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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我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

http://www.xjass.com  2008年07月11日 11:30:56  稿源: 作者: 许成安,杨 青

 
喀纳斯湖  摄影:赵东

【摘  要】 我国西部地区草原沙化以及沙尘暴等现象的出现

,深层原因在于人类受利益趋使而对草地这一公共资源实施了过度放牧与使用。在现行的土地制度框架下缓解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或者说运用市场的力量来减少(或转移)牧区人口,即以城市化发展来达到保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目的,而不是采取向牧民征收牛羊税的办法。

 【关键词】 西部地区;草原沙化;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化;人口迁移;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03)04-0026-03 

   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当严峻: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而且,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达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草地的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1]严峻的西部生态环境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讨论中也形成了一些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本文拟对理论界的主张与建议进行评析,并提出通过减少西部牧区人口数量来缓解生态环境的观点。

一、对缓解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各项对策建议的评析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根源在于牧民的过度放牧,为解决过度放牧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籍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呼吁说: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2]在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笔者看来,对牛羊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一些牧区的群众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而这与我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衷显然是相悖的。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以行政手段来禁止牧民养羊。据说,山羊不仅吃草,而且还会用蹄子将草根从土中刨出来吃掉,这就造成了西部地区植被的破坏和草原沙化现象的产生,最终结局必然是形成沙尘暴和泥雨等环境恶化问题。因此,要想阻止草原沙漠化,就应该尽快将山羊斩尽杀绝。如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一些旗市,就曾经制定了针对山羊的禁牧令”,一些旗甚至下定决心,要在若干年内把山羊消灭干净。我们认为,这种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元凶,并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的认识是肤浅的,这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理性分析表明,我国西部地区草原沙化以及沙尘暴等现象的出现,深层原因在于人类受利益趋使而对草原这一公共资源实施了过度的放牧与使用。

早在18世纪上半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解决问题的第三个思路是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减少牧区人口数量或人口迁移的对策主张。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半干旱区为20,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人口较20世纪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20世纪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

二、城市化或牧区人口转移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进行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

(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

(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

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发展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农村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现代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

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3]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问题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而应该放在改革目前农牧民进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交通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4]

笔者认为,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已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企业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150-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官僚主义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总之,减少西部牧区人口的重要途径在于加速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政府深化我国的户籍制度、行政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我们应该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允许落后地区的人口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发达地区或大中小各类城市转移,毕竟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维护广大西部地区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由西部草原沙化和人口迁移问题我们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问题。

目前,西部地区对西部大开发有着极大的热情,然而我们发现,相当多的地方将开发重点放在资金和项目的引进上或放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上。实际上,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本身决定了西部地区的投资成本将是非常高昂的,其效益也将比东部地区差得多。按投资的经济效益以及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等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绝不能简单地放在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上,而应该放在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上。具体说,西部地区应该通过实施一增一减的政策措施来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谓是指要增加西部地区的各项制度变革和观念创新。

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固然受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所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制度安排与观念意识方面的差异才是关键与根本。从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来看,加快私营经济的发展应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大开发的重点,政府应通过加大自身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方面来努力降低私营企业主从事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所谓是指要减少西部一些地区的人口数量,特别要减少牧区的人口数量。可以预料,在维持现有土地制度和不减少(或不转移)西部草原地区人口的情况下,基于生存、发展以及东西部地区竞争等方面的压力,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甚至粗放式利用必然难以彻底避免。而一旦西部经济发展的重点仍放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那么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必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

【参考文献】
[1]
大西北的资源与生态[].陕西水利,2000,(6).
[2]
石路明.华人经济学家建议: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税[].经济学消息报,2000-08-11.
[3]
许成安.论城市的城市化[].财经科学,2001,(5).
[4]
许成安、杨青.我国城市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江淮论坛,2000,(3)

  责编: 李欣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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