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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拉比诺和“当下人类学”进路

2015年07月01日 03:38:28 来源: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内容提要:保罗·拉比诺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他在医学及科技人类学领域享有盛誉。人类学在经历了反思潮流的洗礼之后,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根基受到动摇。保罗·拉比诺的“当下人类学”为反思之后的人类学提供了新的进路。在这一模式下,人类学实践与研究对象活动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人类学家的身份则由“客观”事实的记录者转变为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关 键 词:保罗·拉比诺;人类学;反思;“当下人类学” 作者简介:武宁,男,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人文社科领域中,人类学是最富反思性的学科。而在人类学家中,保罗·拉比诺又是相当另类的。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度影响经验研究方法的学术氛围下,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对于人类学加以反思的强烈意识,人类学得以对自我的学科根基,即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以来确立的写实主义的科学民族志范式,以及田野调查进行反思。在这一思潮中,保罗·拉比诺及其名著《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原有的学术根基动摇之后,人类学如何寻找新的进路,这恐怕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笔者以拉比诺在人类学领域的实践为线索,探讨反思对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及反思之后的进路。

保罗·拉比诺1944年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犹太人家庭,祖上是19世纪末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孩提时代由于美国南方恶劣的政治环境(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其随母亲前往纽约生活。这座国际性大都市造就了拉比诺世界主义的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100%无宗教信仰、100%犹太人,与过去决裂,扎根纽约”(2008年接受采访)。拉比诺的父母都是精神分析导向的社会工作者,但他对此却毫无兴趣,甚至认为这种内向性的深度分析是极度虚伪的(hypocritical)。拉比诺成为人类学家,并在实践中从多角度寻找人类学家的认同,这和他与主流美国社会的疏离(alienated),以及多元化的生活背景是分不开的。[2](23)拉比诺196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期间聆听了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汉斯·摩根索等人的讲座,韦伯(Max Weber)以来的反实证社会学传统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埋下了种子。1970年他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格尔茨、施耐德等多位人类学名家,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思想巨擘一同构建了20世纪最具冲击力的思想之源,这是英美式的学院生活无法比拟的。法国时期的经历对拉比诺人类学视角的形成至关重要,其关注点由现代转向后现代,为随后与福柯哲学思想结缘,并成为欧美学术交流助推者奠定了基础。

拉比诺对人类学的关注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早年师从格尔茨研究解释人类学,并与当时人类学的后现代潮流相结合,对人类学及田野工作进行反思;其次是阐释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并借助福柯思想,从人类学的视角做生物科技相关的实验室研究[3];再者是近年来关注的人类学学科建设问题,试图设计一种与时代潮流相结合的“当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一、从摩洛哥到实验室:田野与反思

西方人类学20世纪初由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确立了科学民族志范式,强调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科学性以及民族志作者呈现描述对象时的权威。二战以后,传统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从认识论上动摇了人类学固有的学术根基,一场普遍而深刻的反思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人类学的认识从单纯的学术活动,变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人类学家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力图摆脱笼罩在学科之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阴影。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可以看做是这场反思的重要推动力。拉比诺在这本书中尝试了一种新的民族志方法,将自己的田野工作本身作为民族志描述对象,坦诚地展示了自身作为人类学家的活动细节,力图挖掘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隐含的社会及权力关系。作为格尔茨的关门弟子,拉比诺首先肯定了解释学的方法,参照利科(Paul Ricoeur),他把解释学(hermeneutics)界定为“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4](25)。但他同时强调,“尽管本书中某些段落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的色彩,但绝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这里讨论的自我完全是公共的,它既不是笛卡尔主义者的纯粹大脑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深层心理的自我,毋宁说它是通过文化中介、具有历史定位的自我,它在持续变化的意义世界里发现它自身”。[4](25)拉比诺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在田野调查中着重描述运动性。他认为,每一个文化角色是在其之后而不是其之前的运动中发现自己的意义,以此来强调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一方与被调查一方的互动关系。这一论点挑战了科学民族志的写作模式。一直以来,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要么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获取的知识的客观性毫不怀疑,要么把自己隐藏起来,对获取知识的途径绝口不提。事实上,人类学家只有处理好“他性”(otherness)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做到相对的开放与客观,才能与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报道人建立友谊。布迪厄为《反思》一书撰写了跋,并强调了其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关于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naive)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义’(dogma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到登记工具所依赖的思想决裂。它还包括另外一个从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最困难的决裂,即与克利福德·格尔茨所展现的‘精致化的实证主义’标志决裂,与格尔茨的写作风格所展现的全部诱惑决裂。”[4](155)

