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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性皈信和习得性皈信:农村熟人社会的基督教皈信

2015年01月14日 10:45:45 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摘要:斯达克的皈信理论认为宗教皈信是理性行为,目的是增加或保持社会资本。但该理论源于西方陌生人社会,对中国农村社区这一熟人社会中的宗教皈信难以做出有效解释。对一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农村社区存在需求性和习得性两种皈信类型。需求性皈信是理性行为,但并不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习得性皈信可以保持社会资本,但并非理性行为。需求性皈信属于“需求—供给”关系,信徒的“匮乏”以及宗教的“补偿”功能是需求性皈信的关键。但基督教发挥的“补偿功能”是可以被其他宗教甚至非宗教的民间组织所替代的。伴随着其他宗教的发展以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基督教的补偿功能有可能被替代,需求性皈信在农村基督教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可能会降低。习得性皈信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文化濡化,这种传播机制不仅会影响现在的家庭成员,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子孙后代。在未来农村基督教发展中,这种传播机制发挥的影响可能会更久远。

关键词:宗教皈信;农村基督教;宗教市场论;需求性皈信;习得性皈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督教获得了快速发展。与历史上基督教主要在大城市传播不同,改革以来的基督教发展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有研究显示,农村教会信徒的比重曾高达到80%(段琦,2004,p.571),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的统计也表明,中国70%的信徒在农村。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改革以来农村基督教的快速增长“是继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耶稣会等天主教差会,及晚请的天主教和更正教之后,基督教第五次在华的传播与发展”(梁家麟,1999,p.30)。基督教为什么在农村获得快速发展?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主要观点:环境论和生态失衡论。环境论关注的是基督教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农村基督教发展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市场化改革(Yang,2005)、宗教政策的调整(梁家麟,1999,p.30)、传统宗族势力的衰退(欧阳肃通,2009,pp.225-220)、基层政权从农村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撤退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董磊明,杨华等,2009)。生态失衡论关注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基督教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信仰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之后已经衰弱,难以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结果导致基督教“一枝独秀”的“宗教生态失衡”现象(牟钟鉴,2012)。环境论和宗教生态失衡论对于认识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两种理论都从“外部宏观因素”解释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事实上,农村教会是由一个个信徒组成的,农村基督教的兴起是一个个信徒皈信的结果。理解农村基督教的兴起不仅需要分析基督教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而且还需要分析信徒个体的微观皈信行为。本文尝试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基督教发展的实际调查,从个体皈信的角度解释农村基督教的兴起,并与当前西方主流理论———宗教市场论中的皈信命题进行理论对话。

