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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思想 ——兼论民族研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

2014年09月17日 04:45:16 来源: 《学海》2014第4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华民族认同与族际社会整合研究”(项目号:13XNI010)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理论自觉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研究”(项目号:14BSH002)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受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的思想和理论,人们有许多认识与解释上的偏差,如强调“多元”、差异或“不同”,而忽略其理论中“一体”与“和”的方面,这种误解与曲解,不仅造成认识与理论上的混乱,对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也有不良的影响。对于这些认识与解释上的偏差,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加以厘清和批判,以促进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关键词 费孝通 和而不同 天下大同 文化自觉 理论自觉

费孝通在其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的最后十余年里,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纷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致力于思考人类如何共处的问题,在挖掘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和“天下大同”等思想及其对化解人类冲突与纷争的意义。对于这一重大主题,费孝通做了大量论述,但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更为明确和系统的理论总结。人们对他的这些思想的理解也有许多方面的偏差。因此,根据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历史轨迹,对其“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的思想加以系统梳理,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认识上的意义,在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实践中也有重要价值。

一、对费孝通“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思想理解的偏差

在关于民族、国家及文化之间如何共处共存的思考中,费孝通晚年提出了“多元一体”“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与命题。早在1990年时,他就提出和描绘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人类和谐共处的理想蓝图。

对于如何理解这十六个字,费孝通后来从“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等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做了解释。但人们对其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有诸多偏差,有误解也有曲解。例如,有人说这十六字中的“天下大同”,应该是“和而不同”,认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天下大同”。[1]此外,在对“多元一体”与“和而不同”思想的理解中,有人强调“多元”及其价值,而忽视费孝通对“一体”的强调与追求;有人强调“和而不同”中的“不同”层面,强调保持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偏离了费孝通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核心——“和”的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孔子在谈人与人的交往时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朱熹的注解是“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3]意思是君子能与他人保持和谐但不盲目苟同他人,小人苟同他人但不能与他人保持和谐。可见,“和而不同”中“和”与“同”是近义词而不是反义词,“同”指“苟同”,而不是与“异”反义的“同”。费孝通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做了发挥,一方面将其从个体交往扩展了民族、国家和文化间的交往,另一方面,也有意无意地将“和而不同”中的“同”看作“异”的反义词,从“和”与“同”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上阐述“和而不同”,分析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的关系。许多著名学者,如汤一介、方立天等,也都从这一角度阐释“和而不同”。这也成为人们对“和而不同”误解和曲解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做专文论述。

此外,许多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范式中理解“和而不同”,不是注重在文化差异与分歧的条件下对“和”的追求,而是将差异和“不同”绝对化,并作为追求目标。例如,有分析认为,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对同一性的追求变得不再可能,求“同”思维应当得到扬弃,因为文化“趋同”造成文化的单一化,必定给人类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弊端,甚至灾难。“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有利于克服弊端、预防灾难。[4]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承认政治的话语下,追求“多元”、“差异”或“不同”成为一种时尚或基本选择。似乎一种文化、一个族群或民族只有保持其独特性或自成一“元”,才有存在的价值与理由,才有与其他群体对话的权力与资格。

不过,从费孝通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立场看其“和而不同”的思想,其基本思路和思想是十分清晰的: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族群、民族和国家,都应该有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也就是要有“和而不同”的包容、开放心态,只有这样,人类相互之间才能和平共处,才能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达致“天下大同”的理想状态。换言之,在历史上和当前“天下大同”不易实现的条件下,“和而不同”是基本的相处之道,而且也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和理想,在“和而不同”的氛围中,“天下大同”终将有实现的一天。

在当前我国的民族和文化研究中,有些研究者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与费孝通的上述思想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大为相悖。例如,有学者无视我国历史上和当代各民族在共同参与现代化过程中民族间交往交融不断加深、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都不可能有“民族融合”,也不可能“促进民族融合”,现阶段也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5]。受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有人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理论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甚至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为多民族社会与国家发展的理想基础,而无视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及政策在欧美移民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也无视多元文化主义不但并未带来族群间实质性平等、反而造成族群纷争和国家认同困境的事实,更无视中华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历史与现实过程。[6]民族研究中的这些观点、立场和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误导性,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加以分析和澄清。

上述对费孝通“和而不同”思想的误解与曲解,其中一个核心方面是将“差异”与“不同”当做本质性的东西或根本追求。实际上,这种将文化或民族之间的差异绝对化的思想与理论,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认识上的误导,对民族、文化关系的政策与实践也会带来深层的消极影响。

不同国家、民族或族群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与“不同”,有其自然和历史的条件或偶然性因素,更有人为建构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如歧视、隔离与压迫等,都是“差异”长期保持或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与机制。如果要真正实现各民族或文化群体事实上的平等和共同繁荣,必须要通过发展经济、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之间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差异的东西将减少,对立、冲突也将减少。

由于在历史与现实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强制同化政策等原因,多元文化主义及其许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广泛的影响。人们对“同化”或“融合”的恐惧,使得“同”成为被排斥和污名化的对象,从而也造成对“不同”而不是对“和”的追求。但是,将“多元”、“不同”和“差异”作为终极追求,不但容易陷入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也会造成民族、文化关系的现实困境。

对文化“多元”的强调与崇尚,虽然出发点可能是包容和尊重差异,但实践结果却可能也导致排斥和纷争。对于弱势族群及其精英成员而言,保持或追求某种文化差异性或独特性,有其政治、经济等方面利益与好处。但强调文化差异性、否认融合的意识建构,可能会在各民族或文化间在历史与现实交往过程中已形成一定程度的融合与共同性的情况下,引发各民族或族群的认同危机,激起民族或文化群体重新建构各自文化独特性的倾向,从而形成排外与纷争的社会机制;对于强势群体而言,关于文化“多元”与差别性的话语与主张,往往可能掩藏着排斥的目的:他们会宣称,要保持某些文化中“有价值”的“不同”或“多元”,就必须对其文化群体有一定的隔离,否则就会被同化。例如,欧美一些国家为保持所谓的“差异”而采取的“隔离但平等”政策,实际上并未实现族群间的真正平等,反而成为种族主义保留或滋生的温床。就如法国学者塔吉耶夫所分析的,在全球化与国际移民的条件下,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打着文化多元化或所谓“差别权”的旗号,实施排外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新种族主义”[7]。

作者: 奂平清 责编: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