诠释,那就不仅可以使一个国家内部安宁,而且对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无疑有重要意义。为什么今日世界人类社会处在一种十分混乱不安定的状态?这完全是由人自身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新帝国”的领导者造成的,他们违背了“天道”,失去了“人心”,奉行的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文明的冲突”论与其背后的“新帝国”论有着密切联系。

为了社会的和平和安宁,老子强烈地反对战争。《道德经》第三十一章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打仗用兵是不吉祥的东西,大家都厌恶它,所以有道德的人不使用它。)战争总要死人,总要破坏生产,使社会秩序破坏。老子又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我们应该用道德来告诫领导者,不要用兵力逞强于天下。用兵这件事一定会得到报应。军队所到的地方,就会破坏一切,使荆棘丛生。大战之后,一定会是荒年。)反观各国历史,无不如此。从历史上看,发动战争的人虽然一时可以得逞,但最终总要失败。世界各国应从《道德经》中吸取智慧,认识到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从长期的世界历史发展看是没有前途的。老子思想对消解“文明的冲突”论、新“帝国论”是十分有价值的。当然,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思想不可能全然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问题(包括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问题),但是他的智慧之光对我们应有重要启示。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发掘和发挥他的思想精华并给以现代诠释,使之有利于人们得到某些宝贵启示。

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可能由冲突导致战争。但是,是否必然要引起冲突,能不能化解冲突、使之不因文化的不同而导致战争,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找出文明共存的资源。如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我相信,在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中同样有可以化解“文明的冲突”并实现“文明的共存”的有价值的资源。是用“文明冲突论”来处理各民族、国家间的问题,还是用“文明共存论”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平共处,这是当前必须认真考虑和慎重选择的问题。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共存”论,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福祉。《尚书•尧典》说:“协和万邦”。中华民族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是伟大的民族,有很长灿烂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人类社会是极为宝贵的财富。我们对这笔财富应善加利用,使之为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共存,推进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和而不同》等15种,论文有“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等二百余篇。

作者: 汤一介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