一、理论问题及资料来源

近年来,学术界兴起了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中斯达克(Rodney Stark)提出的宗教市场论最为流行(斯达克,芬克,2004)。宗教市场论是由一系列可检验的命题构成,有关宗教皈信命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斯达克认为在宗教团体的增员中,“社会关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团体获得新成员的工作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与该团体外的人存在社交网络”(斯达克,本布里奇,2006,pp.354-355)。在分析基督教早期的传播过程时,斯达克指出,“成功的皈信运动建立在社会网络组织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由直接并且亲密的个人关系构筑成的社会构架之上”(斯达克,2005,p.24)。为什么社会关系网络在宗教传播中如此重要?斯达克从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斯达克认为,皈信宗教是理性的行为选择,“行为者选择‘消费’宗教‘商品’,就像他们消费世俗商品时权衡代价和利益一样”,“人们作宗教选择跟作其他选择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即权衡代价和利益”(斯达克,芬克,2004,pp.53、103)。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斯达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解释了人们的信仰改变。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人际依恋构成的,社会资本对人们很重要,理性的人总是增加或保持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宗教信仰的选择也是如此(斯达克,芬克,2004,p.148)。总之,斯达克提出了一个关于宗教皈信的重要理论命题:保持社会资本是人们选择信仰的核心。从个体皈信的角度,人们更有可能接受具有感情依附的“熟人”给他传播的宗教,因为接受熟人传播的宗教,可以保持、甚至强化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斯达克的皈信命题可以概括为“理性+社会资本”。斯达克的皈信命题对于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斯达克的皈信命题很难有效解释农村基督教的扩张。中国的农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区,在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都是熟人。假设某个村庄内出现了一名基督徒,村内的“熟人”可能都会受到他的影响,这名基督徒可能会向村子内的所有人传教。但传教的结果并不是村子里的所有人都皈信了基督教,甚至也不是村子里与这名关系最亲近的人皈信了基督教。为什么与这名基督徒都熟悉的人中,只有个别人皈信了基督教,而其他人没有皈信基督教?为什么同样的熟人关系没有导致同样的皈信?另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农村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属于外来宗教,属于少数人信仰。选择一个少数人信仰的外来宗教,不仅增加不了“社会资本”,甚至还有可能遭到亲友的反对与质疑,减少“社会资本”。显然,皈信基督教不能增加社会资本。在农村熟人社区,农民为什么皈信基督教?皈信基督教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为了考察农村熟人社会中的基督教皈信,笔者对河南中部的一个村庄进行了深入调查(为了叙述方便,笔者称之为陈村)。陈村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属于中部平原地区的一个自然村落,在行政设置上属于村委会。陈村人口2000左右,传统上以种植业为主。近些年,村里的乡镇企业开始兴起,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本村工厂工作或外出务工的收入。陈村是调查员老家所在地,之所以选择调查员的家乡进行调查,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进行基督教调查还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个陌生人到农村地区进行基督教调查,如果没有熟人的引荐,很难得到信徒的认可与配合,也很难得到有价值的调查资料。让调查员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调查,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调查困境。调查员从小在此长大,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并且通过自己的亲属很容易打听到村里有哪些基督徒,甚至调查员自己的亲朋好友里面就有基督徒,便于通过熟人的介绍对这些基督徒进行访谈。调查方式是“普查”,即对陈村内的所有基督徒进行调查。调查方法是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重点访谈基督徒的信教原因和农村基督教的传播路径。

二、改革以来的陈村基督教

为了分析农村基督教的皈信机制,本文结合调查资料,分三个阶段简要描述陈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发展状况。(一)80年代的基督教发展在陈村,最早的信徒是鲁香梅(1号信徒),早在上世纪60年代她就信了基督教,是在娘家的影响下“从小就信仰基督教”。除鲁香梅外,陈村的其他信徒都是在80年代之后皈信的,但这些改革后皈信的信徒,与最早的信徒鲁香梅并没有多大关系。陈杏(2号信徒)是80年代陈村最早皈信的基督徒,1983年开始信主,至今信教已有30年。信教的主要原因是想生个男孩,由外村的娘家姐姐传教而信。与陈杏类似,整个80年代,陈村共有5户8人皈信基督教,其中4户中的6人都是外村信徒传播的结果(80年代陈村基督教传播路径参见图1,其中圆形代表80年代皈信的信徒)。80年代陈村其他几位信徒的情况如下:信徒3,张喜兰,女,62岁,1986年因儿子久病不治,在信徒2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4,程华荣,女,57岁,1985年因病在娘家人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5(陈和录,男,81岁)和信徒6(陈和录的妻子,已去世)是夫妻俩儿,大约1986年,因小儿子的突然去世而伤心难过,在已出嫁女儿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7(陈占峰,男,49岁)是信徒5和6的儿子,在父母的影响下也信仰了基督教。信徒8(李柿,女,79岁)是信徒9(陈春和,男,77岁)的妻子,1989年信徒9因病在邻村侄媳妇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8也跟信了基督教。

