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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脉络、权力与多民族国家

2015年03月04日 09:31:37 来源: 《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摘要】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条件。一个社会即便在发展上达到所谓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众都具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源自久远的过去,但在主要由广义上的自由人所构成的现代社会里,它是保证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条件之一。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应成为遏制公民意识中所应有的超越民族国家价值之人本意义的理由。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里,不同文化的交流互渗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公民意识具有家国情怀的同时,又具有世界性(cosmopolitanism)关怀。公民意识在原则上如此组合将有益于我国软实力的发展。

【关键词】公民意识;多民族国家;认同;权力;权利;少数民族

由于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的特殊原因,公民意识(citizen consciousness)的问题近些年来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公民,作为一个概念相当久远,公民意识也因此有其历史积淀。简而言之,公民意识就是公民对公民身份所应具有的观念与价值的思考。它建立在公民的主体性之上,即公民自觉认识到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以及不容否定的政治参与意识,等等。因此,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条件下,它是保证一个社会正常运动的基本条件之一。本文首先讨论公民意识的历史脉络,尝试将产生公民意识的时空过程与作一简要梳理。其次,本文就权力与公民意识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讨论。笔者认为,讨论公民意识不能脱离具体的现代国家语境,但这绝不意味着否认普适性公民意识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羁绊的人本意义。因此,对公民意识进行普适(universal)与具体(specific)之分是有意义的,任何政体都不能以传统或者文化为由来否认或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的存在与发展。本文的第三与结语部分,分别就公民意识在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语境里的重要性进行讨论。在多民族国家里,公民意识的核心不在于强调对国家的向心力,而在于提升公民对权力监督的自觉性,这种对权力监督的权利对于不同的族群或者民族而言,应当是平等的。一个政权只有认可他律才能真正对民众产生吸引力。在全球化时代里,公民意识除了家国情怀的内容之外,还必须有世界性或者普世的关怀(cosmopolitan concerns),公民意识如果循此原则组合提升国家软实力有望矣。

一、公民意识的历史脉络

所谓公民最初是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城邦时期的市民。当时的社会除了贵族和自由人之外,还有奴隶。只有贵族和自由人才被视为市民(citizen),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说的公民。公民身份意味着参政议政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民主共和制度。其时,这样的权利与义务对奴隶身份者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连无人身权利都没有,谈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进入封建制度之后,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形式随之消失,公民概念自然不复存在。在封建制度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是为主仆,完全不具备滋生公民意识的条件。历史上的帝国则令广袤版图内文化与族群背景多元的民众沦为子民(subjects),决定这种转化的是“君权神授”的王权合法性和中央集权制度。 国家虽未对地方或者其他族群进行直接统治,但直接对广大民众进行统治的各个地方权威不啻为“实际上的君主”(virtual sovereign)。然而,除非中央权威对他们征敛无度,地方权威当局通常不会寻求自决(Hechter, Kuyucu, Sacks 2006)。所以,在帝制时代,皇权虽山高皇帝远,地方权威当局却经常是民众的噩梦。因此,地方民众也不可能是公民,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

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敲响了帝制的丧钟。推动民族国家崛起的民族主义,其精神内核中已经有“主权在民”的原则。因为民族主义强调共享一种语言,以及同一文化的民众应当有自己的国家政权,所以它是以民众或者民族的利益为诉求——尽管这样的诉求必然伴随着排外和民族文化的“他者”建构。盖尔纳在他著名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一书中指出,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工业化有关。工业化导致了异质性的社会向同质性社会过渡,因为工业生产要求从业者有最基本的识文断字的能力,而在过去文字能力为僧侣和官僚们所垄断。因此,在盖尔纳看来,工业化不仅带来了社会的全面变迁,还给民族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Gellner 1983)。值得注意的是,识文断字的基本能力也是公民意识产生与存在的必备条件。因此,盖尔纳有关识文断字只有到了工业社会才是对人的技能的基本要求的论断,也使我们考虑到文字能力在公民意识形成中的作用。我们很难想像,公民意识可能产生于一个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

那么,作为一种国家民众所应具有的素养,公民意识是民族国家的副产品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意识的出现与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工业化之后,社会出现了一批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有身份”之人,也非社会中低阶层的人士有关。这些人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财富,但是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却与所拥有的财富不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求一定的权益,于是有了自己的诉求。换句话说,这些人属于有产阶级,也就是所谓的“布尔乔亚”(bourgeois),他们自然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因为公民意识的滥觞与个人的产权有关,便认为公民意识必然与私有制有关的话,那就错了。否则,岂不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制以后,便有了公民意识?因此,回答公民意识之所以成为社会意识之一部分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条件。其中,重要的是“有闲”阶级和公共空间的出现。