拉比诺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是格尔茨阿拉伯文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们性格及学术旨趣的差异,拉比诺并没有从格尔茨那里得到太多的帮助。在《反思》一书成稿时,格尔茨甚至劝他不要出版,以免毁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拉比诺承认摩洛哥田野工作的困难性,并不否认自己其实并没有深入其中(engaged)。《反思》仅在其完成博士论文后用短短一个月时间写就。拉比诺写作的初衷部分是受《忧郁的热带》启发,该书将他带进了人类学的世界,并使他对“知觉”(perception)概念及人类学家获取知识的方式有所思考;再者是他对田野工作中遇到的麻烦、困惑及孤独感深有感触;另外,该书是他对长久以来从事学术工作萦绕在心头几个问题的思索:人类学知识究竟是何种知识?人类学家试图学习和理解的是什么?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将会进入什么维度?这些问题将成为拉比诺终生所探寻的。

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的诞生是人类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学科反思达到顶峰的结果,拉比诺也参与其讨论之中。这场关于“民族志诗学与政治学”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人类学“非地方化”(deparochialized)。[5]这场讨论事实上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种欧洲思潮,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在美国传播激荡的结果。更激进的思想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在耶鲁、约翰·霍普金斯等知名高校流传开来,对传统的人文社科产生冲击,这也是美国社会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社会风潮在学术圈的反应。尽管如此,人类学在之后的十几年中始终未能加入其中。马歇尔·萨林斯、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人都与这一论战保持距离,甚至一些以左翼标榜的人类学家如Laura Nader、Gerald Berreman、Eleanor Leacock以及Sherry Ortner等都对其提出批评,人类学的主流领域更倾向于保留实证主义的科学和历史观点。拉比诺与詹姆斯·克利福德的交流为他加入到写文化的争论中创造了契机。两人于巴黎结识,拥有对从福柯到德里达的法国思想的共同兴趣,并在加州伯克利合作办研讨会,席间曾邀请海德·怀特、赛义德等以批判理论见长的学者。关于写文化的讨论对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根基造成冲击,这使其得到许多负面评价。尽管如此,它还是为人类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反思性成为衡量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标准,民族志作者在文本生产中的角色被更多地思考,这催生了多声部的对话模式和多样化的写作方式。民族志视角多元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学科的自我意识。同时,传统人类学对社会结构、亲属关系等领域的关注也逐渐被认同研究(identity study)、公共文化方案(public culture project)以及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所取代。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拉比诺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室研究,其中就包括他的生物科学三部曲:《PCR传奇》(Making PCR),《法国DNA》(French DNA),《造就未来的机器》(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

这种关于理性讨论的人类学范式延续了马克斯·韦伯、福柯等人社会及历史取向的分析模式,以及法国科学哲学家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关于科学史的探索。从社会角度对科学进行研究可以看做是跨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早期的社会建构论者或多或少将其统合在对传统科学研究方式的批判上。托马斯·库恩、布鲁诺·拉图尔等人从不同角度对地方科学实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学、理性、真理、社会等抽象名词“小写化”。所谓“小写化”也可以理解为多元化,即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和真理的不确定性。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看来,科学发现及实验结果与其说是自然世界特征的反应,不如被理解为社会的构建物[6];“社会”问题、“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所谓知识的真实性,不过是人为的产物,是科学共同体为争夺话语空间达成的某种共识。尽管从事相关研究的大多不是专业的人类学家,然而人类学的方法还是被广泛运用到其中,例如参与观察常常伴随着分析性的怀疑态度。如果传统人类学工作是将异域文化“日常化”,使其变得可以理解,那么科学的社会研究则是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性“陌生化”,通过关注实验室活动来解释科学的抽象性如何被地方实践生产出来的。