20世纪80年代陈村基督教的发展表明,改革后基督教的发展不是村内原有信徒传教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外村信徒的“村际传播”。当然,在农村基督教的村际传播中,亲戚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2号信徒是由自己的姐姐传播的,4号信徒是由娘家人传播的,5号和6号信徒是由出嫁的女儿传播的,8号和9号信徒是由侄媳妇传播的。(二)90年代的基督教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的村际传播仍在继续,陈村又有两位信徒在村际传播下皈信基督教。信徒23(郭翠珍,女,45岁),1992年在娘家嫂子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当时信徒23家庭“不和睦”,“整天吵架”,信仰基督教以后,各自心平气和,不再吵架了。信徒27,受娘家人的影响从小就信仰基督教,后来嫁到陈村继续自己的信仰。这一时期,尽管陈村基督教的发展仍受村际传播的影响,但基督教的发展主要来自于村内信徒的传播。整个90年代,陈村共有19人皈信基督教,其中的17人是村内传播的结果,只有2人(信徒23和信徒27)是村外传播的。同时,在基督教村内传播的基础上,陈村也出现了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播,比如信徒5和信徒23的家庭(陈村90年代的基督教传播路径参见图1,其中正方形代表90年代皈信的信徒)。90年代陈村其他基督徒的情况如下:信徒10(王徐,女,59岁),为求健康、求平安1998年在信徒3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11(杨秀珍,女,63岁),1992年为了治病在信徒4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12(杜春玲,女,48岁)是信徒7的妻子,嫁过来后受丈夫影响,为了给小儿子治病,1993年信仰基督教。信徒13(陈继轩,男,23岁)和信徒14(陈轩轩,男,27岁)是信徒7和信徒12的两个儿子,他们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就信仰基督教。信徒15(张仙,女,47岁)在信徒12的介绍下,1995年信仰基督教。信徒17(女,已逝),1992年因病在信徒9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后来信徒17又传给了自己儿子(信徒16,男,45岁)。信徒17已去世,信徒16现已不再信仰基督教。信徒18(陈自周,男,53岁)是信徒19(张梅花,女,已去世)的儿子。1998年信徒19病入膏肓,在信徒17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18为了给母亲治病也在信徒17的影响信仰基督教。1999年信徒19去世,信徒18在家人的反对下放弃基督教信仰。信徒20(杨玉清,女,68岁)和信徒21(陈全林,男,70岁)属于一个家庭,信徒20是信徒21的妻子。1998年4月信徒20由于自己和丈夫都有病,在信徒12一家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22(殷改兰,女,45岁)在信徒20和信徒21的介绍下,1995年信仰基督教。信徒23皈信基督教之后,又传给了自己的丈夫24(杨根明,男,45岁),信徒25和26分别为信徒23和信徒24的女儿、儿子,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就信仰基督教。信徒28(陈东方,男,已去世)是信徒27的丈夫,信徒27受娘家人的影响从小就信仰基督教,信徒28又受妻子的影响信仰基督教。信徒28已去世。从陈村90年代基督教的发展来看,熟人关系并不是影响人们皈信基督教的最关键要素,因为在同一个村庄内部,大家之间都是“熟人”,但基督教发展的结果却是村庄内部的少数人皈信了基督教,并且皈信宗教的人并不一定是与基督教关系最亲近的人(比如信徒自己的家人)。很显然,在农村熟人社区,在“社会资本”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宗教选择。(三)2000年之后的基督教进入2000年之后,陈村的基督教进一步发展,又有9位村民皈信基督教。其中,既有基督教的村际传播,比如35号信徒和36号信徒;也有基督教的村内传播,比如31号信徒和37号信徒;还有家庭内部的基督教传播,比如29号信徒和32号信徒(陈村2000年之后的基督教传播路径参见图1,其中六边形为2000年之后皈信信徒)。2000年后,陈村基督徒的基本情况如下:信徒30为信徒14的妻子,没结婚之前受娘家人的影响在娘家就信奉基督教,婚后继续信仰基督教。信徒29是信徒13的妻子,受到丈夫影响,也信奉基督教。信徒31(杨冬梅,女,47岁)是信徒32(陈松灿,男,45岁)的妻子。2010年,信徒31由于有病,并且想要一个孩子,在信徒20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丈夫一开始不同意妻子信教,有一次在阻止妻子信教后,肚子突然开始疼痛,妻子祷告之后就不疼了,之后丈夫开始信教。信徒34(周秀英,女,59岁)是信徒33(陈序中,男,60岁)的妻子。2010年他们的儿子离婚,为了娶到一个好媳妇,夫妻俩在信徒20的介绍下信仰基督教。信徒35(张霞,女,48岁)受外村母亲的影响,为了图平安、家庭和睦,于2000年开始信仰基督教。信徒36(李凤枝,女,48岁),由于家庭关系不和心情烦躁、抑郁,在已出嫁小姑的介绍下,于2002年信仰基督教。信徒37(关彩萍,女,45岁)在信徒1的介绍下,于2010年信仰基督教。当时信教是因为自己未过门的儿媳未婚先孕,整天烦心、寝食难安。改革以来陈村基督教的发展表明,农村基督教沿着村际传播、村内(家庭外)传播、家庭内传播三种渠道扩散。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以家庭外的传播为主。从宗教传播的角度看,熟人网络关系在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中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村际传播是沿着“亲戚关系”传播的,村内传播是沿着村内“熟人关系”传播的,家庭内传播是家人之间的传播。尽管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是沿着熟人关系传播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们皈信基督教就是为了社会资本?为了考察宗教皈信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陈村基督徒信教的原因。