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rmas)曾提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出现与布尔乔亚社会(bourgeois society)之间的关系,认为布尔乔亚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出现在社会上与特定的公共空间的兴起有关。这些空间——诸如咖啡馆、酒吧、画廊、博物馆,以及各种俱乐部与社团组织等等——成为布尔乔亚们的聚会场所。人们在这里散布各种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议论时政,市民社会由是而生(Habermas 1996)。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也有类似的讨论,他提出了文明过程说。他认为,文明的过程实际上是富裕起来的人们为了自身的权益,所进行的一系列试图通过改善自己的行为举止和文化素养来提高身份的努力(埃里亚斯 1998) 。市民社会的产生推动了市民内部公民意识的出现。由于这样一种意识最先所寻求的是对自己应有权利的关注,所以在公民意识里对权利的维护是第一位的。正是由于公民对权益的珍视与要求,使得国家政府不得不考虑来自公民的意见,倾听公民的声音。国家对社会与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也由是得以推动。

这样一个阶层的形成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上述两位理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这一阶层形成的路径。那么,我们是否能把公民意识这么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归功于这个阶层呢?这个阶层的出现的确给社会带来某种公平道德观,它促使人们关注自身作为国家公民所应有的权利,关注自己是否受到权力的公平对待。虽然,构成这样一种简约的观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多的价值,但公民权的排斥性,即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才可能拥权益(例如,作为美国公民,才能有选票,才能被遴选为陪审团成员等),在早期的公共领域话语里并没有体现。对政治参与和投票权的要求之出现,可视为公民意识滥觞的重要标志。但在那个时候,公民权排他性在本社会里就很严酷,更遑论外来者。例如,美国的公民权最初仅限于北美13洲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男性。因此,如果考虑公民意识时不能不考虑公民权问题的话,那就必须把国家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样一来,在许多国家里,民族主义,尤其是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与公民意识之间也就有了某种联系,因为公民权的排他性决定了国家会把公民的国家从属性与爱国主义绑缚在一起,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很难进行切割。如果要硬性进行切割的话,笔者只能如此认为:爱国主义不一定会排外,但民族主义一定排外!这是民族主义在当今之世不受欢迎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有着民族主义激情的人也往往回避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而更乐于宣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已故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 教授就是如此。①

如果说公民意识是与权力互动的产物,那我们必须思考:是否存在着某种普适性公民意识(the universal citizen consciousness)?这样的公民意识与具体国家语境内所产生的公民意识区别何在?在笔者看来,对于是否存在普适性的公民意识不应当有异议。这样的公民意识是任何现代国家的公民所应有的。我们似可对此简约如下:第一、公民个人对于所从属国家的自觉意识和公民作为国家主人公的意识;第二、公民个人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自觉意识;第三、公民作为自由人所应具备的民主与自由的意识;第四、公民对于自身权利和产权的维护意识;第五、公民的个体权利必须建立在尊重他人的个体权利的基础上。这样的公民意识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具有人本意义的诉求。如果任何国家的公民缺乏这样的意识,除了体制的因素之外,只能认为是现代国家中的某种现代性阙如,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心智上尚未成熟。为何如此?我们只能到具体的国家语境中寻求原因。

二、权力对公民意识的影响与型塑

国家所要求的公民意识往往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来进行传导,学校成了培养这种意识的最重要的场域。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说过,统一的法国和法兰西认同更多地是通过铁路的扩张和小学教育建立起来的 (Braudel 1990: 18)。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使公民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其手段不乏如建立类似先贤寺、博物馆、纪念碑、绘制地图等等,来凝聚或者操控历史与社会记忆 (Anderson 1991: 163-206)。一切正如萨特(Jean-Paul Sartre )所说的那样,“历史不知道自己是被制造的”。② 国家不仅通过这些途径成为历史知识生产的规划者和主导者,而且还善于利用许多场合营造各种仪式氛围使公民对之产生神圣感。这包括运用各种亲属式的语言来表达国家与公民的关系(Herzfeld 2005),制定各种法定的节假日等。这些都是国家主导集体记忆的手段。贝拉(Robert Bellah 1968)把国家在重要场合运用宗教典籍如《圣经》和仪式性程序来神圣化其存在的行为组合称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这些仪式化政治活动可以使公民对国家徒生崇拜之感。涂尔干(E. Durkheim 1964)曾说宗教崇拜的对象实际上是社会本身,那么,公民宗教的崇拜对象就是国家或者国族(nation)。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各种公共产品的时候继续类似的宣传,使民众感到生活离不开国家。这就是福柯(Michel Foucault 1991)所强调的治理术,即:让民众相信:国家的意志在于引导他们不断改善和进步。 因此,政府所期待的公民意识更多是对国家的信任与忠诚这类内容。