《PCR传奇》是拉比诺在西特斯生物技术公司参与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通过对PCR(聚合酶链)技术“发明”过程中多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拉比诺展示了科学技术社区内部的合作与纷争,通过实例反思了自莫顿以来对科学规范的定义,揭示社会、经济、政治、人性等多重因素在科学理性构建中的关键作用。拉比诺的实验室研究是“将西方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e the west)的一种尝试,将人们习以为常的晚期现代性文化变得陌生及充满异域风情,以此来揭示“现实”被科学技术实体构建的历史性及权力关系。与远赴摩洛哥寻找田野点和报道人不同的是,拉比诺将自身融入加州的生物科学公司。他的报道人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强思辨能力和批判意识的知识精英,他对报道人的采访也是对话性的,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攫取信息,所谈内容涉及人类学、道德观及生物技术问题。与传统人类学相比,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作者与研究对象,批评者与参与者,阐释人与报道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模糊。通过“异域化”了的所谓理性的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知识与真理的建构过程。[7]

同样,French DNA一书中,拉比诺描述了法国基因组实验Centre d'Etudes du Polymorphisme Humain(CEPH)与一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与斗争关系。公众支持(无偿提供个人信息、DNA样本等)的基因项目被卷入了来自美国的风险资本的利益追逐之中,由此掀起了民众广泛的不安,以及关于本质价值、崇高性、爱国主义、伦理界限、身体意义的讨论,深刻揭示了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资本、科技、文化关系重组的不确定性。[8]

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是PCR一书的后续,时间从1990年前后推移到21世纪,拉比诺和他的学生Dan-Cohen合作。他们通过参与观察对医学生物公司Celer Diagnostics一系列科学准则的生成及商业原则进行了解读。从与多位科学家的访谈得知,该公司采取了一套与人类基因图谱工程不尽相同的方法,在研究中仅关注包含有用基因的DNA序列变化。与此同时,该公司启动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试图改变39个人和一只黑猩猩的基因组序列。拉比诺以此为例,展示了当今的生物科技公司如何通过创造高技术的机器及人工制品来制造人们的未来需求。[9]在对科学理性进行福柯式剖析的同时,拉比诺不忘探索新的民族志形式。在他对报道人进行访谈的同时,助手Talia Dan-Cohen充当了另外的观察者角色,从而实现了“对观察者的观察进行观察”(to observe the observer observing)之目的。拉比诺试图以这种零度写作(degree zero writing)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参与空间。总之,拉比诺对高科技社区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对现代社会知识与权力合谋、挤压人性自由空间做出了反思,同时在实践中将商业资本侵蚀科学知识生产以及生物安全问题引入了人类学的视野。其工作立足现实,注重反思,体现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二、当代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与格尔茨极为个人化的治学态度不同,拉比诺有着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一直以来从事实验室研究、与尖端科技打交道的他,深知互联网、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当今人类社会产生的新问题。同时,以文化作为核心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在后现代语境中何去何从,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拉比诺在人类学学科的本体论架构及实践方式的探索上都做出了努力。

在与日新月异的生物科学对话的过程中,拉比诺发现传统人类学的文化观点及田野工作在面对一些新的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通过《今日人类》(Anthropos Today)一书,他试图寻找并提供一套研究当代理性形式观念转化的工具。与传统人类学研究旨趣不同,拉比诺的工作“并不关注任何当前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总体意义、有秩序的符号领域、多样性的惯习、对抗的认同等等)”,也“不是那种在乡村地点进行的田野工作”,而是寻找“一种适宜当下变化中实践的研究框架”[10](6)。由此,当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应运而生。

拉比诺等人试图将“当下”(contemporary)转化为一种观念和一种研究方式,将“当下”从概念维度转变为可实际操作的某种东西。事实上,关于当下的理论,或是与这一术语相关的实质内容并不存在。其指称对象与其说是当下这一概念本身,不如说是这一概念采用的某种形式(mode)。在当下形式之上进行操作,并不是要创立一个学派思想或关于世界观的一系列系统性的论述。它是为了促生一种象和关系,与不同类型的问题和概念的相互作用产生联系。