三、农村基督教的皈信类型

调查表明,陈村的基督教皈信可以大致分为两类:需求性皈信和习得性皈信。所谓需求性皈信是指为了满足特定需求而皈信基督教,比如为了治病、保平安、赚钱、求子、消除内心恐惧等。在这种皈信中,皈信基督教是皈信者的主动选择,是有目的的理性行为。所谓习得性是指皈信者长期生活在基督教家庭中,皈信基督教是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宗教文化习得的结果。与需求性皈信不同,习得性皈信并不是皈信者有目的的选择,而是长期接受基督教文化教化的结果,是在基督教环境的熏陶下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一)需求性皈信在陈村,需求性皈信非常普遍,信教的需求也五花八门。其中,最常见的需求是为了治病。比如,1998年信教的杨玉清(20号信徒)和陈全林(21号信徒)就是为了治病皈信基督教。杨玉清介绍,当时信教时,丈夫陈全林已经第四次住院,长年的医药费让家里欠了很多债,“我(20号信徒杨玉清)自己也是经常腿疼,起初别人劝我信基督教,我还半信半疑”。后来在劝说者热情照顾的感动下,“我还是忍着疼痛去教堂做了一次礼拜,谁知从教堂回来后腿就真的不疼了,晚上也终于睡了个好觉,这之后我就开始信教了”。丈夫陈全林也介绍:信主了,心情就会安定,疾病就会消除。我(21号信徒陈全林)以前身体特别不好,4年连续住了4次院,每次都得住个把月,整天吃药,住院,花钱,家里已经欠了很多钱。妻子当时已经信主了,也劝我信主。我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还说她是瞎胡跑,不让她信。后来看着她的腿疼逐渐好了,我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也开始跟着老伴儿去做礼拜。3次礼拜后,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多健康!除了治病,人们皈信基督教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陈村最早的信徒陈杏(信徒2)是为了生个儿子:我(陈杏)当时信主是因为计划生育,我怀着第3胎的时候,住在俺姐家(陈杏已经有两个女儿,她想要个儿子)。俺姐说你也信主吧,主给你赐个儿子。我当时一心想要个儿子,就信主了。虽然到后来生的还是闺女,但是我知足了,主教我知足。俺家那位(自己的丈夫)到现在还不愿意我信主,但是我就信了,信主多好啊,他没办法我!也有的信徒是由于遭受某种挫折,皈信基督教是为了应对某种苦难。比如周秀英(信徒34)和陈序中(信徒33)夫妇两人皈信基督教是因为遭遇了儿子的离婚:我(周秀英)和你序中伯(周秀英的丈夫)开始信主是因为当时你白涛哥(周秀英和陈序中的儿子)离婚了,我们心里很难受。他都30几岁的人了,也没有工作,我们多操心呀!你全林奶(杨玉清,信徒20)来劝我,说你信主吧,主会帮助你哩。让主给你家赐个好媳妇,感谢主!我就去信主了,我记得当时是大年初一,我就跟着她去教堂了。以后经常去教堂做礼拜,请主保佑我们家。你看,你白涛哥的闺女现在都1岁多了!有时皈信基督教并不是单纯为了某一种需求,而是为了多种需求。比如信徒31杨冬梅皈信基督教是为了打发孤独和治病:我刚嫁到这儿的时候,经常有孤独感,心里很恐慌(杨冬梅是四川人,在杨玉清介绍下和本村的陈松灿结婚,是村里的“外乡人”)。本来我也经常有病,整天吃药。俺姑(杨玉清,信徒20)说,你信主吧,主会保佑你,健健康康哩,平平安安哩!我反正也不忙,就想着试试。那年的圣诞节我就跟着俺姑去教堂做礼拜了,去了几次后就感觉身体好多了,心里不慌了。一般信主的人图的都是求平安、得福。你松灿爷(自己的丈夫,信徒32)原来不支持我信主,之后看我身体好了,他慢慢也相信了,还自己跑到教堂里去受洗。他以前胃不好,现在好多了。在陈村,为了特定需求而皈信基督教的信徒占据绝大部分。事实上,不仅在陈村而且在其他地方,需求性皈信普遍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大型问卷调查表明,因病信教的比例为68.8%,因事业不顺信教的比例为17.3%,因孤独无助信教的比例为8.1%,因家庭不和信教的比例为5.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2010,p.199)。(二)习得性皈信与需求性皈信相比,习得性皈信并不是有目的的理性选择,而是宗教教化的结果,其中社会化的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化是通过持续性互动完成的,社会化的途径有很多,家庭影响是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之一。正如约翰斯通所言,“宗教教化有很大一部分发生于正式的宗教组织结构之外,其中有相当部分发生于家庭互动之中”(约翰斯通,2012,p.174)。