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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文化共性 强化国家认同

2015年06月08日 02:48:1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年5月18日

任何民族,只要生活在特定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框架之内,其族群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政治框架相适应,因此其文化认同也必然浸染了国家认同的成分。有了文化归属的共同性,不同的族群或群体才能彼此认同,从而使族群与国家形式的共同体相契合。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国民进行国家认同的教育,并通过义务教育、语言、文化媒体等强化其民众的国家认同,使族群认同的文化因素与国家认同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多地相互交叠。

认同是历史的产物,人们的认同和归属感可以随历史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正确的策略可以强化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反之则可能削弱国家认同。认同是与历史文化变迁相联系,通过历史积淀植根于人民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为了国家统一,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通过共同的文化联系建构每个公民内心深层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在统一国家的框架内,增加文化共性基础,同时塑造出明晰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华民族特性。

首先,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首位,使国家认同高于民族(族群)认同。既然民族差异已经存在,那么应强化的就不是民族差异,而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史华慈提出,“是国家创造出民族,而不是由民族创造出国家”。伊格尔斯也认为,国家乃“是一个共同体能够借以产生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的条件”。如果在现代社会,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结果的话,那么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首要的位置。通过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想象,不断积淀 13 亿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平等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基石,强调民族平等,不是为了维持差异,而是为了构建共同性。“在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域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否相同,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是各民族不仅在政治、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平等;三是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如果说第一层含义的平等属于差异的平等,那么第二、三层含义的平等则是共同性的平等。只有差异性的平等还不行,必须强化共同性的平等。除非组成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有共享的国家认同,否则国家的统一就不是稳定的。国家认同一旦形成,国家就可以借助制度和规范的力量促进文化认同,并且融合形成共同的生活规范、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

既然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那么就应该把认同的基础建立在公民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应该超越民族身份。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做法都是如此。例如,美国就以公民为主要身份对各人种和移民加以同化,以至于亨廷顿认为,“人种就民族属性的因素现在已大体上消失了,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

基于国家政治认同的首要地位,应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根据不断调整的时代性主题,反思、调整民族政策和国家认同策略。族群区分政策不能以牺牲国家认同度为代价,而应以增加国家认同的程度为标准。

其次,应通过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建构,增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甚至使两种认同完全一致。为此,首先要构建涵盖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实施“文化包容”策略,强调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形式和多重性内涵,把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多地纳入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系统之中。文化象征符号系统涉及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这包括文化符号、典礼仪式、传统节日等等。如果我们更多地把少数民族的认同符号纳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中,那么我们的共同文化基础就会更加宽泛和厚实。

为了构造共同的文化基础,必须在历史时间的绵延中,不断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和文化融合。没有共同的文化和信念,就不能构成真正统一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造中华民族共同精神文化家园,也是为了提供文化认同的中国国家特性,增加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

再次,必须把经济社会的区域均衡发展放在今后工作的重心位置。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的提醒值得注意,他指出:“一般说来,在同一个文化圈内,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社会与现代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在价值观方面出现的差别是很大的,它甚至大于分属不同文化圈而发展水平相当的社会价值观方面所呈现出的差别。”区域的平衡发展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我们应该抓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城镇化建设的历史契机,促进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形成各民族在国土之内共同居住的态势,并且构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属性。如霍耐特所言,“只有当社会一体化从社会成员那里得到文化习惯的支持,而文化习惯又与他们互相交往的方式紧密相关,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才能取得成功。”

最后,强化国家认同还必须有政策和法规的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各族人民共同塑造共和国历史的活动中生成。譬如,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等,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在我们国家的庆典和其他社会仪式之中,要增加作为公民的统一规范和行为要求,因为“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源自连续执行的例行公事和普遍能够理解的公民行为。”实际上,祭奠先烈、升旗仪式、国庆典礼、聆听国歌、普通话课程和中国历史文化课程必然有助于这种归属感的生成。

作者: 韩震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