当下这一概念的形成深受福柯和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等人的影响。福柯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视为他三大批判在实践领域的折射。正如拉比诺认为,“康德将把道德共同体视为思想开端的实践视角与把公民社会看作合法主体集合的司法视角和将人看作‘世界公民’具体的普遍性的实用主义视角区别开来”[3](355)。拉比诺从福柯的几次演讲中抽出其中关于人类学重要性的论述,其中一篇覆盖了前批判和后批判时期,另一篇涉及自然地理学,关于作为自然和作为人类的世界。其重点在于实用主义的视角是关于世界政治(cosmopolitical),而不是宇宙论(cosmological)的,这就是说,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不能仅仅做超验的回答,而是要在实践的关系中回答。人因其所作所为而被定义。“康德将这一领域称作gebrauch,福柯翻译为usage,而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叫做实践。实践占据了与自我、他者及事物实际关系的领域。这些关系在内容上是单一的,但在形式上是普遍的。”[3](355)当然,康德更多的是从实践理性的范畴探讨实践的,用以区别理论理性。理论理性关注的是人的思维,探寻思维的普遍法则;实践理性研究的则是人的意志,什么是意志的普遍规定。而实用主义哲学主张让实践概念回归现实生活,从具体的经验情境出发,通过实践或行动来解释知识和真理。

威廉·詹姆斯在Psychology:The Briefer Course一书中写道:“我们用来划分、区别、确认大量不同话语主题的工具叫做概念……每个概念的行为来自于被我们注意力挑选出的、由世界呈现出来的思考物质集合……概念功能实现完整,需要思维不仅仅说出‘我的意思是这个’,还要说出‘我的意思不是那个’。”[11](299)在詹姆斯的实用模式中,概念应该对处理现实有用。概念依靠定义以分类的方式指出所有的实体、现象和关系。一个概念可能会从许多的感觉中抽象出来,但这只是它的起源。关于它的意义,詹姆斯提出了“实用规则”,指出概念的意义通常存在于人类经验进程特定的差异当中。

一个问题客体通过它与其他各级的关系形成问题,正如詹姆斯所说的,问题借助于它与其他客体的关系而存在。这就与韦伯的观点形成了反向互补。如果在韦伯看来新科学视野由问题的关系来确定,那么詹姆斯则关注客体间的复杂关系和不确定性如何形成问题。客体和问题都是关系型概念,它们自身之间都相互联系。

詹姆斯不屑于唯名论和概念论之间形而上学的争论,在他这里,理论只是研究事物的工具,而非答案,真理和意义应被看做一种自然的过程而非结果。他认为,“我们认为的意义是独立的、特殊的、不定的、问题的、普遍的以各种方式的混合”[11](232)。在他的实用主义模式中,与其陷入关于问题“正确”与否无休止的讨论,不如转向对问题对错所依赖基础的重构。如杜威在Essays on Experimental Logics所说的,关于思维的客体如何变得问题化,每种“事物”都有其焦点和情境。杜威指出,“反思来源于经验状态下出现的不协调事实”[12](7)。反思的下一步是对这一状态的分析并将其化为基本元素。杜威的试验逻辑与试图对逻辑思维与感官物质进行调和的理想主义逻辑有何不同呢?

在杜威看来,思维不仅仅是动态环境(dynamic milieu)中的实践,它同样也是由环境中的不协调引发的行动(action)。它的作用在于纠正导致现实中某种断裂(disruption)的因素。为了实现其功能,思维必须与环境建立动态的联系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杜威进一步为思维指派了任务,即重构“意义的丰富性”(richness of meaning)。因此,思维作为一种动态实践,其角色在于使运动状态中的意义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趋于平缓。思维脱离其实践就什么都不是。而理想主义逻辑在杜威看来,将意义极端化为经验当中现成的特质,是一种完整的、彻底的系统,在此系统中的各种关系往往是不证自明的。[12](12)重点在于反思在当下特定的角色被忽略了,反思应与实践同步,而不是事后的某种补充行为。杜威假设,思维的起点,既不是一种理性的绝对力量,试图在与人类经验状况强加界限的斗争中完全地自我实现,也不是来自于人类的“思维”具有“理解”的任务这一事实。

