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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婚制与人类社会起源

2015年05月13日 02:25:35 来源: 《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提要: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曾普遍存在于澳大利亚(原住民) 部落社会的“婚级制度”(class) 。先举例说明以往学者研究中的失误和疏忽,然后对这种制度构成情况作系统和完整的介绍。前面是指出问题,后面是解决问题的尝试。本文试图通过一个相对严格的界定和描述过程来减少今后研究中的失误。在对澳洲外婚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论证这种制度的成因(族群结盟) 及其在人类早期文明史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婚级制度 外婚制 澳大利亚 部落社会

作者单位:北京市艺术研究所

一、引 言

从“动物性群体”到人类社会,这一进程何以发生? 怎样发生? 近代原始民族的部落社会是我们对这一进程作理性回顾的主要经验依据。原始婚姻制度是确立部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基石。因此,外婚制、乱伦禁忌和亲属称谓制度是人类学百余年来最重要的认识对象之一。其探索方向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人类社会早期形态及其起源。

在西方人类学史中,麦克伦南(J . F. Mclennan) 在《古代历史研究》(1876 年) ,泰勒(E.B. Tylor) 在《人类远古史研究》(1870 年) 中曾简略论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婚姻制度——“婚级制”(参阅摩尔根,1995/1877 :59 - 60 注释2) 。(注1)1877 年,摩尔根(L. H.Morgan) 在《古代社会》中将这种制度作为比氏族制更早的社会组织(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和通婚规则(摩尔根,1995/1877 :59 - 60) 。(注2)后来,法伊森和豪伊特(L. Fison & A.W. Howitt) 合著的《卡米拉罗依和库尔奈、群婚和相互关系及私奔成婚》(1880 年初版) ,非常详尽地说明了澳大利亚卡米拉罗依部落中的“婚级制”形式(参见瑟维斯,1997/1985 :35) 。此后,进一步的民族志田野考察证实,这种制度普遍存在于澳洲原始民族。

18 世纪末,在欧洲人向澳洲移民的初期,这块“岛大陆”依生存条件不同而疏密不同地分布着500 多个独立部落,总人口约30 余万(实际数字可能更多些) 。澳洲原住民是近代可以观察到的最“原始”的人类成员,其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初期。这里因此成为社会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的“经典地区”,澳洲外婚制则一直是“原始婚姻制度”中的主要认识对象。

二、对以往研究的批判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第一章题为“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专门讨论澳洲婚级制。这一章至少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摩尔根的社会进化序列是:“从最初以性为基础、随之以血缘为基础、而最后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摩尔根,1995/1877 :7) 。实际上澳洲婚级制社会并非“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参见埃尔曼·瑟维斯,1997 :36 - 37)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疏忽。其二,在讨论类别制世系和通婚情况时将“孔博”误作“库比”(摩尔根,1995/1877 :60) 是一个技术性失误。(注3);其三,他上述同一段讨论的起点是:“如果我们以伊排和卡波塔为例,列出一个延续四代的世系表,并假定其间每对配偶各生男女一名”。后文直接推出表兄弟姐妹(伊排和他的表姊妹卡波塔,库比和他的表姊妹伊帕塔)之间的通婚。这是他关于类别制度性质判断(世代相承地实行同宗通婚) 的关键依据。这一推理过程误差太大(注4),结论不能成立。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一书以摩尔根《古代社会》为基础(注5),他在分析卡米拉罗依部落婚姻类别制度时归纳说:“根据这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 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恩格斯,1972/1884 :40) 我国学者陈克进注意到恩格斯的归纳中存在的问题:“ ……恩格斯的这一具体结论应加以修改。就前半句说,完全错了,即兄弟姊妹的子女不是‘不得为夫妻’,而是必定结为夫妻”(陈克进,1984) 。这一论述将在下文加以具体讨论。

