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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级女声”到“性别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

2015年06月03日 04:42:11 来源:

【摘要】:本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检视2005“超级女声”文化现象。女性作为“他者”长期以来处于男性创造的二元对立的一端,其形象的建构按照男性的设定。“超级女声”的公众评选结果显示女性开始恢复自主审美的标准,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于性别政治的反叛,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大众媒介聚拢形成的“事件公众”难以成为政治民主的真正主体。

2005年湖南卫视策划的“快乐中国——超级女声”节目在中国吸引了上千万的电视观众,由此也引起了很多学者对此文化现象的关注。按照丹尼尔 戴扬(Daniel Dayan)和伊莱休 卡茨(Elihu Katz)对“媒介事件”的定义“‘竞赛’、‘征服’、‘加冕’,此类事件……虽互有区别,但为电子媒介展示其唤起广泛而同期的注意,以讲述一个始发的时事故事的独特潜能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1],持续半年接连创下中国娱乐节目收视率记录的“超级女声”不可不谓是一种作为“电视仪式”的“媒介事件”。它从海选到晋级再到决赛,这一直接影响了半个中国的草根造星运动也在导演着极为丰富而复杂的话语权力的角逐和社会心理的震荡。

在多人参与的这一文化仪式中,必然会凸现许多平日难得一见的文化现象,由此也有了诸多对于这一媒介文本的解读。以“超级女声”冠名的电视娱乐节目自然是女性形象的公开演绎,在此过程中,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解析出若干意涵。

一、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女性主义批判理论自从建构时起,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对这个课题的影响较为显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和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以及新康德主义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叛,都易于被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借鉴吸收。因此,尽管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至今天,形态复杂多变,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主脉并没有超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呼吁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为主要特征。它明确了一个观点即妇女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妇女已经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在生理、心理和潜意识等方面仍受到性别歧视,因此,争取女性在深层的文化层面能有公平正面的形象再现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的目标。女性主义批评者开始力图消解以男性权力为基础的“性别定型论”。

“性别定型论”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性别的本质化理论。长期以来,男性和女性的性征差别被本质化为男女生理差异的结果。传统心理学认为男女的一切社会性别特质的差别是生物性差别决定的,由此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情境。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将女性同一性看作是“内在空间”,一种“从生理、心理以及伦理上哺育幼儿肉体而设计”[2],男性的同一性则与“外在空间”内在相关,主要涉及到进攻、兴奋、冒险等概念,由此又延伸到成就、政治优势等。在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观点来看,女性“外在于”语言、公众话语、文化和法律,女性的界定并不是如男性那样根据其自身的特质,而是根据女性缺少男性生殖器为主要标志 [3]。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理论都强调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的形成是由生理差别造成的。

针对本质主义的性别观点,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波翰从性别政治角度提出了严峻的质问:“如果女性的关系倾向是压迫的产物,那么当我们赞美这种关系倾向时,我们是否在使造成这种关系倾向的压迫趋于合法化呢?”[4] 站在性别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上,学者们发现社会性别并非由生物特性或生长习性决定,而是根植于社会情境之中,因此也就可以说,权力在社会性别的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性别建构论者亨德森(Henderson)指出:“社会性别的意义是社会地建构的,我们中的每一分子均被纳入这种建构,因此,社会性别是指一系列社会建构的关系,它产生并再现于人们的行动中”[5]。

实际上,从西方文明开始萌发时起,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笛卡儿直到洛克、罗素等人都将两性视为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孕育出两种相对立的品格和特质,比如:理性和感性、刚强和柔弱、主动和被动、逻辑和无序等等,这样的区分和判定逐渐形成一种包裹了厚厚的“神话”外衣的权力话语,而这一策略的成功使得男性永久的取得了优势的地位,而置女性为被言说、被书写、被建构的“他者”。