国家有这样的期待与要求自无可厚非,而国家也往往通过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进行资源配置来体现其有效性。但也正因为如此,国家主导下的教育所催生的公民意识,也就与自发的普适性公民意识有所不同。由于体制不同,公民意识在国家主导下所出现的差异性在不同的国家里必然有所不同。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和美国,爱国主义的公民意识更多的是在小学阶段培养的。美国所有的小学生都知道星条旗的图案分别代表着什么,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权力制衡的重要性,都对《独立宣言》所宣扬的精神耳熟能详。但是,如果爱国主义教育与话语停留在历史文化大叙述,对自身文明的赞美与歌颂,以及对本民族“落后挨打”的诉说,就很容易与民族主义合流。这种爱国与仇外一体两面的爱国主义对于一个国家的尊严与体面没有任何益处。我们还应当看到,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的公民意识里,普适性公民意识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99)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自己的政府普遍存在着不信任感。其中,又以美国为最。然而,有趣的是,恰恰是这种不信任感才铸就了限制权力的制度铁笼;恰恰是这种不信任感不断地促进政府的廉政建设,国家因此能不断寻求完善资源配置与再分配体系。

显然,国家政权所要求的公民的爱国意识仅为公民意识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在原先那种自发产生的公民意识中,可能并不占据主要地位甚至不存在。应该说,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对于国家选择对待民众的路径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在国家制度下公民权的完善过程也是公民意识所带来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公民意识的内容。也正因为与国家脱离不了干系,现代公民权便具有了两种规定性——社会从属性(social membership)和资源配置。前者决定了一个人的集团从属性问题,并因此而决定后者——只有那些“合法地”生活在国家界域之内者,才享有公民的权利(Turner 1993, 亦见:范可 2012: 267)。所以,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必然与个人的国籍(nationality)联系在一起。

既然公民权与国籍联系在一起,国家就必然有了对公民意识和公民权施加影响的空间。资源配置的考虑决定了国家有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控制——诸如对户籍的划分,对外来人口的监控,对移民的限制。这些都是为了保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能按照国家的意志落实。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如医保等,规定唯有本国公民才有资格享受。这种公民权的集团属性也规定了公民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也使国家有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和公民进行监控。但在进行监控的同时,国家也必须受到公民的监督。但是,由于国家坐拥庞大的资源,拥有更多的机会宣传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故而往往会要求公民对之忠诚作为换取享有公民权的资格。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国家的权力话语里,公民意识的核心仿佛仅为对国家的忠诚与认同。

正因为对公民意识的讨论无法回避国家问题,我们就必须思考公民意识的在不同政体下如何呈现。在此,“公民”必须回到其不同政体的国家语境里。只有在这样的语境里看问题,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所强调的公民意识实际上背离其应有的精神而沦为一种权力话语。在权力诱导和愚弄下,公民意识可以沦为一种内化的权力话语。在独裁和极权制度下——例如纳粹德国——一种超越自我,以集体或者国家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话语,取代个人所应有的价值与尊严。在权力的灌输下,一种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称之为“价值逆转”(moral inversion)的“崇高道德感”取代了通常所期待的公民意识(2006)。于是,所有的罪恶都被冠冕堂皇粉饰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凡此种种。这种在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策动和灌输下的所形成的集体意识盲目排外,甚至国内的非主体族群也成为打击对象。纳粹的宣传机构使许多民众虔信德意志国家利益至上的法西斯信条,将作为德国公民的合法性与雅利安种族优越论联系在一起,在权力的驱动下,参与了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以及一些斯拉夫人的种族杀戮。显然,当一个社会的公民只懂得与权力一个鼻孔出气时,即便原先存在着一个能够制衡权力的公共领域,在极权的笼罩下,它也只能成为权力的一部分。

应当说,普适性公民意识重新回归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但是它能成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则为社会政治过程所决定。在实践上,这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化过程,不同社会力量崛起和此消彼长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社会政治光谱。本质而言,公民意识首先要求公民认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存在,但这种独立或者个体主义必须是建立在尊重他人权益的基础之上。所以,公民意识的产生与社会上一批要求权益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新兴力量的崛起关系密切。