涂尔干(E.Durkheim) 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一文中指出,由于“姻族”(即婚姻类别) 名称“隔代重现”,故这种制度可以导致隔代通婚:“外祖父又可以毫无限制地选他的外孙女为妻”(涂尔干,2003/1898 :18 -19) 。亲属称谓制度普遍存在于澳洲部落,并与类别制度“相适应”:“亲属称谓的分类,同时也就是群婚关系的分类”(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主编,1980/1956 :208 - 209) 。蔡俊生称其为“镶嵌”现象(蔡俊生,1988 :64) 。在这种情况下,法定通婚的类别之间被明确界定为平代(称谓) 关系。比如男子呼:“父亲的姐姐(妹妹) 们的女儿们,妻们”(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主编,1980/1956 :212) 。这个界定可以严格排除隔代通婚。因此涂尔干的判断不能成立。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以澳洲婚姻类别制度作为人类早期“乱伦禁忌”的主要现象:“如此既复杂而又风行的安排(指婚姻类别制度——本文作者) ,一定具有极普遍而又深刻的原因……这个问题已经让人种志学者们伤透了脑筋”(涂尔干,2003/1898 :17) 。而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涂尔干简要介绍澳洲婚级制后提出隔代通婚问题的上述判断,并据此指出:“这种组织并不是以禁止直系血亲之间的婚姻为目的的”(涂尔干,2003/1898 :19) 。他以此为理由改换“解释”角度,从地域占有和族系延续“特有的更替”现象来探讨制度的形成(后文具体讨论) 。涂尔干的论证要点是:通过追溯“这些姻族是怎样产生”,来证明“这种看似奇怪的规定,其实就是普通的外婚制法则的扩展”(涂尔干,2003/1898 :19) 。他将研究起点“设想”为包含两个“原生氏族”的早期部落,二者间实施平代通婚的“外婚制的法则”(涂尔干,2003/1898 :19 - 20) 。他同时“假设”这个早期部落: (1) 实施母系继嗣制度,即“亲子传承关系依母系而定”; (2) 实施婚后从夫居制度,即妻子“生活在她丈夫的氏族所占据的地域”(涂尔干,2003/1898 :20) 。这三种制度(婚姻类别制度、母系继嗣制度和婚后从夫居制度) 的综合效果导致“特有的更替”现象:两个(原生) 母系氏族每代一次互换居地的“交叉换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用“专名来称呼”四个姻族,以体现其“内生”和“外生”状态的“循环不已”(涂尔干,2003/1898 :21 - 22) 。

涂尔干上述论证的弱点比较明显。首先,他所说“外婚制法则”已包括“姻族外婚制”全部基本内容:通过代别区分保证两个通婚群体平代通婚;其次,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姻族是怎样产生”(涂尔干,2003/1898 :19) ,但在研究起点无条件“假设”三种制度已经存在,其关键论证只是一个命名过程: 人们用“专门的名字来称呼”四个姻族(涂尔干,2003/1898 :21 - 22) 。其“起源论证”变成“结果说明”:命题A(姻族怎样产生) 变成了命题B(姻族名字怎样产生) 。在此基础上,涂尔干后文为确立其理论(外婚制起源于“原始人有关月经或经血的观念”) 的长篇论证大多比较牵强,多处出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混淆不清。虽然涂尔干上述论证不能成立,但他所描述的“特有的更替”现象的确存在,并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角度。本文后面还要接触到这个问题。

在介绍澳洲类别制的内容中,涂尔干讨论了库诺(H. Cunow) 的研究成果。库诺试图搞清类别制的代别区分功能。但在其分析中,所谓年龄层划分与类别制度的代别区分功能之间有些纠缠不清。涂尔干针对这一矛盾对库诺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涂尔干,2003/1898 : 17-18) 。据此可以了解到,在涂尔干撰写该文时(1898 年) ,西方社会学界对婚姻类别制度的代别区分功能还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识。

20 余年后的1920 年,罗维(R. H.Lowie)《初民社会》出版,意在对摩尔根社会学取向提出全面批评,此书因而成为美国博厄斯学派涉及民族志最广博的著述。罗维以数页篇幅讨论澳洲部落社会制度,并对库诺同一个理论提出质疑,其理由与涂尔干基本一致(罗维,1987/1920 :316 - 325) 。换言之,罗维在涂尔干的终点未能前行半步。此时距西方学者对澳洲类别制展开认识的起点(1870 年) 刚好半个世纪。