女性作为“他者”如何通过大众传媒的建构得以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再现是我们首要的问题。首先,需要问的是大众传媒是否是在客观准确的叙述和呈现对象?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是一种对社会全景的描摹。这种建立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观点就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某种确定无疑的对应关系。但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这种传统的语言观已经逐渐被颠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以雅克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雅克 拉康Jacques Lacan、米歇尔 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否认语言主要是传播工具的观点。例如德里达指出,语言在实际运用中很难认定它们有确切的意义,事实上,完全可以在一个文本中解构出其它意义以替代传播者试图传达的那种意义。拉康认为,语言既是形成人的思想的诱因,同时其规则又框范着人的意识,抑制某些思想的形成。福柯从社会时代的角度考察语言,他发现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概念结构,它决定了该时期的知识型(Episteme),当然也决定着该时代人们认识事物、解构文本的思维方式。福柯进一步说“认识或思想方法不是由人、而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推理结构所决定” 。在福柯的语境中,这样的推理结构作为时代的精神中枢时刻在影响着人们的表达和思考,人们无法把他们知道的和用于表达的话语结构区分开来。

由此,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语言并不能忠实无误的充当人与世界的媒介。这种怀疑有学者称之为语言的“再现危机”或是“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更为形象的说法来自哲学家理查德 罗蒂:传统形而上学视语言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使这面镜子不可回复的破碎了[7]。换句话说,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工具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从此,语言的功用被多元化,语言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实践的形式。

所谓“他者”之再现,即是透过”他者”论述所生产的知识与意义。”他者”并不是某种自然或先天的规定,而完全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或者说是话语叙述建构的结果。英国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一直在将人归类,但在这些无数类目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却被划归为与我群存有差异的“他者”。这种“他者”化的过程包含若干同时的进程,我们可称之为“贴标签”(labeling),或是所谓的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的过程,而这些类目都是在某一条既有的文化脉络中形成的。在西方文化脉络中,经常被主流媒体用来区分差异的类目大致上包括阶级、性别、年龄、国别、种族、语言团体、性偏好等,这些类目明示或暗示的将人群分为中产阶级/劳动阶级、男性/女性、成年/老年/青少年、本国人/外国人、主流族群/少数族群、国语团体/方言团体、异性恋者/同性恋者等。这些类目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在社会中本来混沌的人群立刻被贴上了种种勾联丰富具体的文化意涵和概念联想的“标签”,从而被清楚而永久的区隔开来。如同霍尔所说,这种对人的分类方式当然不能视作为是中立的 ,又因为这些类目中的一部分人又恰好支配再现各类角色的媒介机制,于是被归在类目另一边的人就没有选择的成为“他者”了。

在将一部分人类目化、标签化为”他者”的同时,刻板印象化的再现操作也开始了,操作方式是将这些类目化约成若干简化的、本质上的特征,并将其放大且固定下来。如同霍尔所说,透过刻板化印象,个体之间的某些差异被化约(reduces)、本质化(essentializes)、自然化(naturalizes)与固定化(fixes) [9]。而这些差异被突出的同时,也预设了我群与他者、正常与异常、主与从、可接受与不可接受、合理与不合理、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一旦这种二元化对立形成,就被约定俗成而不易改变。换言之,这种刻板印象化一旦形成之后就是封闭而排他的,所有无法归类的,或是介于二元对立之间的,为避免可能威胁到这二元区隔,任何这类因素都会被以各种方式隐匿或排除。这时,大众传媒再现任何社会角色的形象时就可自然而轻易的将特定个体加以类目标签化(category labels),就如同简化的逻辑三段论一样,某一特定个体被归类于某一种人,也就同时预设他拥有那些简化、本质化的特征。

“他者”的再现既然涉及了权力的关系,也涉及我群认同的建立,那么进一步就是召唤“主体”了,也就是所谓追问支配的”他者”论述结构的“发言人”。对福柯而言,话语在生产知识与意义的同时,也同时生产了主体,透过论述再现“他者”的同时,也同时再现了居发言位置的主体,就如同专供男性阅读的女体摄影,作品的对象全为女性,亦即在这里女性作为”他者”被再现,也同时再现了居主体位置的男性摄影师、出版商与读者。可以说,透过对发言位置的占有,巩固了我群与”他者”成对立,也巩固了权力本身。