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持续互动,儿童在其中耳濡目染,接受某种特定价值观的濡化。当家庭成员中出现基督徒时,这位基督徒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出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生活伦理、行为方式,其他的家庭成员在与其交往互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久而久之就有可能认同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并最终皈信基督教。因此,习得性皈信主要存在于家庭之中,主要表现为孩子在父母影响下接受基督教信仰。在陈村,习得性皈信主要存在两个家庭之中,一个是23号信徒郭翠珍家,一个是5号信徒陈和录家。信徒郭翠珍(23号信徒)因家庭生气而信教,之后又传给了自己的丈夫杨根明(24号信徒)。他们的女儿(25号信徒)、儿子(26号信徒)由于从小就生长在基督教家庭之中,所以跟随父母也皈信了基督教。谈到自己的家庭信仰,郭翠珍充满着自豪之情:俺家四口人都信主,俺都是主的好孩子!杨剑(郭翠珍的儿子)现在还没有受洗,不过他从小就跟着我,是信主的。有时候在电话里,就给我们家祷告几句,挂电话之前还记得说“阿门”。俺松鹤(郭翠珍的女儿),她学习那样子(不太好),连初中都没有上毕业,也是从小就信主。现在当会计,你说现在多少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以她的文凭,她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工作!这都是主在保佑我们家,谢谢亲爱的主!信徒陈和录(5号信徒)和自己的妻子(6号信徒)在20世纪80年代就信了基督教,他们的儿子陈占峰(7号信徒)受父母的影响也信了基督教。杜春玲(12号信徒)和陈占峰结婚之后,受丈夫的影响,为了小儿子治病也信了基督教。杜春玲和陈占峰有两个儿子———陈轩轩(14号信徒)和陈继轩(13号信徒),他们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就信仰基督教。陈轩轩的妻子(信徒30)没结婚之前就是基督徒,陈继轩的妻子受到丈夫影响,也信奉基督教。信徒杜春玲谈到自己的家庭信仰,也很自豪:俺两个儿子、两个媳妇都信主,我们一家四辈人都信主(陈轩轩现有一个2岁的儿子,也经常被家人带到教会去),俺家人还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哩!习得性皈信不仅仅存在陈村,一些地方的基督教调查表明,这种皈信模式普遍存在。贵州某县的基督教调查表明,家庭继承式的习得性皈信比较普遍。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到教会参加活动,问起这些孩子“长大后会不会与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一样来教堂做礼拜”,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会”;当追问他们为什么长大后会来做礼拜时,一个重要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奶奶和妈妈都在这里做礼拜”。一位信徒描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郑筱筠,2011,p.422):我很小就跟着母亲来教堂参加活动,全家人都信仰基督教,所以自己也应该信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是在沿袭传统,自己不信的话,反而还觉得怪怪的。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这就像是在继承家庭遗产一样,我们继承了家里的信教遗产。我女儿也跟着我来了,她长大后,也会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问卷调查表明,在所有基督徒中有15.0%的信徒是因为“家庭传统”而皈信基督教,并且随着信徒年龄的降低,这种继承式的习得性皈信比例越来越高。在25岁以下的信徒中,一半左右的信徒是因家庭传统而信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2010,p.200)。可以推测,在未来的基督教发展中,习得性皈信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理性、社会资本与皈信在讨论