拉德克利夫- 布朗(A. R. Radcliffe-Brown) 对澳洲部落作过田野考察和研究,在1928 年《图腾的社会学理论》一文中,他提出一个解释澳洲四类别(组别) 制度成因的简单理论:“如果要理解这种一分为四的成因,最好的解释是,它们是按一对父系半偶族和一对母系半偶族来划分的”(拉德克利夫- 布朗,1999/1952 :131) 。在注文中他具体说明:“我们若称这四个组别为A、B、C 和D 的话,母系半偶族是A + C 和B + D ,父系半偶族是A + D 和B + C。由于一个男人不可以与本父系半偶族内部或本母系半偶族内部的女人通婚,这样,A 里的男人只能与B 里的女人结婚,其孩子属于组别D ,即同时属于父系(A) 的父系半偶族,也属于母系(B) 的母系半偶族”(拉德克利夫- 布朗,1999/1952 :131) 。

涂尔干社会学理论对拉德克利夫- 布朗学术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里借助涂尔干对澳洲类别制度的分析来反驳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理论:一个部落成员“或者属于其父的群体(指氏族和胞族的族系归属——本文作者) ,或者属于其母的群体,但绝对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群体”(涂尔干,2003/1898 :15) 。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理论建立在一个部落成员“同时属于两个群体”的基础上,涂尔干说“绝对不可能”。

涂尔干对居留与继嗣“特有的更替”现象的研究构成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讨论“居留与继嗣辩证关系”的基础。列维- 斯特劳斯研究澳洲外婚制和与之相关的居留、继嗣制度。其主要论证线索是考察从两个胞族到“四分体系”(四类别体系) 和“八分体系”(八类别体系) 之间结构“生成”情况(列维- 斯特劳斯,2002/1962 :43 - 70) 。在介绍四分和八分体系前,列维- 斯特劳斯“假设”二者都是母系继嗣,然后分别给出两个公式及其说明。对于前者,他说:“这就是所谓的四分体系,或者叫做卡列拉(Kariera) ,这一说法取自西澳大利亚一个部落的名字。”对于后者(八分体系) ,他说:“阿兰达人的体系就是如此”(列维- 斯特劳斯,2002/1962 :44 - 45) 。实际情况似乎是:卡列拉和阿兰达部落都实行父系继嗣。(注6)

对“假设”二者都是母系继嗣,列维- 斯特劳斯这样说明:“因为这(母系继嗣) 是最普遍的情况,尽管相反的假设也会得出相应的结果”(列维- 斯特劳斯,2002/1962 :45) 。细读他的公式和说明,可知这两个公式只能描述母系继嗣的四分和八分体系。如果是父系继嗣则地域与族系合而为一,不仅公式需要改写,也不存在他将要讨论的“居留与继嗣的辩证关系”。即使是对母系继嗣的描述,他的两个公式也存在问题。(注7)列维- 斯特劳斯后文提到“澳大利亚的男系”分为两个“范畴”(类别) 及其隔代重复现象。他指出:“这种分类本身不可能解释,只能把它们当作婚姻法则和继嗣法则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或者是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从逻辑上说,它不能被看成是一种先在的现象”(列维-斯特劳斯,2002/1962 :46 - 47) 。他以此种方式将一个简单问题转换为“不可能解释”的复杂问题。

《图腾制度》第二章多次提到“2 - 4 - 8”间的“成倍增加”关系。对此最直接的一处解释是:“我们只能把四分体系解释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双重二元图式的整合过程(从历史上说,一方并不必然先于另一方存在) ,八分体系也是同一过程的复制。即使四分体系并非本来就是胞族体系,我们似乎也有理由假设八分体系与四分体系之间有一种生成意义上的联系”(列维- 斯特劳斯,2002/1962 :64) 。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四分体系的“生成”,就是在两个半族(胞族)基础上再加一层代别区分,于是二分为四;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八分体系的“生成”是两个二元结构整合为彼此通婚的四个群体(2 + 2 = 4) ,在此基础上再加一层代别区分,于是四分为八。后文将具体分析。