反观女性作为“他者”在男权话语编织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身体的书写。人类文明的进程似乎也伴随着身体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是不彻底和模棱两可的。当女性的身体成为视觉文化的中心时,身体解放的涵义似乎在这里显得更为明确:女性就是身体,身体成为美丽的载体,女性成为身体的载体。在社会角色的划分上,女性依然是“被看者”,女性形象的构造和呈现依然是基于男性的兴趣和欲望。大众媒介在承担身体书写的功能时拟定身体美丽的定义,并且将美丽身体的元素进行反复的组合与呈现,调动对象的兴趣和认同并且加入到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发动的这场“美丽身体”的运动是通过多种策略来实现的,服饰意象的呈现不可避免成为这场美丽运动的重要环节。流行服饰话语在展示女性身体的同时使女性等同于身体,小心翼翼的包装身体同时又大胆热烈的展示身体。对于看者而言,对象只是身体,除了身体一无所有,对于被看者而言,能展示的只有身体。正如博德里亚所说:“不论在何处,问题都在于性膨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的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10]。

二、“超级女声”——性别政治的反叛

虽然“他者”被建构意味着一种难以改变的定义,但是正如福柯所认为的,权力关系是循环的,它从不集中在同一点上,而是一种压制与反压制、支配与反支配、收编与排挤、中心与边缘置换的循环;也就是说,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性的控制,它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包括生产新的权力关系、新的“他者”等[11]。

顺着福柯的思路,“他者”在媒介中再现所涉及权力关系并不会是垂直支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论述、知识与权力之间呈现的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它可能透过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进一步生产支配论述,同样也可生产反支配的论述,进而逆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何福柯探讨再现时一再强调历史脉络的原因。例如透过女性主义者在知识与权力空间所占据的发言位置,针对女性特质与两性关系所提出另类论述,就包含了寻求颠覆既有性别支配关系的实践意图,重新建构女性的发言位置,向主流媒体所塑造发明的刻板印象挑战。事实上,许多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被客体化的“他者”重新加以界定,召唤其主体,建立新的论述,进一步逆转他者在知识与权力间被支配的位置。

回到“超级女声”的文本中看,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波折之后,令人有些奇怪的是最后评选出的“超级女声”的冠军李宇春、亚军周笔畅都并不具有男性话语所定义的女性的“美丽身体”。就李宇春来说,作为一个21岁的少女却并没有丝毫男性眼中的女性之美,她身材瘦削,脸部线条棱角分明,显然偏离了传统的女性身体审美的标准。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女,依靠如此“中性”甚至稍偏“男相”的外形和并不出众的嗓音得到了成百万计的粉丝的追捧,甚至已经到了癫狂的程度。作为一个社会公共事件的“超女”评选,采取了公众投票公决的方式决定最后的结果,无疑具有某种民主决议的象征性。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公众只能称之为“事件公众”,与民主政治需要的思想公众难以并论,但是毕竟这是一种公众作为消费者主动参与、寻求快感的自由选择的过程。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自由离真正的主体自由还有多远,本文着重要探讨的是,经过公开充分(“超女”前三名通过短信获得票数累计约有800余万)的竞逐,本应成为强势形态的男性话语的“准则”似乎已经遭遇女性主体话语和诉求的有力反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作为超女总冠军的李宇春,其粉丝(fans)绝大多数是女性。公众偶像的建立首先意味着其本身特质被广泛认可,一种“非女性化”的少女形象能够得到作为庞大人群的女性的认可,这不能不说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的。

女性主义在20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开始争夺话语权的斗争,颠覆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是女性主义话语和文学批评的诗学和文化政治学的主题。颠覆已有的父权制话语和摆平性别结构话语的斗争便成为了解构时代的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女权学者们发现,在已有的文化传统结构中,女性在数千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男性所创造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陷阱中,女性失去了其应有的话语权,她们一直处于话语的边缘地带。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理论的焦点和目标从文化领域继续转向性别政治、性别差异研究。女性主义直接走向身体存在的深处,从消解男性权力话语直到颠覆男性的身体统治的存在。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男性在已有的传统中不仅占领了文化和社会权力的统治地位,而且男性的身体也在两性关系的结构中处于统治地位,因此要解放女性身体,首先要解构男性的身体。作为男性身体最本质体现的phallus/penis(阳物)是男性对女性进行施虐和统治的生理性象征[12]。女性主义以一种生理的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颠覆方式对传统(男性)统治的“身体优势”和思想结构进行挑战。因此,性别政治在这里从一开始是以“身体政治”的形态出现的。