宗教经济的微观基础时,斯达克对“改教”(conversion)进行了界定,“改教是指跨宗教传统的转换”(斯达克,芬克,2004,p.143)。根据斯达克的这一界定,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居民从原来的无信仰或传统信仰皈信基督教,是宗教信仰的“长距离”转化,属于改教行为。斯达克认为理性行为和社会资本是理解改教的核心要素,但是本文的调查表明,理性和社会资本并不能对陈村的基督教皈信做出有效的解释。在需求性皈信中,农民改信基督教确实是理性的,是主动的、有目的的选择。但是这种理性的宗教选择,并不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而是为了某些世俗性需求。此外,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督教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来看,基督教在农村依然属于少数人的信仰,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对于传统信仰,基督教属于外来宗教。在农村熟人社区,皈信这一少数人信仰的外来宗教,不仅增加不了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起亲友和家人的反对,减少社会资本。在陈村的调查中,我们的调查员曾这样描述自己家人的基督教信仰经历:记得我小时候,奶奶一身病,住院吃药花了很多钱,她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邻居家国修奶(17号信徒)介绍我奶奶(19号信徒)信主,说主会保佑我奶奶,驱除撒旦,灭邪灵,病慢慢就会好了。当时我奶奶抱着试试的态度就信了,还让我爸爸(18号信徒)用个车子拉着她去过附近村子的好几个教堂。爸爸挺支持我奶奶信主的,家里的中堂画儿换成了十字架,我奶奶做礼拜时,爸爸也会饶有兴致地哼几句歌。我奶奶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在我的记忆里,她的病并没有因为信主而有什么改善,不久我奶奶就去世了。在奶奶有病信主期间,我妈妈,还有我姑姑,就一直不同意我奶奶和爸爸信主。对于我奶奶信主,她们认为信主根本不会有什么用。对于我爸爸信主,她们认为一个男的,信主是非常没有出息的事。爸爸的信主热情随着奶奶的去世,还有姑姑和妈妈的反对,不告而终,家里的十字架当然也被撤下来了。很显然,信徒18当初皈信基督教只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并不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当自己的母亲去世后,皈信基督教的“需求”已不存在,这位信徒逐渐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因为“亲属的反对”,只有放弃基督教信仰才能维持原来的社会资本。因此,斯达克皈信命题中的“社会资本论”,在需求性皈信中难以成立。在习得性皈信中,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信仰皈信基督教,确实有利于保持他们的社会资本。正如斯达克所言,多数人都留在他们成长于其中的宗教组织内,这样可以保持与他们的父母和亲戚一样的信仰,“因为这样做保护了他们的血缘纽带。通过留在所依恋的人的信仰之内,一个人便可以保留其他人的好感而最优化社会资本”(斯达克,芬克,2004,p.149)。但是,这种有利于保持社会资本的信仰继承,显然不是理性行为,不是有目的的主动选择。而是基督教价值观、生活方式、宗教礼仪教化的结果,是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宗教儒化。因此,斯达克皈信命题中的“理性论”在习得性皈信中难以成立。事实上,斯达克的宗教市场论主要来自于美国社会的宗教实践,而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斯达克的宗教皈信理论主要是基于陌生人社会中的宗教皈信提出的,更适于解释陌生人社会中的宗教皈信。在陌生人社会中,宗教扩展是沿着熟人网络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教会增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个移民社会,新来者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活在一个匿名社会中,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需要融入当地社会,“有目的”的加入某个特定宗教组织,确实能够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因此,获取社会资本是影响信徒皈信的核心要素。对此,斯达克也作出了明确论述。他认为社会危机、移民和婚姻都可以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引起信仰的改变。他举例说,公元2世纪和3世纪横扫罗马帝国的两次大瘟疫,使很多人无所依恋,他们的家人和亲密朋友或死或逃,这使得皈信基督教不仅在社会资本上代价较少,而且人们可以通过基督教信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增加社会资本。同样的道理,移民和婚姻也能改变人们的信仰,因为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意味着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需要构建新的关系网络;婚姻常常使配偶依恋于一个新的家庭网络,这都是信仰改变的重要契机(斯达克,芬克,2004,p.149)。改革之后的农村社区,尽管经历了市场化改革以及民工潮的冲击,但农村社区依然是熟人社会。这是斯达克的皈信理论难以对农村基督教皈信做出有效解释的关键。在农村熟人社区,相对于传统信仰,基督教属于外来信仰;相对于广大的非基督教而言,基督徒群体属于少数人群。在这种情境下,加入教会可能遭致村民的“另眼相看”,引起周围熟人的质疑。因此,农村信徒加入基督教,显然不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也不能增加社会资本。如果没有特定的世俗性需求,人们很难主动选择这一外来信仰。因此,在农村熟人社区,社会资本并不是理解基督教皈信的关键要素,信徒本身的“匮乏”、“内在紧张”以及由其而产生的特定需求,才是理解农村基督教皈信的核心要素。