那么,公民意识与民族主义是否有关呢?严格地讲,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公民意识不一定需要民族主义的孵化,而民族主义运动也不要求国家民众具有完整的公民意识。但在民族主义的表述里,属于公民意识中涉及公民社会属性的部分会被刻意渲染强调,亦即公民的国家意识(nationalistic consciousness) 或者国籍。这种情况尤其见于国家民族主义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对公民意识的理解仅仅限于诸如是否对国家的忠诚之类的思考和问题上。而在实质上,公民意识的内涵与外延应当超越国家认同的问题。

三、多民族国家语境里的公民意识

绝大部分的现代国家都得面临如何处理国内的多族群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具有不同文化或者宗教背景的群体都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因此,如果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角度考虑,族群性之所以成为问题完全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之后,为不同国家的强势族群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上的角色提供了正当性,强势民族群体因此掌控了话语权。从而,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就是当一个国家之内的其他民族群体成为自觉和自为的群体时,族群性现象就出现了。所以,本质而言,所谓的族群性就是弱势或少数族群与强势族群及其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之间,争夺话语权与寻求认可的问题(Kymlicak 2001)。因此,探讨多民族国家民众的公民意识问题必然无法忽视复杂的认同现象。

公民权的社会从属性必然影响到公民意识。所谓多民族国家即意味着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不是唯一的认同。但要使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一些民族愿意留在国家里而不寻求分离,不仅棘手而且要求高超的政治技巧。公民意识问题在多民族国家里无疑具有更多的挑战性。在多民族国家里,国家政体和制度对公民能否偏好所属国家有很大的影响。换言之,一国之内弱势民族公众的公民意识是否体现对所属国家的忠诚与认同,取决于国家决策者在多民族的问题上如何进行处理,而处理的方式则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理理念密切相关。

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一般性的概念。世界上的国家,只要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就是多民族国家。为了避免将多民族国家模式化,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Will Kymlicka)将之分为“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 states)与“多族群国家”(polyethnic states)。前者指的是拥有一个以上的民族的国家(1995:11),而多族群国家则是那些接受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有着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个体移民及其家庭,并允许这些移民保持他们的某些文化独特性的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同上揭书:13-14)。民族,在金里卡看来,是历史共同体,多少是一个制度性的整体,有着既定的地域或者家园(homeland)并共享特定的语言与文化(同上:11)。 金里卡的民族定义看似与斯大林的定义相似,实则有本质的区别——该定义完全不考虑经济的因素。这就允许他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将一些已经与北美或者澳大利亚经济体密不可分的原住民——澳大利亚原住民、北美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美国西南部原为墨西哥领土各州的美籍墨西哥人,以及关岛的科摩罗人、波多黎各人、夏威夷人等——考虑为民族(nations)。由于这些民族人口少,故谓之“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但他们与主要由欧洲后裔组成的美利坚民族或者加拿大民族有着相同的政治地位。显然,如此区分自有政治正确,同情弱势的考虑,同时也是某种带有歉意的认可——因为在北美和澳洲大地上,这些少数民族是原先的主人。除了这些少数民族之外,这几个国家还接受了大量的来自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法兰西文化(加拿大魁北克),尤其是亚非国家的移民。这些移民通常以个人和家庭的名义来到这些国家,形成离散状态;他们——或者至迟到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故土的文化传统与认同。金里卡把这些移民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y)(同上揭书:13-14)。在上述国家里,少数民族与少数族群有着不同的待遇。前者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主人,他们享有的一些权益是后者所没有的。这是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对此,在国家社会政治的舞台上,主流社会和其他族裔的民权活动家和一般人士都不会对此有任何异议。这种对原住民族享有的“特权”的认可,可谓是美加澳公民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美加两国都是因为自身制度使版图内不同的民族倾向依附于联邦,但都寻求最大程度的自治。北美印第安人在加拿大被称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在美国则是“本土民族”(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波多黎各则为“自治领”(Commonwealth);关岛则是“保护领”(Protectorate)。这些民族之所以从属于美国,完全是历史上征服和殖民的结果。如果存在着不同的权力平衡,这些民族完全可能建立自己的主权政府。在事实上,波多黎各和一些大的印第安部落也间或讨论独立的问题。总体而言,这些群体倾向于不脱离美国但寻求自治。以印第安部落为例,他们拥有自己的政府、法庭,以及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法理上,所有这些都隶属于联邦,但都有自治政府的各种具体权力与权利(同上)。