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 伯杰说:“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即被观察者是女性。这样她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客体,尤其是转化为一个视觉的客体,即一种情景”[13]。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视觉文化本质就是将男性和女性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固定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女性无可逃避的成为男性观赏的对象,甚至成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通过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的建立和文化观念的内化,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审美标准和旨趣成为女性自身判断的尺度,女性既是“被看”的客体,也是“看”“被男性看的自己”的主体,只不过这里的主体是在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压迫下的小写的“主体”,也是难以逃出自身悲剧的主体。但是,“超级女声”的粉丝们让我们看到了与此不同的女性主体意志的张扬:

“什么是女性美?长发、或卷发,大眼、或凤眼,小嘴、或性感的厚嘴唇,丰满的胸部,翘臀,还有纤纤的细腰,……美,就像一个源源不断的矿藏,可以让我们一次次无止境的开发。当甜美、可爱、靓丽、性感、智慧、帅气……太多太多种类的美女经过了我们眼前之后,我们熟悉了这些美,可能也有点疲劳了,所以,当这个不符合以往任何一种美女标准的白马公主出现的那一刻,让人忍不住为之疯狂,有疯狂的喜欢,也有疯狂的厌恶。

昨天看到有个女作家说,超级女声的大多数观众是女性,女人喜欢女人,就有点性取向的问题了,所以选一个偏中性的来喜欢,这是符合正常的。这番话,从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作为一个同类,我为你害羞。当很多男性在那里质问,平胸的李宇春究竟是不是女人时,我可以一笑了之,笑他们太动物,或者反问他们,那些把胸肌练到B cup的是男人还是女人;但当一个女性,还是一个作家,竟然会从性取向的角度来理解玉米现象的时候,我只能觉得悲哀。中性是什么?只穿裤子,不留长发的女生,就中性了?抑或说,女生,一定要穿裙子,一定要留长发,一定要大胸,才女性了?

女权运动,从开始至今已有百年。当夏奈尔女士扔掉束胸和繁琐的缀饰,设计出简洁具有实用性的女装,在巴黎时尚界大放光彩的时候,女权主义已经不仅仅只包括女性在经济上不依靠男人,更加入了在美的概念上不迎合男人的新内容。白马公主,会成为一种新的女性美的定义,它包括:帅气,同时妩媚;自然,偶尔娇羞;个性独立,却不乏小女人的温婉;有婴儿般纯真的笑,也有冰山般冷漠的酷。我想起一张德国报纸报道超女的大标题:China Neue Schoenheitideal (Chinese New Beauty Idea),美的概念是一种潮流,总会过去,总会被替代,但任何一种美,都会被记住,会在后面留下痕迹”[14]。

“其实这次的超女更象是一次新女性主义的胜利。女性们第一次用她们的中性审美观粉碎了男人们统治已久的美女标准”[15]。

“直爽的李宇春在电话里与观众聊起了不穿裙子的原因:‘我穿了裙子你们就不喜欢我了!’”[16]

可以看出,李宇春之所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女性公众的偶像,获得了超乎寻常的热情追捧和持久深刻的心理认同,这绝非偶然的文化现象,也并非流行文化意义上的喜好变迁。自然学者们的理性探讨其实本身不能摆脱“逻格斯”,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女权主义学者对于女性身体的重新认识体现了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充分感悟,公众无意识的变迁和扭转往往为学者有意识的发掘和思考,并成为具有逻辑性的思想。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女性作家早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思考和作为。北京女作家陈染:“真正的现代女性不会用通常的准则和标准来判断自身的价值,真正的现代女性不以获得多少男人的爱作为自信心的基础”[17]。

马克思说:“根据男女关系可以判断整个文明程度”[18]。女性自身审美主体意识的回归是否也意味着在当前的时代下,女性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萌生出自发的背离和反叛男性权力话语结构的意识?尽管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审美理想常常体现出一种无序和无意识的特征,但是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的变迁常常是在这样难以察觉的深层结构层面进行的,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产生并且在作用了。

三、“超女”粉丝——无意识的“公众”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女性权力和变化着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相联系,从而使得女性主义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姑且不论上述的女性自主意识回归或反叛男性中心话语的动因和起点,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看待“超级女声”反叛性别政治的这一现象?