杜威是在“做了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意义上讨论思想的。这当然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的理想主义以及理想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是关于意识、反思和关系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构成了人类关系的本质,人类关系的本质在其双重表现中是用来理解人类为自己与他者“社会—历史”关系创造出来内容的观念形式。辩证法的工作是去分析“社会—历史”概念的形成。因为,如果辩证法构成人类关系的本质,并且作为一种理解方式构成理解人类关系本质的形式,那么辩证法必须有能力理解人类如何理解自己。辩证法意思是:自我理解的逻辑是通过媒介的结果及对过去的社会—历史关系的调解。社会—历史关系的复杂性超出任何个体的理解。然而,社会—历史关系可以在它们于观念术语中的自我形成中加以理解,也就是我们用来协调对社会—历史关系客体感知呈现方式的概念。理解在辨证法中是概念自身的活动。

相较而言,杜威想要使意义和知识的客体保持分离;“如果我们因为将知识的存在性工具误认为是其真实客体而混淆了前提条件,那么自然、生命和社会中的所有差异都将会被迫成为‘整体与部分’自然事物的例子”。杜威在这里关注的是思维的特殊性。“所有反思性问题和操作都在涉及某些特定状态的情况下产生,并且在其自身的场合下服务于特定的目标。”[12](42)从工具理性的观点来看,“尝试脱离经验积累过程中已被占据的特定位置和特定部分,来探讨思想的前提、材料、形式及目标,即是达成一种由极端无意义导致的无关对错的结果,因为这些结果是不考虑界限的”[12](44)。杜威反对纯粹的思辨,实践永远处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并且要时刻面对非理性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

同样,我们说当下(the contemporary)是一种概念和探索方式,即是说,它是一个用来处理现实问题的术语(概念+词语+指称),它是从现实的现象以及可以用特定方法处理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为处理方法(manner)的问题,在这里需要引用拉比诺Anthropos Today:Reflections on Modern Equipment中的话:“我们如何接近我们正在做的?我们正在做的如何反映出我们如何接近它?”[10](69)拉比诺这一疑问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人类学以田野工作为基础,这似乎为它贴上了经验科学的标签。然而事实上,人类学家“接近”调查对象之后,往往不自觉地将事实抽离出其所属的道德情景。民族志的产生是否意味着为实践封疆划界,这值得我们反思。

在Marking Time: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一书中,拉比诺提供了关于当下如何作为概念和探索方式的指导思想。首先,它不是一个时代性(epochal)术语,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术语,它的用词和概念不涉及时代。一个时代可以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总括,例如“现代性”(modernity)。当代作为一个术语指涉的是“浮现”(emergent)。拉比诺解释说浮现可以被理解为“只能被以前的分析或存在实践部分理解或解释的现象”[13](4),也就是说,这些现象往往是转瞬即逝,无法用系统性的理论把握,而只能在实践中感知。第二,作为对人类学实践概念分支的指引,拉比诺写道:“我认为人类学科学的对象是人类设定之间动态及互构的联系,以及一段时间内断裂部分的知识。”[13][4]这一人类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看似抛弃了对知识整体性的把握,实则把认识对象看做是与当下相契合的,因而更接近“真实”。

作为当下人类学从概念向实践的转化,拉比诺强调了两个重要的概念。首先是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问题化”是福柯留给我们的概念工具之一,用来分析他所说的“当下的历史”。拉比诺和贝内特在ArsSynthetica:Designs for Human Practice一文中提到了问题化,“在这个项目中,一种对过去的特定理解为展示当下的可能性提供了方法,并由此展现出更开放的未来”[14]。这与传统研究方式的差别在于,其中涉及的各种客体对象、行动规则更具流动性。人类学家不再是某个“问题”的俘虏,而是通过在实践中不断生成问题来拓展研究体系。