五、结论与讨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洛夫兰德和斯达克通过对美国一个膜拜团体的研究,提出了宗教皈信的七因素“增值皈信模型”。他们认为,皈信宗教是七个因素先后影响的结果,其中前三个因素为宗教皈信的“诱惑性因素”,即宗教皈信的诱因;后四个因素为“情景性因素”,使得宗教皈信成为可能(Lofland&Stark,1965)。在诱惑性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紧张不安”。只有感觉自身存在严重问题的人,才会寻求新的宗教信仰,也即是说,皈信某种宗教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现实需要,只有存在某种“特定需要”的人才会皈信宗教,这实际上是宗教皈信的“匮乏补偿论”。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斯达克逐渐放弃宗教皈信的“匮乏补偿论”,逐步转向宗教皈信的“社会资本论”。在后继有关宗教增员的研究中,尽管斯达克指出宗教皈信中不能排斥匮乏补偿的作用,但“匮乏说……对一种令人满意的增员理论似乎只能发挥很一般的贡献”,“匮乏和个人问题是促进性的因素,其本身既不充分也并不总是必要”(斯达克,本布里奇,2006,pp.355、341)。在《信仰的法则》中,斯达克彻底放弃了宗教补偿的概念。谈到宗教市场论与原先理论的关系时,斯达克指出,“对于那些熟悉我们先前版本的人们,我们应该指出,我们只是扩充了这个理论,对于原初理论并没有做重大修改,但有四个例外。最重要的修改可能就是我们放弃了宗教补偿论概念”,“跟放弃补偿概念相一致,有必要把这个词从宗教定义中去掉”(斯达克,芬克,2004,p.102)。也即是说,在宗教市场论中,斯达克完全放弃了匮乏补偿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社会资本在皈信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新的宗教皈信命题,认为宗教皈信是理性行为,目的是为了增加或保持社会资本。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熟人社区,社会资本并不是理解人们皈信基督教的核心要要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主要是家庭外的传播,信徒的皈信也主要是需求性皈信,信徒个体的匮乏以及由匮乏引起的特定需求,是理解人们皈信基督教的关键。尽管改革以来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以需求性皈信为主,但从未来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来看,习得性皈信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宗教市场理论,需求性皈信属于“需求—供给”关系,信徒的“匮乏”以及宗教的“补偿”功能是需求性皈信的关键。但是,基督教发挥的“补偿功能”是可以替代的,不仅基督教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其他的宗教也可以满足人的这种需求,甚至非宗教的民间组织也可以满足相似的需求。伴随着其他宗教的发展以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基督教的补偿功能有可能被替代,需求性皈信在农村基督教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大降低。已有的定量研究已经表明,目前农村普遍实施的“新农合”能够较为明显地遏制农村信教人数增幅不断增加的趋势,并且新农合开展时间越早,这一遏制作用就越明显。这说明新农合的开展,使得宗教的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明显下降,由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提供的社会保障之间具有替代作用(郑风田,阮荣平,刘力,2010)。有关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信仰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表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村级水平,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供给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农村信教的比重;在农户水平,农村公共文化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户个体宗教选择的概率(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0)。与需求性皈信不同,基于家庭内传播的习得性皈信是一种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文化濡化,这种基督教的传播机制不仅会影响现在的家庭成员,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子孙后代。在未来的农村基督教发展中,这种传播机制发挥的影响可能会更久远。