我们虽然无法确知上述各民族民众对美国认同到何种程度,但是,他们不愿意脱离美国的态度是否说明对美国的态度尚属积极?目前,我们知道,关岛正在为成为联邦领土而努力,波多黎各则已经在2012年11月7日为最终归属进行全民公投,61%的选民投票加入美国,要求保持现状和寻求独立者彻底失败。也许这些民族如同金里卡所提到的瑞士联邦的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那样——各有自己的民族认同,但却是爱国主义的(patriotic)(同上:13)。换言之,波多黎各人、关岛科摩罗人,以及美国印第安人有着自己的民族认同,但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却可能比较复杂;可如果说他们完全不认同美国则显然不合乎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民族在历史上与欧洲裔美国人或者美国的关系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因此,二者间的关系能有今天的状况,必定是决策者在许多冲突性和争议性问题上,通过让步来争取主动的结果。人们可能以为,这些民族之所以愿意成为美国的一员,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可是,波多黎各曾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进行过公决,其结果是保持现状,拒绝加入美国。而在此之前,美国至少两任总统公开提出议案和发表声明,支持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均得不到波多黎各人民的支持。

波多黎各从争取独立到即将成为美国第51州的历史,是一个从不认同美国到基本认同的过程。当美国在本土和海外领地推行同化政策,以及试图对波多黎各进行直接统治之时(包括1917年强制性给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公民权,以及对波多黎各领导人的直接任命,等等),恰是波多黎各人民反抗最剧烈的时候;波多黎各人的反抗以及美国当局对之的镇压都不乏暴力与血腥。波多黎各政局比较稳定是从1947年成为与联邦政府有所统属的“自治领”之后开始的。当年,波多黎各有了第一位民选的领导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波多黎各始享有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可以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波多黎各对美国的向心力日渐加深,终至在2012年11月7日公投决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③波多黎各和美国其他民族的例子告诉我们,少数民族能够认同于一个主要由主流社会成员组成的国家,并不在于政府为少数民族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政府是否有魄力给予少数民族更为自由的空间。美国的印第安人也存在着类似情形,他们可以认同美国,但是他们在自己语言的丧失和文化式微的问题上,无法原谅美国政府。笔者曾经走访过两个坐落在美国西北部的印第安保留地,保留地的博物馆展陈不啻是在控诉美国政府对印第安文化的剥夺。在常人看来,可能有些不可理喻,因为从博物馆陈列中,人们看到的是联邦或州的政府在那里兴办现代教育,推广英语等等。显然,当局这些自以为服务当地人的举措带来了出乎意料或者事与愿违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s)。 当一个文化的主体性一旦觉醒,人们便会对失去的母语与自己的一些文化元素而感到愤懑。行文至此,笔者必须提到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该论点者认为,美国的种族与族群关系的改善是因为施行同化政策的结果(胡鞍钢、胡联合 2007)。如果了解美国族裔政治过程便知道,结果恰恰相反!在事实上,如果说今天美国族裔关系有任何程度的改善,恰恰是放弃同化政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金里卡亦指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都在上世纪70年代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同化模式,转向推动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政策(Kymlicka 1995: 14)。金里卡认为这一转向的原因主要是来自移民群体的压力(同上)。但这一解释显然过于简单。笔者认为,仅就美国而言,上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以及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被刺所激起的美国黑人暴力反抗运动,才是促使美国首先放弃同化模式的主要原因。今天,美国政府历史上的同化政策已成为反例,是为美国教育和族裔认同政治激烈抨击的对象,上述印第安保留地博物馆是为其例。而我国的具体情况是:民族政策已经实施了半个多世纪,无论是否取得成就,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该政策已经为各少数民族牢固地铸造了他们的民族认同,原先不存在的民族主体性不仅就此诞生而且还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脑海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实施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后果定将不堪设想!