拉比诺和贝内特通过参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赞助的生物科学中心的人类实践(Human Practices)项目发展了上述的研究视野。这一项目中,来自工程学、化学、数学、生物学、人类学、法学及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多项研究计划出台,试图通过相互交叉合作,寻找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生物学方法。同时,合成生物工程研究中心(SynBERC)在UC Berkeley成立。拉比诺、贝内特等人的工作是设计和发展合作实验(collaborative),以解决合成生物学、伦理学、人类科学、政策制定等方面的问题。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为合作实验的实践提供了机会。标准的方法已经试图站在科学工作之外或“下游”的位置来预测新的科学发展如何影响“社会”。类似的例子有Human Genome Initiative以及ELSI项目(ethical,legal,and social implications)[15]。相比而言,拉比诺和贝内特的人类实践(human practice)模式从行动伊始便促进各个领域和观点共同生产,而不是做事后阐释。合作实验的价值在于建立一种协同和反复的结构,在此结构中遇到的各种挑战、问题和获得的成就都可以更加清楚地进行规划并得到有效评估。SynBERC项目中对于科学的思辨性(speculative)思考不同于在哲学会议中进行的独立实践,或是以在“科学”或“社会”这类固定层面间发挥桥梁作用。相反,其中的思考起到为科学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式的作用。

拉比诺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装备(Equipment)。“装备”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Paraskeue,在当时的语境中,作为一个技术性术语,它指一种应对形式和影响尚未确定但必须面对的事件的能力。这一术语在词源学上同时具有装备(equip)和准备(prepare)的含义,长时间以来被用于指示军事和信仰活动。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关于paraskeue的讨论中,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主体如何才能依照他所应当的那样去行动,不仅仅因为他知道真理,而是由于他那样说,那样实践、那样执行(exercise)?”[16](318)这里的执行不是与法律有关的实践,而是关于生命中不可预知的实践。这种执行在声明的事件中发挥作用并提供了paraskeue。装备作为一个术语(词语+概念+所指),在拉比诺看来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这种变化性也反映出它的灵活性和丰富内涵。抽象的角度定义,装备是一组“真理主张、影响及道德取向”设计并组合为实践,以应对特定的问题和目标。[16](318)在这个意义上,装备针对不断变化着的状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态。这样一来,拉比诺就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类学实践的逻辑。人类学学者的活动是要对其研究不断施加影响的,而不仅仅是记录周边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在拉比诺的参与观察中,“参与”本身是目的,而不是单纯的手段。将装备转化为装备平台(equipmental platforms)是拉比诺等人的中心任务之一。装备平台被设计为在广泛的问题领域发挥普遍作用。当装备确认基本组成部分给出特定问题时,平台会根据这些问题的实际工作对实践进行区分,同时作为这些实际工作组织的基础为其服务。装备平台区分并组织过的实践活动与被装备制定的对象、估量及目标相关。为将装备平台投入使用,由一般化转向特殊化,装备平台必须根据特定情况量身定做。

在实践操作方面,拉比诺试图根据21世纪社会科学及人文领域的现状,对现有的大学学科组织进行诊断,调整并寻求创新以适应时代变革。人类学当代研究合作实验室(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Collaboratory)是拉比诺与Stephen Collier、Andrew Lakoff等人成立的研究机构,其宗旨是为人文社科甚至科学研究建立更完善的基础结构、合作框架及实践路线。他强调更深层次的合作(collaboration),而不仅仅是协同(cooperation)。传统的协同方式建立在“以特定问题及研究对象划分的任务之上,伴随着偶尔的交换”,而新的合作模式与之相比在相互依赖及对研究问题的共享之上达成。[17](143)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拉比诺制定了人类学教学科研方法的调整方针,例如将研究生研讨会的侧重点从个人项目转移到共同问题上来;对传统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进行调整,在不忽视观察的基础上更强调参与;将网络平台作为实验场来提高合作水平;等等。