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来说,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所有的意识形态召唤或质询具体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主体,意识形态一般表现为相对于主体的无意识,对主体而言是具内在性的。意识形态为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固定好了位置(阶级地位),而这种位置却得到了主体的认可。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控制下主体一是指自由的主体性、本原的中心、行动的和对它的行动负责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一种臣服的存在,服膺于一个更高的权威,因此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除了接受他的服膺之外。个体被质询为(自由的)主体,是为了他能够自由地服膺于大写主体(subject)的命令,即为了他能够(自由地)接受他的服膺,即为了‘整个的由他自己来’做他服膺的姿势和行动。除了通过和为了他们的服膺之外,不存在任何主体”。主体只能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形成,并在结构中自身赋予自身的复杂意义。因此,“超级女声”所体现出的对于男性审美规定的反叛尽管在深度和力度上并不具有彻底性意义,但是这至少说明了在当今时代所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心理。

在东西方都绵延数千年的男权的观念在20世纪受到了致命的冲击,统治了中国两性文化结构的男尊女卑的男权统治观念也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随着经济变革而来的话语空间压力的释放,以及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形态多元化客观上也使得社会各阶层和族群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话语场域,社会在向文明进步迈进的同时,也对多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包容。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出现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意涵,在后文革时代,消费行为提示了公众恢复了“自由选择”的民主心理。“消费主权”让大多数人第一次体验到从“无可质疑的被动接受”到“有所选择的主动思考”的权利和尊严,这样的“自由”经验逐渐开始向文化领域渗透。消费主权的概念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次次内化为集体心理,冲击和消解着长期以来在中国形成的种种宏大叙事,抗拒种种以“集体名义”对个人的控制,人的主体理性开始在法兰克福学派所未曾想到的消费领域复苏。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清醒的看到:“超级女声”对女性身体审美准则的颠覆并不意味着中国公众民主意识的复苏,这仍然是作为“小写的主体”所构造的“身体的乌托邦”,它本身所具有的实在的政治民主意义令人怀疑。丹尼尔?戴扬把民主公众最重要的特征确定为具有稳定的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y)。民主公众认真对待内部讨论,并由这种讨论而形成。民主公众具有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在公开的“自我表现”的过程中确立与其它公众的关系和自己的特殊性。民主公众在公开的自我表现中表明对某些价值的认同,对某种共好理念或世界观有所追求,他们因这些共同性的认同、理念或价值观形成公民团结(solidarity)。民主公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他们的自我表现、自我形象设计和群体价值标准都是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的表现。民主公众是他们自己形象和价值的主权者,这是主权在民最根本的含义。[19]

“超级女声”的粉丝们并非哈贝马斯所谓的18世纪德国曾经出现过的能够支撑起“公共领域”的富有批判精神和自省意识,对严肃的公共事务关心并进行公开认真讨论的人群。他们是由“媒介事件”聚拢成的一群人,他们缺乏固定的交往和稳定的联系,他们在网络上匿名随意的表达个人的喜好和情感,但并没有公开表现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严肃思考。公众需要一种自我群体的想象和确认,它并不是由某个第三者(如大众传媒)所构建的集体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尽管“超级女声”的粉丝们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人群的形成本身就是大众传媒策划导演的“电视仪式”的一部分,他们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同时又是文化工业的客体。

“超级女声”聚集起的人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事件公众”,它在不经意间表达了自主意识。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它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前述的原因,所以“超级女声”的粉丝既不足以成为推进中国政治民主的思想公众,也无法从个体情感自发上升到集体理性自觉。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粉丝们的意见的自由表达至少提醒学者们重视私人领域,因为它有助于抵抗专制权力对人的全面宰制,尽管有的时候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对于现代个体来说,自由与私人的关系至为重要。西方启蒙时代树立的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也是以作为个体的人为载体的,个人对理性的接受程度往往昭示时代的进步程度。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面的检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主义哲学,高扬人本主义的大旗,尽管女性主义一度企图全面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甚至主张女性主义无需理论,但是作为社会的人来说,无论是谋求自身的发展还是诉求终极的自由,理性都是一刻都不能或缺的。

作者: 吴风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