上面分析列维- 斯特劳斯的所有论证缺陷,都以一个基本问题为焦点:他未能搞清代别区分与“2 - 4 - 8”间的“生成”关系。由上述讨论可知,截止到《图腾制度》出版的1962 年,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四分和八分体系中婚姻类别的代别分类属性仍然没有一个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共识。这是一个要由归纳法解决的重要基础性问题。

三、对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批判

基辛(R.M. Keesing) 著《文化·社会·个人》出版于1976 年,据作者说,该书是当时人类学的“最新综述”(基辛,1988/1976 :原序) ,并很快成为美国“得到最普遍采用的文化人类学教材”(基辛,1988/1976 :中译本序) 。该书专门讨论了“乱伦、外婚和联姻”,其中介绍并评论了列维- 斯特劳斯“成群的男人交换女人”的著名理论,包括“直接”和“间接”交换(基辛,1988/1976 :264 - 275) 。澳洲外婚制属“直接交换”。为说明问题,基辛枚举一个民族志案例:西澳洲卡列拉部落的四分体系。

基辛提到分析和解释这种“极为复杂的制度”是百年以来“人类学家最偏爱的一项游戏”(基辛,1988/1976 :269) 。罗维将这种制度称为“谜样的现象”(罗维,1987/1920 :325) 。列维- 斯特劳斯也提到问题的复杂程度:“其(指澳洲部落——本文作者) 社会组织和婚姻规则需要数学家的努力才能加以解释”(列维- 斯特劳斯,1987/1962 :277 - 278) 。基辛将澳洲类别制的发明和使用者称为“石器时代的数学家”,他用一种有些轻慢的语气评论这种制度(基辛,1988/1976 :269) 。这在人类学著述中并不少见。但他本人的案例分析也存在问题。

以往学者认为卡列拉部落采用父系继嗣的半族间通婚。基辛持否定意见:“没有什么名称可用来称呼卡利美拉+ 布隆或帕列利+ 巴那卡,不过它们很容易在分析上被当作父系半偶族来加以区分,许多人类学家就曾错误地这样做过。这两类牧群也没有名称,不过一个人可以区分‘我的人’(他的牧群和与他同分组的人) 和‘他们的人’(其他两个分组的人) ”(1988/1976 :271) 。细读该书案例可知(注8):卡列拉部落的相关制度完全符合将其确认为两个父系半偶族二元通婚结构的判定条件。

在介绍阿兰达制度后,基辛提到了这项研究的最新进展:“研究澳大利亚亲属关系的专家远不认为列维- 斯特劳斯有关对称性联姻制度的独到见解符合事实。近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联姻制度所涉及的并不是地域性继嗣群之间的交换妻子,而是交换岳母,一个年轻女孩(在阿兰达制度中) 如果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的女儿,或者在亲属称谓制度上列于同样地位的话,就(由双方的长辈) 安置给他当岳母,以后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回避关系。但她以后结婚所生的女儿就会成为他的妻子”(基辛,1988/1976 :273) 。这段近似调侃的话语有丰富的含义和沉重的分量,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解读。所谓“交换岳母”已经属于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欧洲移民对原住民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是各种传染病导致人口锐减,进而导致一个年轻男人在规定婚姻类别中找不到适龄配偶,甚至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婴儿。“乱伦禁忌”的神罚压力迫使长辈遵循传统制度。假如有一对夫妇符合条件,长辈会“安置”给他作岳父岳母,让他等待妻子降生。可惜没有找到。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个符合(作他岳母) 条件却尚未成婚的女孩“给他当岳母”。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剧性选择:长辈为男青年开出一张空头支票,他从此开始希望渺茫的等待。他要等女孩找到符合制度要求的“岳父”,等他们生下他的妻子,等她长大成人。此时他已衰老或死去。如果“岳母”和他一样找不到“合适的”,或没生女孩,将是更加绝望的境遇。如果两个半族以同样方式彼此指认“岳母”,表明这种制度已失去实施条件。再者,岳母是“乱伦禁忌”回避对象,不存在嫁娶意义上的“交换”问题。