(该文曾提交“第十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暨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项目报告会”。陈二培同学作为调查员帮助笔者收集了调查资料,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董磊明,杨华等.(2009).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快速传播及其对宗教管理的重大挑战———基于基督教10省20村传播状况的调研报告.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段琦.(2004).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梁家麟.(1999).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

罗德尼·斯达克.(2005).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2004).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为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德尼· 斯达克,威廉姆· 希姆斯· 本布里奇:(2006).宗教的未来.高师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纳德·约翰斯通.(2012).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第八版).袁亚愚,钟玉英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欧阳肃通.(2009).转型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宗教:兼以乡村基督教为个案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0).公共文化供给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检验———基于河南农村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6),72-85.

杨凤岗.(2012).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与宗教短缺.文化纵横,1,26-31.

郑风田,阮荣平,刘力.(2010).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经济学(季刊),9(3),829-850.

郑筱筠.(2011).贵州省BJ地区DF县基督教调研报告.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调研课题组编著.中国基督教调研报告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2010).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金泽,邱永辉主编.

中国宗教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牟钟鉴.(2012).

宗教生态论.世界宗教文化,1.Yang,F. (2005__________).Lost in the Market,Saved atMcDonalds: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in Urban China.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 Study of Religion,44(4),423-441.

Lofland,J.& Stark,R.(1965).Becoming a worldsaver:Atheory of conversion to a deviant perspective.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30,862-87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基督教的皈信机制及管理策略研究”(13CSH009),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项目”,2014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

作者: 韩恒、王瑛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