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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主体·性别――初探巴特勒的知识迷宫

2015年06月03日 04:30:19 来源: 实践与文本

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介绍女性主义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只能选择非常简略地梳理巴特勒理论体系中的三条重要线索:语言,主体,性别,希望能够对读者的阅读和思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梳理巴特勒的语言观,理解奥斯汀(J.L.Austin)的“言谈行动论”是第一步。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奥斯汀举例说明言谈如何行事,比如:法官宣判,司仪主婚,或是为人或物命名。这样,语言就具备了所谓“表演性”(Performativity),然而,在奥斯汀看来,语言的行动力或表演性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仪式,比如:司仪不能宣判人和猴子结为夫妇,而路边乞丐为就要下水的新船所起的名字也不可能被采用。在这方面,布尔迪厄(Bourdieu)似乎进一步强调了奥斯汀的论点,前者认为:当法官宣判时,他所依赖的权威(authority)并非来自言说本身,而是具化为法警和枪支的国家暴力。然而,布尔迪厄对语境的深入分析在弱化言谈行动的独立性(autonomy)的同时,其实也弱化了言谈行动的当下性,他暗示着言谈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重合或密不可分的。所以,布尔迪厄的例子应该这样被重新解读:言谈行动需要权威的支持,而语言的权威并非出自具体言谈(utterance)的语境。相反地,语言本身是个巨大的象征系统,它的横亘先在于具体言谈,并在其结束后继续延伸。所以,具体言谈以及其行动其实通过于一种引用(citation)关系依附于这个巨大系统而生效。而且,这种引用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所以,具体言谈可以脱离甚至背离它所生成的语境,于是便形成了新的引用关系(recitation),并且塑造出新的意义(resignification)。

以上便是巴特勒对语言的理解,简而言之,在诸多先驱学者的影响下,她主张“言说者言说语言”的说法应该被修正为“语言言说言说者”--这可以被“翻译”为“语言塑造主体”。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让我们再回到布尔迪厄的例子:法官在由法警和枪支所支持的语境里宣判。在这里,法官的宣判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引用”。对此,让我们扮演德里达(Derrida)以发问:引用必然成功吗?国家暴力的介入难道不正凸现了引用关系的脆弱?德里达甚至这样声称:引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失败”里其实蕴涵着意义重组的可能性。所以,“语言言说言说者”并不准确,追随着德里达,巴特勒进一步把这个说法修正成“语言和言说者互相言说”。她的语言观是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根植于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和拉康的三界说。虽然德里达和拉康号称在学术思想上互不影响,他们的语言观却深富异曲同工之妙。德里达致力于割断柏拉图所设定的词与物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词与思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我口言我心”),他不仅通过打消口语和书写的对立而消解内外先后高下等等对立并最终论证了意义的无尽延异,更是提醒我们“辞不达意“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拉康对潜意识的研究其实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拉康的理论体系里,词的主宰者并非思(Logos),而是同语言一般建构的潜意识。我口所言并非我心所想,因为,我所能想的、也就是所谓的意识之后,还有潜意识的存在。进一步地,当我使用语言的时候,我其实进入了拉康所说的象征界(Symbolic realm),区别于想象界(Imaginary Realm)和实在界(Realm of the Real)的象征界是先于个人存在的语言共同体,在这里,我们引用规范,遵守法则,被语言所言说,被社会所塑造。当然,和德里达的“失败说”相对应,拉康也认为语言有其根本的局限性。首先,实在界如同康德笔下的物自体一般抗拒语言的入侵。再者,和母体息息相关的想象界在诸多女性主义者看来能够提供另一种不同于象征界语言的语言,也就是克里斯蒂娃(Kristeva)和西克苏(Cixous)等人所宣扬的女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巴特勒巡视语言是如何塑造主体的。来看阿尔图赛(Althusser)的召唤(interpellation)故事:某人在街上行走,身后有警察大叫“喂,那边的人!”那人回头,认定警察叫的是自己,从此成为了被权力(为警察所象征)所召唤/塑造而出的主体(subject)。这个故事的含义是,我们的身份是被塑造的,而且是通过语言被塑造的,警察的召唤就是这样一种表演性的言谈行动。巴特勒试图为阿尔图赛的故事注入一些福柯式的因素。福柯认为权力是多元且分散的,所以,警察并非权力的象征,他只是个引用者,引用着难以断定起始的召唤传统,一个语言传统。相应地,街上的人不必回头承认就已经被召唤/塑造成主体,因为语言的运作超越他的个人意志。这时,在巴特勒重新诠释的召唤故事里,福柯的权力说和奥斯汀/德里达/拉康的语言说彼此结合,为巴特勒审视女性主体/身份提供了理论框架。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德波瓦(Simone de Beauvoir)指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be)女人,她在社会中成为(become)女人。在她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曾经一度主张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别,前者是天然的be,后者有一个被社会所塑造的becoming的过程。巴特勒的“语言塑造主体论”是否只是又一种“性别是社会构建”的说法呢?不。巴特勒走得更远,她对女性主义的贡献正在于她借助重读德波瓦而解构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而这一解构正是在“语言和言说者互相言说”的框架里完成的。上文我已经简介了与德里达的反逻格斯语言观平行发展的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巴特勒对主体及其构建的分析是在语言和精神分析的层面上进行,她否认纯自然的生理性别的存在,因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一样,都是位于象征界的社会构建,所谓的纯粹自然也许只属于拒绝语言侵蚀的实在界。于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并无意义,而我们的身体也绝非只有物质性的存在--这里,巴特勒挑战着笛卡儿(des Cartes)的身心(mind-body)二元论,后者不仅割裂了物质与精神的联系,更是把物质置于精神的统治之下,而巴特勒的反攻则在于她把精神重新归纳入身体的范畴,在她看来,身体涵盖物质、精神、和社会多个层面。换言之,我们的身体固然有其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却不能被简单理解成白板(tabula rasa)。就女人身份而言,我们不能说她生来就拥有生理性别,而后天在社会环境中又形成了社会性别。