我国学者对澳洲外婚制较少有基础性的研究。陈克进《澳大利亚的级别婚试析》(1984) 是近年仅有的一篇专题论文。蔡俊生的专著《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1988) 是这方面少见的例外,该书以较大篇幅对澳洲外婚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前面提到恩格斯对类别制归纳中存在错误,由陈克进给予了更正。陈先生在更正恩格斯前半句后指出,其后半句也错了。实际情况是,恩格斯的后半句(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 没有错,是陈先生自己搞错了。他的文章中有一描述类别规则的图表(陈克进,1984) 。简单说,这个图表作为推演工具不太好用,陈先生就是在使用自己绘制的这个图表时发生了推演错误。(注9)

自李宗侗(玄伯) (1949) 、李亚农(1978) 及日本学者加藤常贤(1940) 以来,我国学者多有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古文献中昭穆制度的起源,即在澳洲“两合氏族婚姻组织”(四分体系) 与我国古代昭穆制度之间作比较研究,以此证明二者的“起源”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角度,我国史学界已在这方面取得一些重要成就和初步共识。但在近年来相关论文中,也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论证失误。其中,郭政凯《昭穆制度的起源及延续》(1986) 一文最为典型。

郭政凯在分析卡米拉罗依部落类别制时说:“儿子与母亲的母亲的兄弟(即后世舅爷) 在同一个婚姻组。”后文:“四级婚姻组若从母系计算,同一组中实际上是外祖母和外孙女,或舅祖与甥孙,也不可能直接产生昭穆制。”他的另一个判断:“在亲属方面按男系计算时,四级婚姻组就出现了祖孙同属一个婚姻组的现象。”他据此指出:“现在我们再看昭穆制,大概不难发现它与男系的四级婚姻组极为相似。祖孙同昭穆的最初含义,就是祖孙同属一个昭穆组”(郭政凯,1986) 。他认为昭穆制度产生于“男系的四级婚姻组”基础之上。

前面提到,亲属称谓制度普遍存在于澳洲部落(包括卡米拉罗依) ,并与类别制彼此“镶嵌”。这里存在一个简单问题:同一套亲属称谓制度既适用于父系继嗣,也适用于母系;无论采用哪一种,类别间的亲属关系都不会因此发生改变。比如上下代类别男性成员间的父子关系,采用父系继嗣则父子同属一个半族,采用母系继嗣则父子属不同半族。但父子关系不会因此改变。具体在(四类别制) 两个隔代同名类别男性成员间,同时存在两种关系:一是祖父(父亲的父亲) 与孙子的关系,二是舅爷(母亲的母亲的兄弟) 与甥孙关系。前一种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更加重要的血缘关系。郭先生似乎认为:在母系制中只能按“母系计算”亲属关系,在父系制只能按“男系计算”。于是名实之间发生混淆:在前一情况下祖父变成舅爷,在后一情况下舅爷变成祖父。同类研究中类似疏忽并不少见。

蔡俊生曾详细讨论了从四分到八分体系的过渡(蔡俊生,1988 :280- 285) ,但其论证中似乎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一个描述“八个婚姻类别制度的全部婚姻形式的上下辈关系的划分”图表中,蔡先生在一代内列出八个类别(ABCDEFGH) (蔡俊生,1988 :282 - 283) 。实际情况是,八分体系一代内只有四个类别。

前面提到列维- 斯特劳斯也有一个描述八分体系的公式(列维-斯特劳斯,2002/1962 :45) ,他随后将其改进为“环形图式”(列维- 斯特劳斯,1987/1962 :96) 。这两个公式在概括的完整和表述的简约上都已很精彩。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父系还是母系的性质问题,其“环形图式”文字标注“母系半族1”和“母系半族2”既不清楚也不正确的问题,图式表述的完整、准确、直观性以及作为推演工具的好用程度问题等。列维- 斯特劳斯《图腾制度》是对“图腾幻象”的消解。此事始于1910 年。在讨论博厄斯学派对“演化论”的批评中,列维- 斯特劳斯的意图并非继续一项已完成的工作,而是为自己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即所谓“通往心智”(列维- 斯特劳斯,2002/1962 :6) 。本文无意对他的这项研究作具体评价,只想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在“原始人”制度中存在一个“硬度”极高无法消解的对象:澳洲外婚制。