以上结合“问题化”和“装备”等概念探讨了拉比诺当代人类学的观点。与此相对,传统民族志文本生产的过程是,人类学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研究客体记录观察,在此基础上进行阐释。这一过程仿佛生物学家将所要的对象放到显微镜下的切片中进行观察。在某种程度上,研究对象是超越时空存在的,是封闭而独立的世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人类学家将所研究的对象亲手抽离于周边环境,却掩耳盗铃般地否认自身的存在,以证明样本的纯粹性。如果从目的论的角度讲,民族志的价值在于通过文本的书写增强对异文化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某种行动方案。与此不同的是,拉比诺更倾向于在田野工作的过程当中将不断“完善”的方案付诸实践。人类学家不仅仅是在玩拼图游戏,他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块拼图。

这就涉及人类学研究手段与目的的问题。后现代的反思让科学民族志追求客观事实的目的化作泡影,同时构筑于其上的人类学实践也因此失去了根基。在这种情况下,拉比诺试图寻找逻辑的转换,在实践中捕捉已经碎片化的“目的”。这可能也是拉比诺的田野工作多数是在实验室与生物公司中完成的原因。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目的性的,而传统民族志多数记录的是文化生活。生活是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恐怕是一个难解的哲学问题。如果按照拉比诺的逻辑,与其追求一种确定性带来的满足,不如在实践的无限可能性中随遇而安。

三、结论与思考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式是概念思考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其最终的产品是民族志文本。从这一角度看民族志似乎永远是人类学工作“之后”的产物。人类学家试图将具体的事实抽象化为普遍的真理,为“之后”的实践提供指导。而所谓的“参与观察”,是希望通过调查者对自身认同的转化,化身为当地人,在尽量不对研究对象造成干扰的前提下获取“客观”的材料。相比而言,拉比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更关注当下的问题。关注当下的意义何在?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我们要面对许多影响尚未确定但必须面对的事件,如果等待具体事实抽象为普遍真理,人类学似乎更像是一种针对特定群体的思想史研究,更何况对普遍真理是否存在的探讨也超出了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拉比诺这一人类学进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有其自身的源头活水,无论是格尔茨、福柯还是杜威都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遵循实用主义的传统,我们不应该事先对拉比诺的研究模式做价值判断,但在笔者看来,拉比诺在实践与理论方面依旧面对极大的挑战。首先,拉比诺当下人类学的实践集中在其对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实验室研究。面对具有高度合作意识和反思能力的科学精英,拉比诺得以在合作试验(collaborate)的框架下开展人类学工作。但如何将实验室研究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其次,在这种当下模式的合作实验中,如果人类学自身没有明确的定位,是否会在实践中简单地降格为科学研究的道德评估机构?最后,即便对所研究的对象做出道德评估,在反思人类学对已有的价值体系进行冲击之后,如何划定新的坐标使评估成为可能,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当然,即便经历了二十多年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参与研究,拉比诺及其主持下的ARC(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仍旧处在探索阶段,其价值及影响仍须在更多的实践中被检验。

拉比诺的著作在国内译介的比较少,对其学术思想的梳理也不多见,这与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跳跃性和颠覆性有关。我们很难像对待马林诺夫斯基或格尔茨那样,将拉比诺归入某个学派。事实上,在美国的人类学学科共同体中,拉比诺也处在边缘的地位。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左派的格尔茨主义”(leftist Geertzian),这一方面意味着他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格尔茨式的阐释主义倾向受到正统左派人类学家的排斥。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边缘性也意味着开放性。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只有从自身构筑的“意义之网”中解脱出来,通过不断的反思来更新观念,才能实现主体间更平等的对话。

从遥远的摩洛哥到生物工程实验室,从田野工作的反思到当下人类学的摸索,拉比诺以极大的勇气在未知地带探索,然而始终不变的是对人性自由和文化多样性中蕴含的道德尊严的维护,对将知识生产与当下现实问题相结合的实践。联系到当下中国的理论和社会实践,缺乏概念的创新往往使我们在描述和评估某种现象时处于“失语”状态,我们似乎恰恰需要一种拉比诺式的当下(contemporary)社会理论。然而无论概念如何翻新,多种声部并存才是一个学科充满健康活力、能够良好自我审视的标志。这也是拉比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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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武宁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