这方面,弗洛伊德(Freud)和拉康(Lacan)关于性别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巴特勒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阐明性别、语言、主体和社会法则之间的密切联系,让我们先整理一下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部分学说。弗洛伊德早已提出这样的论点:性别并非生理构造,而是心理意识。当一个孩子意识到自己没有阴茎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是女孩。当另一个孩子意识到自己有阴茎并开始担心失去它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是男孩。在拉康的三界理论中,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转折通过孩子面对并误认镜中自己的影像而得以实现(也就是著名的“镜像说”),孩子的主体之所以形成,必须摆脱对母体的依赖(想象界的特征)而进入由法则(尤其是所谓的“父亲之名”)而统治的象征界,也就是语言与社会的世界。在弗洛伊德、拉康以及众多前人的基础上,巴特勒建立了她自己对精神性身体的论证。首先,主体是由社会法则所塑造的,正如同语言言说言说者。所谓的性别没有社会与生理之分,它只是一种社会法则,具有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合法性,并且相对地封闭(也就是说必须排斥不符合这种法则的她者),被反复引用,这种引用的结果就是书写出我们(具有性别特征)的身体,建立起我们的主体。然而,我们应该对“语言言说言说者未必成功”这样的说法记忆由新。福柯说,法则是发散的,不确定的;德里达说,引用可以是失败的――所以,巴特勒说:那些被排斥被放逐的她者――女性,同性恋者,有色人种,劳工阶级――时时刻刻威胁着那个规范的主体,她们是完美世界里的憧憧鬼影,她们提醒我们意义重组和主体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让我们最后来看巴特勒著名的表演论(performativity),表演性是建构/重建主体的重要途径,然而,贯穿始终的表演性(从奥斯汀的言谈行事开始),绝不能被误解为演员戴上面具进行表演。所谓的变装(drag)和戏拟(parody)所指的是基于社会建构基础上的重建,并非随心所欲或心血来潮的空中楼阁。在这种意义上,另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娜斯邦(Martha Nussbaum)把巴特勒批评成本着失败主义精神而逃避现实的嬉皮领袖,虽然不无其道理,却其实是误读。巴特勒的表演论所阐释的是身体的建构过程以及重建的可能:首先,纯粹的天然性身体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身体”,是重重社会规范依赖社会强制反复书写、引用(另一种表述是:表演)自己的结果。换言之,作为社会规范的性别(生理性的“性别”作为独立概念几乎完全地被文化性的“性别”所涵盖了)通过表演来创造主体。规范(性别),表演(引用),主体(身体),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理论上可以做区分,实际上却是一个不断流动着自我创造的完整过程,即,性别规范引用自己从而表演出主体,而所谓的“面具说”却假设了某个可以戴面具的主体的存在。性别不是面具,可以随戴随摘,更不存在一个先于表演的主体,仿佛“面具”下真有某个“演员”(主体)。其次,因为有社会性文化性的规范存在,被创造的主体注定有边界,然而,边界之外并非空白,边界外的生存,就是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特例,比如,异性恋社会中的同性恋者,以及难以被主张两性区别的自然科学(所谓的自然科学毕竟也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所归类的双性人。再次,因为表演(书写、引用)总有缺陷和失败,主体只能无限地接近合乎规范,而不是完美无缺的铁板一块,这里的缺口、缝隙和空白就是她者重返的门户,而她者的重返所引发的主体重建,才是变装和戏拟的真正意义所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芭特勒不仅把性别当作创造主体的表演规范,更是注意到了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规范与性别的交叉影响――这是当今性别研究的整体走向,解放事业的各个分支总得互通有无,虽然“解放”的概念同“面具”或“演员”一样,本身就是一座海市蜃楼。

作者: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