这类研究有两个不可动摇的认识步骤,一是经验归纳意义上的“是什么”,二是在此基础上的因果、源流研究,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完成第一步骤,任何第二步骤的尝试都徒劳无益。本文上述讨论足以说明,这项研究的第二步骤早已开始,第一步骤至今没有完成。由于这个原因,从摩尔根到列维- 斯特劳斯,只要进入澳洲外婚制研究领域,采用不同“解释”的研究者始终面对同一个局面:不知其然何以知其所以然。

到目前为止,上述问题中有些已得到解决或初步解决,如婚姻类别属性中的代别区分问题,决定族系归属的“单系”和“双系”继嗣问题等。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类别体系隔代重复的功能和原因,八分体系的构成和产生情况等。还有一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父系半族二元结构性质判定和交换岳母问题等。至于亲属关系的推演失误等技术性疏忽,则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排除。

四、澳大利亚部落的社会组织

前面提到,欧洲移民于1788 年开始进入澳洲大陆时,这里分布着500 多个部落。人口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平均人口(至少) 600 人左右。诸部落各有其固定领土,从几千平方公里到几万平方公里不等。这里尚未出现农业,人们以渔猎采集获取食物。在社会组织和文化、制度形态方面,澳洲诸部落的情况大同小异。这是一些彼此独立的“小型社会”,部落间关系类似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澳洲部落社会组织一般分为三个层级:部落、半族(胞族) 和氏族。一个部落一般有10 到30 个氏族,这些氏族对等分属两个半族。部落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两个半族的(1 + 1) 结构,二是两半族之下又有一层二元划分的(2 + 2) 结构。而婚姻制度的基本形态,是每一个独立部落的内部通婚。部落间通婚的情况极少。在每一个独立部落内部,实施两半族间“全民通婚”。

这是一种高度强制性的法定通婚规则:半族内严禁通婚,通婚关系只能发生于二者之间。违背者的惩罚一般是处死。两半族内的氏族数量乃至人口数量相同或相近,故称“半族”,也被称为部落内“两个外婚的半边”;这样的部落被称为“二元社会”。由两半族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外婚单元的(2 + 2) 部落,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和通婚关系结构(八分体系) 。后面具体谈。

澳洲部落最小群体单位是“地方群体”,人数在20 到40 人左右,由几个到十几个家庭组成;每个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构成;除有一“正妻”外,一个已婚男子有时会有一两个“副妻”。地方群体各有固定领土,小则几十平方公里,大则几百平方公里。地方群体是“地缘社会”,氏族是“血缘社会”。澳洲部落的半族和氏族都是“单系继嗣群”,或为父系,或为母系。

这里普遍实行婚后从夫居制度。在父系继嗣制度中,一个氏族同时就是一个地方群体(男性成员同属一个氏族,媳妇从对方半族的氏族中娶进,女儿们则嫁到对方半族的氏族中) ;从夫居与母系继嗣制度的结合,会出现比较复杂的“交叉换位”现象。

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以地方群体为单元在各自领土内过着渔猎采集生活。食物资源决定生活方式。在食物匮乏地区,地方群体只好在领土内不断游徙寻食,在一个地点一般只停留一两天。在食物较丰富地区,人们有条件在一个地点停留更长时间,这种情况下已出现一些半定居村落。澳洲的氏族大多各有其图腾,氏族图腾具有血缘群体的姓氏标记功能。图腾氏族通常有一套与其图腾相关联的图腾文化,如图腾圣地、图腾祖先、起源神话等。氏族首领一般由“长老”也就是老年男子担任“, 长老执政”制度在澳洲普遍存在。