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美国印第安保留地博物馆可以有什么启迪?我们希望,我国的决策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能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要使少数族群对国家有向心力和认同感,单靠经济上的扶持和政治宣传是不够的。就公民意识而言,不同的少数民族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使然,对国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会有所不同。在我国,那些在历史有过政权与许多没有这类历史经验的少数民族,在对国家的认同感上,一定会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在族群或者民族精英当中,这甚至会有质的不同。这其实很自然,根本不必为之感到焦虑或者紧张。应当看到,要求分离者永远是少数人。但是,在族群政治和认同政治流行的今天,一般民众必定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精英所争夺的对象与资源。对此,决策者必须要清醒的认识,绝不能因为分裂主义者来自某些特定的民族便对该民族整体性地另眼看待。其实,相反的做法往往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对有关民族的一般民众委以更多的信任——让他们感到并没有成为“另类”,将有助于加强他们国家从属性的公民意识,反倒可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笔者认为,在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决策者必须有“主位”的(emic)观点——也就是必须懂得站在少数民族一般民众的立场上来进行思考,尤其在各民族主体意识极大增强的当下。上述波多黎各和印第安人的例子说明,“任其自由”的波多黎各最终决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表明了波多黎各人公民意识上的某些改变。原先,在他们的公民意识中,有关社会从属性(即国籍)的思考是反美的,但现在显然是两回事。对此,若非权力自身政策措施的改变——使得波多黎各人也同美国本土公民一样,享有相对公平的资源配置——当无解。措施变更之最重要标志,就是美国在1947年让波多黎各成为自治领;此举使得波多黎各人享有高度的自治。而在1917年,强制性地给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公民身份所遭至却是独立运动和暴力抵抗!为什么时隔三十年的两个决定都导致吊诡性的结果?这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然,波多黎各的转变跟它与整个美国经济体日益不可分割有密切关系。波多黎各人享有高于大部分中、南美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正因为如此,民众决定了波多黎各的未来,因为寻求独立的精英们无法说服民众:国家的经济在获得独立后将更为繁荣。由此看来,两个因素决定了波多黎各人民所作的决定。这就是:充分的自治和经济上的实惠。对于后者,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是市场,而不是美国政府,使波多黎各人民愿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自治的经验,波多黎各人能有这样的意愿吗?对此,我深表怀疑。事实证明,在多民族国家的条件下,相对富裕的民族经济(national economy)本身无法成为一个民族能否始终认同所从属的主权国家的保证,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就是个例子。当年如果不是以塞尔维亚人为主的南斯拉夫当局,在铁托死后即试图对原先自治的斯洛文尼亚直接进行统治,这个前南斯拉夫联邦当中最为富裕的国家决不会这么快就寻求独立(Hechter, Kuyucu, and Sacks 2006)。而经过“同化”洗礼的北美印第安人又当如何呢?尽管多年来似乎没有“独立”之类的话语,但从上述之西北印第安人保留地博物馆的例子来看,美国政府当年自以为是在帮助印第安人进入现代文明的举措,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却遭到了来自包括印第安人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在内的各少数族裔民权活动家的激烈抨击。事实证明,在现代国家政治的语境里,在一个鼓励和崇尚多元的时代,所有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的政策措施必定遭致反抗并最终失败。

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的问题自然与认同有关。对于认同持有者而言,认同是否有梯次可能是不确定的。如果国家认同被公推为处于认同阶序上的顶端,族群与国家的关系就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不少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否认族群认同在国家社会里的积极意义。他们相信,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次国家认同”(subnational identity)于国家社会整合不利,因为过分关注族群边界(ethnic or racial boundary)无助于国家的社会团结。因此,这些学者都反对国家卷入民众的认同诉求(Glazer 1975, 1983; Rosenfeld 1991; Sowell 1990)。他们设想族群之间或者一国之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张,可以如同当年通过政教分离来扩大不同宗教派别的个人自由而得到解决。宗教少数派由此而间接得到保护,因为崇拜和信仰成为个人的自由并得到保证。从而,人们可以因为信仰而自由组合,无需担心国家的歧视与干预(参见:Kymlicka 1995:3)。对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而言,基于政教分离之上的宗教容忍的确提供了处理民族文化不同性的模式。但是,并非所有政府都作如此想。大部分政府都过于自信,相信权力的力量。因此,在决策时往往不会顾及民众的立场与想法。这是导致不少国家对弱势族群进行扶持,但最终结果却南辕北辙的根本原因。公民意识的理念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复杂性之间——如同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之间那样——存在着紧张。而从国家的观照来看,公民意识最好与公民权没有关系,因为后者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伸张可以使权力受到限制。因此,作为决策者必须摒弃将公民意识仅考虑为公民对国家忠诚和责任的狭隘观念,唯有此,方能使公民意识健康发育。通过“维稳”换来的各种决心与认同的表白是靠不住的。“武器的批判”最多只能起到短期震慑的作用,而遗留的问题将是长期甚或致命的。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创伤”(social trauma)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治愈。

在多民族国家里,为了使不同民族对中央政府有向心力,为了使不同族群的民众在认同上以国家认同为先,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或者政府官员都认为在处理境内多民族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上都付出了许多努力,并认为已经有所作为。但是,付出努力与是否有所作为并不一定划等号。付出努力完全可能换来事与愿违的结果,这又如何谓之有所作为?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如果不去倾听不同民族民众的声音,不站在少数民族一般民众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和想问题的话,即便有着良好的愿望也未必能把事情做好。如此看来,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或者族群民众的公民意识,主要点应当在作为国家公民的少数民族群众根据宪法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利。如果我国民族政策调整必须在现有的框架内进行,决策者必须在法理上考虑下述建议:

第一,决策者必须抛弃推行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会最终解决民族问题的任何幻想。我们目前在民族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长期以来所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长期以来官方认可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知识,实际上把少数民族推到某种“他者”的位置上而不自知;以“发展”为图腾而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模式;因为少数极端分子恐怖行径而因噎废食地对特定的一些少数民族在整体上缺乏信任,强力监控维稳,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发掘但却回报不足,等等。因此,改变以往那种几乎是一刀切的做法,根据各民族的具体现实状况来调整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进行资源配置至关重要。

第二,根据各民族的具体状况实施赋权(empowerment)——给予各民族有更多的自治权。赋权其实也是一种资源配置,因此,对于历史与现实条件都存在差异的不同民族赋权的程度也应当有有所不同。在所有的自治地方,中央政府应当敢于、勇于放权——放手让当地各民族行使具有实质意义的自治权。中央政府还应当接受和鼓励民众对权力进行监督——包括对中央政府自身和地方上各级政府,包括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府,进行群众监督。政府应当立法使这样的监督成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使之成为公民意识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对制度的认可才是核心,而制度的核心关键在于能否将权力关进笼里,加以限制。

第三,必须让少数民族群众真正享受到经济上的实惠。例如,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新疆,政府必须与当地各民族达成协议,确立当地各民族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有限开发和使用权。自治区之外的其他企业或者个人——无论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其他省区——要在自治区地域进行各种经济盈利行为或者项目,必须以恰当的方式给予回报。必须在法律上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应当优先聘用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士。应当首先取消对少数民族民众的户口限制。各地不应以户口限制为由,对外来少数民族务工人士有任何意义上的刁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政策上对少数民族有所优惠,但户口制度的存在完全抵消了有关部门的这一努力。

第四、尊重各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禁止干涉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生活。决策者应该站在信仰者的立场上来考虑这方面的限制究竟会给信仰者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那种禁止留胡子戴头巾的荒唐举措不仅必须停止,还必须向少数民族群众进行道歉。不错,有些西方国家——如法国,对穆斯林女性的着装有所限制。但这一遭致激烈争议的规定也仅限于学校这类场合。

第五、必须禁止强制性地在民族地区学校里推行独尊汉语的措施。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汉语应当在民族地区推行,但不能强制推行。有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系统,这对这些民族本身和中华民族整体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少数民族有权利保持和维护自己的文字系统,让他们最大程度上地使用自己的文字语言将极大地加强他们的尊严与自信。国家应当让少数民族成员自己选择教育语言。应当鼓励汉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而不应当因为汉语是强势语言而放弃了解和学习相邻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机会。

总之,无论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上采取什么举措,放权与权力的“他律”应成为今后工作的主要原则。放权意味着赋权少数民族,“他律”意味着不管权力由谁执掌——无论他或者她的民族成分是汉族或者少数民族——都必须受到各族民众的严格监督与限制。这要不仅应该制度化,而且还应该作为公民意识的一部分进行强调与宣传。笔者相信,只有对少数民族委以信任,即:不因其特定的民族成份而对之存有戒心,他们才会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认同。但如何让有关少数民族感受到自己被信任,不被另眼相看?那就应当全面弱化有关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话语。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以及政治实践都证明,话语对舆论和民众观念有着本质性的型塑作用。而在认知的意义上,这种型塑经常是逆向的,比如,宣传中屡屡出现的“民族团结”口号,在认知的层面上是在提醒人们彼此间的不同,它实际上只能产生和加强区隔而无助于团结。所谓“炎黄子孙”之类的象征性符号也很令一些少数民族反感。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绝不能将自己建构出来的文化符号强加到其他民族群体身上。试想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如果把所有的中国人说成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四、结语

公民意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由于公民意识与公民权相伴而生,而公民权又受限于集团从属性而具有的排他性(Turner 1993),因此,公民权必定与权力有关系。它关乎权利(rights),而权利可以制约权力。然而,它又受到权力限制,因为只有国家公民才享有公民权。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公民意识的内涵与外延可以因为外在权力关系而有所不同。在权力不受限制的国家里,政府可以凭藉其对传媒与知识生产的控制,对公民意识施加影响与型塑。如果话语和思想的空间都为权力所控制,这在人文的意义上不啻是场灾难。这种现象在人类的历史已经发生过,纳粹德国是为其例。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应该包含对权力的警觉与监督的意识。国家(state)即是政府,对之是否忠诚绝不能与对祖国的热爱混为一谈。制度才应是公民对国家认同的基础。所以,一个国家政府如何能获得公民的向心力,取决于它的制度建设。换句话说,它必须是个“他律”的政府,它必须由衷地鼓励和接受民众对它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公民对它的信赖与忠诚。