两个半族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一方是“我们的人”,另一方是“我的朋友”) 。澳洲部落两半族间彼此区分和对立的情绪,在文献中常被提到。比如一些重要仪式以半族为单位独立举行,有时甚至不让对方半族的人在旁观礼。又如:“在澳大利亚人自己内部,有些地方保留了一些传说和模糊的记忆,涉及到胞族(半族) 之间的某种仇恨,以及关于胞族(半族) 成员相互之间的区别,首先是根据体质特征的:例如,一些有‘淡血’,另一些有‘浓血’,一些是软发,另一些是硬发等等。不久以前A·佐利和ф·罗兹在沃罗拉部落里(澳大利亚西北部) 发现了一个关于部落的两个半边(半族) 如何合并在一起的传说”(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主编,1980/1956 :198) 。

每一个澳洲部落都有各自的“宇宙论体系”。人们将天地万物概括在一个无所不包的分类体系中,然后在两半族间平均分配。分配对象包括:动植物等实用资源和日月星辰等象征性资源。涂尔干和莫斯的《原始分类》是对这种现象的专题研究(涂尔干、莫斯,2000/1903) 。涂尔干在其晚期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涂尔干,1999/1912) 。以此为起点,西方人类学界许多重要学者都曾参与这项研究,包括列维- 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1987/1962) 。时至今日,相关民族志材料早已为人类学界所熟知。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现象:澳洲一些“血亲复仇”的族群冲突,其参战者是以半族为单位召集和组织的。

在一年中某种(动植物) 食物最丰富的季节,平时分散在各自领土内的氏族或地方群体以部落为单位聚到一起,形成几百、上千人的大型营地。人们利用这个机会举行成年礼仪式、祭神仪式,长老们则通过“长老会议”商讨部落公共事宜。长老会议的一般议题包括:“巫术杀人案件……宗教仪式的布置”以及“和战问题,外宾招待问题,营地迁徙问题,乱伦惩罚问题,以及内争的防制问题等等”(罗维,1987/1920 :433) 。至少每年一次的部落聚会对维系部落共同体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澳洲长老会议是“政府”的雏形,上述议题的解决是早期的“政府职能”。

两个半族是部落内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它们是两个“单系继嗣群”,各自统属若干氏族,结为世代通婚的“婚姻联盟”。它们是彼此独立的“军事单元”,在各自“单系继嗣群”(半族和氏族) 范围内独立承担血亲复仇的责任和义务。它们也是平均分配所有部落资源(实用资源和象征性资源) 的两个利益主体。在澳洲部落“宇宙论体系”中,半族间的资源分配有时会细到每一颗星的所有权,这直接体现当初那个分配过程的斤斤计较。

以往对外婚制起源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见解,即所谓“联合对血统”。“血统说”主张两个彼此通婚的外婚制群体是由当初一个族群分化而来的;“联合说”则主张是由两个独立族群以通婚形式结为联盟的。一方认为是一分为二(血统) ,另一方认为是合二为一(联合) (参见瑟维斯,1997/1985 :115 - 125) 。

列维- 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在马塞尔·莫斯(M.Mauss)“礼物论”基础上提出:外婚制是一套族群之间“交换女人”的规则,这套规则是亲属关系的“基本制度”,其动机是乱伦禁忌的“情结”,其效果是实现了族群社会的联合。路易斯·迪蒙(L. Dumont) 晚些时候也提出与列维- 斯特劳斯比较接近的“由婚姻而联合的理论”(参阅瑟维斯,1997/1985 :120 - 125) 。作为重建部落历史的尝试,这种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因果倒置。下文将讨论具体原因。

泰勒曾指出族外婚的社会意义:“外婚制凭借氏族间不断的结合,促使一个成长扩展的部落保持自身的巩固,使它能够胜过任何孤立无援的小型内婚群体。在世界史中一再出现这样的局面,即蛮族在其心中一定得对两个简单而现实的问题——实行外婚和全部杀光——之间作出抉择”(转引自基辛,1988/1976 :267) 。

此说庶几近之。

作者: 张岩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