同样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处理多民族事务上,调整好多面的认同关系,保证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和爱国热情。以上已经提出了一些十分初步的建议,但还有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思考。如果确实说次国家认同对国家社会整体整合与团结有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如何面对这些——从国家政治的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政府为之建构起来的族别认同?在美国和加拿大,无论是否支持对弱势族群或者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都有一个共识:所有对弱势族群和少数民族照顾性质的优惠政策都是暂时性的,这些政策在本质上是为了“治愈”长期以来政府和主流社会对这些弱势群体所造成的社会创伤。④ 在我国,少数民族有着很强的本民族认同,他们丰富多样的文化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财富,应该得到全社会的珍视。少数民族群众也应超越民族本位,不要过于在意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应当将自己视为具有独特意义的国家和世界公民。政府则应在创造促进不同民族相互理解的条件上下功夫,只有经常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不同背景的人们才能建立互信(Sandel 2012)。这也是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公民淡化自己族群界线的重要途径。

当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接触日益密集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边界(national boundaries)实际上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障碍,如果不是产生于被侵犯的危机场合,民族主义激情是不合时宜的,会遭致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谴责。今天,多样性与多元因全球化而越发丰富,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对全球化的抵抗,还不如说是拥抱全球化。那种认为全球化会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同质性文化的说法,已经被证明纯属臆断。但是,必须看到,全球化必将使人们的观念日益趋同。大部分社会对多样性的普遍推崇说明,某些超越文化和族群边界限制的价值理念,正在日益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并深入人心。这一事实说明人类享有的共性远超彼此间的差异。这样的价值观有助于遏止人类之间的相互敌视,推动人类文明的多样共生。因此,我们今天的公民意识应当反映当下的时代变迁与内容。在一个基本价值观念趋同而表达日趋自由多元的时代,每一个独立的生命都应受到珍视,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民族或者族群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的公民意识因此在社会从属性的问题上不应当仅有家国情怀,而且还应当有一种世界性(cosmopolitan)关怀。唯有此,我们才能跳出权力框定的道德限制,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上来看待和审视问题。

我国也开始注重软实力(soft power)建设。软实力是世界上所有举足轻重的国家都期待拥有的影响力。但是,软实力并不是权力本身所能打造的,其提升与政府行为无关。它更多是来自社会,来自民间,来自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软实力底蕴是文化,是思想。软实力来自创造力,来自独创性。而这些都必须建立思想与文化的多元之上。思想的多元才是创新的由来。因此,今天提倡软实力离不开对多样性的推崇与鼓励,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公民需要具有超越自身文化和国家边界的视野。现在对多元和多样性的推崇实际上已经是时代发展的一种要求,所以,任何以自身传统与文化独特性为由,拒绝人类和谐共生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必终为历史所淘汰。时代要求一个民族不能只关注自身边界(boundary),一个国家应当以民众利益为先,时代因此也要求超越族群与国家边界的世界性关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提升不在于国家公民的家国情怀,而在于发掘自身文化当中具有普世意义的内涵,并由此认识自身与人类其他文化的尊严与价值,进而领悟人本的价值关怀于当今之世的重要意义。如果将家国情怀考虑为对自身文化之人本意义的理解,那也就自然有了世界性的关怀。这是当代世界公民所应有的公民意识,同时也是软实力建设的基本原则。

①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对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挑战》一书里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因之在研究表述和资料的呈现上尽量避免受到情绪的感染(Huntington 2004: 3)。但是,显然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亦见(范可 2005)。

② 英译文为:History is made without knowing of its making, 转引自(Braudel 1990)。

③ 但波多黎各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尚任重道远,但主要的问题可能主要来自美国国内公众而非本国民众。根据我刚刚对我的几位美国学生所作的随即询问,他们认为(也包括他们在内)大部分美国人都不希望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担心联邦税收增加。尽管这个理由可能是一般民众的想当然,但显然要求美国公众接受波多黎各成为他们的一员可能还得“说服动员”。

④ 当然,原住民族如北美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等在自治上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一些印第安民族实际上拥有主权,尽管这样的主权仅对美国或者加拿大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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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范可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